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在北京外交学院的讲演中，明言中国的“军事威胁”，把此前执政党一直欲言又止的“心声”吐了出来。同时，在跟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不惜以国内立法等手段来牵制中国。

有迹象表明，在小泉因靖国神社问题把外交之路堵死之后，民主党走上了前台，充当了对中、韩的“外交管道”。而在前原的外交攻势背后，则是对小泉“诱降”的积极回应：很难说在“后小泉时代”，日本的保守两党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合流”。因为，两者的共同利益实在太多，其中之荤荤大者，便是改宪。

其实，无论是小泉，还是前原，奉行的都是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他们继承和发扬的，乃是中曾根康弘的保守主义理念。深谙“宰相学”、被称为“首相缔造者”的中曾根，才学渊博，著作等身，影响了不只一代政治家。作为当仁不让的“战略型”首相，他既不乏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又具备将这些政治理念付诸实施的政治韬略和手腕，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凝聚着高度浓缩的国家战略、微言大义的战略口号，诸如“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第三次开国”等等，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中曾根康弘，1918年出生于群马县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4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二战期间系服务于海军的“青年将校”，不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作为职业政治家的时间跨度也出奇地长，如果从1947年以29岁的年龄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算起的话，其政治生涯至今已有58年。

在几乎经历了内阁和自民党内所有重要的职位之后，中曾根于1982年起就任并蝉联日本第71、72、73届首相，共计执政1806天，是日本战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长命政权之一。应该说，在当代日本政坛，无论是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还是任内政绩与任后影响，鲜有出其右者。其高大俊朗、侃侃而谈的个人魅力不仅在日本政界显得卓尔不群，而且声名溢出了国界，被公认为日本最“国际化”的政治领导人。

早在1973年1月，时任田中内阁通产大臣的中曾根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连续三次接见，会谈时间长达8小时。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周总理执意送客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下面，并亲自为中曾根披上了外套。后来，周总理对夫人邓颖超说，此人“今后会当上日本首相”。中曾根在其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作为东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大加赞赏之余，颇感激后者的知遇之恩。

不仅如此，中曾根与罗纳德里根、撒切尔夫人和胡耀邦均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人们还记得，1983年的威廉姆斯堡八国首脑峰会上，在拍纪念照的时候，中曾根堂而皇之地站在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身边，甚至比“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这个精通英文、与里根互以昵称相唤的日本人，其实是以这种强势的姿态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要成为西方成熟的一员。”

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韩的强烈反弹，并直接构成了中国1986年学潮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中曾根与胡耀邦之间的协调机制及时启动，并发挥了“减压阀”的作用，使前者在首相任内没有再次参拜。

作为日本鹰派保守重镇，中曾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一起，共同构筑了“保守主义”战线，并承担了其在东亚的一翼。以“星球大战计划”奉行对苏强硬政策的美国里根政府要求日本成为其在远东遏制苏联、在亚洲安全保障上起更大作用的同盟国。对此，中曾根深孚所望，在访美之际，与《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共进早餐时，竟有“日本是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惊人发言，令世界舆论哗然的同时，却轻易拂拭了美国心中因贸易摩擦等因素对日本的不信、不快，使日美关系再度升温。这等亲美的姿态，直到10多年后才有小泉政府可与之媲美，但后者的疏远对象却不幸地由苏联换成了中国。

新世纪以来，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渐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急进步伐。2003年10月，小泉借解散众院、提前举行大选之机重组自民党，并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元老级政治家宫泽喜一“退阵”，以腾出众院席位给小泉拔擢的年轻实力派“国防族”政治家。尽管在一番抵抗后，中曾根不得不让出了议会的位子，但作为天生的、真正富于政治“自觉”的政治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继续以自己的形式，对日本政治，特别是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家战略保持着不懈的关注。

在中曾根漫长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近50部著作。其中，出版于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是诠释“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国家战略的集大成者。在书中，作者检讨了“屹立于20世纪与21世纪分水岭上”的日本包括“大东亚战争”在内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关乎日本在21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

首先，中曾根认为，日美安保体制和东亚集体安全保障应当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对于前者，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深化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这种体制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而对于后者，中曾根提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在东亚地区呈放射状的同盟条约网（日美、美韩、美泰、美澳）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之一，正是这种安保网络，构成了亚太经合组织及东亚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强有力的基础。在中曾根看来，这种状况就好像在欧洲，欧盟和通用货币欧元存在于北约的背景中一样。他甚至设想，有朝一日，中国和朝鲜也会加入到这一机制中来。联想到15年前，日本不主张“孤立中国”，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次给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直接促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回归”的史实，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为代表的日本鹰派战略家在后冷战时代的“统战野心”。而对朝鲜，他主张加强美日中对话，给朝鲜以安全感，使其通过改革，尽早加入到“普通国家”的行列。从小泉上台后不久即启动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并通过六方会谈客观上酿成有利于朝鲜门户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情势来看，中曾根设定的对朝统战的“中期目标”遥远归遥远，但并没有偏离轨道。

其次，对于关系到战后日本将走什么样道路的改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贯之的思路，用他在其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话来说：“我从日本刚刚独立后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宪法改正和自卫军创设。”他反复强调，根据政府对宪法的解释，集体自卫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不能行使，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无论是日美安保条约，还是联合国宪章，都承认集体自卫权。而作为现在日本政府自卫权论的思想基础，就是要确保日本防卫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斗力”，但何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边界并不清晰，“这种暧昧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宪法应当明确这种界限，规范地行文，正确地作出解释，包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的具体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调结果就会明白，对于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无论国际上反对、批判的声浪有多高，事实上，改宪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几乎只是程序和时间的问题。

最后，在已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难以逾越的“恶障”的历史问题上，中曾根的“检讨”与“反省”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在谈到“大东亚战争”前夕的状况时，他认为：“人们曾对希特勒有过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学是肤浅偏狭的东西。而且希特勒从内心轻视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静地预测到德国和希特勒的失败，就不会参加那次悲惨的战争了。”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成王败寇式的阴冷算计的背后，是历史正义、道义立场的缺失，而这种貌似“冷静的学术研究”的态度，正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谓“自由史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