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18页）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堺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人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页）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其本人的名字，也曾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页）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四十坪（日本传统面积计量单位，一坪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歌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歌，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社会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的、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二十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在《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中等人家的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先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叮铃铃”的铃声。
清水跟李大钊用日语交谈。李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说话，清水则用中文。夫人是李十岁时，奉父母之命娶的童养媳，年长李大钊六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在清水眼里，李大钊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见《复活之丘》1982年3月1日号）所以清水不仅自己再三再四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过去，引荐给李大钊，如政治家鹤见保祐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
有两个细节令清水安三记忆犹新。一是李大钊甚喜日本的吃食，尤其是和菓子（一种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偶尔清水也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去，深得主人欢心。二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他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清水安三：《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的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殊难满足需要，有时便托清水从东京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国内订阅过堺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从国内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中江丑吉照应，但旋即便难以藏身，清水托李大钊帮忙，李遂安排佐野经天津逃往苏联。佐野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李大钊特意派一个青年送行到天津。那青年身材颀长，穿着硬撅撅而又肥肥大大的衣服。多年后，清水听说当年在李大钊的斡旋下，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不禁突发奇想，觉得那青年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不过似乎时间不甚一致。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大概由于若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入手的缘故吧。刚好京都的西阵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转向为共产主义者，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然后再由清水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成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因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南下，而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力陈藏身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之不靠谱，劝其南下，但他很可能未收到此信。
清水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惨死的噩耗，心如刀绞。“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作为日本人，清水看到李大钊死后，其夫人对何谓革命、为何牺牲等问题似乎很茫然，只是说“守常迷信共产”，哭个不停，他为李夫人不能像何香凝夫人那样以凛然的态度，面对并礼赞丈夫的死而略感遗憾。
清水安三是战前一代“支那通”，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逾十载，交游甚广，人脉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在他的眼里，伟大者、威严者、霸气者所在多有，但李大钊作为青年时代便结识的诤友，始终是一个亲切、随和、老成持重的东洋“村长”形象。乃至他多年后翻阅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李大钊的传记和党史材料时，大感意外，与自己早年的印象无论如何对不上号。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李是毛泽东的老师（指北大时代，李大钊做图书馆馆长时，毛为图书管理员），因弟子的“伟大”而“伟大”。在清水的印象中，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陈独秀是个人物。也许是年长者的缘故，“是很难亲近的了不起的人。霸气满满，相貌堂堂，让人不得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跟与友人很容易熟络亲热的李大钊相比，感觉真不是一个档次”。“可要说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当推鲁迅。那种伟大的人物，我想日本是出不了的。虽然缘悭一面，毛泽东恐怕也属此类。至于李大钊这一级的话，日本应该也有不少吧。”（《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