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探讨晚清朝会与文书制度的新书有一个有趣的名字：“辨色视朝”。这个出自《礼记·玉藻》的典故，说的是君臣天色方明即开始理政， 具体到晚清，醇亲王奕列举他所亲见亲闻的几位皇帝的作息时间表，说道光年间“每日请驾，例于寅正三刻（4：45）;咸丰年间召见， 常在卯辰之交（7：00），盈廷诸臣皆系卯正（6：00）以前入朝。近闻自（慈禧） 归政后， 每日寅正（4：00），早事即由奏事处传出，是以臣工无不丑刻（1：00-3：00）趋朝，寅刻（3：00-5：00）备齐”。
在前现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整个社会的基本节律，君主政治亦不例外。但这个作息时间表，对电力发明以后习惯了昼夜颠倒的现代人来说，可是十足的难以忍受。在这强烈的古今对比下，李文杰提出了他贯穿全书的疑问：清朝君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君臣团队”，但“辨色视朝的祖制、宵衣旰食的团队，为何造就了近代以来屈辱的内外困局”？
这不是个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本书上中下三编，从朝会与文书入手，以十余个相互映衬与勾连的主题，通过“政治权力的来源与责任、各机构的特点、政治运转的规则与效果”，反复探索这一问题的不同意涵。李文杰指出，清朝承元明以来君主权力加强的大势，君臣上下都以君主大权独揽为常态。在这种政治文化下，“杜绝了权臣奸相的弊端”的军机处长期存在并被当作是制度优势，相反，咸同之际“赞襄政务大臣”制度很快被政变颠覆，光宣时期议会与责任内阁的尝试举步维艰，共同的阻力即是被认为威胁君主大权。简言之，基于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制度惯性，为晚清改革加上了强韧的体制约束。
清朝君主虽然大权独揽，但权力与责任是一体两面的，掌握巨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必须承担同样巨大的责任与风险，一旦君主能力不足或代理君权者权威有限，就会是不可承受之重。与那些侧重清朝皇帝如何或英明或跋扈（更多时候自然是两者兼有）地驾驭臣下的旧说不同，李文杰特别注意到晚清君臣之间以及官僚集团内部达成“共识”的重要性：最高统治者通过文书与廷议将统治与决策之责分散给臣下，尤其在对外和战问题上多借助中高层官僚会议，原因就是“战与和的决策是会议做出的，廷臣皆有署名”，最上位者的压力自然小很多。
李文杰进一步强调，这种制度性的“共识”政治是晚清官僚集团的基本运作方式。不管是处理常规政务的部院议覆，还是针对重大政务的九卿会议乃至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都采取多人议政并共同署名上奏的集体决策制，在李文杰看来，这种政治决策方式，可谓是“一种有限范围的精英主义的民主”，让君主集权制有了相应的弹性。但是，官僚集团首先考虑的是维持集团整体的稳定，这一点甚至优先于政策的合理性，“奏摺中的对策或方案须获得所有人的一致同意。而各位大臣自身知识结构、文化见识、政治立场、冒险精神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要让所有人对一份奏摺都画押同意，则须隐藏起奏摺的锋芒，这也就意味着越是平庸的建议，争议越少，也越容易获得通过”。“为防止政策失误的责任牵累各方，文书朝着最为平庸的方向靠拢，集体决策、群策群力往往沦为‘虚应故事’。”
这是在说晚清，但并不限于晚清，而是直指秦汉以来整个中国历史。自秦朝废封建、立郡县，君主集权制虽视朝代不同而表现各异，但一以贯之，构成田余庆与阎步克所说的理解古代中国不变的“中轴”。自中唐至两宋，中古门阀制度瓦解，科举地位日增，以名实分离与重复设官为主要特征的使职差遣制日益成熟，权力更加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而相较于封建制，郡县制下的权力集中同时也意味着责任与风险的集中，最高统治者所面对的统治压力大大增加，汉代人徐乐即主张封建制大患在瓦解，郡县制大患则在土崩，而“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至宋代，二程将这一道理说得更形象也更深刻，所谓“当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小国介于大国，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维持数百年。此势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约束。……今天下却似一个万顷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则汹涌，遂奈何不得”。故而“只要安静，不宜使摇动”。即为了规避郡县制下的集权风险，君主与官僚集团运用权力时必须更加谨慎与克制，即使过于消极也在所不惜。宋代之后，形式化的集议与文牍政治盛行，祖宗家法日益森严化，都可算是典型的例证。
王汎森在论及清朝政治与文化时，特别提出有一种“隐秘的、无所不在的消极性的创造力”，它属于“受众、被影响者、被支配者”，“从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影响’不见得只是单纯的由上而下的支配而已，它们往往既是‘支配’，又是一个又一个‘创造’或‘再制造’”。若就统治关系，清朝君臣自然是支配者而非被支配者，但若结合上述两千余年郡县制的大勢，身处其中的慈禧、光绪以及军机处、总理衙门的衮衮诸公，也可以看作另一种意义上的“受众、被影响者、被支配者”，不得不通过朝会与文书发挥其“隐秘的、无所不在的消极性的创造力”。
这里隐含着制度与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事件）的辩证关系，对此，李文杰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一面说：“近代史学科自产生开始，基本上是以大事件作为主轴来带动的，从史料集的编纂、学会的成立到研究热点的聚拢，无不是围绕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另一面则说：“政治制度的研究往往被看作面朝故纸堆做的寻章摘句的枯燥技艺，它时常会遭受‘ 只见制度不见人’的责难：只有枯燥的典制构筑的框架，而不见活生生人的行为与思想。这是本书试图去尽力避免的。为此，本书关注的，往往是影响或说明重要制度形成与变动的历史事件，希望以此去展示制度形成的动态经过与多元考量。”即以“制度性事件”打通二者的隔阂，平衡中国近代史旧有的事件中心倾向。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文杰对制度与人的复杂互动的刻画。在本书第九章中，他通过对档案的细致爬疏，发现“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这一重要朝会制度，竟然起源于咸丰帝的一次笔误——他在朱批时不经意间将旧有的“大学士九卿会议”误写为“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君无戏言，更无误笔，为了在六部尚书之外凑足九卿，军机处不得不突破原有的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九卿规模，将更多的衙门与京官纳入廷议范围。
如果尚在承平年代抑或最高统治者尚能大权独揽，这一之前君主无意间造成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大概只会昙花一现。但咸丰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危机日益严重，且连续三代（同治、光绪、宣统）都是幼君继位，不得不实行母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权宜制度。危机日深而又权威不足，最高统治者迫切需要群臣分担统治风险，故不得不借助这一偶然出现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的先例，将“九卿”解释为极言其多的虚指，以让高达数百人的中上层京官都参与廷议，晚清清流士大夫的崛起乃至维新变法的发生，均与这一旧瓶装新酒式的制度创新密切相关。
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制度与人的互动研究，绝不可能局限于君主与少数高等官僚，而必须是对统治阶级中上层的整体考察。戴海斌论及晚清史，主张要“注意研究近代史上的‘中等人物’”。他们“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有些是位置重要，有些是因为个性突出，有些则依赖于人际关系而有所作为，有些则综而具之”，往往会成为近代中国某些关键“回目”的幕后推手。而李文杰在对各式朝会与文书的分析之外，特辟专章（第六章），研究清代军机章京的职责与选任。这些类似政治秘书的角色，品级不高而地位关键，正是隐身在当时实际政治过程以及后来历史叙述幕后的“中等人物”。
在分析章京群体乃至背后的整个清朝体制时，李文杰特别强调政治与专业化间的张力。在他看来，政治与专业化关系的不同，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军机章京与总理衙门章京处境、性格与作用的差别，总理衙门因为需要直接处理繁难而危险的对外交涉事务，其章京多因专业能力与经验而被选任，难以简单替代，结果“形成清朝中央机构中少有的、一定意义上的‘章京/ 秘书专政’，出现位处中层的司官在摒斥胥吏办事的同时，又让大臣倚重的现象”。而军机处则仍遵循着列文森所说的传统中国政治的“业余主义”原则，不仅军机大臣均为兼差，章京也更重视文书草拟能力而非专业知识，故而无法形成总理衙门式的部门主义与“ 章京/秘书专政”。
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李文杰的这一锐利分析对理解近代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意义，而是这一政治与专业化的二分的延伸形式：政治与制度的二分，对理解晚清某些关键性的“制度性事件”意味着什么。李文杰强调该书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一八六一年建立的垂帘听政制度，一是一九0六年之后展开的筹备立宪”。故有专章（ 第三章） 分析辛酉政变的发生以及随后垂帘听政体制的建立。他认为，从制度的角度讲，明清以来君主乾纲独揽的体制，排斥任何可能威胁君权的权臣的产生，而咸丰帝去世前所建立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与明清以来持续削弱相权的趋势完全背离”。“从制度史的内在理路来看，他们（指肃顺等赞襄政务大臣）的落败是无疑的：数百年来，削弱相权、严防权臣的趋势早已内化为政治伦理。相权的坐实、名分的僭越，将使他们被彻底孤立。”故而迅速被更象征君权的“垂帘听政”体制所取代。
这个“长时段”的制度分析是颇具洞察力的，但若结合以清朝的政治文化以及咸丰、同治之际的政治形势，则问题尚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乾隆在《御制古稀说》中曾经得意地说：“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在他口中，权臣不过是可能威胁君主大权的八个因素之一。而从历代王朝政治来看，皇太后称制往往伴随着外戚干政，宗室辅政则权臣频出，均可能威胁到君位乃至王朝存续，故而在君权高涨的清代，二者也受到严厉的提防与抑制。结果，因为无法在清朝祖制中找到支持，慈禧不得不转向宋代寻找母后垂帘的先例;而恭亲王奕虽然有清朝初年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皇帝的先例，但身死爵夺的多尔衮，与其说是个可以遵循的先例，倒不如说是个饱含危险的警告。如此说来，肃顺等赞襄政务大臣固然正当性存疑，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也同样有居位不正的嫌疑。
事实上，明清时期君权高涨造成的一个制度后果，就是君主年幼或其他原因无法亲掌大权时，无论是谁出任摄政者，其正当性都存在瑕疵。垂帘体制的长期化，与其说是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拥有无可置疑的制度性权威，倒不如说他们为弥补自身地位的弱点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决策是克制而有远见的，前述以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即可看作要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集议”弥补并重塑正当性。这样看来，短时段的政治因素至少与中长时段的制度因素同等重要。
当然， 这种解释上的节制，或许与李文杰作为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关。如他在《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一书的后记中所说：“学问有其高深处，但路径却并不复杂，是材料的、史识的、说明的。”这一朴实守拙而非高蹈飞扬的姿态，恰恰为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打开了空间。为达成他所追求的“ 朴茂”科学式的研究目标，作者在导论中专辟一节，交代该书使用的各种档案与文书的形成过程、文献特征与史料价值。经过细密的考辨，他得出结论：“如果从奏摺、上谕等重要政务文书的涵盖面、准确性及细节的‘狭义真实’来考虑，我认为不妨如此给晚清史料排个序：档案馆原档、影印或点校档案、《官报》、《实录》、文集、《邸抄》与《京报》、《光绪朝东华录》、其他衍生史料集。以上也是本书采纳史料的先后次序。”
在我看来，这一排序并不是要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是李文杰对自己研究主题与学术取向的再次确认。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他利用宫廷原档中咸丰与光绪的奏摺朱批而进行的制度与人事考证。他从这些奏摺的形制、笔迹入手，发现光绪帝未亲政前曾“习批奏摺”，练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皇帝。这些奏摺“常有先工整、后潦草，前后书法不一的情况”，显示小皇帝的“心情与脾气”时有起伏，努力适应皇帝这一角色的要求而又经常难以如愿，如果发挥一点“理趣”，可以说正如光绪帝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生。而在另一处，李文杰又发现咸丰帝去世前夕，奏摺朱批“多半使用笔力遒劲、颜色殷红的批示，绝非病重之人所为”，这表明载垣、肃顺等人已经开始代咸丰批摺，掌握了大大超出军机大臣本职的权力。而“也有一些奏摺，本身是载垣等人所上，则不交载垣等人批示，而是咸丰帝自行批示，因而笔力虚弱，颜色淡红”。则又显示出垂死的咸丰帝仍然竭力履行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责。在这里，奏摺笔迹的强弱、颜色的深浅，成了解读幕后历史真相与当事人真实处境的“密码”，而这只有亲阅原档并细致探究才能做到。
《荀子·非相》篇有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進一步引申道：“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相较之前的王朝，可谓是后王之于前王，而与宫廷档案散失殆尽的前朝不同，大规模留存至今的清朝宫廷档案，正是古代中国政治与制度的“粲然”之迹，而也只有李文杰这样的有心与有恒者，以积年累月的艰苦研究与潜心考索，才有与古人“端拜而议”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