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关部门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在朋友圈引发热议，我注意到其中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有关的有两条：一是，有不少朋友欢呼或者至少乐观其成，政治哲学晋升为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它的研究方向就包括西方政治哲学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大家都知道，它们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其实是高度叠合的；二是，也有一些朋友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未能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获得一席之地似乎略感遗憾，毕竟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无论是二级学科总数还是新增二级学科数量都颇为可观。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研究者来说，对于上述调整，大可不必失落或兴奋。在此前版本的学科专业目录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二级学科极其重要的分支领域、研究方向，这一版仍然是这么规定的，因此至少在地位方面，并未见变化。另外，在21世纪之初，学界和出版界曾经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哲学热”，但除了译介工作之外，其他方面的成果其实乏善可陈。因此，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踏踏实实地推进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我想结合自己的认知、经验和观察，不揣浅陋谈一点体会（有些内容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或写过），纯属一家之言，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首先，毋庸讳言，当前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着不小的困境。学界最通行的几个硬指标（项目、论文，以及研究生论文选题情况）都显示，目前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总量偏少，而且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活跃的研究者以老面孔居多，不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青年教师在入职后往往因为项目、论文等关乎生存的压力而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无法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专长。虽然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些在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学者开始加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队伍，但我们对其学科专注度、持久度还是不持乐观。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有些则兼而有之。比如，在论文发表方面，有不少期刊对思想史类文章有排斥，综合性期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核压力，而刊发政治思想史类的论文确实存在他引率不足的问题——对此，除了学科、专业自身的特点之外，研究者自己是否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呢？是国内同行的成果真的不值得引用？还是我们其实并未认真对待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如果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更应该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而非怨天尤人呢？
同时，我们知道，西方政治思想史——还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上在研究价值方面也是受到质疑的。这个专业或者说研究方向的价值到底何在？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与我们当下政治体验和生存体验如此不同之时代与背景下的那些思想家的文本和思想呢？对此，不但其他学科有疑问，而且在学科内部也有争议。
应该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人文性等诸多面向，我认为这里既有需要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自我反省、反思的地方，也有可以自我辩护的地方。无论是从西方政治思想史对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学科体系完备来看，还是从它对提升相关学科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来看，其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重新审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定位来说，却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学者在政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史本身的研究，都已经摆脱和超越了过去对西方学术界的那种仰视、膜拜以及依附与依赖，要把西方的理论和制度照搬照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促进政治学本土化，加强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界和中国政治学人的共识。但另一方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也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秉持的正确态度。即使是在伟大斗争、针锋相对的时代，我们实际上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所谓话语权，不可能是完全另起炉灶，自说自话；而是要在对话中，弄清楚对手的底牌与套路，这是一项艺术。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内核的客观认识和严肃探究，我想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新时代最起码的价值所在吧？
其次，关于如何推进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研究者我们确实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我们看到，经过四十多年的学术积累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过去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障碍，比如古典语言问题、资料积累问题，现在都已经不成问题。就像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已经和西方的同行们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至少在硬件方面肯定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推进这一专业向纵深发展了。
关于我个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回顾与心得，我曾在“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公众号的访谈《自觉、反思与探索——我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及其他》中有详细的介绍，在此就不赘述了。而在去年（2023年）的一次线上活动中，我曾以《政治思想史》主编的身份，就“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话题，谈过几点看法：概念问题、方法（论）问题、“问题意识”以及写作规范和技巧问题。这里我想着重就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与进路这两个更为一般、普遍的问题再谈一谈。
我现在所说的“问题意识”不是仅仅就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项研究的具体观点、具体领域而言的，而是指我们在从事具体研究时需要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定位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特定议题的研究来体现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
更具体地说，我们通过该研究能够推进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哪个（些）方面的理解、对政治学哪个（些）问题的认识，或者至少是可以推进对所涉及的思想家、思想流派的尚未解决之问题的理解、认识或解决。这并不是说，每项研究只有关涉“大问题”才有价值，也不是说，每项研究都必须直接处理“大问题”；相反，更多情况下，我们都是选择“小切口”展开研究，但背后一定要有大的关怀和宽广的视野与观照——就像哈特对边沁的评价，能够将“苍蝇般洞幽烛微的眼睛”与“雄鹰般观其大略的眼睛”巧妙地结合起来。
由此，我觉得在研究对象方面，今后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要在伟大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之外有所拓展，尤其是要突破或者说走出传统的“述评式研究”。这并不是说，那些伟大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我们都已经研究成熟了，不需要再研究了——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而是说，在研究中要提高“问题意识”，提升理论层次，扩展理论视野。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进路问题则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谈。首先在学科分化层面，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有哲学层面的，也有政治学层面的，还有历史学层面的——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是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同仁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此，我要提醒和呼吁，在今后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政治学的视角不能缺席和缺位。不管是哲学学者对逻辑的精微推演，历史学者对语境的细密铺陈，还是语言学者对概念的精细分析，所有这些如果离开了对政治生活本身的体悟与感知，由此得出的任何知识都有纸上谈兵之嫌，而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可疑的。此外，目前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仍以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以及欧陆哲学进路为主，而在法学的进路、宗教的进路以及分析哲学的进路方面，还比较缺乏，应该补充和补足。
其次，在政治思想史方法论层面，自“二战”以来，西方学界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层出不穷，流派纷呈，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三家稳居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社会学、观念史研究等传统思想史研究进路继续推陈出新，新文化史、话语分析等新兴交叉学科方法不断渗透与迁移；同时，晚近也出现了一种各家各派在方法论上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国外学术界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的进展无疑也影响了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国外相关争论的介绍、述评层面，这正是“依附性研究”的一种反映：学术积淀不足、理论准备不够，自然谈不上对这些方法论的消化、吸收、借鉴，并将其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对此，我们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的前提下，各取其长，综合运用各种具体的方法来展开研究。
总之，“问题意识”的提高和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进路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精细化，是推动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需要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
再次，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未来规划，我想提出这样一些想法和建议。这里说的规划，当然不是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规划，而是从人才师资、学术交流、期刊平台等角度来说的——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多年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精诚合作，长期举办“西方政治思想史暑期高级研讨班”（暨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近两年又采取2+1模式，联合相关高校院系承办，目前已经举办了十二届。今年我们将在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办第十三届西方政治思想史暑期高级研讨班，围绕具体议题，继续采取主题讲座、专题研讨、专业和课程建设研讨等方式开展活动。
同时，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思想史》编辑部还将继续与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大政治学评论》编辑部合作，不定期地举办小规模的专题性“政治思想史论坛”（每年至少2场，并且至少有1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专题），并积极寻求相关高校院系的支持合作举办。目前已经纳入今年规划的专题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探索（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政治文明比较与互鉴（清华大学政治系承办）。
就期刊建设来说，《政治思想史》将联合《北大政治学评论》《政治学评论》《政治学前沿》《思想与社会》《复旦政治哲学评论》《文艺复兴评论》等专业性辑刊展开协同合作，共同召集学术研讨，开展办刊经验交流，提前谋划、发布选题方向，提高尊重国内同行研究成果的共识。
对于上述规划和设想，我们竭诚欢迎学界先进和同仁给予指导、帮助、支持！同时我们也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一定能够为中国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