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现状的分析与反思，以“罗马德性政治”议题为例，从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探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历史政治学的启示之下可能的拓展。较之于孤立地看待文本、概念或事件，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或者仅仅停留在表象层次的描述；一种与概念史、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路更值得倡导。回向历史本身，借助更为深入的政制史和政治斗争剖析以及德性概念的详尽梳理，“罗马德性政治”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罗马；德性政治
一
近年来“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虽然不乏争议，但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看来，这个话题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无论“历史政治学”的内涵如何界定，其要旨无非是强调政治学的历史属性，或者说，历史对于政治学的重要性。我们以为，政治学的历史属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历史是政治学得以生长的土壤与根基。一切政治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回溯到特定国家的历史中去探寻与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若抛开历史，政治研究就会趋于空想，而纯粹的观念、理论与原则往往无法推衍出切实可行的结论，无法转化为实践智慧。历史是实践的绵延，联结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实中的人们很难不受过去的影响，却又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观念、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只有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之下才能被激活，被赋予新的意涵，才能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与实践活动。就政治学的研究而言，只有回到历史本身去探查、去验证，才能透过暂时的现象去发现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提炼出新的概念与理论。当然反过来说，历史研究的政治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识与反思历史离不开以当前的现实和政治，而政治史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头戏。就政治思想史的专业特点而言，思想是介质、载体，历史是源泉、原料，而政治既限定了范围，又规定了旨趣。
我们曾经指出，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目前大体上处于一种“依附性研究”或“依傍性研究”的状态。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为我们很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都还只满足于对西方现有成果的引入或复述，该领域的主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国外学术界设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想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包括政治哲学领域）里就某些话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观点是比较困难的。不过，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在相关学科中的边缘性地位，这种状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止步不前的理由。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应该有更高远的志向，不仅需要考虑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够为中国的政治学界贡献什么，而且还需要考虑我们能够为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贡献什么，只有在古今中西的对话中才能提升我们研究的层次。
在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之下，对话不仅需要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特定的思想家，还需要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审视其地位，同时也要考虑当下的政治现实。比如，前两年国内学界对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注，对修昔底德与塔西佗命题的解读等，这些都属于政治思想史特别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那么，如何来推动和促进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交叉与结合呢？或者换言之，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如何来突出历史政治学的视角和特点呢？就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在研究对象方面，除了极少数国别的、断代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性研究外，主要还是集中于对具体思想家（及其主要著作)和理论专题的研究。关于政治思想家的研究，多数主要是围绕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到密尔那十几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核心文本展开，少数则在文本之外关注其社会一政治语境；关于理论专题的研究，研究范围则要宽广一些，主要集中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想流派，正义、自由等价值理念，民主、宪政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契约、国家理性等“单元观念”。
这样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自然有其正当性、重要性和无可替代的价值，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思想史研究要想真正有助于对现实中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理解，那么就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不能依靠纯粹的哲学推导，而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探查历史及其与现实的关联并从中提出解释性的概念或适用性的理论。历史政治学倡导“回到历史本身”，这种视角与进路将会同时给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带来活力，也会给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启发。
按照我们的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依据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与进路进行自我革新，拓展我们的研究对象，更新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概念史、图像研究、话语分析、哲学人类学、道德心理学等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方法，对西方文明史上的各种文本、概念、政治事件与社会现象、宏观制度与微观机制展开更为宽广、纵深的整体性研究。这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思路与进路要特别防止一种倾向，即碎片化。有些思想史研究孤立地看待文本、概念或事件，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而忽略了社会历史的语境与政治生活的主题。比如，在我们下面将要略加详说的罗马德性政治研究中，西塞罗的“德性”概念是罗马德性概念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提升，但碎片化的思想史研究可能会使得我们很难把握西塞罗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不是仅仅依靠对西塞罗的文本及其内在理路的清理就能获得完整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考察在他之前、之后及同时代的人对此概念的使用，罗马传统德性概念与政治伦理观的危机，罗马政治生活中“新人”意识形态的塑造以及希腊哲学的影响等众多因素。
二
基于以上的思考与反思，接下来我们将以自己近些年来一直关注的“罗马德性政治”议题为例，从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谈一谈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历史政治学的启示之下可能的拓展，权当抛砖引玉。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西方文明史上，德性(我们姑且这么来翻译古希腊语中的“ἀρετή”和拉丁语中的“virtu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古典时代一直到现代早期，它都是道德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即使这个概念后来被主流的自由主义所放弃甚或敌视，但它从未在政治词汇中消失，它仍然是各种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最经常调用的资源之一。国内曾有学者撰写过鸿篇巨制的《西方德性思想史》，但由于对德性的界定过于宽泛、涉及的时间跨度过长，所以显得有些芜杂，不够精细。我们之所以聚焦于古代罗马的德性政治，不仅是因为目前对这一时期德性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更是因为德性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古代罗马的德性观在现有的研究中经常与古代希腊的德性观一道被视为古典德性观而打包处理，但这往往会抹杀二者之间的重要差异。
从古代开始，罗马兴衰的原因便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对于“为什么是罗马”这个问题，不管是波利比乌斯这样的外来观察家，还是西塞罗这样的内部评论者，都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不外乎两种进路：一个是制度进路，也就是混合政体论，罗马的优越性在于其制度的先进；另一个是德性进路，也就是公民德性论，罗马兴起的奥秘在于其价值观的优越。两种解释模式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波利比乌斯、西塞罗等人对此都有所揭示，但现代的研究者却通常有意无意地回避公民德性论，认为那是罗马人的陈词滥调，虽然混合政体论有时也会让人感到乏味。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从西塞罗到萨卢斯特、李维乃至塔西佗，罗马人自己在回答波利比乌斯式的问题时，更多地把罗马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成功归结于他们的风尚习俗（mores)，也就是德性(virtus)；而罗马的危机就在于这种风尚习俗或者说德性的衰落。事实上，“德性”是罗马日常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也是拉丁史纂的重大主题，它构成了罗马国民认同和国民教育的核心。在我们所谓的“德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罗马德性政治研究性政治”（Virtue Politics)中，“德性”是罗马政治伦理观念和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而“政治”则被用来揭示，它是罗马共和国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借以对内宣示特权、罗马国家借以对外宣示霸权的意识形态及其供给机制。
从古典的史籍到现代的史学研究，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罗马的政治生活有这样几个重大主题：对外战争、内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贵族之间的竞争，自王政被推翻后又增加了对国王（僭主）与王政（僭政）的恐惧。这四大主题或元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原生性的，而始终存在的外部战争的威胁和对王政复辟的恐惧则使得这种斗争能够以合宪的方式进行——贵族集团为了征募平民和避免平民选择支持一位国王，不得不对平民有所妥协，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因为贵族的适当让步、内部和外部的共同敌人以及对外扩张的共同利益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贵族集团内部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高级职务(同时也是军事指挥权）展开，罗马宪制结构中的民主因素使得面临竞争压力的贵族领袖不得不对平民的诉求做出部分回应，而由于缺乏官僚机构，所以贵族之间的竞争、相互制约，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又使得罗马国家机器能够有效运转，并通过在对外战争中建立军功而维护和巩固整个贵族集团的统治特权；贵族家族及其头面人物之间的竞争意味着必然会有贵族家族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采取亲平民的立场，而平民随之出现分化，部分上层平民家族通过与贵族结盟等方式上升为“显贵”，进入统治集团；最终，外部战争和对外征服，以及“塔克文暴政”的共同记忆所反复强化的对王政复辟的警惕，使得贵族与平民结为命运共同体，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将共和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是一幅异常复杂的政治图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通过不同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处不赘述。但从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所谓的“德性政治”能够为这几大主题之间的联结提供一种黏合剂的作用；易言之，通过对罗马德性（Virtus Romana）独特性的阐述，能够获得对上述政治图景更为精微的认知。
首先，罗马的德性是一种共和主义德性。说罗马的德性是共和主义德性，意味着它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智主义德性。从词源以及概念演变来看，无论是希腊的“ἀρετή”， 还是罗马的“virtus”，都曾经历过功能性、体质性的“卓越”向政治性、伦理性的“卓越”的拓展与延伸，有学者称之为“驯化勇敢”的过程。但由于罗马是以武立国、武德充沛，所以，较之于古希腊哲人的德性思辨，罗马人的德性概念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军事—政治特征。并且，在价值评判标准方面，罗马人的德性服务和服从的始终是罗马共同体的利益。另外，尽管在历史记述时罗马人的德性可以回溯至王政时代，并且在帝国时代继续受到颂扬，但其最繁盛的时代仍然是共和国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共和主义的”德性。
所以，不难理解，随着罗马由共和制转向元首制、贵族派与平民派斗争的结束以及对外征服的大致完成，常备军开始替代公民兵，贵族和元老阶层逐渐脱离军事实务，由此失去了政治竞争的主要舞台，如今他们的荣耀只能来自元首的恩宠；元首集各项大权于一身，垄断了一切政治军事资源，武德成为元首及其家族的专属品。与之相对应，德性概念越来越私人化、思辨化，罗马人的德性变成了元首（皇帝）的德性、朝臣的德性和哲人的德性，罗马的德性政治从此走向衰落。
其次，罗马的德性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德性。虽然罗马的德性首先是指罗马公民个人的德性，亦即政治领袖、军事统帅以及普通公民士兵所表现的那些特性、品质与行为方式，罗马人自己也津津乐道于各种具体的德目及其典范故事(帝国初期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编撰的《嘉言懿行录》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但是，罗马的成功之道其实更在于其结构性、制度化的德性，特别是贵族家族及其领袖人物之间的“竞争性德性”（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最后，罗马的德性是一种“贵族的意识形态”“帝国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公共性意识形态”的特征。罗马的德性政治当然首先会要求普通民众和士兵作战勇敢、遵纪守法，但无论这样的德性要求多么严苛，都只是消极的，也是不难实现的。只有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元老阶层致力于德性的供给与维护，罗马的德性政治才能有效地运转。
在罗马的宪制之下，显赫家族的“德性展示”，承担着双重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是显贵阶层对平民的自我宣传，通过各种展示来证明自身的能力、功绩与成就(也即德性），争取广大民众的好感和支持，从而保证在官职的竞选中持续获胜；二是贵族精英的自我教育，贵族家族也需要借助各种场合、场景来强化自我认同，引导贵族青年仿效德性范例，积极投身于战争事务与其他公共事务，从而“光宗耀祖”。所谓“公共性意识形态”则是指，在贵族的德性竞争与展示中，“某些政治程序必须公开进行，以便人民能够作为其正确性与合法性的见证者”=。这就意味着，在此过程中，普通平民的政治角色又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
罗马的德性政治也在国际政治层面发挥作用：罗马人宣称，自己的霸权不仅取决于武力，也取决于道义或德性。在对外扩张与征服中，无论是声称坚持正义战争原则、信义原则，还是宣扬罗马人的友谊及其将领的仁慈，都可以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效果。
三
有必要专门地谈一谈罗马政治中显贵家族之间的德性竞争与德性展示问题，它们为解决德性的生产与供给这一德性政治的根本性难题提供了社会—政治机制。
“竞争性德性”论题滥觞于萨卢斯特，后经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等从罗马史汲取灵感的思想家进一步发挥，成为晚近研究者们观察和剖析罗马共和国政治史的一个常规性范式。
罗马共和国的实质是贵族专权的寡头统治，统治权主要掌握在由氏族贵族和上层平民构成的元老阶层（也称权贵）手中；不过由于古代战争社会的背景和罗马特殊的宪制安排，它又是一种竞争性的寡头制（a competitive aristocracy of birth and merit)。也就是说，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显贵家族之间采取了相互竞争的模式，持续的对外战争和平民出身之“显贵”的崛起推动、加剧了这种竞争。这种竞争采取荣誉斗争的方式，在罗马的宪制安排之下，显贵们不得不向拥有选举权的人民展示自身及其家族的军功和其他政绩来获得高级职务。
在罗马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贵族之间展开政治竞争的清晰线索和具体事例，并且这种竞争发生、存在于多个领域。一开始竞争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除了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施展谋略之外，担任将领的贵族们还会通过凯旋式、用战利品（和其他纪念品）供奉神庙、装饰家宅以及向士兵分发战利品来进行政治宣传，提升自己及家族的影响力。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演讲、法律活动、公共展示以及私人奢华开始代替传统军功，成为威望和地位的主要来源，因此贵族竞争的领域也随之扩展到演说术、法律、市政建设等内政领域。尽管这一趋势对罗马的传统祖制构成了实际的或潜在的威胁，并由此遭到一些老牌贵族的抨击和抵制，但正是这种变化才使得像西塞罗这样不以军事德性著称的“新人”的崛起成为可能(在他之前的“新人”包括老卡托、马略在内都是凭借军功获得擢升的）。这种竞争领域的扩大与变化，直接推动了罗马“virtus”概念的分化与演化。
罗马贵族的“德性竞争”可以说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罗马共和政治运行的奥秘所在。首先，不管我们把罗马政制称作混合政体、共和政体，还是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其关键都是元老院，罗马的统治权实际掌握在显贵家族手中，这一点毫无疑问；但罗马政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鼓励贵族阶级围绕高级职务展开竞争，而这些职务的履行很大程度上又是服务于对外战争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以罗马共同体的利益来吸纳贵族及其领袖人物的政治野心，并将其控制在特定的领域与范围之内。这是一种典型的“化私为公”思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它是一种“德性”的竞争、“荣誉”的竞争。
其次，从这种竞争的结果来看，一方面，它促成了罗马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并最终导致罗马建立了世界性的霸权；另一方面，在内部事务上，它排除了普通平民对政治生活的实质性参与，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防止了某个家族、某个人对权力的独占。我们或许可以说，政治权力为整个显贵阶层所垄断，但在其内部却又是分享的；并且由于这种竞争与分享，统治集团可以部分地、定期地实现自我更替和循环流动，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再次，贵族的这种竞争为罗马的政治运行确立了惯例、规则和规范，进而塑造了贵族的价值观乃至整个罗马的意识形态。我们要看到，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和中期，贵族的竞争在促进共识、增强凝聚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效果，关键在于以德性为中心的贵族价值观在促进竞争的同时，也在限制竞争，并推动了贵族集团内部的合作，比如，战败的将领并不会因战场上的一时失败而在政治上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贵族家庭作为罗马记忆的守护者和建构者利用碑铭等形式对家族荣誉记忆的重塑、对有罪的个人（包括叛国者或所谓“国家公敌”）实施“除名毁忆”来维持家族荣耀的连续性，等等。因此，持久而激烈的竞争之下也存在着共识与合作，但这一点以往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强调。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罗马贵族的竞争实际上也部分地揭示了人民的权力。关于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因素及其程度和重要性在学界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必须承认，罗马的宪制中确实存在主要职能是选举高级职务的“民主”机构，人民的角色对于权力的运行不是可有可无的：人民进行选举或公开欢呼授予贵族荣誉和荣耀，而贵族的政治声望和权力只有获得人民的承认才具有充分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参与竞争的各方多数情况下并非直接与其他贵族进行对抗，而是竭力寻求在第三方（人民）眼中的成功，这是一种争取关注、认可、青睐、掌声和欢呼声的竞争。
这种竞争离不开展示，“德性的竞争”伴随着“德性的展示”。罗马文化不仅是一种竞争性文化，它在许多方面也是一种场景文化，场景(spectaculum)议题在晚近的罗马政治文化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说，罗马城本身就是一巨幅场景，它充斥着各种纪念碑、雕像、公共建筑以及其他有关罗马公民生活的见证，这个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时刻唤起人们对罗马传统及其祖先的回忆，它还是罗马统治精英展示其荣誉、宣示其地位的平台，时刻向民众提醒着贵族家族的荣耀及其在帝国扩张中的作用。在这一场景文化中，政治可以被理解为同时发生在几个公共舞台（比如，元老院会堂、广场、讲坛、法庭、罗马街道，等等）上的表演，演员是罗马贵族，观众是罗马人民。那些由权力支持的表演得到充分的展示，特别是象征罗马最高军事荣誉的凯旋式，贵族家族著名人士的葬礼、面具与塑像，装饰有各种战利品的家宅和神庙，宗教节庆、公共竞技与公众娱乐，所有这些再现历史场景的形式，无一不生动地表达了罗马共同体的自我认知、罗马贵族的价值追求，构成了对贵族青年的政治教育。
此外，贵族家族的场景展示作为全体罗马公民之间的交流工具，也重申了贵族与罗马人民（平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所有人都参与了庆祝和重申共同体之价值、目标与制度的活动之中。这种政治交流并不总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平民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暴力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例如剧院中的嘘声、著名人物雕像的被毁坏，都可能削弱贵族的威望。这显示了罗马政制结构中的民主因素，以及罗马政治的基本动力，即精英与民众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
然而，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这种竞争性平衡和共同体共识被逐渐打破，出现了像苏拉、庞培、恺撒等少数统帅对军事指挥权和政治权威的垄断，他们的展示活动更像是对平民的收买和贿赂，贵族的德性竞争由此宣告终结，罗马的德性政治从此走向衰落。
我们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罗马的德性政治，不仅仅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且也是希望能够为古今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提供某种启示。尽管古代战争社会的背景已经置换为现代商业社会，当年罗马政治生活的四大主题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如何为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目标、动力与规则，如何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共识与凝聚力，如何激发政治共同体中各个部分的活力，这样的话题仍然居于我们现代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就这些方面而言，罗马的德性政治或许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