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31日报道，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于7月29日在北京市内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引起呼吸障碍不幸去世。
前一天晚上，黄在使馆办公室加班时，因吃了从附近店里买来的三明治而出现严重腹泻，旋即回家。翌日，症状没有停止，遂去医院诊治。门诊医生担心黄脱水，于是开处方输液。输液开始后不久，患者即陷入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院方于上午11点30分宣布黄死亡。
鉴于死者的特殊身份，中国警方和卫生部高度重视，在征得死者家属和韩国驻华使馆同意后，于7月30日实施尸检，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尽管在对黄死因的官方调查结果披露之前，尚无法断定黄到底是死于食物中毒，还是医疗事故，或二者叠加的“相乘效应”，但吃了外卖快餐后发病，且腹泻不止的情节，使前者似乎很难摆脱干系。加上事件发生的时间，恰恰在另一桩同样关涉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的“时效”范围之内，客观上强化、凸显了食品安全问题在公众视野中的重要性、紧迫性，甚至成了某种带有明确政治正确性指向的公共话题。
所谓“另一桩”，是指“纸馅包子”事件。“事件”经BTV（北京电视台）曝光后，顷刻间成了世界性噱头，48小时之内几乎上了美、日、欧所有大报的社论、社评。那天，恰好一位日本学者来北京出差。傍晚时分，笔者如约赶赴凯宾斯基饭店会面，然后照例溜达出来，准备在附近找个馆子便餐。作为“地主”，我问客人想吃什么。满头华发的“中国通”顽皮地回答说：“客随主便。除了包子，啥都成。”
事件的后续发展出乎意料，令人气闷却又兴味盎然（这大约属于“后现代症候群”，且病得不轻）。7月18日，官方宣布“纸馅包子”为“假新闻”，始作俑者的编导被刑拘，BTV高层受行政处分。调查取证工作效率之高，处罚力度之大，令浸淫于“娱乐至死”的氛围久矣的国人瞠目结舌之余，痛感新闻工作离政治之近，只隔不到一张窗纸。
鲁迅尝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阁秘事……”对这个事件，也是见仁见智：新闻工作者看重其“真实性”，文化学者看重其“后现代性”，年轻人看重其“娱乐性”，老派人士觉得“世风日下”。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加看重其作为社会学文本的价值，无论是作为“假新闻”事件，还是事件的“反社会”性质：它从侧面形象地诠释了何为“转型期”，及“转型期”的生活。最逗的是，据说有几个在京外国留学生，竟用“洗干净”的瓦楞纸掺合猪肉馅试着包了一回“纸馅包子”，蒸熟后尝了尝，说“味道还行”。
假如新闻是真的话，那么事件只是单纯的新闻性事件。但新闻被证伪，成了“假新闻”，这便赋予了事件以多重含义或“身份”，于是发展成为社会事件、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后现代意义上的），乃至娱乐事件。而在事件的“所指”（语言学术语，即事物的概念、意义）不断增殖的过程中，有两样东东受到重创：一是新闻的真实性、公信力，二是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及其背后的信任基础。
前者相对比较简单：新闻报道“掺水”，观众、读者受骗上当，造成公信力低下，逐渐养成无论对什么报道都打个问号的习惯——这在当下已不新鲜，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新闻业的现状。“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不是所有“假的”都能被证伪，那么假的怎么不能成为“真的”呢？假药、假酒、假学历、假记者、假警察、假名人、假处女膜……其在被曝光、拆穿之前，无一不是当作如假包换的“真货”被谈论、羡慕、消费、利用，遭到唾弃只是在被证伪之后而已。
如此，便会与后者发生关联：一件事（譬如“纸馅包子”事件），被证伪之后，尽管其责任者受到惩戒，但公众的担忧却不会轻易放下。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共生活中有太多被“证伪”的真实和被真实化了的谎言，除非人们看到切实可行的、保证假的会被证伪和目前被认为是“真的”东东中不会冒出假的来的一套机制，否则他们一般不会轻信。尤其在那些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底信任度”的社会中，这种现象广泛存在。问题不仅仅在于假新闻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其对新闻报道公信力的伤害，会危及社会的信任基础，其害大大超过前者。
这一点，只需对海外媒体对此番“纸馅包子”事件被证伪前后的反应加以考察，便会明了。在事件早期，即刚刚发生到被证伪之前，媒体一致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正视食品安全问题，强化管理，拿出根本性对策自不在话下。而事件后期，即从新闻被拆穿到现在这段时间，事件见诸媒体的频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批判、质疑的分贝却一点没有减小，不仅如此，还比早期过了一重质疑：“纸馅包子”被证明是“假新闻”，是否意味着当局认为所谓食品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而与此相关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是不是也就不了了之，无从谈起了呢？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外国媒体反而加大批评的力度，乃至“中国食品安全”几乎成了覆盖海外主流媒体的“关键词”。不止一家日本媒体，甚至在社论中把食品安全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其升温的表达所传递的感情色彩已非初期可比。
国外对中国食品安全的质疑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美国大量猫、狗吃了中国产的宠物食品后死亡；巴拿马感冒患者在服用中国制的止咳药后死亡；因出口日本的鳗鱼中检出致癌性抗菌素，酷爱吃鳗鱼的日本人开始拒绝中国鳗鱼；连朝鲜都在抱怨“中国假药太多”；海外的商号里甚至出现了打上“China Free”的标签，以表明系未使用中国产原料的产品，以招徕生意……对以成为“世界工厂”为骄傲，并以之为立国经济之本的中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已构成了对农产品、药品出口的巨大阻碍。
2002年，因从中国产的冷冻菠菜中检出残留农药超标，引发日本消费者对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抵制，影响面之广，波及圆白菜、蘑菇、黄瓜和大豆等，使一大批中国菜农和进出口公司蒙受损失。从去年开始，针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日政府引入“原则输入规制目录”（Positive List）制度，极大抬高了中国进口的门槛；2005年，日厚生劳动省发表一项调查认为，因食用中国产的减肥食品，造成超过673人健康受损，其中3人死亡；一项由《USA Today》和盖洛普公关公司联合实施的民调表明，因中国产含二甘醇牙膏和含铅塑料玩具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83%的美国人质疑中国进口的食品安全性……
对此，中国政府和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在勉强承认事实严重性的同时，却在抨击美日等西方国家把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政治化”，甚至将其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但是，作为国人，我们深知，出口销往海外，特别是美、日、欧市场的产品，经过了严格的出口商品检验等环节，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质优“上等货”。而日复一日生活在对无良食品的隐忧中的国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且不论食用了毒奶粉的大头娃娃、喂饲了避孕药的甲鱼和茅厕边生产的“哈根达斯”冰激淋及在医用垃圾场上生产的矿泉水，3年前，国家质量监督局局长对媒体公然坦言，自己对餐桌的安全也没有把握（大意）。笔者家住东直门，毗邻北京著名的“簋街”，但每次在那一带打牙祭，都犹豫连连、考虑再三，最后选一家看上去“还好”的店硬着头皮进去。选择的标准其实再简单不过：少油即可，所以多半是火锅。因为，凭我们半吊子“美食家”的业余水准，无法准确地判断出到底哪家不用“地沟油”（一种从下水道中回收的廉价再生食用油）。
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声誉来之不易，至今尚未坐稳，周围印度、东盟等新兴制造业国家“虎狼环伺”，伺机取而代之。食品安全问题，直接打击我国最富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和农业。同时，埋下国民身心健康的隐患，无限增加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财务负担，破坏国家形象，损害发展的“软实力”，以反社会、反文明的方式，吞噬、抵消着改革的成果，已和腐败一样，成为社会的毒瘤。在其根治问题上，任何形式的怠惰、姑息、迁就、庇护，不是利益粘连，便是怙恶不悛。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涉国家利益，而且——它干脆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