上个世纪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离家出走，边走边说，说出了一个“不争论”的著名观点。面对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邓说，不争论。这个不争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著名三论——猫论、摸论、辩子论的大集成，这个集成，把“摸到石头过河”，变成了“闭着眼睛过河”。
“不争”论是公共议程中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的集合体，它甚至排除了任何民众参与的可能性，只用一句话就推动了持续十五年的经济大跃进，可谓政治上的极低成本。在“不争”论的号令下，中国开始了向经济领域的新长征，空前规模地征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把它们几乎全部兑现成了经济利益。现在来看，这十五年的高增长带来的资源透支和环境破坏，不知道要用多少个十五年，才能弥补。也不知道，生态环境的巨大成本，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该谁来摊销？
不争论，看起来是在决策和执行上节约成本，其实是成本的转嫁――把较小的行政成本，转化成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把公共决策成本的加减法，做成了社会摊销成本的乘除法。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局部利益胜整体的成本转嫁方式，不是制度决策的优越性。
在“不争”论带来的经济狂热中，有个张姓青年提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著名观点，用经济和军事的方法，而非政治和文化的观念，把世界先进国家及其文明，设定成为中国国家的假想敌，以斗争哲学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环境。这套假设，假借“外敌”来忽悠人民，压制异议，强化集权专制主义，其实是自已在搞自己。
在“不争”论导致的文化偏执中，麦天枢筑起民族主义祭台，祭起国家主义大旗，提出大国小民，大国崛起的战略构想。然而面对短缺的资源，透支的环境，人口的压力，中国究竟应该软着陆休生养息，还是硬起飞死充胖子，负债经营，其实真该好好争论争论了。
在“不争”论造成的社会混乱面前，胡锦涛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试图重新整合执政观念，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然而绕过了政洽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和具体发展中的实现路径问题。所以，这套建设和谐社会的“好经”，至今无人会念，更无人愿意念。可惜一本改革“好经”，被党内民主集体否定，被迫变成假正经。
在“不争”论引起的前瞻危机面前，俞可平提出了民主不是西方专利，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继而，谢滔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参考模式。然而马上有人认为，北欧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这个筐，如同“不争”论，看起来什么都可以装，其实是皇帝的新装――什么都没有装。
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不争”论积淀下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一时间争也争不清楚。所以，利益当前，无暇它顾，人们只好怀揣着最后的发财梦想，追赶末班车，先上车，后买票，不怕拿不到，就怕不准靠，一旦靠上去，嘿！上下其手，以钱为纲，大把捞钞票！在这种未世疯狂氛围中，资源被恶性透支、环境被加倍欠帐，还有谁会认真想过“欠帐还帐”的问题？。这正如一个“账多不愁，虱子多了不咬”的老赖，干脆欠账不还了：我欠帐，我大爷！
不争论的实质，是只许你争利，不许我议论。这是以少数人的强项，剥夺了多数人的权利。在不争论的掩护下，短短十多年，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加速度地透支、沦陷、衰败、崩溃……潘岳有句话震动朝野：现在的问题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过的问题。话是重了些，却是站得住脚的真道理。出自一个中国高官的真诚，难能可贵。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说：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同理，没有争论，就没有真理；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破坏，就没有秩序。在十多年的志愿者体验中，我认识到了一个基本事实：有的建设是破坏；而有的破坏，是建设。比如，一些毫不尊重公众意见和公民权利的公共工程建设，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态环境和文明社会的基本秩序。反之，环保NGO对这类公共决策和公共工程的反对和抵制，虽然有可能“破坏”业主的短期利益，却维护了公共的长期利益，同时促进了公民维权的法治环境建设，推动了建设更加全面更加公正的文明社会新格局。
所以我们说，要讲环境权利，必须讲表达权力；有了表达权力；必定发生争论。有了这些争论，事物的表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也只有看到事物的全貌，才有资格作出决策。同时，有了这些争论，就会促进公共议程设置的改进，促进意见整合机制形成，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不是姓东还是姓西的什么“东西”，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伟大成果和发展方向，谁也把它推不出去，绕不过去，拖不下去。在民主制度下，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造假，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接不起人民的招，就不配管理人民――请你走人。而那些只要红花不要绿叶的色盲色弱患者；那些只听单声道，反对多声道，压制立体声的音盲制造者，那些把专制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聪明人，也请你们走人――离开公共权力，各自谋生去。
至于那些鼓吹挣钱才是大道理，罗卜快了不洗泥的现实主义者，请你们在忙于安排自己子女的前途时，想想中国还有3.67亿未成年人——你们拿走了罗卜，留给下一代的，全是泥。你们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平衡的同时，也在破坏人类的代际平衡。你们说救不了党，也不救国，但是必须救自己，救子女；那么请你们也从公共权力部门中退出去，因为公共权力，不能用来干这个事情。
前些年，当一些人为台湾民主初期出现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而幸灾乐祸时，有位朋友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人大人大，你为什么不打架》。这位朋友说，台湾人素质真高——政党吵架，人民和谐；政党一团和气，人民苦不堪言。无数事实证明：通过人大吵架，人民看戏评戏当裁判，确实可以换来社会和谐。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美国最大的成就，不是登陆月球，不是经济成就，而是美国人民，把政府关进了笼子里。作为一个总统，把公权力约束在人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视为文明的成就，这种价值观，无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都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古人言，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这是一种东方人生观；以民为本，民贵君轻，这是一种东方社会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是一种东方生态观。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整套执政理念，则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性的东西，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极具现实意义。
“和谐”的字面解读，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要达到这一点，“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量”。就是说，要实现和谐，尺度的把握优先于数量的追求。当然，这个“度”泛指政府行为的正确度和公共决策的准确度，而不是那个严防死守老百姓嘴巴的言论尺度。这一点，不知道我们拉动经济发展的官员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听懂没有？可不可以转换一下观念？但愿你们在发展中，把数量转型为质量，把速度改变成风度，追求一点品味，追求一点优雅和高贵。
和谐二字，还有一种来自造字法和结构法的民间解读，即：“和”为人人有口饭吃，“谐”为人人皆可发言。能够吃饱，可以说话，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解读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真实国情。而让中国老百姓“吃饭的不许说话，说话的不准吃饭”的执政理念和具体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古希腊哲学家普鲁泰古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只有人本主义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原因和目的。
有人说，目前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必须回避二个字：环境；也有人说，目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也必须回避两个字：和谐；还有人说，目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掌权者关系最好的时期，还是要回避二个字：羞耻。
虽然，我并不是象有些学者那样，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天然的反对党。我没有那么绝对。但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公共的道德考量，只有事实判断能力和会计能力，就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能被称为知道分子、经济分子，或者直接叫货币单位（比如五毛、万元、百万等）。相对于体制内一些人悄悄传递的“你腐败，我放心”的价值共识，对公共知识分子，我的理性判断是“你争论，我放心”；，我的价值认同是“你独立，我亲近”；我的情感表达是“你作弊，我可怜你”。
60年来，中国前三十年是政治家的天下，后三十年是企业家的舞台。最近十多年来，又成了经济学家的实验场。在建设发展中，国家忘记了一个客观的存在：社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被人忽略了。如果没有社团组织，没有社区自治，只有政府包办一切，只有一党独大，这对“社会”主义是个讽刺――因为这是国家主义、政府主义、政党主义，唯独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明白，没有社会的客观存在，一切政治业绩经济成就意识形态，都是过眼烟云。这是因为，政权是一些时候一些人的；而社会，是所有时候所有人的――国家有限，社会永恒。没有健康社会的存在，所有的经济发展目标，都会失去根和本。
没有公民社会的社会，是残缺而万恶的旧社会，不配享有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户口。中国NGO特别是环保NGO，正在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地拓荒播种，试图开创、建设中国公民社会，为大中国报户口，让中国和平长入二十一世纪的友好环境。但愿中国主流社会（不是主要的流ｘ社会），给中国NGO一个宽松的生长环境。
综合起来看，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一整套以人为本的执政理论，是合乎实际的，是得人心的。然而现实中国，似乎正与这个执政观念南辕北辙，反向而行，而且越走越远。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和谐被人片面曲解成为社会稳定，并以稳定之名，消灭不同的声音，埋下新的不稳定。当人与事对抗，事与情分离，人与物易位，物与理相背的时侯，这条路到不了和谐社会。所以，如果让利益集团继续坚持固守错误的发展模式，中国究竟要到哪里去，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现实的国家，面对经济前进、政治倒退所带来的巨大的时空错位、社会反差和生态环境失衡问题，怎样走出困局？我认为，应该换换思路了。当真真假假的政治学救不了世，虚虚实实的经济学补不了天的时侯，不妨看看先进国家在怎么做。特别是，中国人具有整体思维传统，具有辨证思维的哲学观，这时应该重新重视讲求整体性系统性的社会学和生态学了。
如果说，社会主义救过中国，资本主义又救了社会主义，那么现在该让社会学来救社会，让生态学来救环境了，再不救，就晚了。可以这么说，如果现在不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在实处，如果现在不把整体综合平衡放在首位，如果现在不放慢速度来调整平衡，如果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生态学不能成为转型期的中国显学，中国问题，将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并将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尔用社会学观点，总结出三种社会发展形态，一种是过去决定现在，一种是现在决定现在，一种是将来决定现在。当下中国，究竟在用什么来决定现在？中国之路怎么走？谁在走？能走多远？硬崛起还是软着陆？消耗型还是节约型？制造型还是创造型？威权型还是民主型？冷战型还是友好型？是应该通盘考虑全面规划的时候了。
现在回到本题，和谐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复杂表情，那就是以合法的表达，合理的争论，和善的愿望，和平的抗争，通过意见沟通和利益平衡，使公共决策回归人心，回归人性，回归人道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衷共济。
当然，最终的平衡，不只是利益的平衡，更是文化的多元化带来的人心的祥和，人事的平衡，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高贵，这才是真正的平衡。在这里，和谐的表情不是奸笑假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和谐，你的名字叫争论。
今天，我用一个杂文家的笔法，表达了一个杂家的想法，幸好这不是那种所谓专家的“权威意见”，害不了人。所以大家放心分享的同时，也请你行使你的表达权利——放胆批评。
谢谢大家的时间。
本文为2008年4月12日，在四川青年志愿者培训班上的主题发言《和谐社会的表情：表达＋争论＋平衡》第五、六小节（全文有删改补充，己发表）。
2008年4月12日。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