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主要基于其承载着现代文明的三重意蕴。着眼现代文明的反思、构思与归思意识，这三重意蕴分别指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精神伦理和精神主体。其中，顺应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意蕴需要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得到正视和传承；顺应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伦理意蕴需要在“止于至善”的追求中得到重视和完善；顺应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主体意蕴需要在“众望所归”的实践中得到表达和确认。由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文明意蕴得以揭示，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政策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现代文明意蕴 精神谱系 精神伦理 精神主体
作者徐欣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作为当前“民族领域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重大问题”和“重点任务”之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何以能够“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这是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蕴含的深层精神关怀与文化意义的追问，也是对其隐含的深刻哲理、学理与道理的追问。对此，如何破题？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提供了重要线索。党中央的这次集体学习不仅提出了“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命题和政策要求，也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民族工作思路。“从党的民族工作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由此看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源于“中华文明”这一根本结合点，源自“现代文明”这一重要着眼点。也就是说，如何在世界百年变局中依托结合点、建设好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园，如何在民族复兴全局中抓住着眼点、彰显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承载的现代文明意蕴，是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重点关注的问题。解决该问题，不仅有助于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民族理论指引，也有助于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民族政策方向。
一、文献回顾与文明视域
在确认何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时，学界面临定义上的根本困难，因为“精神家园”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精神缀以家园的文学化叙事，以“讲述一切”的方式打开了学界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想象与思考。因此，如何找到整体分析的理论视域，如何探寻全面推进的工作视角，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认识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
（一）文献回顾与简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文领域出现了“精神家园”的表述，并在以高校学生为代表的群体中广泛传播。当时一本收录新语词的辞典在介绍该词时总结道，“精神家园喻指精神境界。高等院校一些学生摒弃以前精神失落现象，重新建起一种清新健康的精神境界。被报刊称为‘重建精神家园’”。为什么要重建精神家园？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国人对其身处的世界变局抱有“普遍的精神焦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缺乏归宿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被拜金主义、利己主义、非道德主义甚至是反道德主义、还有消极浪漫主义搅得眼花缭乱”。受制于这种精神困惑与问题体验，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研究成为学界共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早期研究集中在现实反思与批判上，概要看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物化反思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国人精神领域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风气，部分学者认为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的“异化”问题。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得到学界的正视与反思，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聚焦到“物的依赖性”上。如何规避资本和商品逻辑对各族人民精神世界的侵蚀与支配，解决人们精神生活的严重物化问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本方向。
第二，制度反思观。对于同样的精神问题，部分学者将批判的视角转向不健全的制度层面。如有学者质疑道，“权力过于集中容易使官员迷失于弄权和享受，而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的体制应该坚决改，否则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国人精神的面貌又如何振奋和符合现代化要求？”在制度层面如果不能形成规约私利腐败、服务公共利益导向的体制机制，精神家园的问题就难以常态化地解决。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思考方向，应该集中在体制机制的健全与优化完善上。
第三，文化反思观。相较于聚焦精神之外的物化反思观和制度反思观，文化反思着眼于精神之内来剖析问题。一些学者秉持新儒学的进路，将目光投射到儒家精神文化传统上，正是在西风东渐的进程中，“传统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一味‘菲薄固有’、自贱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和所谓‘文人’、‘名士’们抛却自我、茫无归着和‘一意袭外人肤表’的浮浅芜杂”构成精神家园的现实困境。另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路，思考“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传统文化的接续和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轨”。两者都认为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破坏与断裂，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飘荡无根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迷失的原因，因此，应着眼精神文化传统的接续固本来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重大论断起，“共有”成为进一步整合并深化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研究的发力点，相关研究也逐渐从对现实的反思批判转移到关怀改善上，研究重心逐渐从人文领域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民族领域。一批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研究的学者对此做出了多向度的回应。围绕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充分吸纳少数民族文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增进中华民族认同、推动家国逻辑贯通和多民族国家建构，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体议题，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的新潮流。这些研究回应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如何正确处理“四对关系”、着力增进“五个认同”等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议题提供了民族理论阐释与知识供给。
综上所述，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研究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研究人员逐渐从早期的人文领域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并在近十年转向了民族领域；研究对象逐渐从特定群体转向整个民族；研究图景也逐渐从以物化反思、制度反思、文化反思为代表的反思批判观，转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代表的建设改善观。不过，通过文献检阅也能发现，既有研究仍然存在理论探索的分化认知困境，各研究进路依然延续着学科分化与学术分工的逻辑惯性，尚未形成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考视域，这不利于总体把握精神家园的丰富的底蕴，也影响了全面解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向”。
对此，重新聚焦党和国家的官方文件表述历程，就能发现，从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论断，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视作民族工作领域的“重点任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出场语境逐渐从中央文件的文化工作板块转移到了政治工作板块，并且聚焦到政治统战工作中的民族工作范畴。这种转向，不仅打开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空间，同时也意在表明，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中华民族，需要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理解并表达作为现代“文明共同体”的集体自我，需要回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此而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的民族转向毋宁说是一次文明转向。2023年文化传承座谈会将民族与文明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研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新起点、指明了新方向。
（二）精神家园研究的文明视域
着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就能意识到，整合学科分化与学术分工图景的关键线索是文明。文明之所以能够起到统合作用，就在于文明本身能够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供整全的本体关怀、价值关照和路径指引。
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存在本身就指向了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家园的概念满足了人们对归属感的渴望”，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离不开该民族在历史深处的文明根源。黑格尔指出，“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家与其所属的文明之间存在深刻关联。因此，回归文明本身是就是精神家园研究的重要构成，在现代化新征程上，对自身所处的文明视而不见或对文明视以偏见，都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精神家园的正确认知与判断。
其次，从价值论的层面讲，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要在文明的现代意义上才能找到值得追求与构筑完善的方向。“文明的概念产生于一种变化了的意识，产生于开明的人希望以最先进的方式认识自身的愿望”。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为精神家园提供了召唤光明与希望、实现自主与自觉的现代价值定位。“精神家园”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新语词的出现，本身就源于一代人尝试走出精神焦虑和价值观困惑的现代文明思考。对精神家园的失落反思、希望构思、认同归思，都离不开文明本身提供的精神价值、意义支撑与主体支持。
再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民族精神家园的探究需要秉承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而文明是契合这种总体性的分析单位。对于精神家园这样一个表达“诗意栖居”又试图“讲述一切”的文学概念，避免窄化、分化及单一认知的路径，就是找到一种更为立体化的分析进路，能够兼顾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多元与一体的内在关联。文明就是这样一种动态的分析进路，既要立足历史、植根传统、面对多元，也要着眼未来、奔赴现代、迈向一体，也只有在文明现代化的动态演进中思考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系统性地揭示其深层的文明意蕴。
因此，我们需要将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带回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中来。有学者指出，“理想的状态是将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放置在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延长线上展开，以期构建出一种真正能呈现出中国复杂经验和政治文化特点的阐释路径”。本文所指的文明同样建立在历史考古意义上的文明单元和文明传统基础上，但重心却不在于回溯古典文明，而是更加侧重现代文明建设，更加强调社会政治发展意义上的现代文明追求。“对文明的思考更倾向于通过接触和转变来考虑发展和变化”，作为一个动态的文明化实践过程，现代文明建设本身承载着现代性的文明化追求。紧扣文明的这一动态意涵，本文试图在反思批判、价值构建和身份确立的基本逻辑中揭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文明意蕴。
二、现代文明反思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
现代意义上的文明首先是一种自我反思意识。“文明一词诞生的那历史一刻，标志着自我反思这种意识的出现，这种意识认为它可以理解自身活动的实质，知道集体实相（collective reality）如何发展及其应有的规范”。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识自觉和规范理解，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一场深刻反思，出发点在于对中华民族的现实精神境况予以审慎思考。经由现代文明的反思，在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意蕴得以揭示。
（一）精神家园的现代境况与文明反思
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精神处境与现实状况，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时代境况的现实写照。谈及精神家园，“重建”“找回”“寻找”“呵护”“构筑”“坚守”等是与之搭配的习惯用语，这表明各族人民普遍面临精神层面的共性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共同性，凸显出精神家园的共有性。因此，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考理路，除了比较并寻找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精神文化资源以获得文化认同外，还可以充分挖掘并构思出能够克服共性问题的精神文化方案，获得文明认同。相较于彰显特色的文化范畴，文明范畴更加侧重共同性，通过反思解决各族人民共同面临的问题来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可以获得更高程度的文明。当前，内心普遍焦虑、心灵无处安放、精神无处寄托等正成为各族人民普遍面临且值得反思的困境，积极进取者与“内卷”“内耗”相伴，消极躲避者与“躺平”“摆烂”相连，意义在消解，虚无在弥漫，现代文明正展现出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作为化解这种精神危机的方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特殊紧迫性，承担着反思现实处境的使命。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并不自然而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理，经济社会发展也并不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与生活意义的高度充实，并不自然而然带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现代社会，随着竞争加剧、新生事物不断出现，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人们在精神层面容易出现的无家可归的身心疲惫感，这些问题无法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繁荣而自然有效地纾解。在我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各族人民也存在强烈的精神需求，期待新发展阶段的现代文明建设能够为其构筑起身心安顿的精神世界，让精神自我有所归附、有所栖息。
一个奔赴现代化的民族，面对百年变局挑战，需要走出内在的精神困顿，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与寄托。因此，实现文明的自我反思理解，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基本前提。黑格尔曾指出，“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私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态，超出了它的伦理风俗，它的生命饱满的力量，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对精神家园的时代境况进行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反思，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体会到了内心要求与外在现实之间的深刻张力，试图获得超越现实的内在反省和自我理解。具体说来，就是要思考为什么各族人民在当下会有一种普遍的精神家园失落感和焦虑感，尤其是在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我们的精神之家有过何种文明遭遇。
（二）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之家
反思现代文明的重要进路是延展观察的距离。只有对时代境况的现实体验形成足够的距离，才能超越现实，借助反观获得对问题的正视与理解。德国历史学家彼得·布里克尔（Peter Blickle）在思考德意志民族的家园观念时就曾指出，家园以兼具镜头和镜像的方式，处理着现代性带来的存在焦虑，而许多评论家对家园的思考“缺乏批判性的距离感”。缺乏这种距离感，就难以对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系统性的反观与反思。从这个角度看，精神家园应被视作一个承载现代性的文明反思概念，因为在人们内心追求的精神寄托与无法获得精神安宁的现实之间，在人们渴求的精神丰富与尚未满足之间，内在地蕴含着本然追求与实然境况的潜在张力，这种张力需要透过距离获得反思理解。
如何获得反思现代文明的距离？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提供了重要方向。因为文明是有记录的历史实体，不回到文明史，就看不清文明的现代来路。而经由历史的透镜，我们能够审视当下的精神境况，经由文明史的考察，能够进一步探知精神之家的古今之变。借助文明史，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意识会生发，精神层面的问题意识也会进一步凸显。早在先秦时代，中华文明就已经实现了精神层面的突破，诸子百家为中华民族确立起一个几千年来屹立不倒的精神世界。但是，何以“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的社会，依然会被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制度逻辑，以及文化逻辑所掣肘，进而呈现出精神困境？
一个值得反思之处，就在于文明史的连续发展进程中，我们对自身文明的理解，特别是价值定位出现过问题。回望中华文明发展史，每当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表现出总体危机时，背后总能看到复数文明的相遇与碰撞。比如，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与启蒙，就存在中西文明间的比较，以及文明观的对抗。在各类社会政治思潮和观念中，最为盛行的是“进化论”。“进化论的引进和改造具有民族觉醒的意义”，为中华民族奋发图强提供了理论武器。与此同时，“进化论”支撑的文明观也将“进化”“进步”“发展”等确立为标识“现代性”的文明标准。于是，“文明意味着运动、变化和进步，在清末不少国人的眼里，自己的传统不仅变得一无是处，而且成了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可见，将“进化论”运用到文明建设中来，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当优胜劣汰的逻辑成为评判文明高低的价值尺度时，不同文明在相遇后自我和他者关系，就变成了旧与新、落后与先进、黑暗与光明的紧张对立关系。在价值取向上，这种二阶意识意味着我们自身的文明及其承载历史文化，处于腐朽没落的位阶，被定位为时代发展的障碍，需要加以否定。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这种文明进化论尚未得到应有的反思与批判，以至于二十世纪末改革开放后，相同的观念与逻辑再次出现，新一轮文明优劣的进化思维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认知逻辑中。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华文明遭遇的怀疑与否定，需要在精神家园层面得到反思和正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植根于其所在的文明，是一种与历史传统无法割裂的存在，并不遵循文明进化论的优胜劣汰逻辑。中华文明本身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先秦诸子百家的精神箴言依然支撑着今日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共有的精神之家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连续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存在。试图割裂当下与历史的连带关系与贯通性，就等于放逐了民族的精神家园。当然，回望历史，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从中获得反观自身的视角，进而汲取文明化进程中能够驱动民族发展的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谱系意蕴
着眼现代文明建设，从历史走向未来，需要认清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意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正确把握文明绵延不断的连续性，就是要正视并传承好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精神谱系是一个民族在文明化的累积过程中实现的各种精神突破，以及由这些突破共同构成的具有突出连续性的精神记忆和精神脉络。精神谱系不仅能够将历史的脉络与我们当下及未来所处的命运走向贯通起来，而且能够以一种具有连带性的精神发展史，为中华民族提供持续稳定的精神寄托与信念力量。因此，借助精神谱系，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也能更好地反观中华民族的现实境况、反思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
作为精神家园之现代文明意蕴的精神谱系，要求我们在思考国人的精神问题时应该摒弃优胜劣汰的文明“进化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因此，应该坚守文明的“结合论”，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够获得文明连续传承发展意义上的精神谱系，建立起一种精神意义的连续性与连带感。
为此，要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两个结合”为指引，在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的基础上提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谱系。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有助于将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史找回来，进而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坚实基础。与关注抽象的精神不同，精神谱系可以将崇高的理念带回现实的历史，以及历史上鲜活的生命本身。古往今来，各民族于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伟大人物、重大事件，以及特殊时刻，共同赋予了一个文明能够持续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意义。由此构成的精神谱系不是抽离了现实的理想主义，而是由一个个鲜活具体的生命史书写而成的集体精神记忆。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中，继承和发扬党领导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等精神谱系，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聚魂”。如今，从“四史”教育发展为“五史”教育，新增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正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史教育的重要抓手。对此，需要我们在系统总结伟大建党精神的基础上，以党的精神谱系为先锋、为典范、为参照，进一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发展史。在具体呈现各族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奋斗实践中形成的生命精神的同时，将这些精神串联构织成系统的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不仅有助于为各族人民提供精神寄托，也有助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现代文明构思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伦理
现代文明不仅是一种批判的自我反思意识，而且是一种完善的自我构思意识。西班牙学者A·冈萨雷斯（Ana Marta González）指出，“将文化作为‘人性的完美’这一概念应用于社会领域，便产生了现代文明概念”。可见，现代文明关注人的完美或说文明化，其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实现人的现代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新时代、新阶段，则是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因此，经由现代文明的构思，在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趋势中，需要把握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伦理意蕴。
（一）精神家园的现代希冀与文明构思
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过得更美好、活得更有价值意义的内在诉求与现实追求，就是精神家园的现代希冀之所在。精神谱系作为历史深处的文明指引，提供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文明来源和文明资源，甚至树立了文明榜样，能够让各民族意识到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生命连续感，也能够感受到其中饱含的精神希望与信念力量。但是，对于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而言，真正的希望既不会止步于历史经验，也不会受限于对过去的记忆、模仿与怀念，而是需要充分关照人的现代化、文明化需要，将重心放在构建并实现这种美好生活需要的思考与行动上来。只有当人们真正占有现实生活的美好价值与意义、“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时，才可以说这个民族抵达了现代意义上的文明。
对传统文明而言，人们通常受制于无知、恐惧，以及客观生存条件，满足于将自己内心的希冀和未来交由其笃信的神祇命运或臣服于他人。现代文明构思的决定权、精神家园与美好生活的选择权并不会从人民登上历史舞台、开启现代政治起，就开始真正获得与达成，人们内心的精神需要、良好的精神体验，以及自主的精神选择才是现代文明构思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能够成为各族人民心中的希冀之所在、能够提供生活的希望和意义来源，就不是试图退回到传统文明的构思逻辑，让各族人民重新依附于某种神秘的存在和外在力量，而在于唤醒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内在的精神向往与责任。
然而，现代文明构思常常发生重心的偏移。人们习惯于把构思点落脚在现代而非文明上，更加关注那些支配外在自然的可见力量，而忽视了更为关键的内在人性力量。鲁迅在针砭现代文明通弊时，就指出“失文明之神旨”的窘境，“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由此造成一个民族对其内在心声的忽视，进而等于放弃了文明、放逐了精神家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强调，文明一词就是指“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祖先生活的所有成就和规范的总和，这些成就和规范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害和调节人类相互的关系”。因此，思考现代文明的构思逻辑时，文明才是重心，文明的“精神内涵和道德意味远大于物质活动”。即便是辉煌的物质文明成就，也源于人的能动性。因为那些赋予人以希望、意义、意愿，乃至现代性的内容，构成了现代文明的本质特性，文明的现代力量和所有成就皆来源于此。可见，彰显文明本质特性的内在力量，并非来自文明之外，而就在于创造文明的人本身。
（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之家
精神家园的现代文明构思，着眼点在于人，但并不是抽象、孤立的人。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的根本立场，还是中华文明“人者，仁也”的思考判断，都对人之关系本位有着共同的认知。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拥有怎样的精神家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现实的人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人与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而这些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现实的人”本身。处于传统共同体中的人，因由血缘、地域、族裔等先赋共同性的存在，天然地形成了与自身依附的共同体的内在紧密关系。这就决定了人与特定群体的精神家园有着内在的同构性和同一性，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与认识的统一似乎完全是不证自明的”，精神家园更像是一种自然本能，并不会凸显为一种显著的问题。在先赋共同性的支配下，这种“本能”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以相同的地域依附、民俗习惯、文化留恋、礼节仪式、道德观念等为基本存在方式。
但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劳动实践和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人的类本质的转变。现代文明解放了人，赋予了人以更强的自主性。伴随人的解放与自主性提升，人与精神家园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革。人作为能动主体逐渐从地域的束缚、人身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不仅可以脱离传统的共同体，而且精神交往互动的空间也更为广阔，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分化的活动领域。顺应现代化的趋势，人们也被顺势带离了传统的精神家园。这就意味着，精神家园对于每一个现实的人而言，已经从一种命定式的同一性存在转变为自主式的认同性存在，需要通过交往共同性来实现。精神家园的归属与寄托，也随之成为一个在关系互动中有待选择的问题。
人之自主力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自主选择上，还体现为自身价值的发现。人们做出选择，离不开思想价值的支撑。然而在现代世界里思想价值是一个竞争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党和国家一再强调思想阵地的重要性，“民族领域的思想阵地，同其他思想阵地一样，如果我们不用正确思想去占领，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当不同的思想价值相互竞争以求获得实现时，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的焦虑。选择的必要性，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学会价值判断，即优先选择的内容要比放弃的更有价值，否则选择就失去了意义。
从传统走向现代，我们的精神之家在现代文明构思的意义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也意味着个人有着更多的价值困惑与选择焦虑。“知识和技术可以代代传承和积累，但道德和幸福却不行，归根结底，道德与精神的能力是落实于个人的，必须在每一个人那里重新开始”。因此，精神之家在现代文明意义上不再是一个本能意义上的现成存在，而是需要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社会伦理关系互动中慢慢养成，进而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如此看来，在建设现代文明时，既要确保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构筑起现代精神家园，同时也要避免其迷失在现代化之中，遗失掉传统精神家园。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伦理意蕴
由现代文明构思带出的伦理养成性，揭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又一重要意蕴，那就是要在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进程中深刻把握清精神伦理的重要性。现代化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化”。现代文明追求的人性完美，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伦理追求。在现实的决策与行为选择过程中，一个民族所遵循的良善秩序规范就是其精神伦理之所在。尽管现代文明解放了人的自主选择能力，但文明本身并不自明，文明不仅要与“野蛮”“蒙昧”相抗衡，而且还要从伦理要义的层面提供“文明以止”的规约性。“止”是一种可能性的限度，匈牙利学者萨科尔扎伊（Arpad Szakolczai）在研究文明意蕴时，曾指出文明止于暴力，“文明一词确实有一个实质性的含义，那就是抑制并最终消除人际关系中的暴力”。可以说，这种观点揭示出国家作为文明标准的重要依据，因为国家能够合法垄断暴力，解决无休止的纷争，提供一个有安全感的家园。但文明如果仅止于暴力，那还不足以提供家园蕴含的舒适与温馨感。
在“止”的向度上，文明应该有更积极的价值追求。作为一种反下沉的内在力量，文明还要具备昂扬向上、生命充实、身心安顿的精神力量，以此不断拓展人的内在精神空间。中华文明“止于至善”的追求和中国民族理论“增进共同性”的时代发展就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两者共同揭示出这样一种伦理意蕴，即精神层面的重要归属和安顿并不指向某种神秘性的终极力量，而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中彰显出的共善价值规范与道德原理，“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对此，要顺应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趋势，通过一系列增进共同性的精神家园工程带动精神伦理层面的价值培养、道德熏陶与审美体验，让各民族更加亲近，进而实现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华民族为什么几千年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从人的目的性出发、以“止于至善”的精神追求来思考身心安顿的精神价值与伦理道德，这不仅涉及个人幸福，也涉及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善存续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着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工程体系。通过“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以及“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互联网精神家园工程等构建起来的精神家园工程体系，全面提升和拓展各族人民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活环境与精神伦理空间。由此，依靠现代文明意义上的精神伦理培育、滋养和引导，在有益改善与完善的过程中，“对中华文明的优秀价值理想予以传承守护、对中华文明的美好价值意义予以精神守望、对中华文明的主导价值规范予以认同坚守”，进而不断丰富各族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各族民众的美好生活体验。
四、现代文明归思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主体
从现代文明反思到现代文明构思，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谱系意蕴和伦理意蕴得以呈现。恩格斯有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这就表明对现代文明的思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践范畴。精神家园不仅由文明所系、文明所止，还要实现文明所归。在实践层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然指向一种“众望所归”，否则就无法承担起精神家园的共有性和主体性。中国政府网站的内容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外译为“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the Chinese nation”，就是要明确表达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也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的“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对此，在现代文明归思的意义上，需要在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趋势中，把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体意蕴。
（一）精神家园的现代共生与文明归思
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奋斗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能够促进各族人民精神生命的相互依赖、彼此共鸣与永续成长，这是精神家园在现代共生层面要着力思考与探求的问题。换言之，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实践中如何存在、如何获得生命力，是一个关乎现代文明存续兴衰的重大问题。文明归思，就是要回归实践存在本身来思考文明的共生。“共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文明对话的公共支点”，同时也打开了思考文明兴衰的公共空间。
文明从来都不是单一纯粹的存在，“文明是复杂和多元化的实体，其中包含一系列能够发展的可能性”。多元可能性不仅构成了文明的生命活力，同时也意味着要协调处理多元复杂的关系。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常会出现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这种文明观以对立冲突关系来思考文明的发展走向，总是试图区分“我的”“你的”、总是试图用“我的”取代“你的”。但文明化进程是追求共同性的，“‘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因此，现代文明意义上的精神家园建设就不是刻意强调“你的”“我的”，而是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思维强调“我们的”。中华文明能够以其突出的包容性、统一性与和平性来接纳整合内在的多元可能。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和精神依托”，能够确保内在的多样性彼此相安无事，推动现代社会的文明共生。事实上，有生命力的文明从来都不是封闭性、排他性的存在，而是秉持了开放共存的心态，能够在“其命维新”的文明更新意义上建立起众望所归的精神高地。人类文明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有很多，但多数文明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由此，从文明归思的角度看，建设现代文明，要与打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联系起来。因为家园不仅能够“召唤人们内心的希冀与归属”，而且家园本身就指向共存共生的共同体。只有各族人民视自身所处的文明如视自己家时，这个文明才有希望，才能凝聚起人心力量，才能获得更强更久的生命力。所以，精神家园的现代共生，来自各族人民共同的认可与归属。从这个角度看，精神家园承载的文明观，回归了唯物史观，回到了群众史观，文明兴衰的着力点也回到了人心层面。因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
（二）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精神之家
精神家园的现代文明共生，本质上涉及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文明共生意味着提振一个民族精神活力的关键是坚持“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多元可以激活精神家园的多重可能性、提振生命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越多越好，也不意味多元的存在就是彼此孤立或平行并列的体系。孤立封闭、缺乏联系不仅不利于文明的发展，还会阻滞、抑制精神世界的成长。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化约为构成要素的整体统一性存在，就像埃利亚斯指出的，“统一体的构造却不应从它的那些单个要素的方面来加以理解。因为，如果我们把组成房屋的砖块单独地与就其本身来加以思考，我们就肯定无法把握整座房屋的结构”。汤因比也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各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因此，在文明共存的意义上，多元存在必然是按照某种共同性而有序地凝聚为一个共生的整体。
从文明归思的角度来看，家园就是一种增进共同性、逆转疏离感的共生整体，从多元凝聚为一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在各民族共同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建立在多元家庭成员的丰富性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文明的突出特性基础上，通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凝聚成统一的大家庭。正所谓“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一个文明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打造而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并不区分“你的”“我的”，也不是以谁取代谁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一个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建立有机关联、彼此共生、合作共赢的过程。经由各族人民的生活实践，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内与外建立起来一种内在有机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说到底就是各民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相依的状态，是一种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彰显出的内在情感贯通。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体意蕴
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是各族人民于日常生活实践中彰显出的精神主体自觉。在一个价值多元、传统多样、认同纷繁复杂的变局时代，如何于文明归思中获得一种让各族人民共有的归属感，意味着精神家园要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对此，要在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进程中明晰精神主体，形成文明自觉。只有把握精神家园的主体意蕴，才能克服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带来的异化焦虑。
“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现代主体性是现代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能够保持自身存在、建构自我认同、获得自我解放的文明特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体意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现代文明自觉，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主体性。“‘文明自觉’的基本诉求在于强调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能动性实践而具有的主体性”。在现代文明共生的意义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不是专属于某一个民族，也不专门针对某一地域，而是综合考虑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正确处理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意义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主体性。精神家园的现代化与文明化过程体现在两个层面，对内实现不断地凝聚与整合，对外形成有益的借鉴与吸纳。“一个文明若不能成功整合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治经济行为体，则无论其拥有多少人口和多么广袤的疆域，无论其文化样式，乃至种族意义上的同一性看上去多么强健，其主体性也是有限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内外整合，精神家园才能为民族凝心聚魂提供充分的公共空间，同时也确立起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之所在，进而确立起伟岸的精神主体。这就是党和国家期许的精神家园，“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要充分确立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凡是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举措，如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推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等，都应该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与此同时，比较的视野也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参照点。“现代文明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掌握了许多其他文明和文化承载的相对丰富的知识；比较是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主体性在现代文明意义上并不是封闭和排斥地存在，而需要在开放包容中获得表达和宣介。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形成良好交流互动的同时，要不断“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逐步建立起一套有效发声的国际表达体系，在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的基础上，实现主体性自我的确认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友好表达与实践。
五、结 语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在于其承载着现代文明的三重意蕴。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在现代文明的反思、构思与归思过程中，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精神伦理、精神主体意蕴得以揭示。梁启超曾言“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可见，文明之本在精神，精神之本在意蕴。“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深入把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三重意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传承发展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谱系、培育完善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伦理、凝聚确认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主体，才能有效纾解现代化进程中各族人民在精神层面可能面临的文明困境，才能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文化支撑，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满生机、永葆活力。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