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既是时代之需，更是学界之责。理论体系建设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引。不同的理论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产生不同的体系。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立足新时代新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百余年的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在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这是学界的重要任务，需要认真思考。以下结合历史视角，对“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这一带有全局性兼具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
早在十年前（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而且还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所强调的“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内涵的进一步阐发和升华。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与历史，阐明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主要方法以及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二个必须”，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指向；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即“四个与共”阐明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逻辑关系；用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即“五个共同”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用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和“情感相亲”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强大的内生动力、独特的文化基因、互补共赢的经济联系以及坚不可摧的情感纽带；用中华民族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辩证关系阐明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用“团结交融 ”阐明“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涵盖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思想是时代的先声，它来自历史，又超越历史；它来自实践，但又超越实践；它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更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升华。思想一旦形成就会对历史发展、理论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当下的伟大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
二
理论体系建设离不开对客观事物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把握，离不开对客观对象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实实在在的民族实体。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形成了以华夏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秦在结束长达数百年的战国纷争之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等政策，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汉朝兴起以后，更广泛推行“编户齐民”，统一全国居民的身份，居民间的交融速度明显加快，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格局进一步稳定。先秦和秦汉民族间的广泛交融直接打下了以后中华大一统的民族基础。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塑造的统一体。它“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具体生活中形成的，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中国的民族形象只能从历代中国人的实践经验中去提炼，去总结。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底色。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统一的形式多样有序，先后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白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分裂，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这显然是与历史的客观情况相吻合的。据统计，秦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时期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期占三分之一。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去探寻，去认识。
的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常常深藏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总结并揭示这些规律是“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三
理论体系建设要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持主体性和自主性原则，不盲目崇外，不以西方的民族理论为圭臬。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立足中西文明的比较，深刻了解西方民族理论产生的背景与特点。从比较中定位自己，从比较中把握方向。
众所周知，西方民族理论体系主要是建立在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于15-16世纪的欧洲，强调国家的“明确疆界”与领土范围内的国家主权。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先驱。近代民族国家早期对欧洲的影响很大。黑格尔、霍布斯鲍姆等都对近代民族国家有过较高的评价。
德国、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出现比英国、西班牙和法国要晚，至今大约只有150年。因为欧洲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各异，它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也各不相同，所以其形成的术语、理论体系也有明显的不同。以“民族”这一术语为例，德国因为统一时间较晚，统一的对象较为复杂，因此其“民族”只能以文字、文化为主要依据；法国因为较早地建立了民族国家，领土内的民族已经有了较好的统合，所以它的“民族”更多地以领土、政治统辖为依据。意大利则是先建国后立族。领导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政治家马西莫·阿泽利奥（Massimo d’Azeglio）所说的“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制造意大利人”就是“先国后族”的明证。历史表明，欧洲各国既没有统一的民族理论体系，也没有统一的民族界定标准。
与欧洲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条件。中华民族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物产丰富，互补性强。中华民族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视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理念与实践。中华民族有丰厚的自省文化，也有超越自我、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普适文化，强调自律，追求自强，坚持“道化天下”。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研究过世界上多种文明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述：“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应该说，汤因比的评述是有道理的，也很深刻。从历史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众多重要元素，它们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确实具有“合”的智慧、“聚”的方法以及将超大规模人群“融在一起”的本领。
很显然，比较研究是我们建设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从中西比较中，我们能够更加坚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才是人间正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离不开世界视野，离不开对中西文明的深层比较。
当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做更多细致认真的工作。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协同、集体合作的工程，需要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联合协作、共同攻关。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更是一个开放工程，会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会随着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作者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91）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