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空间作为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而备受瞩目。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不仅完成对空间的质料实体及其外观的深刻揭示，还深入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而透视了空间与人类活动的深刻关联。因循这一基本思路和操作程式，《资本论》全面呈现了作为活动要素、聚合关系和发展可能的空间范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空间和资本的耦合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商品空间化、货币空间化和资本空间化的交互作用使得空间逐渐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从属于资本，并造就了空间商品化、空间权力化和空间同质化的局面。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推出了一种扩张与压缩、节约与浪费、集中与分裂并存的悖论性的空间构序。通过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明确了空间社会化形塑的实质就是资本的“横暴掠夺”。以此为基础，《资本论》推出了一种以资本批判为内核的空间叙事，为人类摆脱空间束缚、寻求真正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关键词：《资本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空间批判 资本逻辑 人类解放
空间作为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而备受瞩目。脱离一定的空间，不仅人们的生产生活无法展开，社会历史的进程也无法延续。在人类诞生之后，空间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延展性实存，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因素于其中。正是后者的加入及其影响，空间对于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也日渐广泛而深刻。从古希腊至今，人们持续展开着对空间及其问题的深度探掘，物理空间（以牛顿为代表）、相对空间（以莱布尼茨为代表）和纯直观空间（以康德为代表）纷纷出炉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沿着古人对于空间问题的考察之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深刻考察了空间范畴的基本规定及其社会历史本质，从而推出了科学的空间批判思想。
然而，马克思的空间理论（尤其是《资本论》的空间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普遍关注，甚至还有学者抛出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空间空场”“空间失语”“空间贬值”等论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关于马克思空间理论的“非议”，大体上至少有四条原因：一是因为空间我们太熟悉不过了，“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而赋予其普通的意义或自证的属性”。作为“一种自然事实”的空间就自然地被“常识化”了，空间范畴便不会成为人们特意关注的对象。二是马克思并未致力于撰写一部以“空间”为题名（或主要内容）的专著，以至于“空间”在马克思的皇皇巨著中并不“显眼”。同时，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论述也不够集中，大多是零散叙述，故而“空间”缺席也就似乎获得了直观上的文本原因。三是以列斐伏尔和苏贾为代表的学者秉承海德格尔“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时间性”的论断，继而认为唯物史观采取了一种“时间优于空间”的叙事方式。这就“相对弱化或忽视了空间的理论价值”，对于空间及其问题的回避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四是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有“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和“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的提法，空间既然注定是要被时间“消灭”的，空间及其问题的讨论就并非必要之举了。其实，以这四条理由来拉大马克思与空间范畴的“距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熟知并非真知”，空间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日常”也并不是忽视空间及其问题的必要条件。空间缺席这一直观认知也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相悖，空间不仅未曾缺场，反而以更为深刻而灵活的形式融入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话语体系之中。无论是时间优先，还是时间消灭空间，都是以时间来冲击空间的尝试，所造就的不过是一种空间不受马克思重视的假象。这是脱离时间和空间的辩证关联而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空间叙事所得出的错误结论，既影响了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认知，又误导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判断，还直接遮蔽了马克思“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一论断背后蕴藏的社会内涵及其历史深意。
由是观之，空间从来都没有游离在马克思研究视野之外。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深刻考究了空间的基本类型及其生成过程，并深入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而透彻解析了空间与人类活动的深刻关联。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虽不是对空间及其问题考察最为翔实的学者，但他对于空间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却是最为科学而彻底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空间批判叙事的经典作品，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透彻地剖析了空间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深刻地回应了时代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问题。
一、空间的理论经纬：概念与维度
“作为一个概念和物理的事实，空间这一术语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唯一的定义，这表明了其复杂性。人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所以，空间的多义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纵然如此，马克思视阈中的空间并非神秘之地，也非莫测之所。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始终在现实个人及其活动中探讨空间的相关问题，以此消解了空间的神圣性（或破除了空间的神圣形象）。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讨论是在一种“复调式”语境中展开的。一方面，马克思并非单纯地就空间而论空间，而是借助多重“棱镜”展开对空间的现实考究和学理透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多是借助于时间、商品、货币、资本、分工、交换、流通和生产等诸多社会范畴或经济行为来完成对空间的道说。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空间的分析是一种总体性（或整体性）的分析，他不仅在自然维度展开了对空间的诠释，还深刻挖掘了空间的社会维度及其关系本质。如果说从自然维度阐释空间的核心任务在于揭示空间的质料实体及其外观的话，从社会维度考察空间就在于揭示空间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联。
1.作为活动要素的空间
从日常经验来看，人类的生存需要有一个空间的维度。或者说，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备要素，居住的房屋、工作的厂房、办公的场所、驾驶的汽车、就餐的食堂和自习的研修室等都是“可感觉的”空间。空间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嵌入人们的活动之中，离开一定的空间，人们的各种活动都无法顺利开展。不仅商品的生产不能离开生产的固定场域，商品交换也不能脱离特定的时空环境，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摆脱对空间的依赖。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明确指认了“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这一经验性的总结是对空间问题的认识的升华，即空间不是观念论者所描绘的思辨的抽象规定（或绝对精神的外化形式），也不是机械论者所判言的脱离物体的孤立存在。将空间作为生产和人类活动的基本要素，这就明确了空间这一范畴或概念内部所包含的实践基质。对于空间的讨论必须与人类活动关联起来，空间也正是在人类活动中而被逐渐确证。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就有什么样的空间类型，流通空间、生存空间、城市空间、工作空间和学习空间等空间的表达形式无不透露出人们在空间的活动状态或类型。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世人对于空间的认知和感触会愈发深刻。在手工业时代，人们利用工具在厂房这一空间中从事生产，空间就是生产的保障条件之一。到了机器时代，“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中生产同种商品成为常态，此时的空间是与资本内嵌的存在。
通过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审视，马克思将与空间密切相连的人类活动细化为生产，继而将空间纳入生产领域中加以细致考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不仅明确了“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还精准地捕捉到了空间与生产的关系——“空间条件，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这个空间要素是重要的，因为市场的扩大，产品交换的可能性都同它有关系”。从生产视角入手来考察空间及其问题，在褪掉空间神圣性外衣的同时也更彻底地彰显了空间的社会经济意义。
2.作为聚合关系的空间
“空间的客观概念必然要通过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过程而创设出来……各种独到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都将体现为一系列独特的与时空相关的概念和活动。”换言之，“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打通人类活动与空间的关联，不仅找到了空间的存在论根基，还为透视空间内蕴的社会关系本质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所述及的空间是复杂的多维空间，除了物理空间外，他更多地考察的是社会空间——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所倚仗的空间。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生存空间、劳动空间、协作空间和工业空间等都是直接论述的重点话题。这些空间就是各自社会关系的表征，生存空间就意味着人们最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场域和关系，劳动空间就意味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或中介）三者粘合起来的场所及其活动，协作空间就意味着人们在同一空间中从事着同一活动，工业空间就意味着机器设备、雇佣劳动和工作流程等在厂房中的排布与运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每当人们提及不同空间类型的时候（比如教堂、学校、工厂、矿场、超市和公园等），头脑中映射出来的就是一幅人类活动（或互动）关系场景。在社会领域，空间就不再是一个干瘪而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生产化（或实践性）的关系过程。“空间本身就是一系列活动过程的结果，它不被归结为某个简单的物质程序。”列斐伏尔深刻认识到了空间的社会关系本质，“各种社会关系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它们是实体性的、自然的，还是形式上的抽象？对空间的研讨可以得到答案，根据这一看法，生产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具有某种空间性的存在之时，它们才具有某种社会存在；即生产的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某一空间之上，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把自身也投射到某一空间之上，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也将自身镌刻其中。不然，社会关系就将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领域当中”。
马克思以社会关联视角展开了对空间及其问题的考察。《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范畴都是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加速了空间的聚合和人们交往的扩大，此时的空间就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底的复杂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空间排列、扩张、压缩或置换等议题在本质上都不过是资本关系的表征，事关空间的一系列行为都不过是为了达到增殖这一目的的活动，它们不过是更为具体而深刻的资本对于劳动的强制、剥削关系。
3.作为发展可能的空间
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从字面意思可以直接看到，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认知关照到了人的发展。明确将空间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这是以“发展论”来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题中之义。人的发展只要不停留在口号或宣传层面，就要切实找到发展的可能空间。空间一方面为人的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基质，比如工人的生产活动需要在工厂中完成、人们的休息需要有方寸之地。如果离开这些物质性的空间，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都必然大受限制。另一方面，空间也为人类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部分属于助力性条件，比如空间的扩大或延伸对于人类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空间的结合和重组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条件属于限制性条件，比如机器厂房中的分工与劳动就必须遵循特定的生产章程和伦理道德规则，而且离开机器厂房这一空间也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总而言之，空间不仅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还是人类生存的场域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各种引导和规范。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空间之所以事关人类发展，乃是因为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都有着发展的可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社会开启了发展的新航向，世界历史也找到了新动力。这种特殊的“运动”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并推进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分别发生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特定的社会时空当中。当然，也正是这些矛盾才开辟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才经由原始时代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人类历史也才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地域空间限制而走向了更为广博的世界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开掘空间的状况，“资本创造了一个与它的需要和目的（生产和消费）相适应的物理地貌和空间关系”，整个社会就在这种资本打造的空间地貌关系中不断向前发展。
二、资本与空间的耦合：空间的社会化形塑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膨胀（或增殖）、时间加速和空间扩张都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所打造的“场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一样，也是一个严格遵循着自身内在标准和自我发展规则的空间组织。空间是一个始终与资本主义相伴生的范畴，资本主义的一切现实活动都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完成，空间也在不断接受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而变得更加适应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节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与空间处于一种深度耦合的状态，“资本逻辑的实现过程，不仅是时间的规划过程，同时也是空间的重新规划过程”。这种空间的重新规划，就是打破原有的空间格局，按照资本逻辑的要求塑造全新的且适应资本增殖需要的空间格局。更为明确地，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空间规划就是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相互交织的过程。
“‘资本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现方式，科学技术、国家机器、文艺作品和时间空间等都遵从资本的意志而完成了自身的表达。”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动机和唯一目的就在于使“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必须严格按照资本增殖的要求全面铺陈开来，不然任何空间筹划都是无意义的。当然，空间和资本的深度耦合关系并非一种必然性的“天命式发生”，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济交互行为中最先空间化的是商品，即所谓的商品空间化。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可感觉、易推断的“粗糙的对象性”。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空间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甚至可以说“空间是一切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比如上衣就是在制衣间里生产的，小麦就是在麦地里成长起来并被人们收获的，面粉就是经过磨粉石碾（或磨粉机）的运作而得到的，电脑就是在相关的生产流水线和组装车间中完成的。这些无不都是人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联系（或联想）到的状况，空间这一要素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商品交换机制中，不同时空中的商品可以实现互换（或易位），使得它们各自的“使用价值转变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不同使用价值的物质性的空间属性（比如区位等）就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转变成了社会空间”，商品的空间化就获得了较为整全的意义——不仅商品的生产和流转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而且商品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转变也是商品深层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随着货币形式的产生，金作为一般等价物而使得“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自然难逃空间化的命运，无论货币执行哪种职能（主要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它都依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这些职能的顺利履行也充分体现了货币流通过程中的空间置换，买卖活动实际上就是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一次空间移转，即“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货币形式不仅使得买卖关系得以成立，还实现了商品占有者和货币拥有者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的置换。货币空间化实际是一次更大范围内的商品关系社会化的过程，原来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只是在狭隘范围内的一次空间易位，货币形式则使得这种物物交换变得便捷而频繁，社会关系的空间移置也就此变得简便而普遍了。一旦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空间化也就成为定局。资本的空间化是指“资本的逻辑通过借助空间从而使自身转变成为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空间现象是资本逻辑运行的结果”。也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都按照有利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排布，厂房地址及其大小的设置、机器的空间摆放、人力资源的排设布局和产品输送的空间距离等都是按照这一思路而规划成型的。资本时代直接催生了一个空间加速扩张、重组的过程，各式商品在这一时代加速流转，各类资本也随之而不断涌动并实现了空间上的扩张与组合。在人类历史上，资本可谓是开辟了一个全面扩张的新时代，整个世界的割裂状态就此被彻底打破。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资本也渗透到了全球，“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得世界市场得以逐渐开拓，这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资本主导之下的一种空间的重新组合。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空间逐渐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从属于资本。正是这种全面的从属关系使得空间与资本之间的嵌合更为紧密，空间彻彻底底地为资本所驯服。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空间和资本之间的内在嵌合与全面从属关系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商品化、空间的权力化和空间的同质化。就空间的商品化来说，某些空间也变成了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空间作为生产生活的一个必备要素，它的存在就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空间的状态和构型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有用性，比如办公室是满足办公需要的空间、试衣间是供人试穿衣物的空间、垃圾站是堆放各式垃圾的空间、鞋柜就是放置鞋子的空间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部分人也开始有意识地打造能够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空间，空间就此逐渐成为一种新式商品。时至今日，空间商品化已成为当下生产生活的一种常态。就空间的权力化来看，它指的是空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逐渐成为权力的表征。空间成为彰显权力的一种方式，即谁占有更多的空间（而且是稀缺的空间），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谁就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空间权力化之所以能够变为现实，就在于空间与资本的深度共谋。在空间资本化和资本空间化的格局中，资本和空间就共同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经济交往中，人们不仅通过不断创造更多、更大的空间来确证“自己的社会权力”，还通过对空间位置、空间尺度和空间高差等方面的精细设计而昭示着空间与权力的必然关联。就空间的同质化来说，资本按照齐一的标准化流程和模式打造出空间的基本造型。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大生产就是一种流程式的标准化生产，按照既定节奏和方式展开的生产使得人们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整个劳动过程“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无论是在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还是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都始终按照资本增殖的要求——最大化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被塑造。也正因此，资本主义的空间就是按照牟利最大化的原则打造的一个整齐划一或千篇一律的场域。
空间对于资本的从属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的空间格局都深印着资本的痕迹。“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时代的空间也因此表现为一种悖论式格局。一是空间的扩张与压缩。资本的运作需要足够大的空间，大量廉价原料产地、广阔的产品倾销市场、规模庞大的生产基地等都是资本做大做强的标配。资本的增殖和积累势必会伴随着空间的扩张。或者说，“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从最初的本地商品生产到最终的世界市场疆域的不可抗拒的发展”。从资本原始积累到剩余价值的再资本化，这一过程记录了资本膨胀与空间扩张过程的统一，圈地运动、黑奴贸易、殖民侵略、城市扩容以及经济全球化等无不是资本主义空间向外延伸的表现。“农村屈服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情形的出现，实际就是一种资本和空间双向扩张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当然，资本主义的空间也不只是单向度地扩张，与空间扩张相伴随的是空间压缩。空间压缩是“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和资本运作的必然结果，“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结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必然会“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的效果。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有机的工场手工业”通过对零散分工与生产的整合而大大“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协作也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二是空间的节约与浪费。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就塑造了一个“勤俭节约”的人设形象，资本家的富有只是因为他们的勤劳、节约，而且善于规划。资本要实现牟利最大化，就要不断节约成本，空间成本的节约就是资本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空间节约是社会化生产的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生产类型就要实现“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的任务，这就避免了空间浪费，节约了劳动场地。同时，为了最大化地节约空间成本，工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都遭受严格挤压。“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马克思列举了一系列例子来直观地呈现空间节约的惨状，比如他陈述了温斯洛附近的廷克斯恩德的状况：“一间卧室长11英尺，宽9英尺，最高处6英尺5英寸，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英尺7英寸，宽9英尺，高5英尺10英寸，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资本主义在力推空间节约的同时，也大量浪费着空间。在现实活动中，大量生产、大肆扩张必然也会导致系列浪费，一方面是资本家享受的场所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则是对工人的人身材料和发展空间的浪费。只要能够提高利润率，资本家经常“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做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这些空间的节约和生产材料的节约，再加上劳动时间的延长，工人群体中“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工人正常生存的空间被全面侵占，更不用说个体的发展空间了。三是空间的集中与分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空间扩张实际就是一种空间收编，即将一切有助于资本增殖的空间要素都招致麾下，供资本役使。资本主义的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这就要求人数众多的工人“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协同作业。机器大生产对于空间上的集中劳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人“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而有机地“集结在同一个地点”。空间的集中也就意味着资源的集中、生产和流通的便捷，这一切都完美符合资本的增殖逻辑。与空间集中相对的是空间分裂，它也是遵循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空间的分裂直观地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地位、生存场域和经济占有之间的两极分化，工人在肮脏狭小的空间中苟且存身，资本家则在富丽堂皇的空间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且这种分裂状况并不会随着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提升自身的技能等而有丝毫改变，亦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变迁而有所缓和。放眼全球范围内，空间的分裂则直接表现为宗主国和殖民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割裂，宗主国和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而不断攫取、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广大的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则在这场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空间分化也逐渐加深，整个世界体系就在一种聚合和分裂的矛盾中不断构型，空间霸权和世界秩序也就此得以铺陈开来。
通过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想要向世人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塑造了全新的社会化空间，这种特殊的空间从头至尾都是服务并服从于资本及其逻辑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布局不仅为社会劳动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创造了劳动的社会条件），更是为了满足资本不断增殖自身的内在要求。就此而论，整个资本主义空间的社会化形塑就是空间和资本深度交互的过程，空间社会化充分体现了资本的“横暴掠夺”。
三、空间批判及其解放叙事：空间的限度与主体的超越
“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地位，而决非单纯的中介性的物质容器和框架。”资本主义构筑了一种严苛的空间格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根植于这样一种充满冲突的企图：构建一种具有社会转换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备独特性的空间性”。空间在服务资本的同时，也逐渐被资本同化。空间和资本的深度耦合使得空间也具备了资本的一切特性和规律，因此马克思对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属于资本批判。《资本论》的资本批判就是一种整全意义上的批判，资本批判将时间批判、空间批判、生态批判、商品批判和货币批判等一系列工作统合了起来。而对于资本主义实质而彻底的批判，就必须回到资本及其逻辑中有条不紊地展开。据此看来，要全面审视空间及其问题，就必须借助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阈、立场、原则和方法。
资本主义推出了一种悖论性的空间构序，空间也就此呈现出限制和超越并存的格局。资本空间格局的塑造不能随意为之，空间格局的成型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首先体现为空间本身物理性外观的束缚，无论是生产空间，还是生活空间，抑或是精神空间，它们既受制于物质实践的发展状况，又受制于这些空间本身的物理边界。生产的车间、吃喝住穿的场所有大有小，但绝不会无边无界。此外，空间的扩张还受到社会尺度的制约，法律、道德和社会规则等都为空间扩张划定了基本的规范，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的空间活动都要遵守这些规范而不能肆意妄为。“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空间构序的诸多限制也就必然会被超越。这种超越限制的可能性蕴藏在资本本性之中，“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的本性就要求整个生产方式竭力“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只要有利可图，资本便会竭尽全力冲破空间的阻隔或者全面改写空间的格局。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资本以逢山开路、遇水叠桥的架势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不仅人们存身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展，个体与空间的互动也更加频繁而深刻。不仅如此，资本还以更为精巧的手法改变了空间格局——以时间换空间。为了扩大利润空间，资本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物质条件来缩短空间距离。交通运输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以时间换空间的例子，交通工具的改进和交通道路的畅通使得运输时间快速化成为现实，空间距离也随之而缩短。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空间在限制与超越中不断凸显自身的社会历史效应，空间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
马克思的空间批判还呈现了一幅资本压榨与主体反抗同步的图景。资本主义的空间构序的决定性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就在于最大化地获取剩余价值，精于盘算的资本家就会“合理地”排布空间的位置、大小和高度。在资本所打造的空间中，人们的存在状态既不自由，也不自觉。异化是生活于资本主义空间中人们的“命定”，广大工人“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工人“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们只是作为“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而被投放到生产过程中。在这种空间中，工人的身体和心智必然遭到了全面碾压，人们的生存状态堪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的数据和案例来直观呈现工人奴隶般的生存境遇，资本时代堪比奴隶时代，两个时代惊人地相似。马克思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之为“雇佣工人奴隶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并“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与历史上的奴隶制稍有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规训手法更加温和且多样。在资本主义空间中，“监工的罚金簿”替代了“奴隶监督者的鞭子”，以工资为代表的“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工人不再被彻底锁死在生产线上并沦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是一种更加文明、精巧的剥削社会。马克思也一再提醒人们：“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这些表象并“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资本家用无形的经济强制将广大工人牢牢地“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资本主义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生产和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正是这种悖论性的积累，“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资本论》向广大工人诉说了至少两个道理：一是“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二是广大工人阶级如果继续在这种异化的生产方式中任劳任怨、麻木不仁，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未老先衰、过早死亡。《资本论》不再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直接明了地向工人阶级宣告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但《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却透露着主体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程度和彻底程度与他们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成正比，而且这一群体就是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以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为目的的《资本论》，其核心任务还在于通过揭示工人阶级的存在状况而宣告资本主义体制的解体，以此深刻回应人类历史的发展之谜。
在对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辩证审视和全面批判中，马克思也为工人阶级从空间窠臼中脱身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资本主义空间及其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资本。资本的涉入使得空间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影响，资本加速了空间的流动与形塑并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和文明的变迁，但资本宰制之下的空间也成为资本剥削和压榨的“帮凶”或“场域”。工人阶级要解决相关的空间问题并摆脱资本主义的空间限制，就必须把握问题的实质与症结，即要深究空间及其背后的资本机制。更为清楚地说，工人阶级要摆脱异化的生存处境就要以最为革命的态度来审视资本，以“消灭资本”作为化解空间问题的彻底方案。空间的诸多悖论及其异化状况的解决不能靠想象，而只能诉诸广大工人群体推翻私有制、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实践。另一方面，自由时间是工人阶级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空间。马克思打通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阻隔，工人阶级要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阶级所处的生活状况是：密集，没有其他一切生活享受，完全没有希望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保持某种体面，他们的整个生活毫无内容。”工人阶级之所以过着毫无内容的不体面生活，就在于整个社会通过强制劳动而吸收了工人的大量时间，工人就此“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通过对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关系的理性省思，马克思确认了“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据此，工人阶级自身发展和整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空间就在于自由时间的充裕。《资本论》为解决空间暴政提出了一个极为简明扼要的方案——“工作日的缩短”。工作日的缩短、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和个体发展空间的拓宽是同步的，这些目标的达成又会“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工人阶级革命反抗的成果也得以不断巩固。
总体而言，《资本论》中的空间批判、资本批判和人类解放是一体的。聚焦于人类解放这一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以空间及其问题为抓手，以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为考察对象，深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蕴含着的空间矛盾与危机，为工人阶级破除空间羁绊、寻求空间解放指明了方向。《资本论》也就成了世人破除资本统治、拓展人类发展空间的“说明书”。
参考文献：
[1]李维意：《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
[2]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胡潇：《空间正义的唯物史观叙事——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第10期。
付文军（1986-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