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增进共同性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方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从民族政治学的视域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增进理路。中华民族共同性源生于政治公共性与民族文化性的内在统一，是全体人民共同依存与彼此关怀而生的积极关联性。对全民积极关联性内涵的把握，有助于排除纯粹同质性、多数强制性和封闭排他性等认知误区。与此同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还需认清共同性阙如可能带来的民族政治问题与隐患。对此，就需要明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各族人民对增进共同性的呼唤，通过增进全民关联的意愿性、意义性和使命性，延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宽广度、提升共同性的厚重感、推进共同性的持续性。由此，各族人民彼此与共的积极关联得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性也随之高质量增进。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性 民族政治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thno-national politics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1 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共同体话语的广泛勃兴意在呼唤主体间相互关联的共同性，以满足人们对安全可靠、归属稳定、和睦友爱、团结信赖等共同价值的需求与共同愿景的追求。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作为对这种需求与追求的回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等方面的重要论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将这种战略关注和愿景思考转换为具体的行动方略，强调“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1]。由此，增进共同性所明确的行动方略为实务界圈定了新的聚焦域与着力点，同时也为理论界指明了新的问题域与研究点。具体而言，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意涵是什么？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认知理解可能存在哪些误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缺少这种共同性会衍生怎样的问题与隐患？新时代应该如何有效增进共同性，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质量建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明确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的基本内涵、价值意义和实践空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百余年来，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思索与行动一直存续。尽管不一定出现“共同性”的字眼，但共同性所指涉的内容一直没有脱离中国人的视野。确切地说，从晚清中西文明碰撞的那一刻起，面对陌生的“他者”，中国人对于自身共同性的惊讶认知就已经开启，这不亚于“人从流水中看到自己倒影而第一次倍感惊讶的那一刻”[2]4。李鸿章慨叹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则从中看到一个崭新的集体自我，并赋予其“中华民族”的共同称谓。自此，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称谓下，不断汇集着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诸种认识，无论是秉持种族思维[3]76，还是聚焦文化内涵[4]374，抑或明确国民意识[5]，甚至是兴起改造国民性的思潮[6]，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的不同方式的呈现。然而，内忧外患的救亡背景下，留给人们著书立说的空间有限，如何去“做”成为观察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实践进路。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各族民众表现出的团结一心、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集体行动，生动诠释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理念与品质，为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奴役、实现自主独立提供了动力与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实践进路进一步落脚到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中，体现在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话语中，并借助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运动实现进一步的行动自觉。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学理进路，严格意义上则在改革开放后。1978年，费孝通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中说：“就中国对世界各国来说，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属于这整体的内因。”[7]172可见，此时费孝通已经洞察了共同性之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内因规定性。谷苞在前期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在其系列成果里，语言文字、经济生活、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传统节日等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具体表征，而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共同发展则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形成和发展的根源[8-10]。与此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有学者开始着眼时代发展规律来认识共同性，并给出各族人民共同性将持续增多的预判——“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即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共同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多。”[11]30进入21世纪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实务界逐渐总结出“四个认同”[12]1、“五个认同”[13]2的话语体系，充实了民族理论政策宣传的教育实践。
随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性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纵观这些研究，主要有四种思路。其一，依照历史学的特定史观分析思路，考察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涵，如以区域中国观剖析中华民族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14]。其二，按照学说史的回溯归纳进路，考察相关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解，如对费孝通、谷苞等前辈学者认知理路的研究[15-17]。其三，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阐释进路，聚焦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以明晰相关会议的主旨精神，如对党的十九大精神[1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的研究[19-20]。其四，按照政治学的经世理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性深层次的现代性问题，比如有学者强调中国在自主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寻找与定位国家特性，并积极塑造国民身份，从而为国家治理与发展提供认同资源和精神力量[21]。
总之，既有研究已经涉及中华民族共同性问题，并能够就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容展开分析，包括历史与现实中的共同表征、老一辈学者的思想认知、重要会议精神的系统阐释、基本治国理政效能的分析等。不过，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意涵，特别是共同性是什么、如何增进共同性等核心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仍然缺乏相对直接聚焦的研究。对此，本文从民族政治学的视域切入，试图就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2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认知误区
在“增进共同性”的行动方略语境中探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意涵，需要把握其现实性与使命性。鉴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大局与民族复兴全局的事业，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规定性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自然也蕴含着政治考量与民族关怀。这就意味着，分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视域需要同时兼顾政治维度与民族维度。作为一门专注于研究政治与民族交叉范畴的学科，民族政治学提供了契合性的分析视域，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秉持何种共同性的内涵认知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思考与判断，进而影响集体行动的方向。因此，除直接呈现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内涵外，还要廓清并排除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的潜在误区，进而确保对行动方略认知的共识性。
2.1 民族政治学视域的切入
谈及民族政治学，一个前提性的追问自然是何谓民族政治学。从民族学的学科母体出发，周星指出，民族政治学专注于研究“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活”[22]60，其逻辑支点在于把握民族范畴的政治属性。周平立足政治学的学科基点指出，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政治生活和各种民族政治现象，意在把握客观规律，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为民族政治生活的改善提供服务[23]。青觉着眼于多民族国家建设，强调民族政治学“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各民族群体的存续密切相连……重点解决关涉民族因素的政治问题”[24]。高永久突出民族政治学的问题导向，指出“其目的在于揭示民族政治问题的实质和民族政治行为的规律性特征，探讨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路径”[25]2。综合这些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基本确定民族政治学从民族与政治依存交叉的领域中获得原初意涵，尤其关注民族共同体与公共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部分，并具备认识与改造民族政治现实的关怀。就此而言，作为一个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议题，中华民族共同性自然也是民族政治学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议题。
更进一步来看，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视域确实与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的明晰直接契合。首先，民族政治学关注民族范畴的重要政治属性，而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党和国家政治大局中的重要地位，正是这种重要属性的彰显，由此构成了逻辑前提下的一致性。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1]，就是这一层面的具象化表达。其次，民族政治学关注以多民族国家建设为重心的涉民族因素的政治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传统的时代性彰显”[26]，恰是一个涉民族因素的重要政治问题。因此，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次的规定性内容，离不开民族政治学的分析视域。再次，民族政治学着眼于民族政治生活的改善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共同性的高质量增进以及民族复兴事业的扎实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针对性地分析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离不开民族政治学视域的审视与分析。
2.2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性说到底，就是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称谓下涵盖的全体人民所具有的主体间的积极关联性。“共同性线索标识着人们彼此间的一些关联”[27]11，就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在本真性文化中自我发现与自我认同的关键就是这些关联[28]36；胡塞尔先验地称共同性为“交互主体性”，是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为他而存在着的自我—共同体[29]146-147；海德格尔则用“共在”加以表示[30]145。相较于这些主观先验认知而言，马克思着眼于客观现实，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来理解人们彼此间的关联[31]501。具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各族人民聚合而成的各种关联性的总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础内涵所在。借助民族政治学框定的理论视域，可以进一步剖析出这种关联具有民族向度和政治向度上的内在统一。
一方面，从政治向度看，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了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公共性，关系到各族人民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的政治整合问题，进而涉及共同体成员相互依存的基本秩序规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预设表明，一个共同体的本然共同性出自成员的政治公共性。因为“政治领域直接出于人们的共同行动……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32]35。可见，共同性的政治之维揭示了一个共同体内在的差异共存问题，其核心在于以超越差异乃至对立的共同言语与行动，把“注意力集中在弥合而不是消除分殊的事情上”[33]49，从而构建起相互依存的政治规范与制度体系，以维系公共互动秩序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共同适用的政治制度规则，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为稳定统一的疆域版图，在行动维度上表现为成员对上述时空确定性的共同认可、遵守与维护。由此，一种基本的安全可靠感和稳定归属感就能够在成员间相互承认、尊重与依存的关联性秩序规范中产生。
另一方面，从民族向度看，中华民族共同性包含共同体成员的民族文化性，关系到各族人民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状态的民族精神信念问题，进而影响共同体成员彼此关照、互助共进的基本生活面貌。可见，共同性的民族之维揭示了聚拢共生秩序下成员交往互动所积淀的民族文化性。由此彰显的共同性精神，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在政治性保障的共同生活中不断互动生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念。这些精神信念承载着成员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同时也昭示着成员们共同期待的理想生活愿景，能够带给成员们以乐观向上的意义感、情感共鸣的归属感、友爱和睦的互助感。就如有学者指出：“所谓共同性……不仅是指相对于外部而言的内部利益，相对于整体而言的部分利益，也指更加普遍和广泛意义上的连带感和相互扶助意识。”[34]5可以说，对于一个共同体的延续发展而言，民族文化性提供了内在的心灵归属和精神支撑。
综合来看，政治向度与民族向度的共同性内涵统一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内在规定性中，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内涵，即中国主权范围内全体人民在政治公共性与民族文化性的交融统一中呈现出来的积极关联，是各族人民共同依存与彼此关怀的积极关联性。这种全民关联性兼顾理性与情感、兼有秩序与意义，不断赋予成员以集体归属和认同，同时也不断催生相互依存、依靠与依赖的积极连带关系，进而塑造出全民一体性[35]。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表达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1]正是这种全民关联性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彰显。
2.3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认知误区
关联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意涵，既表达了共同体成员相互间依存与依赖的相关性，也表明了共同体整体与部分的联结性。明确这一关联性内涵，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并摒除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解的一些潜在误区，进而防范行动中的偏差。具体说来，潜在的认知误区包括将共同性等同于纯粹的同质性、多数的支配性和封闭的排他性等。可以说，这些认知误区的根源都在于忽视了共同性所具有的关联性内涵。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是纯粹的同质性。对共同性的强调，并不表明共同性就是一种抽离了差异与区别的抽象层面的同质性。对差异性的抹杀只会带来共同体的整齐划一，降低成员关联性的可能维度，从而遏制共同体成员的能动性与共同体本身的活力。同质性思维只能停留在一种过度抽象的教条之中，而无法触及真正复杂多样的政治事实，同样也无法正视人性与民族性的复杂性。这种错误思维一旦进入实践层面，只能幻化为以原则裁剪事实、以同质取代差异的同化做法，最终造成共同体成员自主性的丧失和共同体活力的下降。事实上，对共同性的强调更多是从对坚持各族人民平等、尊重与包容差异等价值纽带的遵循与维系角度展开。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很早就明白“同则不继”的道理，从而以一种“和合”的政治思维与民族文化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特别指出：“各民族的差异性将长期存在，尊重、包容差异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1]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是多数的强制性。尽管共同性常常表现为多数人的意志，特别是人民的意志，但强调共同性并不等同于默许多数人的强制，更不意味以多数人的意志来否定少数人的意志。因为，决定共同性实质的不是人们在数量上的多少，而是人们在关联比较中呈现出的优异品质。各族人民在劳动中创生的良好秩序关联与优秀文化品质即便产生于少数人之手，也会因其在主体关联性上表现出的优秀品质而得到共同体成员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并在适应和推动共同体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少数，但这些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过无数人的认同与发展，从而扩展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生活本身。相反，那些落后腐朽的内容，即便一时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但终究会因为缺失实质上的合法性而遭遇抵制，并被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人民的筛选机制所淘汰。因此，“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36]5，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助于和睦团结与进步共生的精华内容，同样会吸纳融入中华民族共同性之中。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是封闭的排他性。共同性的明晰和增进，并不代表着排他与偏见。政治公共性所表达的关联侧重于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公平性，就是着重强调对话沟通与共同行动。而民族文化性所侧重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同样是对民族优秀文化品质的赞许与集体德性的同意，注重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尊重以及对利己主义的超越。两者契合的重心都不在于刻意排他和制造偏见，而是注重推进成员的互助关联与整个共同体向上复兴，防止民族衰败。在一种极端的个体主义或特殊群体主义的思维认知中，会产生排他与偏见的认识。这种错误认识一方面认为共同性是对特殊性的磨灭，因而在利己主义的进路中主张抛弃一切共同性，甚至是抛弃稳定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追求维系极少部分人利益的所谓“共同性”，进而加剧了区隔、冲突与分裂等风险隐患。
3 中华民族共同性阙如的问题隐患与增进共同性的时代呼唤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认知误区会造成错误的行动导向，甚至隐埋潜在的风险隐患。在对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加以系统认知并排除思维误区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认清这种共同性如果阙如可能衍生潜在问题隐患。之所以如此反向考虑，就在于“生活在一个支持我们共有身份认同的共同体里，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它所提供的东西的重要性”[37]45，而一旦这些习焉不察的东西阙如，不必要的麻烦就容易产生。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转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方位，保持忧患意识具有必要性。就如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38]。
3.1 中华民族共同性阙如的问题隐患
如果缺少了中华民族共同性，会带来怎样的问题隐患？又有何具体表现？这实际上是从防患于未然的层面展开的逻辑思考。对此，仍然需要从中华民族共同性蕴含的主体关联性内涵入手加以分析。鉴于关联性内在于关系之中，因而可以透过不同的关系维度来审视共同性阙如可能触发的问题隐患。总的说来，主体关联性的不足不仅容易造成共同体本身的脆弱性，触发成员间的离心力，还会阻滞共同体的发展，带来整体性的衰落。
其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来看，共同性的阙如意味着各族人民在关联性上存在宽广度不足的问题。宽广度不足是指共同性无法全面有效覆盖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也即人们相互间还存在主客观的区隔与屏障，无法形成有效的关联性纽带。由此带来的潜在隐患可能表现为人们相互间存在主观意识与客观行动的排斥与偏见，甚至对共同性本身有所拒斥，这就容易造成整个共同体存在政治秩序危机与民族主义极化隐患。一方面，共同性宽广度不够容易触发政治秩序危机的隐患。由于成员彼此间的关联无法有效达成和实现，特别是人们相互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从而在交往互动中出现怀疑防范乃至区隔对抗的心态，这既不利于民族团结，还容易造成社会政治秩序的失范，触发秩序危机与政治冲突。另一方面，共同性宽广度不足容易触发民族主义极化的隐患，突出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实则是窄化或否定彼此间存在的共同性，容易造成人们相互间的偏见与对立，无论是个人间的对抗，还是族际间的张力，都是触发风险隐患的重要因素。
其二，从共同体内部成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的关系来看，共同性的阙如预示着各族人民在关联性上存在厚重感不足的问题。关联性的厚重感不足意味着共同性无法承载人们相互间稳定有效的关联，也即共同体的成员尚未形成丰富的公共文化与民族精神，对于共同体的公共关怀不足、所秉持的民族精神信念也不够，容易造成整个共同体的政治冷漠和民族衰落。一方面，共同性厚重感不够，容易带来政治过度冷漠的风险。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个体自利与群体自私所触发的功利性，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公共政治性。由于缺乏公共意识、公共关怀与公共精神，整个共同体都容易出现较强的政治冷漠，不仅同胞间缺乏相互关怀，成员对共同体整体的公共事务也缺乏兴趣，从而增大共同体的内耗，阻滞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共同性厚重感不够，也容易带来民族共同体脆弱的隐患。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容易带来价值意义感的流失，特别容易触发精神空虚，进而造成人们缺少向上的激情与前进的空间，造成共同体的脆弱，进而出现民族衰落。
其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整体存在的时空关系看，共同性的阙如意味着各族人民在关联性上存在持续性不够的问题。持续性不够指的是共同性缺少不断生产、再生产的延续机制，容易造成中华民族共同性本身的超越性不足、共同性意识丰富度不够的问题，进而影响共同性增进实践的有效性。具体可以表现为人们理想信念的单薄、使命担当的匮乏等，容易造成整个共同体在发展层面存在政治动力不足、共同愿景缺失的隐患。一方面，共同性出现持续性的不足，容易造成政治发展动力不足的隐患。一个共同体的发展有赖于成员共同努力推进，但如果成员缺乏奋斗的理想信念，那么发展本身也容易陷入停滞，从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落伍。另一方面，共同性的持续性不足，容易造成民族共同生活愿景的缺失。缺乏长远的共同性考量，整个共同体都将缺失方向，成员共同生活的品质也会下降。
3.2 中华民族共同性阙如的潜在根源
既然共同性阙如会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为了规避这些隐患，就需要进一步追问哪些因素造成共同性的不足。为此，可以着重把握能动结构因素，兼顾分析个体能动性与整体结构性，从而可以获得基本的分析轮廓。从这个角度看，共同性在宽广度、厚重感、持续性层面表现出来的阙如，既受制于外在客观环境的变化，也受约于主体在主观认识上的变迁，而这些都源自共同体成员关联性松动、变化、重组与整合的过程。可以说，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说到底是一种能动结构性的转变。在一个由传统地缘、德性、人情关系向信誉、法治、契约关系转型的变局时代，在一个由传统乡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型的变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内在的共同性都不免遭受流动离散化与多元碎片化的挑战。一方面是流动的现代性带来共同性在客观层面的离散化。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不断流动，触发了各族人民广泛的大流动意愿与大流动行动。不同区域的各族人民从本已熟悉的小范围关联性中走出来，进入陌生的环境与关系中，打破了传统稳定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在主观思想意识与能动行为方面，整个共同体的成员又不断面临内外多元化、碎片化的现实风险，各种各样的思潮观念挑战着既有的秩序框架与认同序列，形成观念上的碰撞，带来共同关联性的解体与重组。
与此同时，宏观层面的全球化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化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共同性产生了明显冲击与挑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文化自觉正是在全球化与个体化的双重现代性夹击中产生的。一方面，现代性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同质性，市场经济背后的利润最大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9]35。而这种同质化的联系，对既有共同体带来强烈冲击。另一方面，现代性以个体化的方式彰显，但过度的个体化实际上将原本在共同体中有温度的情感交流转变为原子化个体相对冰冷的契约关系。个体权利的优先性与个人自由独立的优先价值，削弱了集体分享关联的可能，也削弱了相互间的承诺与共同感。由此，自由膨胀、交往异化、共善匮乏所带来的就是共同性的缺失，进而造成自我与他者的紧张对立，而非彼此依存的内在统一。因此，高速流动与变迁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催生了不确定、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造成原有相对稳定的共同性面临瓦解与调试性转型，从而让既有的共同性变得越发稀薄。而高速转型的“空档期”里，新的共同性生产不及时、不稳定、不匹配，会加剧共同性集聚与增进的难度。特别是在各族人民大流动的态势下，人们交往互动范围不断扩大，临时生发的松散共同性容易因变动而转瞬即逝，难以积淀与增进。
3.3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时代呼唤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增进共同性，这既是防范重大风险的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始终重视增进共同性。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正确选择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人民民主制度的设计，都表现出民族特色与政治实践的关联性契合。从各族人民实现政治解放、共同当家作主，到共同建成小康社会并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不仅是各族人民政治能动性的释放，同时也是民族活力的彰显。
伴随时代的急剧转型与变迁，“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40]4。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对共同性增进的需求与呼唤。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梦想，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这就对共同性提出了新的高质量增进的要求。一方面，从反向看，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不足或缺失，难以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政治共同性的不足会造成共同体本身的失序，触发不确定与不安全，反映到成员层面则表现为日常生活中不断滋生的焦虑与不安。民族共同性的不足则会造成共同体内在的乏力，反映到成员层则是缺少精神朝气与活力。另一方面，从正向看，共同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具有本质规定性与建设性意义，不仅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为共同体的团结凝聚与秩序稳定提供支撑，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与共同追求，是成员共同行动的动力与价值归依。
因此，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性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全球风险与地方危机不断复杂的变动社会中，各族人民共同面临的是不确定的世界，对安全可靠、稳定归属、和睦友爱、团结信赖等关联性价值意义的需求已经成为维系政治秩序稳定、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不可或缺的内容，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践进程中高质量地增进。
4 高质量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方向与实践理路
新时代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意味着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方向上展开。中华民族共同性本身就蕴含着全民关联性，因此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思维同样是增进共同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除了要进一步引领各族人民群众正确把握共同性的积极关联内涵，防止落入认知与行动的狭隘误区外，更为关键的是要针对全民关联性不同向度上可能生发的共同性阙如问题，展开针对性的增进行动。“政治上的我们从来都不是自然现象；它必须被创制出来，然后不断地培养、支持和改造”[37]6，而“要达到融为一体的唯一条件就是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行动”[41]83。也就是说，共同性源自共同的行动，而增进共同性所着眼的共同行动，主要关联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宽广度、厚重感和持续性三个向度。在此三个向度上展开的实践路径，着眼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性关联、意义性关联以及使命性关联，在重塑中华民族共同性整体内容的同时，有助于针对性地解决共同性可能阙如的问题，提升共同性的质量，推动共同体的良好建设。
4.1 增进全民关联的意愿性，以政治公共性延展共同性的宽广度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由区隔孤立走向联系联合的过程。这一点更多表现在政治层面，当然这里的政治不是权力争夺与博弈意义上的政治，而是理性对话与交往交流意义上的政治。换言之，增进共同性就是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增进各族人民相互间的沟通联系，在基本方向上着眼于增进全民关联的意愿性，在实践理路上着眼于政治公共性的培育，以此来延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宽广度，拓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根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42]158，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口呈现出大规模的流动态势。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36]10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进一步强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可见，伴随各民族大流动大交融的格局深化，共同性的宽广度会进一步延展。增进共同性的首要维度就着眼于此，也即需要顺势而为，增进全民交往交流交融关联的意愿性。为此，我们需要同时关注制度性的保障建设与基础性的条件建设。
一方面，制度建设与完善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的框架性保障，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得益于共同的秩序规则体系承载了共同性增进的保障性前提。为此，要不断坚持和完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在内的政治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体系，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推进各族人民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事业中来，增进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进而增进对共同体与他者的公共关怀，维护公共利益。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各族人民公共参与的有效实现，不仅可以带动成员对其所属的共同体产生关怀兴趣，而且还会造就政治意识，增强对国家的信赖与认同[43]6。
另一方面，基础性的条件建设则着眼于为人们相互间交往交流互动创制有利条件。可以说，政治公共性的初衷就在于促进共同体成员平等和谐的交流，特别是在一个流动性和交融性更强的社会进程里，增进共同性的条件创制仍然是立足对公开对话、沟通与交流的促进上，毕竟“现代共同体被理解为基于新型归属感的交流共同体”[44]152。为此，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在为各族人民更好、更畅通的对话沟通提供共有的交流工具。另外，基础性条件的创制所依托的是现代性思维，建立在现代化思想意识上。因此要着重在全体公民的教育体系中增进对承认、尊重、包容等现代政治文明理念的培育。如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特别指出的，“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1]。
4.2 增进全民关联的意义性，以民族文化性认同提升共同性的厚重感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分散走向集聚的过程，而这种集聚除了成员相互间交流沟通互动产生联系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关联要有厚重感，或者说全民关联性要具备实质性的内容和意义，为成员间的纽带关联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全民关联性具备了这种厚重感，一个共同体才会更具凝聚力，不至于因共同性的稀薄而走向松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在基本方向上增进全民关联的意义性，在实践理路上着眼于民族文化认同的提升，以此来提升共同性的厚重感。人本身就是追求存在意义的动物，在意义之网的联结中存在[45]5。因此，由成员共同的实践活动所生产的共同的文化意义，赋予了一个民族共同性深层次的认同基础[46]423，为共同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与归属提供了精神意义上的支撑。正所谓，人的行为“由人们已获得的文化所控制的”[47]215。因此，可以借助民族优秀文化秉性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增进全面关联的意义性。为此，要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民族文化属性，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共同性的增进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确保良好的民族心态秩序的构建[48]。
一方面，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核心价值引领文化认同。作为文化认同深层次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生产的时代凝结性体现，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性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要进一步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共同价值追求。其中，尤其要关注以“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为核心的“五观”教育，以及以“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五个认同”教育。只有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才能保障共同性认知的正确方向。就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所要求的，“实际工作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调整民族工作中的偏差，搞清楚哪些方面必须‘同’，哪些方面可以‘异’”，其中各族干部在“五个认同”以及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上不能有差异[49]。
另一方面，努力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精神体认培育民族文化认同。在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过程中，共有精神家园凝结了全民关联的价值意义，是一个涉及各族人民认知体验、精神信念、情感意念等精神文化关联性的意义系统。共有精神家园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的共同性，进而激发强烈的情感归属和精神依托，并对人们的共同言行产生感召引导。因此，要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36]5。重点保护、挖掘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象征的不断再生产过程中展现历史记忆、身份标识与情感体验[50]，进而把握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共同性文化内容，实现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承和创制性整合[51]。以此为方向，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义深刻性与价值厚重度的前提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力和内聚力。
4.3 增进全民关联的使命性，以民族复兴的愿景与行动拓展共同性的持续性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过程，最终还是一个由现在到未来的发展过程。这一通向未来的发展过程，需要有共同行动与奋斗的理想愿景来引领。也就是说，在视野宽广、意义深厚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进还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责任担当。由此看来，增进共同性就是在基本方向上着眼于全民关联的使命性，在实践理路上着眼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景与行动，实现共同性的持久发展。如前所述，在社会政治转型的阶段共同体内在的共同性可能会流失，而共同体的长治久安所需的稳定绵延，需要以共同性的愿景与行动为引导和支撑。对此，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阶段性行动愿景以及总体民族复兴愿景，构成全民共同的追求与使命，并转换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景所蕴含的共同使命，主要是实现共同富裕与美好幸福。为此，就需要以此为各族人民共同行动的导向，进一步增进各族人民共建共享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要提升共同富裕的全民关联性。民族复兴愿景中一个显著的标识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所在[52]364，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动力所在。对共同富裕的强调意味着对共建共享的基本追寻，而这种行动路径有助于弥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带有增进共同性的使命意义。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缩小区域间、阶层间、群体间财富占有和收入差距的过程。这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各族人民相互间的关照与互助。也就是说，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不仅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担负起使命责任，也要为各族同胞的生存与生活质量提供自觉关怀与帮助。在此基础上，共同富裕的奋斗行动才能有效，共同性的增进才能坚实。
另一方面，要提升幸福生活的全民关联性。民族复兴的愿景不仅要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将这种优越性转换为美好幸福的共同生活品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和国家明确的共同愿景与行动目标，其所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所要带动的是全民共同的参与体验。事实上，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景离不开共同体成员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因为，只有道德素养能够为共同行动提供坚实的信仰基础和责任担当。为此，需要积极培育各族人民的良好道德风尚，以道德感召力来滋养共同性的使命担当。唯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一代接一代地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各族人民的内在关联性才能一直向着共同幸福的方向发展。
5 结语
共同性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全民关联、整体统一的内在规定性，是共同体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本源与根基，也是支撑并指引共同体发展以应对内外变化的动力与方向。中华民族共同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自成一体并不断凝聚进步的核心属性。各族人民之所以能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本源上讲，正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关联性为各族人民的聚合联结和依存与共提供内在的道义支撑。民族政治学提供了审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视域，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性所蕴含的政治公共性与民族文化性的内在统一，彰显了全民彼此依存与依赖的联结关系。可见，“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称谓下涵盖的全体人民所具有的主体间积极关联性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主要内涵。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增进共同性，就是要以缓进的方式增进全民的积极关联，在全民关联意愿、关联意义和关联使命中寻求契合的路径。由此，不断延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宽广度、提升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厚重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持久性，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