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大学的文风盛极一时。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苏雪林和凌叔华,三位女作家，被人称作珞珈三杰（武大坐落珞珈山）。

是时，袁的丈夫杨端六为武大训导长，凌的夫君陈源是文学院长，居校舍一区。苏雪林是讲师，居三区。凌叔华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照常理可教中、英文，但陈源“怕人闲话，说他任用私人，便始终不使凌叔华在武大教书”。袁、凌、苏三人常有文字见诸报端，文风新锐，影响颇大。俗言“文人相轻”，而她们三人则相近、相亲、相爱。苏雪林在致笔者信中曾说：武大岁月，她是袁昌英家的常客，但凌叔华家鲜往。因陈源时任文学院院长，她怕被人说“攀高枝”。不过，春秋佳日，他们三人常联袂出游，或赴洪山、蛇山踏青，或登黄鹤楼望远，把壶品茗，谈文论艺，意兴盎然。

凌叔华出自名门，貌美又具才气，擅长小说、散文，兼擅丹青水墨，苏雪林曾撰《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以推崇，称其“笔致雅洁清纯，无疵可摘，不啻百炼精金，无瑕美玉”，并亦认同她是“中国的曼殊菲尔”。后，凌叔华随陈源赴欧居英伦敦，苏雪林再度赴法寓巴黎。一九五○年秋，伦敦举办英建国一千年博览会，凌叔华作东道主，邀苏雪林前往参观。不久，苏雪林赴台湾执教。适新加坡南洋大学到台欲聘苏雪林，苏雪林不志另谋,遂荐凌叔华。凌在南大教了一年，因人际关系不谐,转应美国某大学之聘主教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苦于资料匮乏，求援苏雪林。苏雪林四处张罗搜觅……一九九○年，凌叔华在北京逝世，台湾媒体约苏雪林撰文纪念。苏雪林在日记中写道：“若述昔日过从甚易着笔，若述叔华文章、绘画上成就则较难，若述其平日性情习惯则更难矣。然人生在世，为文岂能无曲笔？今其人已死，言其短实不该，惟有舍其短而取其长矣。”（《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十四册）即抱病撰四千字长文《悼念凌叔华》。文末还慨叹老友晚年生活的孤凄，结句是“人生真是如梦却未必如歌”。

凌叔华去世后，其独生女陈小滢不时音问长辈苏雪林。苏雪林每信必复，九十八岁时她致小滢一封长函有四千字，以致苏雪林在日记中惊叹自己“脑子果然复苏了”。

凌叔华与袁昌英的关系要近于苏雪林。凌叔华是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的“干妈”。袁、凌过世后，袁的女儿杨静远和凌的女儿陈小滢过从甚密。小滢每每从伦敦回北京探亲，都要与干姐杨静远晤聚。

相较起来，苏雪林与袁昌英的关系要亲密得多。

袁昌英（兰子）留英是学戏剧的。苏雪林在她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中，为袁列专章《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评述。称“袁昌英是当代女作家中惟一研究戏剧的人，她的创作仅有《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篇篇都相当精彩，可说是当时贫薄剧坛的宝贵收获”。

苏、袁两人不仅是文友，在人生旅途上也有过提携和助持。她们订交于一九二五年的上海，结谊计二十多年。苏雪林说,在上海“我们三日便通一封信，都写得很长，闲话家常外，也讨论些文学艺术问题。兰子常对我说：‘你的信文采斐然，见解透彻，我非常爱读，我把你的信封封保存，现在已捆成几大捆了。’”当初王世杰(雪艇)办武大，所聘教授大半是英国的旧同学，“我不是留英的，兰子在雪公前极力推荐，因之，民二十年，我也上了珞珈。”“上课时在校中日日见面，课余之暇，两家相互走动；吃饭、喝茶、聊天，日子过得很愉快。”抗战军兴，武大迁到四川乐山，他们同赁一屋而居三年，朝夕相处。袁昌英是富家小姐出身，又有留英背景，讲礼貌，喜尊贵，素有矜重之风。苏雪林性率直，语多锋。就性格说，两人如冰火。苏雪林有时说话口无遮拦，甚而偶为小文嘲讥袁昌英的小姐脾气。袁昌英不予计较，处处宽容。最令苏雪林感佩的是，袁昌英精通希腊神话,苏后来完成的长篇巨著《屈赋新探》得益于袁的关于神话的启发、帮助。苏雪林为研究楚辞，遍读西亚、埃及、印度的原版神话书，遇到疑难，便向袁讨教。“她不惮其烦，不厌其详地替我解释。”历三十年，苏雪林完成一百八十万言的《屈赋新探》后，深情地说：书成了，兰子没了，“但她当日协助之功实不可没，我对她又安能不感念。”故苏雪林称袁昌英是她“生平第一知己”。

袁昌英在“文革”中郁郁而死。苏雪林扼腕长叹，撰《我的知己袁兰子》以追怀。并在台积极张罗出版袁昌英的遗著两种。笔者初与苏雪林通信时，附寄了我为凌叔华、陈源出版的散文集《双佳楼梦影》，她收到后立即向我推荐袁昌英。信云：“《双佳楼梦影》甚好，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学经济的，不从事文学，想你编夫妇合集，袁昌英不能中选了，多么可惜！但袁的学问的确深邃，你将来若编各类单行本，则袁的剧本《孔雀东南飞及其他》万不可忘，她的散文《行年四十》、《山居散墨》都在凌叔华之上。”

一九八四年，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通过干妈凌叔华始与苏雪林通信。苏雪林便把对袁昌英的一片爱心倾在杨静远的身上，寄钱并资助出书。苏雪林接到杨静远《干校剪影》文稿后，认真阅读为其作序，因年迈便请秦贤次先生代为推荐在台出版。“秦贤次昨来信，云海风答允印行杨静远的干校剪影，但要出版人贴出版费四百美元，秦允由他负担，岂有此理，当然归我！”（《苏雪林日记》，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三日）。杨静远事苏雪林如母,音问不绝。并撰《让庐旧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纪念这三位文学前辈间的友谊。

珞珈三杰，已云游天外，但佳话仍在文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