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课程以及学科、专业，包括教学与科研两大方面）与政治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主要涉及如何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史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独特性，以及如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和研究中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创新。
以下围绕两个具体的问题来谈。首先，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在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独特性；其次，为了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怎样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或者说，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一 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关于第一个问题，需要简要考察政治思想史（histony of political thought 或histony of politcal theory，有时也译作政治学说史、政治理论史，不同中英文之间的细微差异此处不做辨析）在国内外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确定这种地位最便捷的方式便是考察政治思想史课程在大学政治学专业课程体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大学建制中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政治学诞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其标志便是1877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会（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eience Association）成立和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院（School of Political Seience）成立。在早期美国政治学的课程设置与研究领域中，政治思想史毫无疑问居于核心或者近乎核心的地位。当然，美国政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中的政治思想史，只能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而不可能包括其他国家和文明的政治思想史。
同样，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政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政治思想史也占据着较为核心的地位；而这里所谓的“政治思想史”，固然不排除中国政治思想史，但其主干仍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当时叫西洋政治思想史）。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为例，不但两校的政治学系自始至终都开设政治思想史（北大早期也称政治学史）课程，而且像高一、浦薛风、张奚若等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还颇具特色，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毋庸讳言，这一时期或者说整个民国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以及授课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脱胎于西方（美国）的经典教科书－－而邓宁（W.A. Dunning）、吉达尔（Raymond Garfeld Gettell）等人的教科书当时也都有了中译本，有的甚至有多个中译本。
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取消后，西方政治思想史仍然得到了保留，不但有苏联的教科书被翻译过来，而且法学专业继续开设相关课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60年代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导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中，“政治教育系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了“外国政治思想史”“外国政治著作选读”课程以及对应的教科书《外国政治思想史》《外国历代政治著作选》，在参考教材中还有《西方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文选》。
改革开放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同样在政治学专业的课程、师资与教材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主干性作用。1998年，《西方政治思想史》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7年，《西方政治思想史》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二批重点编写教材。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顾不难看出，西方政治思想史在中外政治学知识体系中一直都占据着核心地位。无论是哪个国家、何种文明与政治体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政治意识史、政治思维史、政治理论史的滋养。
然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独特性在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统称为自由主义，大致说来，它表现为方法论与价值观方面的个人主义，政治观与公共政策方面的有限政府论、多党竞争的选举式民主、自由放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政治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其文化基因是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术语与概念、理论模型、学术范式一般都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经典著作以及各种思想流派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的有些学者出于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往往会据此来扭曲西方政治思想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美化西方文明，炮制各种“辉格式神话”；尤其是，他们还会借此来贬斥其他国家与文明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思想，宣扬西方的价值、制度与道路在全世界都是普遍适用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向，凡是与之不一致的价值制度与道路都是落后的、错误的以及注定要失败的，所谓“历史终结论”便是这种观点的典型论调。
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是针对西方的知识霸权和话语霸权，那么，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本身似乎便属于要清理和排斥的对象，至少这样的学科无法对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在此必须强调，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是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也是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然不会拒斥西方政治文明中的优秀成分，只不过要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采取正确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而抛开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一点不谈，既然西方国家与西方文明是我们仍然要与之共存并且不可避免要与之打交道的，那么就必须正视西方的政治文明传统，认真研究其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总而言之，自主性对应的是依附性，而自信也不是自足自满、自我封闭；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中相关智识成果和学术成果的吸收与借鉴。
二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贡献
现在我们转到第二个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简言之，为了建构政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可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如前所说，西方学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天然地具有优势以及相应的话语权。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就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学者设定的议程，只能跟在他们后面做依附性的、追随性的研究，拾人牙慧。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学者在追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诠释某个思想家及其思想时，必然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可能来自政治因素，也可能来自文化因素）－－恰恰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局限性凸显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正确的态度不是拒斥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发展这门学科，做出中国学人自己的贡献！首先，中国学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识和理解历史（包括思想史）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主要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分析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的原因需要从阶级入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我们在阐述、评价西方某个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时，必须充分考虑其所产生之时代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斗争与智识氛围，在具体的语境中分析某个政治思想家或某种政治思想对所处之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应，避免单纯从文本出发探究所谓“永恒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并不是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如此主张，西方学界“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论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正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政治理论的社会史”的倡导者所批评的，“无论在波考克还是斯金纳那里，声称是政治思想史的东西都是非历史的，这不仅体现为它未能把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相关时期的决定性历史发展的东西，而且体现为进程在其中的阙如”。
诚然，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一度被庸俗化，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在被贴上某个标签之后便被搁置起来。这种化约论事实上取消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当性：所有既往思想家及其思想作为某个阶级或阶层之特定利益的理论表达，仿佛成了博物馆的历史收藏，除了供人们观赏之外，并无实用价值。这当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阶级分析法的误解和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优势在于其通贯性、整体性以及对“长时段”“中时段”的解释力：但是，对某个思想家及其思想体系的整体定位并不能取代具体的研究，进一步的分析才能重新激活历史上的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内在力量，在古人与今人之间形成对话，并为今天的政治思考提供灵感与启示。
其次，西方学者在理解和诠释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以及具体的政治思想时囿于自身的某些文化偏见与政治狭隘，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盲区和执念；对此中国的学者完全可以基于中华文明的视角和中国的经验超越这些偏见与狭隘提出更为客观、准确的认识与看法。
比如，作为当今西方世界最为有力的意识形态口号之一，民主的政治史制度史与思想史研究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由于受到现代民主观念与制度运行的干扰，西方主流学者对民主历史的追溯始终存在着误解和误区。相比之下，王绍光教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从抽签与选举这两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出发，追根溯源、条分缕析，澄清了关于民主的诸多混淆，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民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起点。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扩展地谈一下中国学者在突破西方学者的文化偏见与政治狭隘方面可能具有的优势：一是充分运用比较的思维与方法；二是对西方政治文明内部多样性的认识。关于前者，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政治观念与政治智慧，可以成为认识、分析和评价西方政治思想的参照。关于后者，我们相信，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比西方的学者更清楚地看到西方政治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即使在西方世界也不存在单一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而且还应该体察到在当前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着不平衡问题，亦即英美派对于欧陆派的某种霸权。
最后，就技术性条件来说，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已经完全与国外学术界接轨。曾经是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重大障碍的语言（尤其是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图书资料等方面的困难如今已经克服：一方面，随着国际教育－学术交往的日益频繁与持久推进，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学者和青年学子在国外著名大学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娴熟地掌握西方的古典语言以及各种规范、标准与方法（此外，国内著名高校培养的青年学子甚至通过自学等方式开始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学术素养）。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内的文献信息收集与获取几乎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无论是公开出版的著作、期刊，还是仍处于档案保存状态的手稿等，都是如此。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现在已经和西方的同行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之上，至少在硬件方面如此，差异（而不是差距）也许仅仅在于文化传统的浸润和政治经验的体认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该确立起学术自信，自觉地承担起学术使命，不能故步自封，即使在西学话题上也不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亦步亦趋；特别是在具体的研究中，不能总是追随西方学界的议题，而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给出自己的回答。
这里我还想特别地指出，实事求是地讲，一方面如今我们的技术性条件已经极大改善和提升，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完成严格地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我们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比如，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来说，学术翻译尤其是经典著作的翻译绝对是必要的，但不少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其实是缺乏权威中译本的。目前我们主要还在依靠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但这套丛书中的一些译本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看来已经不能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除此之外，一些相对次要的西学经典则始终没有中译本。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文化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1994年7月，著名华裔考古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先生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这一重要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假如中国没有人才，研究的资料不够丰富，那么中国之不能跻身主流还可以理解和原谅。但是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落后的原因，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因为不论在人才还是在资料上都有在人文社会科学上领导世界学术界的潜力，无奈这些潜力完全不能发挥”；“如何争取主流地位呢？敲锣打鼓，游行示威，是没有用的，这个地位是需要别人承认，要用真才实学去挣来的。怎样去挣呢？我们不妨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三部曲开始：第一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第二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在分析过后是否对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新的贡献。第三，如果有所贡献，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即不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有一天英国的牛津大学经常从中国邀聘教授去教英国史东欧文学和历史哲学，这一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说是成熟，而我们才能肯定中国的中国研究是科学的研究了”。
2006年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一直推动国内西学译介与研究的甘阳、刘小枫在他们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的“总序”中提出了“重新阅读西方”的号召：“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我以为，在大力倡导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今天，以上先贤前辈提出的见解与主张才是切实可行的，照此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学人要想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切实提升和增强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同样必须坚持开放的国际视野，不能故步自封、自说自话，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更应该如此！
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