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1日。中国南海大、小金门海域。天昏地暗，滔浪汹涌。一叶渔舟载着一支送葬队伍。十二时整，距渔舟不远处的军舰上一阵枪鸣过后，哀乐大作。仪式由一位身着军服的中年人主持，与殇者亲属一道手执粗绳，将一灵榇( 骨灰盒)沿船舷缓缓放下……灵榇上刻着亡名：吴稚晖。这是台湾当局遵照吴氏遗嘱举行的海葬仪式。主持者是他的学生蒋经国。
品评民国名流，一言难尽者当数吴稚晖。他怀揣中西文化，脚踏政治、文化两条船，复杂而独特。他是孙中山的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却为无政府主义张目。他爱国，抗战时，在寓所壁上作诗明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他反共，口诛笔伐过共产主义。他雄辩滔滔，刊布过振聋发聩的宏言阔调；又信口雌黄，发表过令人作呕的奇谈怪论。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说他是“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共产党指他为 “小丑”。而蒋梦麟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胡适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剪不断，理还乱。
在政治上，吴稚晖真的“坏透了”，一言难尽。笔者投机取巧，删繁就简，择取政治圈外吴氏的断章残句，试图拼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之一斑。
初生牛犊，善耶，恶耶？
吴稚晖(1865—1953)，名朓，后名敬恒，稚晖为其字，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人家庭。幼年的吴朓，终日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文人墨客、三教九流均有接触。久受熏陶，颇通人情世故。他天性顽皮，喜以恶作剧取乐，曾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村民办丧事，请和尚道士来做道场，他竟趁人不备在大茶壶中撒了一泡黄汤。7岁入蒙馆，常纠集小玩伴寻衅滋事，屡吃先生的戒尺，或被罚跪，却总不见他放荡不羁的习性有所收敛。“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唯学习十分刻苦，希望博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为谋生，18岁时吴稚晖自设学馆授徒。22岁，中秀才。24岁，以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江南最有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南齐诗人谢朓，字玄晖。吴稚晖发现自己与诗人同名，出于仰慕，遂给自己起了别字“稚晖”。1891年，吴稚晖参加乡试，主考官赏识他的经学；他的诗写得一般，但能别出心裁，用篆字写就，深获主考官青睐，中举，时年26。次年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名落孙山… …
年轻的吴稚晖干过两件“大逆不道”的事儿。一是当任的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吴稚晖认为父母官“非圣无法”，有辱斯文，率南菁书院同窗钮永建等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砸得知县鼻青脸肿，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按大清律例，举人与知县同级，后者捉拿前者有违“王法”。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据理抗争。那知县也识趣，自知过孔庙不下轿理亏，拘禁吴稚晖更是罪加一等，且事闹大了，恐对仕途不利，便向吴稚晖道歉，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就此息事宁人。另一件事是：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后，宴请亲朋时公然坐画舫，吃花酒，征歌取乐。吴稚晖认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粗俗，有失体统，败坏士林风气。便邀集田其田等人，穿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胡萝卜，手持草纸，扮作一副滑稽相，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说完故意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路人注目，出杨颐的丑。殊不知，长官是不好得罪的。吴稚晖屡给南菁书院惹麻烦，被院方取消了学籍。但他旋即又考入苏州紫阳书院。
吴稚晖好打抱不平，自言毕生把“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当座右铭。不随波逐流，敢出头，很有天马行空的味道。吴稚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使他一夜成为学界大闻人。自戊戌维新失败后，赴日留学者热衷学习军事。1902年，江、浙、赣有9名自费生申请入成城学校(有军官摇篮之誉)学习陆军，驻日公使蔡钧本应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虚与委蛇拒办。吴稚晖左右斡旋无果，与陆揆钧率26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蔡钧斥他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吴稚晖不示弱，嬉笑怒骂讽刺挖苦。蔡钧恼羞成怒，枪打出头鸟，暗中勾结日本警局，拘禁吴稚晖等一夜。日警以“妨害治安罪”为名逐吴出境，限当日返国。“士可杀不可辱”，吴稚晖下决心以死抗争，写下绝命书：“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翌日晨，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途中路过一孔桥，吴稚晖趁其不备，愤然跃入河中，但很快即被日警救起，硬行遣返。临上车时，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行；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怕吴稚晖仍想不开，伴他回国。梁启超马上将吴稚晖的“以死殉国”事件，刊布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吴君之被捕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吴稚晖由此一举，大名远扬。回国后，中国教育会请他演讲该事件始末。他“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钧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善耶，恶耶？
怪论妙言，是耶，非耶？
吴稚晖富辩才，其如珠的妙言，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能使死人开口，也能把活人笑死。他是民国的“名骂”，他的骂人艺术有“根”。吴氏早年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曰《何典》的小书，开篇词为：“不会谈天论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读后大悟，文风丕变，“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文章中充满俗语俚词，污秽到连生殖器官都可搬上作武器，并以滑稽诙谐、冷嘲热讽为特色。时人评他的文章“幽默而诙谐，诙谐而幽默。”
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发表大量排满文章。詈骂太后、皇帝及当朝大臣，继而骂曹锟，骂章士钊。吴用对话体写《卖淫实状》，把慈禧太后说成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淫妇和恶魔，污秽到笔者不敢征引。
慈禧、光绪卒后，他撰文讥讽：“独闻狐后鼠帝之死，淡然不知可悲之故。有如溽暑夜卧，暗中摸索，得一物焉，以其扰人清梦之可恶，以两指捻毙之。闻其余腥，使我喉中作恶不止。此物何耶？即最污秽最不足惜之毒虫也。”他称慈禧为狐后、光绪作鼠帝，而将其死比作捻死两只臭虫。不仅如此，他在此类文章中，常把皇帝称为“畜生”，称张之洞、袁世凯为“ 狗头名士”，称满清皇族为“长白山中野狗”，称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痨虫，是鳄鱼。骂康有为、陈宝琛等是“挟有另一类骗法的痞棍，昼伏夜出”；骂罗振玉“专贩国粹”、“造假古董”；骂郑孝胥勾结奸商，“专吃回扣……”
吴稚晖是从八股堆里爬出来的，但他不屑国故与国粹。他提倡物质文明，科学救国。他说，“我是深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类一定要进化的。”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中抨击国故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他崇尚物质文明，又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与章士钊的私交本不错，同为反清斗士。但他不满教育总长章士钊“读经救国”的复古行为，写了一篇《友丧》，挖苦章“鬼附在他身上”，“他竟吃饱了饭”“做体面人儿呀”等，还郑重其事地拟一告丧文，称：“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病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弄得章士钊哭笑不得。又讥《章氏丛书》出版“真是他老年的污点”。他还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中对政见不同的梁启超恶语相向，文辞粗俗不堪：“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股，拉鸡巴来干，然用其此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话，自欺欺人。” 还斥梁启超“放着那极腐烂策论式的屁毒，是葬送新世界青年，有害于人的。”
吴稚晖重科学，轻文学，鄙哲学，薄文不为。他说：宁做没世无名小卒，不愿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1935年他在西南之行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学不死，大难不止。”他断言“文学是胡说八道，哲学是调和现实，科学才是真情实话。”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盛况空前。他不以为然，撰《婉告泰戈尔》，挖苦说：“泰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指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指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他提醒泰戈尔不要用自己的文学做英人的点缀，自己去拿诺贝尔奖金，忘了国耻。
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他在《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 ——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为之》等文中，大加痛斥：“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如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替你易名。”还把陈璧君叫做“陈屁裙”，把褚民谊叫做“鼠蚁蚁”，称周佛海为“周狒黑”。骂褚民谊时还说：“唯有做汉奸，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
吴、汪本是同志，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可见关系之密。汪被捕后曾作“口占”明志：“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颂一时。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汪精卫见后，气得三天吃不下饭。
身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当然忘不了骂共产党。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及国共两党，趁机攻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实在太老大了！也太陈旧了！共产党则确实很新鲜，又漂亮。不过国民党好像一顶破毡帽，摘下来落在地上，被人家踏上几脚，拾起来，抖一抖灰，戴在头上，仍然还是一顶毡帽。共产党呢？固然漂亮、新鲜，也正像广东人说的‘电灯胆’，可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粉碎了。”“共产主义成什么主义，抢产主义，强盗主义而已，所谓唯物史观、辩证法等等，无非为其阶级斗争加些油水，还成什么学说。”甚而恶毒谩骂“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灰孙子。”
吴稚晖骂人，别人当然要还击。周恩来就说他是“小丑”(1927年3月30日，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 ；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骂他是“小吏”、“洋奴”。吴稚晖倒也潇洒，于7 4岁那年刻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自嘲。
吴稚晖不仅笔战在行，亦善舌战。他讥讽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国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某年在一次语音读法统一会上，副会长王照发明的注音字母不被采用，当面骂会长吴稚晖“老王八蛋，只知嬉皮笑脸，胡说八道，何尝懂得注音字！”剑拔弩张时，吴稚晖则轻言慢语回敬道：“王先生，你错了，或是气昏了头吧？稚晖敝姓吴，并不姓王，绝非贵本家也。”引得全场大笑。
是耶，非耶？
躬耕杏坛，福耶，祸耶？
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衰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吴氏钟情教育，源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 一国之盛衰，推其原者，莫不比较之于教育”。“教育之于国家盛衰，实为其总因”。他认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途径，归之于道德教育。教育办好了，世界就太平了。
1918年，吴稚晖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想把中国大学办到海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蔡元培、张静江的支持。于是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中法两国政府相商，法国出废弃的赫里欧炮台，由中国改为校舍，中国象征性地每年缴一法郎租金。吴稚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时适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广东省资助42万法郎。1921年8月，吴率105名学生到里昂，亲任中法大学校长。当时拟定办学方针“为平民的，勤俭的，为劳工神圣的，为清洁无伦的。”此前，中国已有16 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生活十分困苦，迫于无奈，他们在巴黎召开大会，决定强占新办的中法大学。有100多人先行进入，校方坚拒，发生冲突，请来法国警察拘禁入校者，并强行遣返。
吴稚晖从国内召来的学生情况复杂，有公费生、优等生、自费生。广东籍学生因省里出了钱，在学杂费上享受优待。自费生们不服气，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要求校方一视同仁，而且拒不缴费。学生的矛头直指吴稚晖，据当事人苏雪林回忆，学生们列举了吴许多罪状，如：“吴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在校中，我们即指他为‘徇私’。吴先生有某项学术团体，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我们即指他为‘植党’。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但这时(他)又偏摆出道学先生的卫道面孔 ……”“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盛怒之下挨一顿打呢。”吴稚晖自叹：“(这)以后我都不能自由在街上走了，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学生们将这一事件写成文章，发往国内各大报纸，因有28人署名，故媒体称其为《二十八宿闹天空》。
风波平息了，吴稚晖的面子也丢尽了，事发当日即带着马氏全家赴英国伦敦，不再过问校事。有人就此事评吴“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处理很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他操心得要死，却得不到一句好话。”把这结果归于吴稚晖“率性而为，外方内方。”后吴回国，仍遭里大学生的“围剿”，不得安宁。为求解脱，吴稚晖在北京的报纸上发一“自讣”：
“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
海外办学终以失败告终。所有资料均表明吴是中法大学首任校长，而吴矢口否认：“什么校长、庶务、秘书，都是‘ 孔夫子的卵泡’，要好看的名目罢了！”而且还说：“什么校长薪俸，我曾否取过一文？”因此，有人说他是个“傻蛋”！
另一值得表述的是，1925年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人称“海外私塾”，今人称“少年党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蔷、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泼辣大胆，爱胡闹。吴稚晖善诱导，不揠苗助长，也不强求，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 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吴生活俭朴，布衫布履，食不兼味。他注重身教，注重对学生的德育，经常通过讲故事启发他们。蒋经国在回忆吴稚晖时，说当年吴讲的两则小故事令他终生难忘：
“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不幸在日本附近沉没，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起，只有11人沉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讲到这里就问我们：‘你们知道这11个人为什么会死掉呢？’有些同学说：‘不会游泳’；也有些说：‘运气不好’。先生摇摇头说：‘你们都说错了！这11人是从旧金山回来的。他们带了很多黄金，都绑在身上，所以到了水里，就沉下去了。’”
另一则故事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大街上玩的时候，无意中捡到一张钞票，起先，他以为是一张普通的纸；后来有人教他用这张纸去买东西，他果然买到很多糖果，从此以后，他觉得低头走路是有好处的，每次上街都低着头找钞票。结果，就在他走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马车撞死了。”
蒋经国说：“这两则劝人不可贪财的寓言，尤其当我的年纪渐渐大起来的时候，更体会到先生当年教诲的用心。”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到苏联“革命去”了。吴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丢命？”蒋说，“不怕。”吴见他语意坚决就说：“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吴还教育他：“君子不报私仇，大丈夫不算旧账。”蒋经国由苏返国后，常去探望吴。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劝他返成都。吴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现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不快地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半小时后，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声明那封信不作数，是那家伙逼他写的，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特又函示蒋秉公办事，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溃逃到台后，蒋经国又常去请益，吴告诫他：“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吴稚晖是蒋经国“生平最钦佩的人”。
当年在海外预备学校，吴稚晖令学生写文章，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那是秘书干的。吴稚晖很恼火，当即要他们抄写“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让他们带回家去与家长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后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非常感慨地说：“我吴稚晖从没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吴稚晖致力于教育的另一点是推广国语统一运动。他认为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他独自编了《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因此台湾称他为“国语之父”。十分滑稽的是吴稚晖自己却言行不一，讲一口无锡腔。
福耶，祸耶？
魏晋遗风，美耶，丑耶？
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腐败的大酱缸里，从私德而言，他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他生性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聊天，其中一人突然认出他：“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晖？ ”吴大笑：“无锡老头子，面孔都差不多，你不要看错人！”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外出住小旅店；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温源宁说得有趣：“(他)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吴已65岁，有人请他坐车，他答：“无论何种马车，我无需它！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抗战时他在重庆，住房简陋，10平米左右，前面是一间杂货铺。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他戏作《斗室铭》自娱：“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车马之作声，西堆交通(交通部)煤，东倾扫荡盆(指《扫荡报》)。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有人说蒋介石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 蒋请他住黄山蒋的官邸。吴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吴稚晖6岁丧母。母亲病危时，邻居钱氏嘱他携笤帚跪在院中石头上，向天哀告救母命。吴屡次对亲友说，将来要把那块石头嵌在房屋壁上，题名“别母石”。外祖母当年当掉自己的一件皮背心给他做棉袄，吴后来用教书一年所得的18元钱为外祖母置了一床新棉被。
民国成立后，官场腐败、社会风气糜烂等现象没有改观，一些革命党人亦深陷其中。为改良社会风气，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发起“进德会”。会员分四种，所守之成约，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三条：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正式会员都须遵守。自然进德五条：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五条可由入会者自认。会员只要遵守其中一二，不必全为。戒约共八条，故名“八不会”。当时蔡元培等为“三不”会员。张静江、戴季陶等为“四不”会员。汪精卫要吃肉、喝酒，成为“六不”会员。只有吴稚晖、李石曾和廉泉三人为“八不”会员。他们还组织“社会改良会”，希图改变社会的不正之风。有史家指出：他们标榜的所谓“不做官”、“不当议员”，客观上帮了旧官僚、立宪党人的忙，为袁世凯窃权提供了方便。邹鲁在编《中国国民党史稿》时将这种“……党员以做官为污，别倡主义”等行为斥为“误党误国”。
吴稚晖终生“不为官吏”一条，尤值一写。
居于世而不入世，甘为士而不入仕。吴稚晖曾自我标榜：“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吴稚晖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官是一定不做的，但国事是一定要过问的。”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佐刘邦兴汉室的张良，鞠躬尽瘁，一生不做官。吴稚晖一生确有许多做官的机会。他与孙中山私交颇厚，孙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与孙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四载，没有向孙谋过一官半职。他助蒋介石“清党”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老蒋多次请他出山，他均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除当了几天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外，身上只有“中监委”和国语统一筹委会主席头衔，多为闲职。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重庆官场传出吴稚晖将继任。蒋介石也劝他。吴稚晖找出种种“理由”谢绝，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何必乱造谣言”。他在《我是少年》一文中说，“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劝过孙中山不做官，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还劝过蒋介石。他曾对族侄吴庆余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子里摆摆样子。”
在经济上，吴稚晖的部分来源靠卖字。他的篆书“风格端丽，法度谨严，大气磅礴”，求字者众。旧日学生张道藩、徐悲鸿等于1943年在《重庆日报》上为他刊一则《鬻书润例》，以求收入正当、稳定。那一年，他终日挥毫以至精疲力竭。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他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避寿，吴稚晖一贯如此。关于生命他有段妙言：“老不老，看心理，有十岁之翁，有百岁之童。人做寿，自己以为老了，得过且过，老不长进，大家也以为他老了，老朽、老悖、老腐败、老顽固，都骂上来了。……姜太公出山就很老，左宗棠过了56岁才带兵打仗，陆放翁过了60岁，才大作其诗，孔子要是死在68岁以前，就没有来得及著书。”文末他又说自己 “我还在念英文，预备留美呢。”
60岁时，上海朋友为吴稚晖做寿，他本人却躲到了杭州。1944年他80岁。重庆的《说文》杂志准备为他出纪念专号，他写信坚拒。但蒋介石还是为他在中央党部设了寿堂，各界联名致贺，设“吴稚晖奖学金”，拟在美成立“稚晖大学 ”。蒋介石题写“高山景行”寿轴，写祝寿信，落款为“晚蒋中正率子经国顿首”。
吴稚晖暮年思维仍然敏捷。88岁时住院，一友人赴医院看他，顺求墨宝。吴欣然挥毫，写就“蹤横十万里”五个字，正要写“上下五千年”时，有人提醒，“蹤”应为“縱”。吴马上将应写的“上”字改为“足”字，成为“足下五千年”，以“足”对“蹤”。
吴稚晖活了89岁，可谓高寿。他的养生也有自招，粗茶淡饭，不烟不酒外，崇尚自然，诸如牙齿豁了，他不装义齿，认为那是到时候了，是上天给你的警告，不必反天意。他生病不看医生。他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王爷的帮凶。”
吴稚晖在高龄时，人称“白头青年”，心态仍年轻，对男女之事很有兴趣。他曾自认“流氓”。他说自己对性已是纸上谈兵，“六十岁以后，决不轻举妄动。”老友李石曾断弦要再婚，他写信劝曰：“老夫少妻，动都动不得。”李石曾还是娶了一个年轻太太。某次，他与李石曾到上海，名医丁福生请吃素席。席间，丁、李大谈素食好处。丁问吴稚晖对素食有何看法。吴诡笑说：“我嘛，上头喜欢荤的，下头却吃素；石曾先生上头吃素，下头却是吃荤的。”李被他说得脸如红布。
他并做过一首俚歌：“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以后，解甲归田。”
吴稚晖夫人袁云庆，目不识丁，是位贤淑的相夫教子的女性。有洁癖，不习惯吴的“至情至性，独来独往”，与吴漂泊了大半辈子，60岁时定居沪上。吴流转台湾，她未同行，1953年终老上海。吴有一女终身未嫁，有一子娶李济深女儿李筱梅为妻，无子。吴稚晖本是数代单传，香火无以为继，颇觉悲哀。但他毕竟生性豁达，死前立了遗嘱。存款寥寥，赠予在台的亲戚，并附一笔：“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不乏幽默。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撒手人寰。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吴去世一周后，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世人鲜知的是，这位具魏晋遗风的党国大老一生却有三次对人下跪：1928年向小他10岁的汪精卫下跪，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未果。1924年向小他1岁的孙中山下跪，求他宽容陈炯明。未果。1902年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 (长跪)，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未果。这三次下跪似可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做一笔历史的脚注。
美耶，丑耶？
来源: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