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唯物史观视角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逻辑和叙事理路，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又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融通互促，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维系、发展、巩固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文化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坚不可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新局面。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球视域。从文明演进规律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文明性引领、整体性创承、历史性跨越、现代性塑造，展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图景。在世界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承担着文明交流、传承与互鉴的任务使命，而且承载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责任使命。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两个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而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近年来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论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维度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涉及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根基和文明韧性等论题。有学者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文明基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文化标识；有学者重点对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内在逻辑与相互关系进行论述，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外在表征，创新性是其发展逻辑，包容性拓宽了共同性的内涵外延，统一性是其根基，和平性是其伦理基石；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互嵌互构的关系，认为两者具有共同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渊源，有着一致的现实依据、实践基础和目标导向，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广阔文明新路；还有学者从韧性理论出发研究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认为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的韧性治理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学者们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是已有研究较少从唯物史观视角来深刻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逻辑。唯物史观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为我们从文明向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极大地提升了党对民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从文明向度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规定和生发规律，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路径，这既是从体系化、学理化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又是从战略高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诉求。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意蕴与叙事逻辑
人们对于“文明”（civilization）概念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但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话语体系中，“文明”都是一个与“野蛮”相对、与“文化”相关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跳出了理性主义文化观的藩篱，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剖析了“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向度与文明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掘其文明意蕴与叙事理路，从而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总体文明图景。
（一）文明的本质规定及其生成规律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概念的理解和文明内涵的探讨，可以看出他们从未对“文明”的概念进行过专门的学术界定，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是多维和多义的。
受西方传统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文明”概念时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文明”概念通常与“文化”概念混用，二者并无太大区别，均泛指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成果。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绝对平均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引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论述“文化阶段”“文明时代”时，“文明”与“文化”也是一对相互交融、平行并用的概念。其二，“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多义的，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献中，文明通常被理解为广义的概念，泛指社会的一切创造成果，而文化特指观念意识形态，被视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在晚年关于人类史学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理解为文化创造的一部分，与蒙昧、野蛮时期相对。“文明”概念之所以复杂，除了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有关外，还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不同学者的使用习惯相关。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文明”是一个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概念，需要我们从唯物史观视角深刻把握“文明”的本质内涵。
区别于旧的文化史观与理性决定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基础出发，通过探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规定和人类文明生成演进的内在逻辑，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不是理性概念的堆砌或者个人的主观思辨产物，亦不是人的“自由判断”的思维存在或“先验”“超验”的产物，而是现实的“感性的人”在社会实践与社会交往中创造、积累、传承的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和文化始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其内核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结果是自然的人化或文化化和社会的文明化。超越以往一切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和旧的唯物主义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现实的、感性的人及其感性活动，认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超越了人的感知、直觉、表征、判断等纯粹意识，“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现实的人的这种感性活动亦即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来源，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是文明生成的主体，这是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基点，这一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唯物史观基础。所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全部前提是人的社会实践。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明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文明与民族共同体
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是一切文明的出发点，随着人的交往逐渐扩大和人的需要逐层提升，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文明形态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现实的感性的人摆脱了其抽象性而成为具体的历史的个体。作为文化的主体，人在创造文化和文明时形成了稳定的思维方式和主体精神，于是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归属意识、文化共识、文化认同和文化标识，并最终演化为不同的文明体或民族共同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不同的文明体和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历史最普遍和最复杂的共同体现象，其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特征：一是文明的普遍性，没有民族可以置身文明之外，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就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这即就是说，人类一切民族都被纳入了人类文明体系，其创造的成就和贡献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文明的特殊性。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际遇、经济生活、语言文字、习俗信仰等因素构成具有差异性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有着不一样的文化标识和文明进程。马克思晚年高度关注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印度、中国等社会问题，在批驳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梅洛夫斯基（Mikhailovsky）时，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反复强调，民族文化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论述世界历史理论时提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世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的实现是有条件的，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文明不会消亡，而是彻底摆脱了民族的地方性局限而成为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需品。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市民社会的批判，特别是晚年对文化人类学家的著作进行广泛阅读和研究，形成了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理解。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以国家和市民社会为载体的政治性实体概念，而且更是一个以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传统、共同精神支撑为纽带的，表现为部落、族群、种族、民族、国家等多样态的文明实体概念。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摩尔根等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视角所作的研究高度一致，正如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总之，唯物史观在考察文明与民族共同体的生发与演变时，从未脱离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创造活动，一方面共同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创造推进了文明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各民族的地域疆界逐渐被打破，民族共同体也将突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而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而实现高度的文明。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从人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创造角度上讲互融互促，具有内在统一性和高度一致性。
（三）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文明向度的唯物史观阐释，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理论依据，拓展和丰富了人类文明视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从文明逻辑上讲不仅在于中华民族的内部多民族的实体结构，更为核心的是，在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和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铸就了其内在文明属性和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赓续创新具有内在统一性，文明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的、最稳定的因素。回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它先后经历了史前的孕育、古代的成长、近代的形成、现代的嬗变、当代的发展五个阶段，总体上与中华文明时间同轴、空间同域、步伐同频，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创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史。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宏大历史场域中，展现出了文明之于民族共同体生发的内在驱动、传承赓续、守正创新和实践引领的多重逻辑，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驱势能、赓续潜能、开新动能和示范效能。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突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在地域的共同性、历史的共同性、文化的共同性、精神的共同性、政治的共同性、命运的共同性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深刻把握其文明逻辑，从民族共同体与文明演进的规律出发，挖掘和探析其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大趋势，通过文明性引领、整体性创承、历史性跨越、现代性塑造，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二、内在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文明动力
中华各民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在分布上交错聚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亲近共鸣的坚不可摧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从而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从人的本质规定上看，文化是人的第二自然，以文化人，文化成为联结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纽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实证了中华民族是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华各民族历史的、实践的、能动的结晶，是在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这一共同体的凝聚壮大经历了从早期自然发展、古代自在发展、近代自觉发展到当代自信自为发展的壮阔历程，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灿烂文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驱势能。
（一）生计互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唯物史观视角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千差万别，由此造就了各不相同、各有特点的生产方式和互补性强、依存度高的经济类型，长江中下游是稻作农业区，黄河中下游是旱作农业区，广大的西南山地是农林复合经济区，北部草原和青藏高原则是牧业经济区，极具差异的经济类型既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也为各族群的生计互补和贸易往来提供了前提和动力。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族群主要从事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手工业，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地区的族群主要从事畜牧业。地理环境与经济类型上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各民族需要通过频繁的交换活动才能满足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一方面从事游牧业的北方少数民族，需要来自汉地农耕社会的粮食、食盐、茶叶、布匹、铁器等，并助推内地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满足生产、生活和军事上的需要，农耕社会也需要北方草原生产的牛马及各类毛皮、奶制品。早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就开启了互通有无的商贸活动，长江流域也经由黄河流域与北方草原地区形成密切的以物资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交往传统，此类生计互补的经济互动模式伴随着历代王朝更替而长期延续。如西汉时在匈奴、南越地区设关市，北宋时期在与辽、夏、金的边境设置榷场，明朝时在边境开设茶马互市等等。长江流域广大山区出产的茶叶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茶道、茶马古道运销到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广大地区，成为联接东西、南北的重要物质载体。茶马贸易除以茶易马外，还包括边疆及内地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与以从事农业为主的汉族之间交换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多样性的贸易活动，在古代经济交往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生计互补带来的物资交换加速促进各民族经济交流和频繁贸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内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农牧共生的经济互补关系、兼收并蓄的文化融合关系以及吐故纳新的文明互鉴关系，这些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民族之间，并最终在博采众长、革弊鼎新中凝聚为密不可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互动的前提是生计互补和物资交换。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在形成后不仅将平原和盆地的农业地区人口凝聚起来，还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渗透到边远民族地区，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正是中华各民族经济和生计长期互补，为各民族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能。
（二）“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价值理念
“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大一统”理念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根深蒂固地融入中华各民族的血脉中。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大同的世界观、敬天法祖的历史观、华夷一体的族群观、家国同构的集体观、尚中重和的价值观、因俗而治的治理观、仁爱友善的伦理观、民胞物与的交际观、立己达人的人生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这些朴素经验、价值观念、精神智慧是中华民族在不断交融过程中对宇宙、对世界、对历史、对国家、对家庭、对自我的认知、理解和实践，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性并塑造了长期稳定的一体结构，成为中华文明活的灵魂和统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粘合剂。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大一统”理念始终是各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文化的大一统往往为政治大一统作准备和铺垫，而政治大一统的实现、发展和巩固是文化大一统的旨归。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与郡县制以及对边疆地区的羁縻治理，构筑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统一货币、度量衡、车同轨等形成了统一的经济体系；书同文、行同伦等重塑了社会生活体系；天下一家、天下一体凝合了家国观念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并立、社会动荡，却也是各民族大规模、长时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时期，南北族群双向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入华、华夷一统，族群交融愈加频繁。隋唐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发达的南北贸易、开放的族群政策、宽松的社会治理、多彩的社会文化、包容的对外交往既充实了大一统下的多元社会，更促进了更大规模共同体的形成。辽宋夏金时期，游牧、渔猎、农耕三大代表性民族在竞逐“中国”正统中掀起了新一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高潮，农牧经济混合、礼俗文化互鉴、文字思想共享，民族交融从部分区域扩展为整体上并立政权，而且各政权内部的交融进一步深化，整体性特点更加显著。元朝实现了塞外、中原、江南、西南地区空前的大统一，不仅开拓了广阔疆域、统合了农牧渔猎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塑华夷观念过程中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族际关系。明朝继承并巩固了大一统格局，政治上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施行土司制度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治理，通过农牧经济、农商并举、茶马贸易、郑和下西洋等，实现了农业文明、草原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的交流互鉴。清朝前中期大一统的格局继续滋养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尤其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整合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这一格局既是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共同经历了遭侵略、受奴役的屈辱历史，虽然民族蒙难、国家蒙羞、文明蒙尘，但并没有使各族人民离心离德，反而在反侵略、求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更加强化和稳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总体而言，无论是改朝换代、王朝更迭，还是族群冲突、短暂分裂、外敌入侵，每次分分合合之后的一体局面和一统结构愈发牢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冲突和分合中不断巩固强大，成为人类历史上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庞大、联结最为坚韧的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三）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精神纽带
在中华民族形成与演进过程中，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节日庆典、风俗习惯、文化符号等始终是凝聚和吸引各民族的桥梁和纽带，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众多文化标识成为中华各民族的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纽带。
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态势，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向“众星捧月”方向聚焦。在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夏商周时期，华夏文化不断为周边的“四夷”所仰慕、追捧，最为典型的就是黄帝被尊奉为各族的共同祖先。将黄帝认同为“共祖”，虽然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为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愿望。秦汉时期，施行书同文、行同伦，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一直影响中华文化发展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族群文化交流互动频繁，北方“五胡”主动学习汉文化，儒释道在不断融入和采借中各放异彩、交相辉映，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甚至掌握政权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进入隋唐，随着大一统王朝重建和统一经济市场形成，文化空前繁荣，唐诗形成文学高峰，经济文化繁荣促进了各族群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历代统治者继承，也为文人雅士所推崇，“夷夏混齐”观念深入人心，唐蕃会盟和“唐蕃一家”表明青藏高原对中原王朝政治和文化认同；西域各民族学习和接受汉文化，说明当地各族群在文化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的认同。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存在不同的政权，但各民族交往交流进一步深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联接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元朝统一后，承续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主动吸收多元文化成果，元代的多民族文化交融不仅体现在汉人与蒙古人的深度互动，而且体现在东西部汉人与西域畏兀儿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各民族在相互学习中，推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建设。明朝延续并发展元代多元文化格局，儒释道进一步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清朝前中期，“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逐渐彰显，“精忠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各民族在各个领域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也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巩固的过程中，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是其先决条件，由不同经济类型导致的经济交流和生计互补成为东西南北各族群认同和统合为一体的物质基础，“大一统”观念铸就了周边各族群倾慕中原、认同中央王朝的价值理念，汉字汉语、儒释道、节日庆典、文化符号等成为凝聚各族群的精神纽带。文化交流、文明互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主旋律。历史充分证明，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华文化大交融中，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中华各民族成为心手相连、血脉相通的命运共同体。
三、传承赓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演进机理
文明从根本上讲，是人的活动创造物，是历史凝结的人们共同遵循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在此意义上，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是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统一体和集大成。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支撑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到现在并迈向未来，是推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与共同繁荣进步的精神纽带，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作为凝聚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主脉”或“主干”，是维系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文脉不绝、国祚连绵的精神力量，这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文明逻辑
人类文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线性的、既定的演进模式，相反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和多样化的演化机制，这种演进机制造就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丰富内涵与多姿多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演进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演化逻辑，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文明越是发展，文化的向心力越强烈，圈层向内汇聚就越显著，大一统的格局越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进的文明优势，是其在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唯一具有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史，其不断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华先民及其继承者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认同传统。在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一步结合的新时代进程中，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特性迸发出强大文化号召力、精神凝聚力、团结向心力，使得各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不断提升，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维持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发展，实现了尊重多元、包容差异和追求统一，汇聚起维系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中华文明根植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互通有无”的经济依存、“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源于始终坚持多样性与一致性统一的原则，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以消灭差异或者消灭不同的文化与族群为目标。正因为此，文化演进与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统一，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的源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文明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终结形态，而是一个能动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体现在与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之中。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各民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意志、行为习惯等方面实现了充分的采借和互补，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等文化精神，在中华大地这一共同场域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交融碰撞、赓续创新、融合发展，形成了多姿多彩、独特厚重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支撑既体现在地大物博促成的多种经济类型带来的生计互补和物资交流，也体现在“大一统” “天下一家”理念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既体现在万里长城、故宫、大运河、丝绸之路、万里茶道、茶马古道等各民族共同认可的物质文化载体中，也体现在汉字汉语、唐诗宋词元曲、二十四史，春节和中秋节等节日庆典，三皇五帝、孔子、关公等历史人物等非物质文化载体上。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文明动力
创新是中华民族遵循的行事原则和优良传统，中华文明的赓续创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具体地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敢于创新、善于创造的集中显现，中华文明极强的新陈代谢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华文明都能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大势创造出属于那个历史阶段的新形态，这些具有自身特色和价值取向的形态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和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种创新推动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回应挑战、开创新局时提供强大动力，厚植自信根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还来源于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品格，不管是多民族内部还是对待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总是能保持定力、善于吸纳，在对话和学习中创新创造，使得中华文明在开放的生态中得到滋养和丰富。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演进史，从文明向度上看就是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史。中华文明从早期文明、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克服了保守思想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另一方面推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转型与创新。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深厚文明基础，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益稳固与强大提供了创新动力。
四、守正创新：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路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和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是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
（一）“两个结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
“两个结合”即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结合，其结果是理论的推陈出新、思想的革故鼎新和文化的承继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民族工作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时代国际大局与国内全局异常复杂，我国民族工作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机遇，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规律，科学研判风险挑战，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把握战略主动，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开新动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智慧和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大实际，探索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理论新范式，推动党的民族工作从“自觉”向“自为”转变。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民族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现实与规律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概念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提出中华民族“四个与共”“五个共同”“五个认同”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新时代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十二个必须”，并从战略定位、目标原则、基本思路、治理方式和实践要求等多个维度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精神的深度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民族复兴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主体性，展现了中华民族从自然、自在到自觉、自为和自信的全新面貌。
（二）在“两个结合”中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两个大局”，坚持“两个结合”，坚守人民立场，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任务。新时代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以“两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其成为政治上团结统一的共同体、经济上共富共享的共同体、社会上和谐互助的共同体、文化上美美与共的共同体。
其一，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我们党百年来全部理论探索的主题，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供了实践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展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记忆和辉煌奋斗历程，其内蕴的历史性、场域性、文化性和人民性意涵，刻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凝聚、重塑和铸牢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民族国家治理道路，用伟大梦想这一共同奋斗目标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实现了对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超越。
其二，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由过去走到现在，还要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根本在于文化主体性的延续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找到了传承发展的方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加深，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现实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创造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新的文化生命体”形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也为我们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从属于社会革命和发展的总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党情、国情、社情、世情相统一，坚持党性、人民性、国家性、民族性相统一，坚持继承性、进步性、发展性和创造性相统一，始终注重通过法律规章制度保障各族人民权利平等和政治参与，始终注重通过经济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始终注重通过尊重包容发展守望相助的民族关系，始终注重通过交往交流和形态互嵌来稳定社会结构，始终注重通过文化纽带和文明力量巩固团结统一的主线，始终注重通过共同奋斗目标凝聚奋斗力量，实现了解决民族问题“人民—民族—政党—国家”的逻辑统一。
坚持“两个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石。
五、实践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发展的示范效应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文明之变，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深切回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如何建设这个文明”重大时代课题。人类文明历经演化与发展，总体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文明样态。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层面的实体承担着文明传承的使命，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又担负着文明互鉴的任务，作为一种聚合力量承载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责任使命。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既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举措，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诉求。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拓展了新的文明视野
从历史演进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同宗同源；从现实路径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同向同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现实的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又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性和普适性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球视域，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文明样态。具体地说，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植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创造的灿烂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世代延续，其影响贯通古今、联通中外、光耀全球、造福人类。中华民族共同体越发展、越稳定、越繁荣，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就越大。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指引和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文明实践进程中，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崭新文明形态，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和发展的现代文明。它不仅蕴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化基本特性，而且具有人民性、平等性、协调性、共享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动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样态，代表着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其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支撑。“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变乱交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动荡和挑战中成长与壮大，蕴含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明交往交流交融与对话提供了中国智慧，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狭隘观念和错误思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了新的文明样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植于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有机统一的伟大文明，建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文明体系，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实践之中，展现了中华文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开辟并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基于社会关系中人的存在方式的考察，提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三种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形态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所以人类共同体又可以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形态。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的、现实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巩固，将逐渐迈向“真正的共同体”。具体地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统一作用的结果，外显为追求团结统一、提倡守望相助，遵循民族平等、保障个体生存和发展需要，是以“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取向，并始终弘扬之、践行之。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既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哲学所指向、所追求的最高的“人类性价值”，也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
在文明向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全球最大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愿意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互联系、互为观照，都致力于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生成逻辑、内在结构和实践指向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要为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提供治理经验与智慧，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文明示范与共同体样板，开辟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舞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人类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场域中双向互动、共生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也引领创造着不同于历史、不囿于当下的人类文明形态。
六、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是一个理论阐释的过程，也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政治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濡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当代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大一统”理念主导下，各民族共同铸就了多彩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格局，展现出文明之于民族发展、之于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驱动、有效赓续、能动开新和示范引领的多重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出共建、共治、共享、共荣的现代文明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从“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到“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在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交往交流交融为路径，以增强“五个认同”为目标，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核心，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更具整体性、统一性和共同性的现代有机体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力量，为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韩美群，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余尚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民族研究》2024年第5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