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战略机遇期定义为“和平建设发展时期”，它是相对战时而言的。因此，中国战略机遇期由两个变数组成：一个是中国战争底线的设置，另一个是国际敌对势力紧逼的程度。前者要考虑我们对于外部不断挑衅的容忍限度在哪儿？中国的容忍是否会引发内部较大的动荡？后者要摸清外部挑战势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打个比喻，如果中国只能承受一拳，外部挑衅是一拳或多拳，中国回旋的余地就很小，甚至没有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能够承受三拳，外部挑衅只有一两拳，那么中国战略机遇期就有了回旋的余地和存在的空间。在两个变数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中国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有无战略机遇期是难以确定的。这是考虑战略机遇期时应遵行的基本思路。
中国目前在外部环境上主要受到来自五个方向的挑战——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和美国，为此中国必须在五个方向上设置外部挑战的底线，考虑自己的容忍度。而且，还要综合加以考虑，因为这五个方面盘根错节、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无意充当终结者
在五个挑战因素中，美国因素支配着其他四个因素，所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半取决于美国，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进逼的程度。
从黄岩岛事件和日本“钓鱼岛”事件看，美国没有充当中国战略机遇期“终结者”的欲望和打算。美国目前对中国只是处于“前沿防范”状态，无主动发起一场打击中国的预防性战争的迹象，各种军事动作虽然不断，但总的目的是警告中国不要在亚太动武，事实上，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横下一条心动武。因为，美国在亚太有着多重的意图和考虑，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和周边国家不能“相安无事”，另一方面，不会让亚太地区的冲突无限制地恶化到危及自身利益的地步。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考量有：
第一，对中国的“遏制性合作”或“防范性合作”。
“遏制中国”是美国亚太布局的头等大事，故而在经济衰退、军费拮据的情况下，出现了急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的大动作。具体表现在新加坡樟宜军港部署军舰威胁中国“海上生命线”，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随时前出南海，并且积极准备将60%的军舰调至亚太，部署F-35战机等等。
美国遏制中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一战、二战的历史经验所支配，德国和日本在上世纪的崛起，迫使美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二战中还被迫开辟东西两个战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都以胜利而告终，但心有余悸，21世纪里，眼看中国正在崛起，而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己都是敌对的中国未来到底走向如何？对美国是福是祸？心里没底，这种疑惧对美国将是长期的，对中国自身的未来定位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在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国际反恐、核不扩散、经济合作等方面，相当程度上需要同中国长期合作，所以，美国以前“接触加遏制”已不知不觉地变为“遏制性合作”或曰“防范性合作”。
第二，防止中、日联手排挤自己。
亚太之所以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因其担心的问题太多。“月有阴晴圆缺”，中日关系目前确实紧张，而一旦中日关系稳定，接下去会怎样？有无联手将自己排挤出亚太的可能？当然这种迹象眼下不太可能出现。美国几十年前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且作出了安排，把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了日本，现在是美国的收获季节，它用钓鱼岛成功地离间了中日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日联手挤兑美国的可能性不存在。
军事、外交是经济的工具，当与经济生存保持一致，这才是正常的，但日本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而军事、外交却被绑在同中国敌对的美国战车上，日本经济与军事、外交的严重错位，让日本有被“撕裂”感觉，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也明显感觉到这种“错位”，也试图改变之。然而，近年来一旦有日本向中国靠拢的迹象，美国就会紧张，桥本龙太郎、鸠山由纪夫等日本政治家都曾经表现出“回归亚洲”向中国靠拢的倾向，结果下场都不妙。可见美国不仅反对日本向中国靠拢，而且对日本政界能够施加较大影响。
第三，中日过度冲突将损害美国在两国的经济利益，使美台关系受到损害。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某种程度上，中国和日本也是美国财富的来源地之一。美国在中国有重大经济利益，只要美国判断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愿因他国和中国的领土纠纷而放弃这种经济利益的。这是美国不愿介入“黄岩岛”、“钓鱼岛”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持“中立”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中日因钓鱼岛冲突激化，大陆和台湾因立场一致而关系趋向走近，美国因同盟关系向日本靠拢，美台关系会受影响。
第四，美国卷入冲突会殃及朝鲜半岛。
美国在朝鲜半岛也有顾虑，担心中日美俄扭作一团，朝鲜会乘势发难，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失控。韩国是现代化国家，经济结构十分“精致”，经不起风吹草动，朝鲜是贫弱国家，一副“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打交道方式。朝鲜一直向韩国施压、因美国护着韩国，难以下手。一旦美国陷于战争无暇顾及半岛，朝鲜会伺机而动。
第五，美国深陷冲突会引爆中东战火。
从全球格局而论，钓鱼岛触发亚太地区战火，可能会引爆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东亚战火燃起时，伊朗会乘美国卷入亚太冲突无暇顾及中东之际，加快核武器研制，而以色列看到美国顾不上中东，无法制约伊朗时，很可能会迫不及待自己动手，用军事手段摧毁伊朗核实验基地，从而引发新的中东混战。美国在考量亚洲战略时，不得不忌讳中东乱局。
美国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利益考量和第三、四、五项作用力恰恰相反，共同塑造了美国在亚太的角色和定位。美国将在利益的反复权衡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和对相关国家的支持限度。
从理性角度论，周边国家都想与崛起的中国搞好关系，小国与强邻为敌有害无益。然而，一个国家的崛起总会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像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它们的疑惧程度更大，于是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就自然成了它们必要时的外交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邻国发生纠葛要把握好两个原则：一、必须特别强调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避免造成“恃强凌弱”的负面影响；二、在尽可能不主动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对那些企图以美国为靠山有恃无恐侵犯中国国家利益的周边国家应以适度的、明确的、坚决的回击，要充分利用美国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外交原则，遏制周边“宵小”企图狐假虎威，借助美国侵犯我们。
核反击能力和强大海军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保证
从逻辑上分析，中国是否能长时间享有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受制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中国自身，影响因子包括政治和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能否逐步解决等。此处仅从军事力量方面作些分析。
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来看，核武器是阻止冷战发展到热战的关键因素。因为在常规战争时代，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大规模战争，但核战争的开启，对于双方的利益损失远远超过任何发动战争的利益诉求。因此，前苏联阵营宁可自我崩溃，也没有通过向西方转嫁战争以求苟延。
中美两国都是有核大国，核战争的先期评估同样能够有效地遏制中美之间的战争，那些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欲挑衅中国的角色反而因美国担心核冲突的威胁而受到美国的制约，如台湾地区陈水扁、菲律宾阿基诺、日本的野田政府。当然，前提是中国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按这样的现实逻辑，中国必须保持和加强核反击能力，以消除美国在第一次核打击中摧毁中国全部核武器的侥幸。从这种意义上讲，具备核反击能力就享有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核武器也使得日本不敢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最多挑战非核心利益方面，如钓鱼岛和东海气油田等。无核国家通常从内心惧怕有核国家，这是常态，日本也一样。目前世界上无核国家与有核国家发生争端时，摆出一副表面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内心特别脆弱。有核国家决不能轻易对它们进行核威胁，这会极大刺激它们获取核武器的愿望，中国的核武器也是被威胁出来的。核武器不能轻易用来威胁、更不能轻易使用，那么常规军事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印度在南面崛起，是与中国比肩兴起的两个亚洲大国之一，印度在陆上尚不能单独构成对中国的重大威胁，它威胁主要是可从南面配合美、日同盟，在战略上侧击中国，以及在印度洋出动海军切断中国“国家海上生命线”。中国的反制手段是，“相互确保能源、资源切断”，以此遏制印度不要妄动。
越南的威胁也是如此，其本身不足以同中国抗衡，只有当北面和东面出现中国的敌对势力时，越南便构成南北夹击、东南夹击战略态势中的重要一翼。只要中国建成强大海军，就会改变千百年对中国不太有利的军事战略态势。自古进攻越南走陆路，越南地形如“大头丝瓜”，横卧中南半岛沿岸，北部山地崎岖复杂，军事行动严重受阻。一旦建立强大海军，在海上展开优势军力，我陆军威力亦可倍增，我们可在其呈“丝瓜形”细长之海岸线任意一点登陆，使越南南北不能相顾。其巨大的与我广西、云南接壤的“丝瓜头部”立刻掉入我陆上包围，进退失据、无法善其后。此种军事态势将决定越南的外交选择。
日本是海洋国家，从中国已经逐渐转型成海洋国家，与其共享同一条“海上生命线”来看，如果两国敌对，仅在控制“海上生命线”方面就构成“有你没我”的零和关系。
发展强大海军可形成对印度“海陆夹击”，对越南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同时具有直捣日本五脏六腑的常规军事威慑效果。这是赢得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底气”。总之，除了传统的陆军外，强大的中国海军是应对周边安全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军事威慑力量。也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之一。（来源：《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