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入缅作战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之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已经增援上来后，及时按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3个军同日军3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军溃败退往印度和云南境内、同日军在怒江对峙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缅甸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军事上是个制空权问题。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之联系，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正是从这种关系中体现了出来。

引 言

中国的抗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影响，双方都在自己严格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历史叙事，这种情况下，中国抗战对于世界整个战局的实际贡献就无法客观地、深入地加以研究。二是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侧重于“非军事分析”，文人向来有轻视兵学的倾向，即使涉及军事也不太容易进入专业状态。儒学传统又一向强调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不太重视军事层面的因素，“外行”研究军事乃成普遍现象，分析军事问题时候往往或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事实上却难以让人信服。

这种情况也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中国远征军研究和历史评价方面，除了上述存在的问题外，中国远征军的研究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嫡系内部之间、非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当他们事后总结胜败教训时候，往往不顾客观情形许可与否而互相指责，忽略了某些情况下失败具有客观的、不可抗拒性的因素所致；二是由于复杂的军队成分和派系冲突，因而于战史总结中，更凸现了人性的弱点——诿过于他人、归功于自己的倾向；三是从多数参战将领和中下级军官的回忆录来看，中国的战地指挥官几乎都属于陆军地面部队，因而他们感受和战斗总结比较注重和局限于自己地面战斗的经历，而对制空权对于地面战斗胜败之决定性关系、作用论述不多，只有极少数高级将领如白崇禧、郑洞国、廖耀湘等、和身处火线的中下级指挥官对制空权的决定性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本文力求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战争史的一般规律以及军事科学的一般原理，摒弃一切非学术之心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之干扰，对中国远征军作一纯军事层面的分析，并顺带与某些已成定论的主流观点作必要的商榷，本文在《中国远征军与阿拉曼会战》基础上，围绕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成败、以及对二战战局的实际影响，作进一步的展开和论证。

一、 关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原因的主要观点及商榷

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权威的看法，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是中英双方在战略上有矛盾、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极大地干扰了中国远征军的战略战役部署。第二是英军战斗力弱。第三是中美英三方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统一的和有权威的指挥中心。第四是“但整个战争的大背景已经在客观上注定它是一次失败的尝试”（1）第五是后勤、运输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此外，远征军虽然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但是武器装备仍然远远落后于日军，因而日本获得了缅甸战场的制空权，这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2）

笔者以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可以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上牵涉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导致失败的逻辑链上之一环，因此我们不能把寻找原因的范围作无限的展开，只能在造成失败最直接的层面上寻找最直接的原因。因此上述占据主流的一些观点有必要逐一商榷。

中英双方在战略上的矛盾以及殖民地政策始终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中，即使在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中英也是按照各自的战略目标行动的，英军发动英帕尔战役在于重返缅甸，中国远征军进攻密支那是为了打通中印公路，获得海外战略物资，战略目的上各行其事，而且在战后远东问题处理上，丘吉尔同蒋介石的矛盾比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似乎更大，以至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出面调解。因此，中英战略上的矛盾及殖民地政策是一种“常量”，无论中国远征军先前失败还是后来获胜，它始终存在着，把它归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显然不妥。

英军战斗力薄弱是事实，但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夏起草《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时就估计到了这点，（3）那么在战场上应该把这种估计充分考虑和落实到具体协同及部署方面。此外，中国远征军某些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弱，何况日军最终是从中国军队防守的东线侧翼突破的，而不是英军负责的西线。所以，认为英军战斗力薄弱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显夸大了这一因素的作用。

关于中美英三方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统一的和有权威的指挥中心的观点，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即使在第二次入缅作战获胜的情形下，也没有一个统一而有绝对权威的“指挥中心”，蒋介石曾要求史迪威从密支那弛援滇西方面的作战，被史迪威断然拒绝，（4）而蒋介石越级干预的现象在第二次入缅作战获胜时同样存在。（5）相反，如果史迪威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享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杜聿明不违抗他的命令，则中国当时最精锐的机械化第200师很可能在同古之战中全军覆没。（6）至于蒋、史二人的矛盾激化更是发生于第二次入缅大获全胜之际，而不是第一次入缅作战时。高级指挥官之间的矛盾并不一定影响战争的胜败，任何军队都存在这种现象，即使是入缅的日本军队，其高级指挥系统之间亦有严重之冲突，（7）因此，这一说法与中英战略有矛盾一样大而无当，似是而非。

至于说整个世界大战的背景决定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更是一种大而无当、含有宿命论的解释。因为1939年12月昆仑关大捷时的世界背景比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对我更不利，那时英、美尚未参战，我国在亚洲单独承受着日本军事上的压力。

关于后勤运输的说法，笔者认为这类问题已经进入具体零碎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之多，泛泛而论都是失败的原因，但都属比较次要方面的原因，而非导致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后续部队入缅速度缓慢是缅奸破坏、日机轰炸等诸多因素所造成，而第5军前线运输效率还是非常之高的。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没有制空权的掩护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8）但却严重地低估了它的实际作用，因而制空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缅甸战场上双方的命运，却并不清楚。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或进一步说缅甸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应该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那种东西，那种唯一能够左右所有其他作战因素的因素，而制空权正是这种性质的因素。本文在探讨“战略指导和战场判断的失误”之后，对制空权决定缅甸战场胜负的规律，作详细之论证。

二、战略指导和战场判断的失误

根据参战将领的各种回忆录，大陆和台湾选编出版的历史文件，以及史家研究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远征军失败的战场原因是：中路的主力会战因兵力不能及时集结而迟迟不能展开，同时忽视了东线侧翼防守，被日军从侧翼席卷后方，导致整个战局崩溃（9）。具体情况是，当东路日军攻克和邦后，一部西进占领东枝，主力继续北上，孤军奋进，以期前出我远征军主力后方。此刻英军送来错误情报，说西线皎勃东（乔克巴当）西南发现3000日军，防线有被撕裂的危险，在史迪威、罗卓英的严令下，原定用于补救东线危机的新编第38师和第96师以及200师主力之一部紧急西调，这一调动正好与战场形相反。皎勃东扑空后，疲于奔命的中国军队再掉头东进，已经来回折腾了500公里，且已耽搁了三天时间。第200师再全力东进，来争东枝，通过夜战一举拿下该城，正准备向和邦攻击前进，以便切断日军穿插纵队退路并准备一路尾击之，解除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断之危局。这时史迪威和罗卓英连续四次下令：攻下东枝后，除留下第200师继续进攻和邦、莱林一线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集结准备跟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转向，进行根本不可能的“曼德勒会战”，按照杜聿明的看法，这一错误调动正好与战场形势的实际要求南辕北辙，从而铸成大错。如果史迪威、罗卓英在这紧急关头不出现两次调兵失误，中国远征军正常应对的结果是在激战中各部队交替掩护着向后方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是全面崩溃，也就是说失败的程度不会像后来那么惨烈。（10）

史迪威方案的错误之一是中国最高统帅部过于轻敌，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般估计是三个师抵一个日军精锐师团。这一估计未必准确，在国内战场上，程潜第一战区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2万人，但最后该师团轻松地破围而去（11）。实际作战中，东线的第6军两个师根本档不住日军第56师团进攻，根据昆仑关战役经验和同古作战经历，只有像最精锐的机械化第200师那样的部队，才能三个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团，（12）一般装备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抵得上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更何况甘丽初第六军分散兵力、逐次投入使用都属于兵家之大忌。因此，如果情况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有两个日军师团在缅甸登陆，那么歼灭登陆日军、收复仰光的计划还可以尝试一下，第5、第6、第66三个军共9个师，对付日军2个师团，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打成平手（大多数师战斗力远不如机械化第200师）。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在缅甸投入了第33、55、18、56共四个精锐师团外加一个第5飞行师团（13），且不论战略战术日军高出一筹、关键的战场制空权也在对方手里，单凭地面部队实力，就是全部远征军的装备都达到机械化第200师的水平，还需增加3个师，如果是第6军、第66军的装备水准，则至少需增加7、8个师左右，方能与敌持平（不考虑制空权问题）（14），可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事后来看，第一次入缅作战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之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已经增援上来后，及时按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3个军同日军3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军溃败至国境内、同日军在怒江对峙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参战将领和史家后来的总结都没有意识这一点，他们的回忆和研究基本满足于战史的叙述，缺乏对兵力、兵器、情报等因素作客观的专业分析，一味地指责指挥方面的种种错误，而其评估的预设前提中，都认为中国远征军原本是完全可以战败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日军4个精锐师团并收复仰光的。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有几个值得追究的疑问：一、为何在3月25日，即同古之战打响第6天，蒋介石就在考虑追击问题？（15）二、为何在侧翼东线已经出现危机时，最高统帅部和远征军最高指挥顽固地不放弃中路与日军决战的计划？直到后方基地腊戌被攻占才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三、为何在东线侧翼兵力配置如此稀薄？将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当作公路警备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配置于茂奇、包拉克、垒固、东枝、黑河等地？四、为何日军威胁腊戌断我退路时，最高统帅部没有紧急动用驻昆明附近实力较强的第71军、第52军、第2军驰援、而是把素无训练的新编第29师仓促调来防守腊戌？五、为何负责防守腊戌的第66军军长张轸始终不明敌情？六、在战略指导上，导致远征军惨败的根本错误是什么？

宋希濂将军在《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一文中不经意间透露的情况有助于解释上述疑问：“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着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了实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16）而实际上，突破东线侧翼向我后方突进的是得到航空、坦克、重炮、汽车部队加强的第56师团，人数在15000～20000之间，该师团早在3月24日开始在仰光登陆，并于3月28日加入同古第55师团方面作战，因日军保密措施做得成功，（17）我最高统帅部直至5月28日才弄清楚。“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在其图囊中获得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一份及地图一张，得知敌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都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至二万人左右。我当即将此项文件送到参谋团林蔚那里，林蔚立即电报军令部，随即蒋介石于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18）。至此，中国统帅部方知造成东线崩溃的是日军一个加强师团，不是两三千人的骚扰部队。

很明显，中国统帅部与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因敌情不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实际上少算了日军整整一个加强师团的兵力。那么，怎么会作出东线日军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部队的判断呢？因为远征军作战的敌情依据最初主要是皮尤河前哨战中缴获一被击毙的日军联络官文件，（19）得知将同中国军队对阵的是第55师团，第33师团与西路普罗美方面的英军接仗，18师团尚未跟进。第5军军长杜聿明以为在全局上，与中国三个军对抗的最多不过第55、第18两个日本师团，而当前局势下，第5军要对付的只是一个日本师团，于是他决定在同古放手大打（20）。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第56师团在我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于3月28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战，日军第18师团于3月29日也加入同古方面战斗，（21）杜聿明第5军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实际上已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在交战，错把三个日本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22）所以戴安澜的第200师差点被围歼，接着新编第22师、第96师轮番上场仍然节节败退。直到斯瓦阻击战期间，一侦察员马玉山从日军第55师团司令部智取一份作战地图带回，杜聿明方知敌第18师团主力两个联队、山炮和重炮各一个大队加入了第55师团进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56师团已投入战场，于是自然地认为日军两个师团已经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5军的正面，投入东线侧翼的兵力能有多少？因为通常日军一个师团主力由三个联队加其他辅助性部队编成。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指挥部对敌情的判断和随后采取的行动就是基于上述情况。因此，蒋介石过早地考虑如何实施追击、史迪威和罗卓英在同古、平曼纳、曼德勒一再执著地追求与日军会战直至崩溃、判断日军快速纵队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袭击、东线暂编第55师配置分散并担任公路线警备、派出毫无作战经验新编第29师而不动用昆明附近的三个生力军弛援腊戌等等，就可获得合理解释了。

实际上，从3月20日到4月30日的作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中路主力只有四个半师的兵力（其中孙立人新编第38师稍后赶来归第5军指挥，刘伯龙新编第28师两个团后来赶到曼德勒），有些重装备还没有运到前线，却因情况不明摆了个围歼日军三个师团的阵势，实际兵力远远达不到作战目标的要求，一旦交手，岂能不乱套？难怪何应钦认为中国远征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23）概而言之，中国远征军在战略上和战场上失算于漏掉了一个加强的日军第56师团，恰恰是这个师团出其不意突破我军侧翼并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整个远征军的全面崩溃。

如此惨败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也没找个替罪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在情理中，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24）第56师团对于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就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侦查到，因为日军方面在向曼德勒作小规模迂回、还是向腊戌作大规模迂回的选择时，同样不清楚中国远征军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况下，战争“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克劳塞维茨语），那就得靠判断和经验甚至运气来弥补了。也就是说即使不明敌情，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不可避免，还可借助判断力和经验。

在情况不明、甚至已经误判的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企图不顾后方受到威胁，集中主力击败当面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使深入我后方的窜犯之敌的行动失去意义，并自动落入陷阱，这个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且属于力争战场主动权的努力。

同样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杜聿明显然战场感觉比较敏锐，觉得东线情况不妙，他的方案是及早放弃中路曼德勒会战，将主力和作战重心移往东线，坚决阻止日军插入我侧后。按这样一种作战思路，战局的自然发展是我放开中路，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从中路长驱直入，切断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联系，英军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作战重心由中路移到东线，全军以和邦为轴心，成扇形向东北旋转后撤，安全退往中缅边境地区，固守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这是个万无一失，绝对保险的方案。但其代价是放弃了力争主动的进攻态势，不能达成出国作战的主要目标——占领仰光，确保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安全，且让日军占领大半个缅甸。

从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平井支队在4月22日中午10点左右冲入和邦的情况看，按杜聿明的方案，第5军主力3个师从4月19日开始向东枝、和邦、孟榜、南曲依之线展开有三天充裕的时间，第200师48小时内即可赶到和邦布防，新编第22师、第96师亦可随后赶到。以此推算，4月22日的战场情况将是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与我第5军主力在和邦迎头相撞，另外，新编第28师也可在当日投入一个团以上的兵力，23日该师全部主力可投入作战（该师实际上被运往曼德勒而置于无用之地）。如此，纵然不能击败第56师团，但以和邦为中枢凭借南登河和南渡河之险，维持一个僵持的局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两个方案都属于“在云雾里和月光下”判断的产物，它们的正确与否取决于那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而不取决于方案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从后来远征军惨败的结果看，杜聿明方案是当时危机情况下最切合实际的选择。（25）由此来看，杜聿明的判断力相当强。此战关键在于日军第56师团在侧翼突破第6军的防线，被抄了后方。如果按杜聿明方案，全部机械化的第5军同第6军联合截击第56师团，把对手缠住还是有把握的。整个远征军的后方也不至于被抄袭。但杜聿明没有坚持己见，服从了史、罗的错误命令。以克劳塞维茨的标准看：“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26）遗憾的是杜聿明具备了难能可贵的“内在的微光”，却缺乏“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第五军全部向棠吉（东枝）集中”。（27）

三、中日两军重要战例考察

既然是研究作战，就必须尽可能考察每一场交战，尤其要考察重要的、能够体现双方军事实力特征的交战。另外，还需了解双方的武器装备和这些武器所形成的战场火力强度，因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场上火力决定一切，这是战争的定律之一。只有明了这点，才能对作战双方战略战术选择的正确与否作出比较准确评估，才能明白导致具体战局胜负的核心因素是什么，进而对制约这些核心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国民教育和国民素质、工业基础、科学技术等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评估，不过这些深层次的领域不是军事层面要讨论的问题，因而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

一、同古之战

继皮尤河两军发生前哨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后，第一次入缅中日两军首次大规模交战是同古之战。此战中国军队方面的意图是以最精锐的第200师在正面先消耗日军，然后以新编第22师和96师分别从左右两翼包围歼灭之。后因敌情不明，援军不济，加之西线中国军队右翼英军败退，中国军队右侧后有被迂回的威胁，结果第200师打了一场纯粹的消耗战，坚持了12天后，突围后退。从纯粹军事角度看是一场尴尬的作战。当然，此战打出国威，提高了全国抗战士气，赢得盟邦赞赏等等诸如此类的伟大意义，一般史家兴趣盎然，多有论述，此处不赘。

在同古之战中，日本空军自３月１７日起进行了多次轰炸。3月26日，日军由空中30多架轰炸机和地面的坦克、重炮构成优势火力，突入市区。同时以９０架飞机猛轰同古以北的平满纳，炸毁火车站，使第5军第96师无法完成集结、进而迅速增援同古，按照史迪威的打算，本当使用第200师在正面紧紧吸住日军第55师团，以余韶第96师、廖耀湘新编第22师迂回侧击将其歼灭。实际上，杜聿明只能派出廖师前去解围，全力攻击包围同古之日军，企图内外夹击，但因兵力单薄被日军地、空火力隔开，始终不能同被围部队会合。相反，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第18师团分别于２８日、29日出人意料地、秘密地迅速到达战场，守军200师被迫于3月30日放弃同古，突围而出，整个战局趋于恶化。

第200师同古突围后，日军打开了同古至毛奇（茂奇）公路的大门，为向东、再折向北、直扑整个远征军后方基地腊戌创造了最初条件。日军于3月30日占领同古后，立即决定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部分主力，拼凑成一支由坦克、装甲车、400辆汽载运的摩托化步兵组成的快速纵队，并配置以第5航空师团的空中打击，向我中央主力侧后穿插。经茂奇、包拉克、南梅孔、垒固、东枝、和榜、莱林、莱卡直取腊戌，切断整个远征军退路，捣毁我后方后勤供应基地。造成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的惨败。

二、和邦之战

和邦是通往中国军队后方的战略要地，也是担负起阻击日军第56师团向我后方穿插的第6军的死战之地。日军56师团在夺取和榜时，出动36架轰炸机向我主阵地轮番轰炸，“……敌装（甲）车四辆冲破我河邦警戒阵地，向我河邦主阵地猛攻，现正激战。敌并以飞机卅六架轮流向我轰炸，该阵地已显动摇。”（28）日军占领和邦后，向西放出警戒部队攻克东枝（后第200师虽收复东枝，但对北上袭我后方之敌已无制约之力），主力则一路狂奔，以破竹之势直取腊戌。

三、腊戌之战

腊戌为整个中国远征军的后方基地，腊戌至曼德勒公路和铁路是中国远征军的生命线。4月29日，张轸第66军新编第28师和新编第29师各一部组成单薄之防御与日军激战，只半天时间，腊戌失守。具体战况：“俭日下午五时半，敌一部绕袭刘伯龙司令部，经马维骥率军工兵营及两营击退，往新腊东侧三英里布防。俭夜十一时，敌正式开始攻击，战至艳晨七时，发现敌炮十余门，战车、装甲车卅余辆，并有敌机十余架助战，对我猛攻，我伤亡惨重。此时刘师所部及孙师之彭营均已参战。迄十二时半，敌复由南面对老腊戌包围，我预备队与敌巷战。下午一时，遂放弃腊戌……。”（29）

四、胡康河谷之战

这是中国远征军在印度获得美国军事装备后，经过良好训练和拥有高效的后勤保障后，第二次入缅反攻作战的重要序幕战，它由不同地点的一连串战斗组成，优势装备且掌握绝对制空权的中国军队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作战风格。

在攻克于邦的战斗中，“八时半F51战斗机四架凌空，向地面部队要求指示目标。地面部队以布板联络讯号指示了目标，空军连续两次循环，弹弹命中敌阵地，向地面部队报告任务完成，翱翔而去。监军飞机投弹后，我各种口径的炮火，从两个方向发射，集中轰击高地之敌，……”。（30）

在攻克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战斗中，“第一一四和第一一三团的全体官兵，在我优势空军和炮火以及各种自动火力的掩护下，从南北两方向向敌中心阵地夹击。首先将其外围据点一个一个摧毁、占领。此时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反扑之力了。当外围阵地被我攻下后，紧接着炮火指向核心阵地。敌人知道败势已定，无法挽回。守在阵地里是死，逃出阵地也是死，只有以武士道精神作垂死的挣扎。有的跳出阵地闯来，被击毙在我阵地前，有的感到绝望而在阵地内自杀。”（31）孟关之战消灭了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

五、奇袭密支那与攻克八莫

密支那是缅北军事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中枢。史迪威决心发挥制空权优势，出其不意拿下这一战略要地。中国远征军新编30师和美军特种兵部队“加拉哈德”支队进行混编，利用空投补给，在大雨中轻装穿越崇山峻岭，行进20多天突然出现于密支那，在美军第10航空队猛烈轰炸的配合下，一举占领密支那机场，第二天，新编30师第5团迅速空降在该机场，为而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日军战史记载：“5月16日，敌航空部队的战斗机、轰炸机联合机群大举空袭密支那，终日进行猛烈轰炸，17日，敌挺进部队突然袭击机场，并予以占领。”（32）

此外，新编第38师在攻克八莫时，采取的是以强大火力逐步推进的战术，“每天自早晨开始，先以空军轰炸，炮兵射击破坏，然后步兵在坦克配合下进占。……还有美国空军协同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击。”（33）

六、滇西方面反攻作战

腾冲为滇西重镇，我军在空军掩护下，只用一天时间即攻克腾冲之屏障来凤山。日本战史记载：“7月26日，远征军以战斗、轰炸混合机群57架进行轰炸、扫射，同时以一日5000发炮弹的炮击和大量火焰喷射器，目标来凤山，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被破坏的阵地无力修复，终日激烈的轰炸伤亡不停地出现。加之，有力敌人之一部，已侵入城墙和来凤山中间，因此不得不放弃来风山。”（34）随即大军进围腾冲，由于城池坚固，日军据守有险可凭。我以空军轮番轰炸，炸开十多处缺口，地面部队蜂拥杀入城内，除二、三百人漏网外，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战史记载：“当日拂晓，远征军在炮兵、迫击炮的集中火力下，陆空相呼应，攻击重点指向中门正面，开始了全面攻势，其压倒之势令人生畏。16时左右，我第一线在敌人怒涛般的压力面前，终于被突破……”。（35）

在攻克遮放门户三台山南坐寺战斗后，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黄杰陪同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和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视察被占领的日军阵地，“目见五线配备之纵深阵地，与坚固之堡垒，尽为我炮兵、空军摧毁，茂密之森林，仅剩有焦黄之枯叶，散挂着战死者肢腿残骸，……”（36）

回龙山之战是整个畹町战局的转折点，71军副军长陈明仁将军在立下限期攻下回龙山日军阵地的军令状时，提出一个先决条件：美军暂时交出协同的战术空军指挥权，自己亲自指挥战术空军。在24架飞机和40门大炮攻击下，不到5个小时步兵即攻上山顶日军最后阵地，顺利拿下回龙山。（37）

四、日军制空权与中国远征军失败之分析

考察上述重要战例后不难发现，缅甸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军事上是个制空权问题。掌握绝对制空权的一方享有各种益处和优势：一是通过不断的空中侦察可弥补地面侦察的不足。从而及时掌握敌情和部署之变更，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采取正确的行动。二是准确的空中攻击所产生的杀伤力之巨大往往超过任何地面武器。三是巨大的杀伤力导致心理上的震撼，无论在防守还是进攻作战中，空中攻击会极大地提高和增强己方地面部队的士气，同时给对方造成极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从而瓦解对方的士气，甚至摧毁对方的作战意志。四是空中打击可以极其有效地帮助己方的军事行动，同时有效地迟滞甚至瘫痪对方的军事行动，如进攻、防守、集结、登陆、增援、撤退、包围、突围等。五是空中运输、包括空降兵力、空投补给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包括救助伤员在内的陆上后勤给军事行动带来巨大压力，从而极大地提高军事行动的效率，并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我们以制空权这五个优势来对照分析中国远征军前后两次入缅作战的不同情况。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就是因为日军掌握着战场制空权。以同古之战为例，如果战场制空权在中国远征军方面，那么情况正相反，增援的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在仰光登陆时就会遭到空中轰炸而被消耗掉一部分，以后日军在向同古增援时也会受到空中打击的干扰，相反，我第96师的集结、新编第22师的增援、第200师的防御都会因空中掩护而得到极大改观。也许，史迪威乘日军后援尚未赶到之际，迅速围歼冒进至同古的第55师团前锋的作战计划在享有适当制空权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以最保守的估计，如果我军掌握战场制空权，纵然不能全歼日军55师团，但抢在日军第56师团、第18师团增援前将其击溃还是有把握的。

决定具体战场胜负的关键是火力的强弱，从同古之战的过程看，被日本视为最精锐的中国战略预备队机械化第200师，是在日军持续增援和连续的地空火力进攻下退却的。从双方地面部队的装备来看，敌我双方都属于机械化、摩托化部队，都配备有坦克部队和火炮部队。4月21日，日军第5航空师团轰炸英军马圭机场，毁灭缅甸战场上的英国空军，原来英美方面答应提供的空中掩护没有兑现，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战场上空的制空权。（38）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规律，同古之战的失利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即使把尚在腊戌的坦克运抵前线，200师最终还是守不住同古，只是将撤出的时间往后拖延几日而已。

如前分析的那样，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关键是中国远征军不清楚日军投入了一个第56师团，这个得到日军第15军军直属重炮部队、坦克部队和汽车部队加强配属的师团在侧翼突然启动，突破东线第6军所属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的薄弱防线，由50多辆坦克、400辆卡车组成的15000～20000名日军在日军第5飞行师团空中支援下，向我后方突进，促成我正面的全线崩溃。（39）按照第一流中国军队三个师对一个日本师团的说法，就算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战斗力属于第一流（实际上只能算是二流水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东线要配备三个师，并且集中于良好的防守阵地内，那么才能像第5军在中路那样作有条不紊的节节抵抗（但也不可能长期坚守某一地）。但暂编第55师兵力分散于后方公路线各处，日军占有坦克和火炮上的绝对优势，且有数十架飞机助战，当然是不堪一击。因此，陈勉吾师在东线被突破也具有不可抗拒性。（40）

情况不明对于失败的关系，第66军军长张轸总结道：“地形及敌情一概不明。我军部无一张缅甸详细地图，师以下更不用说了。地图上有的，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有的，而地图上没有。特别是腊戌到棠吉（东枝）的道路，图上是一条小路。四月二十五日腊戌情况危机时，我与工兵指挥马崇六乘车侦察道路及阵地，走了两个钟头，都是柏油路。最重要的细胞（昔卜）以南小河的桥梁，地图上没有。（41）至于敌情则更模糊，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有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也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如果当时张轸知道面对的是日军第56师团整个主力，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实际掌握的预备队只有两个营，以及都由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组成的新编第29师的两个团，不管他是否清楚当面之敌的兵力，以如此微薄的兵力来阻止日军第５６师团对腊戌的占领显然是不可能的。（42）因此，东线被突破，后方基地被占领，仅从情报侦察和兵力对比上看，同样具有不可抗拒性。

如果中国远征军掌握制空权，就能通过不断的空中侦察判明突进的第56师团兵力情况。因为敌人快速部队一般日夜兼程，缅甸地形复杂，摩托化部队离开了公路寸步难行，缅甸就这么几条公路，从东枝到腊戌就两条公路，掌握制空权的一方是不难通过反复侦察弄明敌情的。另外，如果我军掌握着战场制空权，日军第56师团的突进很可能被我空中轰炸所阻止，甚至瘫痪在公路上。这种战例在北非、在诺曼底都发生过。（43）日军400辆卡车和50多辆坦克在公路线上极易成为空中打击的理想目标，（44）如此庞大的车队不可能在飞机持续低空扫射和轰炸下作快速运动，若换成徒步行军，就会极大迟滞进军速度，为我军集结、调整部署赢得时间。况万余人沿公路行军，是飞机扫射、轰炸最理想的目标。总之，我方若掌握制空权，可以通过反复侦察和空对地攻击，完全有可能严重削弱第56师团的突进效果，这种战例是举不胜举的。

除了中国远征军将领内部相互指责外，中国将领对英军的抱怨，史家也大都不作细究。其实从马来亚、新加坡的战役中，英军战斗力的不强已经暴露，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曾经在法国同德军作战，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对制空权决定地面战斗之胜负的现代作战模式有深切之认识。1942年3月25日，也就是同古酣战之际。亚历山大在同蒋介石会晤时提醒道：“钧座注意空军之重要，本人绝对同意，凡取得制空权者必胜，否则必败，实为不易之原则。”（45）因此，3月21日，当英国在缅甸的空军45架飞机在马圭机场被摧毁后，信奉制空权决定一切的亚历山大就无心恋战了，英军地面部队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要想守住普罗美等战略要点是不可能的，他们虽有坦克兵种和机械化部队，其中第7坦克旅拥有150辆坦克，但缅甸地形不适合大规模使用坦克部队。从根本上看，丧失制空权是英军撤退的主要原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规律而论，英军在彻底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撤退是合理的，否则难逃被全歼的厄运。只是英军不应该搞小动作，以虚假情报来欺骗中国军队掩护自己撤退，导致远征军指挥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并丧失了挽救东线侧翼危机最关键的时机，从而直接造成我远征军的崩溃。

在分析制空权与缅甸战场的关系时，参考一下欧洲战场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1940年5月13日，在斯图卡式轰炸机持续6小时攻击下，马斯河西岸的法军作战意志崩溃，德军克莱斯特装甲兵团所属第19装甲军一举突破色当防线，席卷整个法兰西战场。1941年6月22日，德军空军一举摧毁苏军前线机场，在地面装甲部队与战术空军的协同下，重创苏军。其中明斯克会战和斯摩棱斯克会战共俘虏苏军60万人。

在1942年夏季决定北非战场命运的阿拉曼会战中，由于德军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由地中海调往苏德战场，英军在美国紧急援助下重获战场制空权，北非德军的补给线被切断，战场形势发生彻底逆转，隆美尔的攻势被英军彻底粉碎。隆美尔元帅根据自己在北非的长期作战经验总结道：“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但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那就好像是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46）也就是说，即使双方地面部队都是现代化装甲部队，没有制空权的一方仍然会失败，更何况没有制空权的中国远征军主要以步兵为主？隆美尔还认为：“若是双方领导能力、训练、补给条件和空军实力都大致相等，那么在沙漠战争中的主要决胜因素就是战车的数量，机动性以及战车炮的射程。其次才是野战炮的数量和射程，最后才是战防炮的数量、射程和口径。假使有一方在这些兵器上居于劣势的地位，那么就得要靠部队的素质和指挥，来弥补这些缺点。不过假使缺乏空军和补给，那却是无法加以抵补的。”（47）虽然是对沙漠作战的总结，但却反映了二战期间开阔地形下正规交战的一般规律。

日军空中打击对远征军作战产生何种影响呢？担任第5军第96师营长的陈启銮在《第九十六师入缅远征的惨败》回忆中认为：“日军飞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使我军经常处于敌机轰炸扫射的威胁之下，严重地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48）1942年6月4日，蒋介石与史迪威就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讨。其中一段对话是：“（委座）缅甸失利之原因何在？（史将军）失利原因在于缺乏空军，我人盲目作战者先后凡两个月，而敌人则有适量之空军，且处主动地位。” 作为职业军人，史迪威刚到缅甸战场就看到了这一关键问题：“那一天夜里（3月23日），他给史汀生写信说没有空军增援是形势的症结。”（49）

分析至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制空权，虽然最高统帅部和远征军指挥部对敌情不明，如果我军掌握着制空权，空中侦察是能够纠正最高统帅部误判的，而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和对日军地面部队的空中打击，也能有效地阻止日军致命的突进。因此，正是彻底丧失了战场制空权，才引发了其它一系列作战要素发生不利于我军之变化。

五、绝对制空权与第二次入缅作战胜利之关系

第二次入缅作战的胜利或许是对上述结论最好的证明。中国驻印军穿越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反攻的胜利，完全依赖绝对制空权的掌握。空中打击、空投补给、空降部队使日军常常受到奇袭。

据中国驻印军第２２师师长廖耀湘回忆：

“……当面之敌，只日本１８师团，又没空军掩护，而当时18师团火力稍逊于驻印军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续可能调用之新30师，认为占绝对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规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锋利用空投补给，不顾后方交通，直簿密支那地区。”（50）

时任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认为：

“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Ｐ—５１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Ｂ—２５、Ｂ—２９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 飞虎队到来，拥有Ｐ－５１驱逐机及驰名国际之Ｂ－２５、Ｂ－２９轻重轰炸机，性能皆远超日本，我空军之劣势顿时改观，远征军因得飞虎队之支援，掌握制空权，故于地面作战大为有利”。（51）

反观日军方面，则日益感受到空中打击的严重威胁。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写到：

“……而从4月份起，缅甸方面敌空军的活动猛增，每旬达两千数百架次以上，进入雨季以后，活动仍不减退，缅甸上空敌我空军力量对比相差悬殊，致使我方战斗愈加困难。”（52）

日本军方战史写道：

“热带森林内的战斗，原本是我军的特长，但在障碍物和猛烈的迫击炮火面前，则无法发挥威力，无论在哪一战场，都是由于敌人逐次渗透到侧背而被迫撤退。特别是由于敌机独占战场上空，发挥强大威力，冰雹般的枪、炮弹的低空射击，经常出现战况逆转。”（53）

为何中国军队能够在雨季里大规模地、轻松地渗入日军侧背？因为弹药、粮秣、伤员等等实行空投空运，遇到坚固的敌军阵地可呼叫飞机前来轰炸，所以作战部队行动起来特别灵活而无地面后勤之拖累，可大胆渗入敌后而无补给之顾忌。此外，请注意“经常出现战况逆转”一语，这是制空权对战场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确概括，何谓“逆转”？即眼看胜利在望却失败了，眼看必败无疑却获胜了。在交战双方其它条件不太悬殊的情形下，空中打击就具有这样巨大的成效。

在滇西反攻中，我军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地、空协同攻坚之景观：

“10月29日，我远征军总攻龙陵开始。我强大空军和炮兵猛烈摧毁敌芒市与龙陵的交通线。敌人低估了我地空配合作战能力，因而伤亡惨重。未几，日军即陷入各自为战顽强境地。”（54）“我长官部决意略缓步兵行动，再用我军行之有效的空军攻势和炮兵攻势，于是空军攻击与我炮兵发挥强大攻势。日军各主要阵地顷刻间成为焦土。”（55）“用空军轮番扫射沿着龙陵——芒市公路前来增援之敌。”（56）

火力强大还能弥补其它方面之缺陷，在攻克腾冲的作战中，日军经常破译我军密码，获得绝密情报，如第54军要求增援、蒋介石给远征军限期破敌的电文，（57）但在我强大的地、空火力面前，日军仍不能摆脱败亡的命运。

在攻克腾冲的战斗中，日军战斗机9架掩护3架运输机给弹药耗尽的日守军空投弹药，我15架战斗机立即起飞，追至缅甸边界芒市大河附近，将其大部份击落。以后腾冲守军再也得不到补充，陷入困守待毙的绝境。（58）

第二次入缅作战的地面部队接受了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驻印军还进行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地面火力已经略优于日军，但如果没有空中打击的支援，日军凭借良好的防御工事和异常顽固的抵抗，情况会如何呢？以惨烈的松山之战为例，经数年经营，日军把松山据点修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声称“中国军队不死十万人，休想过松山。”据我方参战人员回忆，空中轰炸对松山据点的破坏不大，我军最终投入50000人的兵力（59）、耗时三个月才攻克日军1310名官兵据守的松山据点。（60）即便如此，笔者综合各方面资料，飞机轰炸的效果仍不可抹杀，飞机轰炸起码削弱了松山据点火力强度的四分之一。松山之战虽属特例，但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空中支援，远征军单凭地面火力优势，攻坚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阻力。

所以，第二次入缅反攻作战的胜利除了地面武器装备、火力强于日军外，制空权的绝对优势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赵学渊在战后《中华民国驻印军缅北作战概况》一文中总结道：“物资胜于精神，此次我军缅北作战之所以成功者，实以我军装备较敌为优。我之火力完全可以压倒敌人，敌日埋头于工事中，坐受我炮火之轰击。而空军又绝对优势，我昼夜自由活动，敌则昼伏夜动，彼我情势实与我上海战役相反。此足以证明我军只要有好装备，即可战胜敌人。……盖我军精神条件早经具备，所缺者物质条件耳。如能以物资上之充实，精到之训练，则可战胜一切也。”（61）

六、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北非战场、欧洲战场之关系

既然制空权是决定缅甸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实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在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先欧后亚”的战略，以及英国为扭转北非危机，于是英美两国先后把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致使我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托中国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给蒋介石一信：“敝国已在向美订制飞机中，指定妥马霍克机100架，分配于贵国。翰期其能发生良好之效果也。”（62）以后英方食言，这批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1942年3月25日，即同古激战第4天，也就是英军在缅全部45架作战飞机在马圭被毁后第4天，蒋介石同印缅印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共进晚餐后再次会谈，其中一段对话至关重要：

“（委座）幸代为致候。余意立即派遣大批空军至缅实属至要，盖缅甸战局，可称为一空军战局，我方倘能夺得制空权，陆上部队必能败敌无疑，望以此意转告魏菲尔将军。

（亚）敬密告钧座，我方在一星期内，即可将在麦葵（马圭）机场损失之轰炸机数量补充齐备，最近将来，缅甸复将获得由印度调来之大批空军。

（委座）从印调缅之空军数量若干？何时可以到达？

（亚）敢密告，由印调缅者，计有驱逐机九中队，轰炸机九中队，数星期后当可到达。每中队计有十八架。

（委座）未识能使提前到达否？

（亚）不幸此中有若干中队系由英伦调来者，惟自印度调来者自能早到。”（63）

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亲口答应蒋介石，数星期后将有324架飞机投入缅甸战场，但直到缅甸战场全面崩溃时都不见踪影，而日军投入战场的飞机数量已经达到400多架（）64。亚历山大说谎是为了让中国军队继续作战以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其实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它，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隆美尔“非洲军团已攻下整个昔兰尼加，正准备向加查拉一线进攻，英国早就无意将空军用于缅甸战场，而蒋介石为亚历山大将军弥天大谎所迷惑，把缅甸作战看成是一场中国军队在英军绝对制空权支援下对日军的歼灭战，这就难怪他很早就考虑追击问题了。所以英国应负的最大责任不是地面撤退，而是没有提供已经承诺的空中掩护。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宋美龄致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礼先生信说：“除十足配备志愿队所需人员及飞机八十架外，其余租借案内拟拨中国之驱逐机，将拨发美国空军第十队用，以防护印度东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国远东空军之被毁灭，委座闻此建议，不胜震怒，由其要求总统立即加派飞机三百架，以助中国远征军一项通知，……”（65）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实力强大的美国第10航空队，紧急向地中海转场，这时中国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国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２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６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７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英国和美国遂将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6月份开始，英军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在７月中旬到８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８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66）

在坐以待毙的前景威胁下，隆美尔被迫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这是英国人的大幸。由于美国租借法案大规模的援助，亚历山大不再象韦维尔、奥金莱克那样苦于缺少武器和车辆。他特别赞赏他得到的三百多辆备有转动炮塔和七十五毫米大炮的‘谢尔曼’中型坦克”，他兴奋道：“我们第一次得到在装甲、武器、性能方面同德国非洲部队最好的坦克相等的一种坦克。”“等到蒙哥马利开展攻势时，美国已向英国中东部队提供了七百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一千一百架战斗机，九百辆中型坦克，八百辆轻型坦克，九十门反坦克炮（一百零五毫米）以及二万五千辆卡车和吉普车。”（67）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曾任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处长的梅林津对双方实力和战场情况有如下描述：

“……但是英军的空军优势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要打一场打仗，我们的汽油是不足的。”

“……但到了１９４２年５月，英国装备了（美国）‘格兰特’坦克以后，（英国）第８集团军的坦克实力占了上风。”

“英军的炮兵还不断轰击非洲军，再加上飞机不停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汽油储备几乎消耗完了……非洲军已处在危殆中。九月一日这一天，坦克部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并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断的轰炸。……九月二日早晨，隆美尔决定撤退，但由于缺乏汽油，在白天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退却都是不可能的，非洲军只得就地不动，接连不断地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的袭击。……九月三日，隆美尔的突击群全力以赴地向东撤退，我们扔掉了五十辆坦克、五十门野炮，还有约四百辆战伤的汽车。”（68）

威廉·夏伊勒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69）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70）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英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是在美国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获得空中和地面优势，并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让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压力为代价。因此可以说，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２日向英美军队投降。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２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沉重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此时此刻正是苏德战场的快定性时刻，决定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转折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经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５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据俄罗斯战史学家亚历山大·科拉马奇金（lexander Khramchikhin）最近研究称：在关键的普罗赫罗夫卡坦克会战的决斗中，苏军660辆坦克被毁500辆，德军420辆坦克损失了200辆。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回忆道：“当获知损失后，斯大林非常震怒，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坦克部队将被使用于哈尔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现在却不得不重建和补充，最高统帅决定撤销我司令员的职务，差点儿把我送上军事法庭。”（71）根据苏、德坦克2·5比1的消耗比率，德军再消耗64辆坦克，就可拼光苏军战场上所剩的160辆坦克，德军还有156辆坦克，完全有可能获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

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 “……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二万四千人，损失战车一千八百辆，野炮二百六十七门，战防炮一千零八十门。……。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72）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哥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泰因元帅。”（73）

西西里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他拒绝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因此，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之联系，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而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也正体现与此。

2004年9月28日初稿于中秋节之夜

2004年10月24日修改搞

2004年11月12日修定稿

2005年7月14日最后定稿

注释：

（1）时广东 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79页至88页。

（2）见戴孝庆 罗洪彰主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24页～127页。戴孝庆的论文《试述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明康的《中国远征军战史序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版，第2页。虞宝棠的论文《中国远征军始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 期。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39页。

（3刘琦等编审，《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8页。

（4）（美） 约瑟夫 W 史迪威著 黄加林 张红叶等译 《史迪威日记》，1992年2月第1版，第291页，

（5）史迪威曾在进攻密支那前找廖耀湘推心置腹地谈话，要求他从自己的民族大业出发，不要受蒋介石越级干扰的影响，肘制史迪威的作战指挥，并勉励他为自己的民族立不朽之功勋。廖耀湘被其说服。

（6）第200师突围后，杜聿明向蒋介石告状：“如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00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见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14页）

（7）（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1版，第38页、第39页。

（8）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0页。

（9）徐明康，《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21页

（10）其实，从日军第56师团的突进速度来看，如果远征军第一次不西调乔克巴当，危局是可以避免的，但在第二次200师攻下东枝后，即使史迪威、罗卓英不下令调回杜聿明的主力，仍然不能挽回败局，因为第200师攻占东枝当天4月25日，日军第56师团主力已过了莱卡，进到杰迪曼珊，已把曼德勒以南的中国远征军主力远远甩在侧后（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上】》，第109页）。

（11）《花园口事件》编辑：陈玥　来源：CCTV.com

（12）第66军军长张轸战后回忆认为：“第6军虽比第66军强些，但也强不了多少。唯第5军比较强大，也不过抵得上敌人一个师团而已。”（见张轸《入缅抗日二十天》，《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浪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285页。）

（13）附带指出，张珉认为日军在攻占仰光后投入6个师团兵力显然有误，（见《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松辽学刊，1989年，第一期）

（14） 日军第56师团击溃我军三个师后，一路追击窜入云南境内，最后被从昆明增援的宋希濂部第36师、第88师以及预备第2师三个师所阻，在怒江形成对峙局面（见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0页）。可见需要动用中国军队6个师再借助怒江天险才能遏制住日军第56师团的攻势。在缅甸战场上，同中国远征军9个师作战的是第55、第18、第56三个师团，第33师团在西线同英军作战。蒋介石认为三个中国师可抵一个日本师团的判断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见《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2页）。

（15）《史迪威日记》，第67页，

（16）《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6页

（17）当日军第56师团已经贯穿暂编第55师罗依考（垒固）防线深入远征军侧后时，我方仍未发现其番号，林蔚4月20日给蒋介石的密电称发现“其番号为龙3733部队联队凡岗部队大队（川村队副中队），此番号查不出。假定其为由仰光新增之兵力，则左路之敌亦有积极之行动（见《中华民国史学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四），第360页）。”4月23日第56师团突破战略要点和邦，林蔚密电称：“河邦附近除久留米师团（48）联队外，又发现龙7640部队另一联队（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362页）。” 由此可见日军第56师团行动之隐蔽。

（18）《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7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作战经验与教训》，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06页。

（20）杜聿明战后回忆：“我当时明了敌情及敌人整个战斗计划后，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师团（虽认为敌第十八师团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未料到敌在仰光登陆之第五十六师团），就下决心照蒋介石指示，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见《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7页。

（21）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见《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99页）

（22）张宪文先生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认为“第五军决定先击溃平满纳当面之日军第五十五、第二十三（ 应为三十三）、和第十八师团”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日军第33师团位置不在中路。（见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第1版，第274页）

（23）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3页

（24）（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68页。

（25）对于史迪威指挥和判断失误，近年来国内学者中，黄道炫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见《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26）《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69页。

（27）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38页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林蔚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2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21页

（29）同上，1426页

（30）丁涤勋《悲壮激烈的胡康河谷反攻战》（《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338页。）

（31）《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340页

（32）（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53页

（33）《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347页。

（3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67页

（35）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72页

（36）《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415页

（37）《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416页

（38）史迪威在3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现在已没有空中支援。”3月28日的日记记载：“英国的飞机都已去了印度。”（见《史迪威日记》第65页、第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39）中国最高统帅部对此情况不明，焉能不败？战后蒋介石召集军委会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入缅作战失败问题，白禧崇首先发言认为统帅部应付完全责任，不能归罪于哪个人。结果如此惨败，竟没有处分任何一个前线将领。（见张轸《入缅抗战二十天》，《远征印缅抗战》第290页）

（40）战后国民党将领有无视友军有不可克服之困难的实际情况而相互指责的倾向，陈勉吾暂编第55师经常被轻蔑地指责为“分散使用兵力”、“逐次投入兵力”、“被敌各个击破”、“一触即溃”等等，实际沿公路各城镇分散部署是按上级意图执行的，并非陈勉吾的过错，是最高统帅部误判东窜之敌兵力所致。

（41）日军第56师团向我后方突进路线就是通过空中侦察而获得，并在此基础上定下作战决心的。

“根据空中侦察，东吁——乐可之间是一条狭长的隘路，但其北面隘路以外的地带，部队也可行动，另外，南曲依西南侧地区虽然是一段较短的隘路，但有可迂回之路。

且据判断，敌军的注意力主要在仰光——曼德勒公路方面，乐可、南曲依方面的配备较为薄弱，因此，估计容易突破。

按上述所判断，虽然还有些担心，但仍然决定命第56师团从东吁右折进入掸邦，继而向腊戌突进。为了加强必要的机动力和突破力，决定给该师团配属了独立汽车第61大队（由四个中队编成约250辆汽车）和坦克，野战重炮兵等有力部队。”

（《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79页）。

（42）张轸在《入缅抗战二十天》一文中指责最高统帅部在东枝失守之际，没有调动驻昆明附近的战斗力较强的第52军、第71军、第2军进入缅甸，弛援腊戌，只派了第29师，这也属事后诸葛亮之论，最高统帅部已判断东线窜犯之敌约2000～3000人，怎会动用3 个军弛援缅甸？（见《《远征印缅抗战》，第291页》。田玄在其著作中竟也不作深入分析地采纳了张轸的看法（见《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19页）。

（43）诺曼第登陆时，德军西线预备队三个装甲师在增援时，沿途被盟军空袭重创，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战场，到达后战斗力也已经大受损失。（见《隆美尔战时文件》，解放军出版社，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551页。）

（44） 400辆是我军前线与后方来往电文中数据，日方战史记载是250辆，可能沿途有缴获的汽车并入。

（4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第265页。

（46）（德） 《隆美尔战时文件》，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333页。

（47）《隆美尔战时文件》，第228页。

（48）《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237页。

（49）巴巴拉 W 塔奇曼著，汪溪等译，《逆风沙——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重庆出版社，第356页。

（50）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９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页

（5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38页、第239页。

（52）（日）（服部卓四郎 《大东亚战争全史 第三编第四章第三节 缅甸作战》，商务印书馆，1984年7月第一版，第251页）

（5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6页。

（54）张承均 卫道然，《中国远征军1943——1945》，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93页。

（55）同上，103页

（56）同上第73页

（5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171页。

（58）《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380页。

（59）见王景渊的回忆录《血战松山》，《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403页。

（60）松山之战日方战史称为拉孟之战，日军战史记载是1260名守军，但一名松山死里逃生的士兵记载守军人数为1310名。（见平野实著，伍金贵、喻方译，《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作战经验与教训》，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72页

（6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第203页。

（6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第265页。

（64）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4页。

（6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第566页。）

（66）（德） 德国军事研究协会主编，钮先钟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军事译粹社，中华民国66年3月初版，第233页。

（67）（英） 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362页及注释3。

（68）（德） 梅林津，《坦克战》，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6页、188页，186页。

（69）（英） 威廉?夏伊勒著，陈廷有等译，董乐山校，《第三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262页中

（70）《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33页。

（71）“Rotmistrov himself recalled later：‘when he learned about our losses, Stalin flew into a rage: After all, according to the Supreme High Command plans, the tank army was designed to take part in a counteroffensive, near Kharkov, but now it had to be reconstituted and reinforced. The supreme commander decided to dismiss me from command and all but have me court-martialed.’” (Alexander Khramchikhin，At Kursk ,We,Moscow News, N 23??2005? )

（72）曼斯坦因著、钮先钟译，《失去的胜利》，战士出版社（内部发行），1980年12月第1版，第453页～454页。

（73）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下），三联书店，1972年9月第一版，第817页。

原刊于《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作者：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