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是以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共有文化身份的认同为基础、以文化认同为精神动力的一种群体认同意识。当前，由于受到内部阐释壁垒、外界环境冲击及文化记忆淡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在实现统合与归属的过程中存在张力。因此，从文化身份认同视角切入，借助中国传统仪式这一“文化居间”以挖掘共通文化符号、共有历史基源、共存精神图景在消除文化身份认同张力方面的必然逻辑，既有助于构筑起仪式文化主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又能促成个体文化身份对中华文化身份的赋魅与统合，进而有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牢、向心力更强的共同体。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仪式；文化身份；文化符号；身份认同
我国相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象地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将各民族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家与国是文化身份的存储场所，依据“民族国家”的原则要求，文化身份认同是民族认同的要素，是最终实现国家认同的基础。个体作为文化身份识别的最小单位，从个体出发联通各民族成员的“家庭意识”，可以有效构筑起个体文化身份对中华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归属。当全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浪潮形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碰撞时，个体文化身份便会呈现出稳定且又混杂的状态，这一身份情状在促进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也触发了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张力，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稳定带来挑战。作为多元文化交涉、交互、交融过程的必要中介，“文化居间”成为中华文化之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实现家国同构的重要关注界域。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集合体，中国传统仪式承载着识别文化身份的重要功能，且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居间的关键组成部分。仪式是由文化传统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是一种沟通和维持群体活动的途径，但要想真正依靠传统仪式文化消除文化身份认同张力、塑造“家国合力”，就需要廓清中华文化身份在内部阐释壁垒、外界环境冲击及文化记忆淡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认同张力，借由以中国传统仪式为代表的共通意义空间，从文化符号、历史基源、共通精神三个方面求同求通。有鉴于此，本文引入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身份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以支撑对文化身份的探索与解析，并提出“整合—在场—归属”的身份认同实践范式以对应整合精神秩序、打造具身体验、推动互动交融的三重路径，以期通过对传统仪式本源的追溯最终实现对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机统合。
一、囿限、冲击与脱域：文化身份认同张力之现状
当前，世界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错杂糅的环境之中，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形态纷繁交杂，承载着认知、思想、情感等多重结构要素的中华文化主体同样处于身份错置之中，如此发展态势并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文化身份认同体现的是个体对于自我所属文化的认同，是个体自身作为中华文化群体成员的情感体验，是各民族归属于中华民族的情感联结。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地缘文化藩篱与本土语言隔阂，成为文化阐释的内在囿限；个体文化身份失位与青年亚文化失序，诱发中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不断遭受冲击；群体主观选择与客观媒介环境渗透，引致文化记忆陷入主体脱域的窘境。由此，内外因素的双重叠加和媒介革命的深层裹挟迫使中华文化身份认同时刻面临无法接续巩固的现实难题。
（一）内在囿限：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包含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有机统一体，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实体，亦是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共同体；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彰显。各民族成员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现实差异，势必对文化共识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1.认知偏差：地缘分化之藩
地缘文化主要是区域性族群成员对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产生依恋，并不断在此自然环境中进行文化产品创作和精神内容共享而形成的。受限于地缘藩篱，区域性族群只能在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生存，并通过语言、历史、信仰和社交等因素来强化成员对共同族体的认同意识。因此，区域性族群的知识能力、价值观念等均来源于某一特定的单一环境，在构成较为突出的地缘文化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造成族群文化彼此认知、相互理解的偏差与障碍。譬如闽南文化是依靠闽南地缘背景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妈祖巡游则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性仪式。妈祖巡游的过程不啻是布福施恩的过程，也是闽南人依靠妈祖信仰强化地缘共同体的过程。囿限于特定的地理环境，非沿海族群在无海洋生存生活经验的既有认知下，自然难以准确把握妈祖信仰在闽南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与价值所在，这种认知错位会促使内陆族群对沿海族群文化的理解产生偏差。由此可见，地缘特性确能催生一个族群的文化要素与文化观念，并不断构成该族群的文化象征，使其文化身份认同的张力同样也会在地缘分化中加剧与外延。
2.解码障碍：语言阐释之困
从符号学视角审视，文化只有被阐释才有意义。作为阐释文化的工具，语言不仅是对社会环境的反映与表现，也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中国仪式文化的体验需要参与者调动视觉、听觉及触觉等多重感官来感知，其中听觉的阐释往往会受到本土语言的限制与束缚。受语言所限，当仪式文化参与者身处同一声音景观不同的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文化逻辑之中时，针对同一时期各个仪式场所声音景观之间关系的讨论就可能无法展开。丧葬是生命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吟唱哭丧歌在许多民族的丧葬仪式中已成为普遍性环节。例如，普米族歌唱的“给羊子调”、哈尼族诵唱的“谜萨威”调子、壮族吟唱的“卡拍蒙”等哭丧歌，要求表演者与参与者同时在场，因此具有强烈的即时性和临场性，仪式在场者无论是对仪式符号的接纳还是对文化内涵的领悟，均需基于对本土语言符号的理解。身处丧葬仪式现场的在场者虽能共享在地化的文化语境，但各自不同的语言背景使其在面对同一语言符号时仍会处于各不相同的文化逻辑之中。对于无法听懂本土语言、难以理解区域性惯有思维方式的受众而言，他们更多地停留于浅层声音聆听，不能理解仪式文化的意义，尤其不能理解其深层意义，语言编码与解码所产生的解读偏差和传播障碍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和延伸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张力。
（二）外在冲击：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危机
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价值观决定了民族内大多数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是民族凝聚力的血脉源泉和精神纽带。部分个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外部环境的不断影响，这使其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受限于价值观念钝化所带来的认同分歧，这一现象已成为以仪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窒碍与横亘。
1.观念侵蚀：个体文化身份的失位
置身文化多元发展和时代复杂多变的转型社会，中华民族成员正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哲学命题，同时也陷入了“应秉持何种立场”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困境中。当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个体与外来文化价值观念遭际之时，缺乏文化自信、思想立场和精神独立的人群便会在“他者”文化的价值引导下逐渐迷失个体文化身份的既有归属，从而出现个体层面上的价值观念混乱与道德行为失范，本应坚守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立场与价值遵循的个体会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步丧失中华文化身份的准确定位与维系能力，中华民族长期秉持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规训逐渐被动摇、被怀疑直至被改变。此过程的不断反复与无限延续只会加速削弱中华文化身份在个体文化身份归属中的主流地位，中华民族原有的文化演进范式与趋向也会因此发生畸变。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日历，由祭祖、拜年、迎新、净化、驱鬼、赶乱岁等一系列仪式组成。当有关春节的本土文化价值观念被外来文化思潮逐层消解后，春节期间的祭祀仪式、守夜仪式以及庙会的信仰仪式等流程一再被简化，部分国人甚至视春节为不必要、落伍、过时的程序，这致使春节的仪式色彩逐渐淡薄。于是，与春节相关的传统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也存在被削弱的风险，个体文化身份在归属于中华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渐有趋于模糊的征兆与隐患。
2.观念混沌：青年亚文化的失序
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将亚文化定义为从属群体挑战主流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和仪式。伯明翰学派也认为：“大部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是寻求刺激、自治和认同的一种自由，不轻易接受现有的主导意义。”作为成长于网络环境中的一代，当今青年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及情感需求等深受互联网的影响，他们会主动将互联网思维不断嵌入自我生命历程之中，继而形成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文化特征。青年群体一直被视作文化参与、创作和传播的主体对象，对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树立与培养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但网络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海量信息供应的直接影响，致使各种价值观念交织错杂，青年群体可能时刻面临文化的冲突对抗与困难选择，进而使个人价值体系在对中国仪式文化的参与、创作及传播方面始终处于非稳定之态。同时，由于青年自身的反叛性与破坏性，其对中华文化的解构会降低青年群体主动参与中国传统仪式活动的兴趣与意愿。青年群体在接触各类传统仪式活动时，若对自身中华文化身份的认知过于肤浅与片面，悬浮于表层意义空间的“仪式实践”就势必弱化青年群体的具身体验感，甚至可能会在面对中华文化时产生对抗情绪和文化冲突，青年自身的主体文化身份边界也可能会在与中华文化的离散中逐渐被确立。
（三）主体脱域：中华文化记忆的淡化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媒介化社会带来群体成员信息获取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阿斯曼（Aleida Assmanns）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指出进入电子化时代后，人们的记忆载体发生变化，逐渐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之中，失去深度思考的机会，进而引发了文化记忆的危机。作为凝聚共识与汇集情感的中国传统仪式，在网络媒介时代中同样面临着主体缺场、传承脱节等诸多难题，面临文化记忆陷入断层的困境。
在数字化社会浪潮中，媒介正突破时空限制，广泛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并在持续塑造、巩固媒介社交核心地位的过程中，逐步将文化与其对应的活动场域与实践行为区分开，部分用户在获得自如往来媒介世界的能力后，便选择不再参与实体文化活动，主动置身于开放的媒介世界之中，习惯于通过屏幕的感官刺激来获取更便捷的知识和更快速的经验。然而，身体是文化记忆储存的重要载体之一，具身性的实践体验所带来的感受是其他参与方式无法替代的。媒介环境的深刻变革诱使个体亲身参与文化活动的意愿减弱，文化传承的主体也由参与者转变为旁观者，这种身份的转换会导致传承主体无法通过屏幕感知的方式实现对仪式情境与文化内涵的深层次理解。
除上述参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方式变更和主体身份转换外，媒介环境中算法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则是传统仪式被边缘化的客观原因所在。用户从网络中获取的信息看似是用户自由选取的，但在大数据话语逻辑下，这种主动选择将变为被动接受，即移动媒体构建的信息茧房强化了“沉默的螺旋”效果。如抖音、快手等一众短视频平台的确给予传统文化新的传播空间，但其更注重的是对中国仪式文化趣味化、游戏化、猎奇化、快餐化和碎片化的创编、展演与传播。首先，通过对传统仪式组成要素进行放大、缩小或分解，互联网平台会将其编织成短时间内更适合视频直播和平台互动的碎片式内容。相较于传统仪式程式的严谨与复杂，松散且随意的文化形态显然更易被网络受众所接受，但长此以往这种迎合势必使传统仪式沦为缺乏主体融入的文化奇观加速。其次，个性化的算法推荐会过滤掉平台主观认定的用户不需要的内容，以此来提升内容推送与用户需求的适配度。这种看似精准的内容推送和兴趣匹配会使中国仪式文化与文化参与主体的对话再次被算法限制，使用户无法接触更为多元且全面的仪式文化，进而造成并非仪式文化传播者本意的文化保守。文化参与主体在新型媒介环境之中的被迫脱域使得古老的中国仪式快速沦为新时代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也逐渐被淡化，共同体成员很难就参与同一传统仪式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由此催生的消极效果极其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符号、历史与精神：唤醒文化身份认同的必然逻辑
中国传统仪式统一中华文化身份的始源是“基于什么”，即实现文化身份统合的基础与根据，其本质是唤醒文化身份认同的必然逻辑。以中国传统仪式为代表的“文化居间”，是统合中华文化身份的关键，其最终目的是构建起由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而形成的多元统一体，该统一体是建立在各民族共通文化符号、共有历史基源和共存精神图景之上的：同构的符号系统，表征鲜活深刻的文化意义；同源的历史脉络，佐证同宗同祖的民族本质；同铸的精神版图，赓续多元一体的客观现实。三者在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对各族民众的认知、情感、互信等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进而为文化身份的有效统合奠定坚实且稳固的根柢。
（一）符号询唤：共有文化身份的具象表达
从符号与文化的关系来看，符号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内容。符号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对符号的认同实质上是对文化认同的体现。符号通过意义诠释通往意识空间，彰显其文化属性。从该逻辑视角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独立单元简单叠加后的心理结构，而是由各种形态的文化符号交织、共同孕育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仪式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各类文化符号不计其数，所有符号皆作为一种直观性的文化载体而存在。在举行各类传统仪式时，仪式参与者在认知同一文化符号的经验层面会衍生出不同程度的分化性，即在接收符号映照自身的过程中营构出相异意义，此时对符号的诠释与解读在主体视角下就会呈现出有差异的同一，而寻求中国传统仪式象征性符号共通性的可能正是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合题出发。据此，在同一与差异共同结构的更高意义的文化符号体系中，各民族成员所共有的文化身份得到更为具象化的表达。因此，挖掘并探讨中国传统仪式中文化符号的共通性，是从认知中华文化内涵到理解中华文化共性特质的必要环节，也是构筑起家国一体接续机制的必然支撑。
《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由此可知，婚礼被认为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本。哭嫁作为一项穿插在婚礼仪式过程中的辅助仪式，普遍存在于我国汉族、裕固族、藏族、彝族、壮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多个民族的婚嫁仪礼中。虽然各个族群哭嫁仪式的流程设计和视听呈现因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社会变迁等因素略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哭嫁歌成为多民族共生、共存、共通的文化符号。就哭嫁仪式而言，新娘在演唱哭嫁歌时需同时具备“唱”的形式及“悲”的情感，由此完成情感的集中表达。新娘借助哭的形式传达内心的留恋与不舍，进而又以悲伤的唱腔引发在场主体的情绪共鸣。各民族依托哭嫁歌这一听觉符号，实现了多元文化形式下符号意义的共识。究其本质，以哭嫁仪式为代表的中国仪式文化在中华民族内是相通共存的，它通过仪式化和习俗化的形式，在风俗习惯和听觉符号中强化了各族群众对统一文化身份认同的认知，继而形成以集体主义为特点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个体的认知转变也促使各民族逐渐向中华民族大家庭聚拢，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得以明显提升。
（二）历史基源：同根仪式文化的内在机理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华民族在经历漫长的历史演进后，形成同根同源的中华文明。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说”来看，中华文明实际是在中原、山东、长江、江浙、甘青、燕辽六大地理范围内开展并汇聚而成的宏大文明体系。苏秉琦先生用“满天星斗”来形容遍布中华大地的六大文化区。“满天星斗”并不意味着各区系仪式文化彼此孤立，而是揭示其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交融，逐渐形成以华夏文化为核心、对各区系仪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且又向华夏文化聚拢的鲜明特点。各区系共存于中华大地，共同创造了内容多元、形态各异却又互有联系、互相影响的中国传统仪式文化体系；中国传统仪式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谱系的总体框架中存续演变、历久弥新，渐序形塑了今日的中华仪式文化景观；中华仪式文化景观在历史变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与其他文化一同构建了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的稳定格局。
譬如起源于西周时期的成人礼仪式被视为中华礼仪文化的代表，冠笄之礼又被视为华夏礼仪的起点。从周秦时代的冠笄之礼到近代以来的新型成人礼仪式，成人礼仪式在历史脉络中不断产生契合时代主流的新程式，是中国古今仪式延续的典型路径。瑶族的“度戒”、傣族的“染齿”、纳西族摩梭人的“穿裙子礼”“穿裤子礼”等都是各族群众在不断借鉴华夏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融入本民族文化符号所生发的各具特色的成人礼仪式。长久活跃在中华传统仪式文化事象之中的各民族成人礼仪式虽各有风格，但也验证了各民族文化共塑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反哺各民族文化的文化事实，成人礼仪式的同根同源、共生共存、互通互融等文化属性在对“区系类型说”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出积极回应的同时，也为各民族仪式文化于中华文化内部孵化起源与动态发展的既定态势作以正面肯定。历史发展是佐证中华文化统一身份的宏观场域，作为见证历史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华传统仪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延续传承的基因密码，动态演进的中国传统仪式在自我确认中华文化本质力量的过程中，亦有力地揭示了各民族、各地区仪式文化基于共通共享的历史基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意义与内在机理。
（三）精神共识：互嵌互融图景的存在因缘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三类。相较于单一的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形式，在中国传统仪式形构的共通精神世界中紧密联系的各族群众，能够基于共同的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塑造出统一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集体意识。由此可知，统合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构筑精神共同体是同质的。民族交流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纽带，其实质在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华各民族间只有开展平等的、包容的多向交流，才能产生情感的联结和内心的共鸣，进而形成较为稳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这一视角来看，历史上各民族借助传统仪式而展开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正是统合文化身份认同、构筑精神共同体的前提。各民族在彼此影响、互通有无的仪式行为中可以传达出共通的精神感知，营造出共时的精神体验，并最终汇聚起共同的精神力量。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雨露白族乡，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乡，世代聚居于此的彝族、汉族、白族等各民族群众共同造就了当地多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人文环境，这种由血缘、地缘、精神等多重力量聚合而生的共同体意识催生出独具地方特质的仪式文化。姑奶奶走亲是当地沿袭至今的一种传统仪式活动。每年在雨露与上淜门两方交替接送的“姑奶奶”雕像，吸引着沿线众多村落的族群成员前来祭拜。作为祈福仪式的行为体系，跨越村落和族群界线后的“一接一送”有效促进了两地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识聚合的仪式图景下，由当地各族同胞联袂书写、合力创造、齐心维系的“分地而居、向心而聚”的文化现象，则集中展现了各民族群众共同的精神特征、共享的精神符号和共有的精神源流。作为推动各民族互嵌互融的重要载体和综合场景，以姑奶奶走亲仪式为代表的民间礼俗凭依姑奶奶等象征符号所开展的动态延续行为和活态传承实践，加强了各民族群众对同一仪式文化的认同感，各民族群众因参与仪式而达成的深度交融更是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精神版图的形成与稳固。
三、整合、在场与归属：于中国仪式文化中实现共识同构
个体文化身份的组织结构存在客观与主观两种层面：个体的客观文化身份是当下社会建构的规则化、惯例化的一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之下的定位；个体的主观文化身份更多指涉为个体在客观身份之上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感知，它通过内化与吸收客观文化元素，形成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识和对彼此文化身份的认同。当前，中华各民族成员的客观文化身份是一致的，而主观文化身份则体现为群体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中的一种动态化的身份状态。伴随着对多元文化元素的接触与认知，个体文化身份在持续演绎中日渐形成多种文化身份共存的常态面貌。然而，当个体身处价值观念嬗变、文化背景相异且文化记忆淡化的现代社会中时，“现代性割裂”的个体文化身份难以找到稳定的支撑点，文化身份认同的张力也将不断加剧。而仪式通过整合展演景观的方式使众多参与者在同一仪式空间中相遇，仪式活动能依仗感官编排将参与者对仪式的文化体验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一种由多重感官共创的“仪式共在”。这种“共在”不仅增强了仪式参与者的集体感，更为个体归属于共同文化身份提供了稳定的支撑点。因此，参与中国传统仪式成为个体统合与维系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以赫克特的身份传播理论考察与探析中国传统仪式的展演过程，将个体的（individual）、演绎的（enacted）、群体的（communal）与关系的（relational）四种身份相互融合，可为中国传统仪式建立起一条实现个体文化身份共识同构的“整合—在场—归属”的显性路径：通过个体身份统合演绎身份，可由统摄个体文化身份的精神秩序以完成文化身份的动态演绎；凭借个体身份统合群体身份，可借具象个体文化身份的物质体验以巩固群体文化的身份建构；依托个体身份统合关系身份，可凭借营构个体文化身份间的情感联结以统合中华文化的身份共识，最终成就个体文化身份归属于中华文化身份的终极认同。
（一）个体身份统合演绎身份：仪式符号整合精神秩序的二元进路
当个体参与中国传统仪式活动时，其身份不只局限于文化接触者、文化接纳者或文化参与者的递进范畴，还可能进一步演绎为文化接触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身份继承。这实际上是对个体在仪式活动中不断生成演绎身份的动态呈现，即个体身份在主观文化身份的选择基础上构建文化角色的过程。据此可见，演绎文化身份始终是以非静止的状态持续演变的，并一直存续于个体文化身份向多元文化身份转变的全过程，而该过程的核心在于个体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定位与统合，个体在精神层面的主次选择则成为核心搭建的前提。当精神秩序混乱时，便会导致主流文化的失位与青年亚文化的失序，因此完成个体文化身份对演绎文化身份的统合需要先实现对个体精神秩序的整合，而精神秩序的整合则需要借助中国传统仪式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标志完成。作为仪式最小的单元要素，符号以具象化标志无限延伸至仪式结束后的世俗生活中，发挥共同体精神秩序的引领功能。因此，个体在接触多元仪式符号后，可通过联想、比对自身文化记忆中的仪式符号这一文化交点建立特殊的沟通方式，并以此来增强个体之间的文化联系，强化成员彼此的情感体验，整合集体共循的精神秩序，进而使个体能够更好地扮演和表达自己，以便为演绎文化身份的持续塑造提供现实支持。
仪式文化符号作为仪式文化的载体，一方面表现为具有相通意义的共通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由共通文化符号转变成的承载各民族仪式记忆的共享文化符号。在个体文化身份于认知、接受中演绎成多元文化身份并逐渐将共通文化符号内化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中，个体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因此，仪式符号整合精神秩序的过程就是找寻共通符号与突出共享符号的过程。仪式符号整合精神秩序的第一条路径是通过找寻共通意义的文化符码双向阐释文化。任何文化符号的背后连接的都是一个意义世界，当各民族开展共时文化交流时，仪式文化传播者可采用共通意义的文化符号进行对照描述，进而为个体间文化身份的演绎映衬出实践基础。裕固族剃头仪式是诞生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欢迎新生命的降临，并祈祷神灵庇佑婴孩健康成长，藏族剪翁佳仪式同有此意。以剃头仪式与剪翁佳仪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诞生仪式，都归属于以敬畏生命为特征的文化价值维度，诞生仪式文化的习俗表征在共通符号的互动实践中赋予各民族成员文化身份认同的可能，分散于不同时空维度的仪式意义共同体也因互动实践的积极开展削弱甚至消除了由不同文化边界所造成的身份禁锢与认知束缚。通过仪式文化传播者阐释裕固族剃头仪式与藏族剪翁佳仪式的相通意义后，文化接触者可接受与内化共通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共同价值与内涵，逐渐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认同体系之中，使自己更易直接感知二者的文化关联，促使其主动将自身演绎为文化接纳者的身份，以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意愿。
仪式符号整合精神秩序的第二条路径是突出共享的文化符号并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文化接纳者在实现仪式文化符号外在形式内化为文化记忆后，方可与文化传播者建立一定的情感联结，并完成共同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情感体验的对外信息传递。在此之后，原本的仪式文化接纳者演变成新的仪式文化传播者身份，共通文化符号也实现了向共享文化符号的跨越，继而文化传播者可通过共享文化符号演绎文化身份以建立更为紧密的文化联系以及更为强烈的精神认同。锅庄舞作为中国传统的仪式圆圈舞蹈，现已发展成为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民俗仪式。“圈”是锅庄舞的外在形式表征之一。当各族成员围成圆圈集体参与到锅庄舞展演中时，脚步的拖、踏、点，手臂的挥、甩、拉这些共通的舞蹈符号由“内圈”传递到“外圈”，再由“外圈”传递到“圈外”的文化接触者，人际间肢体联动形成的语言释义便成为传播文化记忆的共享符号。“圈外”接触者被传递出的共通舞蹈符号所吸引，由“圈外”接触演化成“外圈”参与，原本的文化参与者开始演绎为新的文化传播者，而旧的文化接触者则在参与过程中再次成为新的文化参与者。在这一展演、释义、传递接续进行的符号传播过程中，原本的“外圈”演绎为“内圈”，而后“外圈”又能继续辐射、吸引、接纳、演化出新的“外圈”。锅庄舞的仪式符号在集体扩散中从各族人民共通的舞蹈符号转化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文化传播者在肢体互动中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在感知共通文化符号、突出共享文化符号的过程中，仪式文化接纳者将感受到同一文化内核的多元符号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无限接近性。仪式文化传播者、仪式文化接触者、仪式文化接纳者与仪式文化参与者文化身份的不断演化，可促使文化身份认同的张力在数次文化身份的多重演绎中得到消解。
（二）个体身份统合群体身份：集体在场打造仪式参与的具身性体验
调动文化接触者亲身体验传统仪式，营造个体全感官的共同体验的关键是如何设计并调动文化接触者对中国传统仪式文化产生兴趣，并吸引个体参与到群体活动之中，从而巩固个体文化身份对群体文化身份的定位与体认。但在具有在场性特质的仪式活动中，仪式文化参与者对所属文化的认知局限是限制其主动参与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而仪式文化参与者直观理解各民族仪式文化深刻内涵的有效路径，则是仪式文化传播者依据在地文化环境，将富有特色的仪式文化与各民族意义共通的文化符号相结合。例如在云南芒市地区举办的“摆少桑”出洼干朵节上，傣族、德昂族、景颇族、傈僳族和阿昌族等民族的群众身着各自的服饰共同参加“摆少桑”祈福仪式。“摆少桑”是傣族和德昂族特有的传统仪式活动，但在节庆活动中上述各族群众共同举行点灯祈福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灯火代表光明与希望。祈福仪式活动借助“点灯”这一共通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起超越各族群众身体的文化共鸣空间，并以此来调动在场各族群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凭借自身所营造的鲜活的、有感染力的、生动的在场氛围，祈福仪式不仅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在场者彼此文化身份认同中存在的疏离现象，全感官的仪式实践更是有效地激发着文化接纳者与当地文化群体的参与热情，置身于共通符号与仪式情境合力编织的同一时空维度下的集体狂欢中，参与仪式的个体也成功实现了从“兴趣吸引”到“具身体验”的现实转变。
“具身性”是认知哲学领域的核心论题。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提出的主动身体观认为：“关系到定向景象不是客观空间中的事实上的身体，而是一个可能行为的系统、一个具有现象位置并且被其任务和情境决定了的实质身体。”因此，人的身体不仅具有单纯的生物学意义，更是一个能够感知定向景象并执行各种可能行为的灵性载体。在参与传统仪式活动时，身体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还是积极的文化参与者，其所承载的心理感知与身体动作是理解文化内涵、解读共时情感的基础。作为一种激发个体参与仪式活动欲望的中介，共通性的文化符号不仅是对文化的再现，更是对文化价值与内涵的传递与强调，它能促使个体发挥身体主动性以突破身体的边界。但这种边界不是由生理性身体决定的，而是由个体借助工具应用延伸身体体验而决定的，其最终目的是引导个体文化身份融入另一个更广泛的群体文化身份中。例如，个体在接收到共通文化符号释放的讯息后，借助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扩展现实）等技术手段使个体突破生理性身体边界，“穿越”到虚拟的仪式活动中，以便及时、无限制地观察三维空间内的传统仪式活动，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觉的延伸与扩展。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由于仪式文化活动本身缺乏对展演情境中语言、行动等信息的阐释，个体在体验仪式文化时，通过工具的使用，其所产生的知觉、感觉、意识、情感等均以身体为介质，但又跨越身体的边界，集合形成全身心浸入式的情景参与，个体之间则会凭借仪式活动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由此可知，当个体充分发挥身体的主观能动性融入群体活动中时，参与群体便可依靠仪式活动所形构的公共意义空间派生出沉浸式的群体性文化体验，并进一步打造出集体在场的美好愿景。集体在场的形成为群体文化身份搭建了基本的生存场所，具身体验的定向又为仪式文化接触者认知彼此提供了实现的途径，两者有效推动了个体文化身份对群体文化身份的确认，进而通过激发群体归属感重构个体文化身份，以增强个体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三）个体身份统合关系身份：仪式互动归属文化身份的现实对策
参与仪式活动通常被视为一种单向的过程，参与者只需要按照既定程序加入仪式活动中即可；而仪式互动强调的则是双向或多向的交往过程，其核心机制为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的主体之间的互动状态与情感连带。在此过程中，仪式互动对参与者提出情感传递与相互理解的参与要求，以期达成多元文化互通互融的现实。在传统仪式文化活动中，个体借助共通文化符号的吸引使自身沉浸于群体在场的现实场景中。受现场氛围的影响，仪式文化传播者与仪式活动参与者随之展开紧密的语言沟通、肢体互动与身体联动等感官探索，其实质是个体之间依托情绪体验的相互激发而产生的高度关注状态。互相高度关注的主体能够暂时摒弃文化背景的差异，共同聚焦于共通的文化符号与共在的仪式行为，通过仪式互动将群体成员的集体在场转化为一种关系层面的跨越文化界限的资本。基于此，不同仪式文化参与者之间情感导向的关系身份逐渐生成，同时为参与者注入更多情感能量，从而形成群体身份间情感的高度联结。因此，各民族仪式文化互动既是调适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过程，也是将自身稳定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各兄弟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作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其农历正月十五举行的囊括汉族、藏族、土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社火展演成为各族人民共同构建具象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例证。在社火展演的仪式场域内，欢快的藏族舞蹈、威猛的舞龙舞狮、欢快的土族安昭舞、祈愿的种皇田仪式和绚丽的回族服饰展示等多民族表演活动交错辉映，各民族成员在尊重彼此的民俗、文化、生活、身份等时也高度关注对方并主动感知彼此，共通共享的文化符号在此时尤为凸显。这些普遍存在于仪式中的文化符号不断强化着仪式文化参与者的文化身份属性，使参与者生成对中华民族更深刻的认知体验与情感联结，进而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激发其主人翁意识，最终实现从“我”到“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在统合文化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仪式活动的参与体验是形构共通意义空间的基础，情感的交流与互动才是其最终目的。伴随着仪式文化参与者之间情感张力的不断调适，中国传统仪式将各民族意义共通的文化符号转化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这一转化过程不仅推动了集体在场的物理时空和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时空的合二为一，还在彼此文化间关系身份的统合中使仪式文化参与者找到文化身份的归属之地，继而绘制出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美好图景。
四、结语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视角逐渐从理论研究转为实践落地，这种转向推动与之相关的研究视角开始聚焦于各民族共有文化身份认同作为文化认同底层逻辑的现实功用。据此，本文主动将关注点从“文化认同”转向“文化身份认同”，并将赫克特的身份传播理论置于中华民族普遍存在的传统仪式文化中，以个体文化身份为基本单位实现其与演绎身份、关系身份、群体身份的互动联结，最终完成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身份的“集体赋魅”。中国传统仪式是个体间文化身份认同的整合式传播场域，各族群众能够于“在地化”的仪式集体交流中达成文化共通、具身感知与情感互动。基于此，仪式参与者的文化身份能够在即时的、易达的符号共享中“相互赋魅”，从而不断充实自我对中华文化身份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国传统仪式与建设中华民族美好大家庭内生性关联的明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整合文化身份认同的路径走向，这不仅实现了对地缘阻隔、语言壁垒、观念分野、记忆淡化等多元问题的超越，同时也让各民族成员日渐明确了无论是从个体到群体、从民族到国家，还是从仪式文化到中华文化，唯有联结共有文化身份才能传承文化记忆、集结文化情愫、深化文化认同，继而促使个体文化身份向中华文化身份无限聚合，将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并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出更为主动、更为不竭的精神动力。
张辉刚，现任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负责人。
唐钰镥，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王宇澳，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 2024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