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区域一向为地缘政治的敏感区，全球地缘政治的历次变动在该地区均有反映。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火的硝烟中，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从中东欧区域爆发。1938年9月，德国通过《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二战的开端。二战后，中东欧地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伴随着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终结。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寻求其地位，加入欧盟和北约成为它们中绝大多数的战略选择。北约和欧盟的“双扩大”塑造了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
2016年起，国际秩序进入了剧烈变动时期。2016年英国脱欧公决成功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国际大变局的开启。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美博弈全面展开。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大国之间的信任危机。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导致基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欧洲安全秩序崩溃，中东欧国家再次处在地缘政治的断裂带上。
考虑到中东欧区域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及其在欧洲新兴市场中的发展潜力，域外大国基于其国家利益关注中东欧地区，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美国：寻求霸权稳定
美国与欧洲的命运息息相关。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在战争结束前夕提出的14点和平计划不仅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的命运，而且塑造了战后国际秩序。一战结束后，美国军队离开了欧洲。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打败法西斯德国作出了贡献。二战结束后，伴随着“铁幕”降临、冷战发端和北约成立，美国首次将自己的安全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安全捆绑在一起，成为欧洲安全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在欧洲部署大量军队，1957年有45万美国军人常驻欧洲，1987年仍有35万美军在此常驻，美国成为西欧的安全保障者。冷战时期，美国在经济上施惠于特定的东欧国家，支持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谴责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军事干涉。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欧区域的影响持续扩大。苏联解体后，美国减少了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而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地区冲突为美国的军事介入提供了独特的机会。美国主导的北约介入波黑内战，对波黑塞族武装阵地进行空袭，迫使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达成《代顿和平协议》。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武力介入科索沃冲突，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78天的轰炸。
加入北约成为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优先目标。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北约扩大“开绿灯”，强调中东欧国家不应成为灰色地带或缓冲区。1999年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十几个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北约。波黑2010年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以加入北约为目标。塞尔维亚虽然致力于保持军事中立，但仍与北约在“独立合作伙伴行动计划”框架内保持联系。
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从2014年到2022年，北约东翼国家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呼吁北约和美国增加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2017年，北约开始“增强前沿部署”，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组建了四个多国营级战斗群，加强威慑和防御态势。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又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组建了四个多国战斗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向其东翼调遣了更多的战舰、飞机和军人。在中东欧国家的美军人数增长了一倍多，达到1.4万多人。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尤为引人注目，它在波兰部署了装甲旅战斗群分队和支援部队（包括战斗航空旅）、导弹防御系统，并建立了装备和弹药库及美国陆军第五军团前方指挥部。乌克兰危机提升了美国在中东欧区域的影响力。
美国高度关注西巴尔干局势，积极介入该地区事务，试图推动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任命特使参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的调解。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担心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矛盾激化和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倾向会导致巴尔干冲突死灰复燃。今年8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不同寻常地访问波黑、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以稳定巴尔干局势，避免在总统选举前失控。
随着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美国加大在中东欧区域的投入，以遏制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2019～2020年，美国分别与十个中东欧国家签署5G安全谅解备忘录，试图在中东欧国家的5G通讯网络系统部署中排除中国企业设备。美国还在中东欧国家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教唆它们对中国影响提高警惕。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在中东欧国家中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此外，美国不停攻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与中国抗衡。“三海（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黑海）倡议”启动后，美国积极参与该倡议，试图对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施加经济影响。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还对中东欧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俄罗斯：维持对“利益范围”的影响
冷战时期，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不得不在变动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重新确定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塞缪尔·亨廷顿曾认为“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冷战后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不再是俄对外政策的优先区域。但随着总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试图重振大国雄风，中东欧国家重回俄外交关注的视野。
1993～2013年，俄罗斯四份外交政策构想文件均涉及中东欧国家。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将原来具有地缘政治含义的东欧称为中欧，这反映了俄罗斯对脱离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特性的认知。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简称《构想》）强调了中欧的重要性，认为中欧属于俄罗斯传统的利益区域，而且紧邻“主权国家带”——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000年和2008年《构想》的总基调是推动与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和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特别提到加强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睦邻交往，保障俄语居民的权利。2013年《构想》强调与东南欧国家发展全面、务实和平等的合作，认为“巴尔干地区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向欧洲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石油的重要的交通和基础设施枢纽”。
俄罗斯对中东欧地区中不同的次区域采取差别化的政策。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关注当地俄侨的权益，将对其的外交政策与俄少数民族地位挂钩。2004年5月，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四国加入欧盟，俄罗斯对它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其中，俄波关系发展最为困难，起伏较大。波兰积极推动能源多元化战略，以摆脱对俄的能源依赖，还积极推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匈牙利则坚持向东方开放的外交政策，其中对俄关系占有重要分量。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匈牙利仍然与俄保持密切关系，未加入西方批评俄罗斯的“大合唱”，甚至公开呼吁解除对俄制裁。捷克总统泽曼也曾呼吁欧盟解除对俄制裁，要求欧洲接受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为“既成事实”，推动加强捷俄经济关系。俄罗斯还十分看重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视巴尔干为抵制西方影响、延缓或阻止北约和欧盟扩大的主要区域。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遭受重挫。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俄宣布十余个中东欧国家为“敌对国家”。中东欧地区中特别是北约东翼的国家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推动对俄实行最为严厉的制裁。波兰等许多中东欧国家试图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但个别国家如匈牙利则希望在俄能源禁运上实行豁免。
土耳其：重返巴尔干
由于历史原因，土耳其关注中东欧区域中的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地区冲突频发，为土耳其介入提供了独特机会。在波黑、科索沃和北马其顿的冲突中，土耳其试图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曾推动三方磋商机制，如土耳其—波黑—塞尔维亚、土耳其—波黑—克罗地亚三方磋商。土耳其也积极参与巴尔干冲突后的维和行动和地区合作机制的构建。自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巴尔干地区成为土外交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它试图仿效欧盟的睦邻政策，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合作，奉行与邻国无问题的互利共赢政策。
土耳其前外长达武特奥卢被认为是土巴尔干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其著作《战略纵深：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强调地理和历史为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被视为现有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联系的自然表现。达武特奥卢强调土与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文化联系，宣称16世纪在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这是巴尔干的“黄金时代”。基于此，土耳其试图与巴尔干的穆斯林地区发展特殊关系。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致力于在巴尔干重建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纪念碑。尤努斯·埃姆雷土耳其文化中心在七个巴尔干国家建立了14个文化中心，传播土耳其语言文化。“居伦运动”在受到整肃之前，在巴尔干地区开办教育机构，非常活跃。由于强调奥斯曼帝国遗产和伊斯兰教，宗教事务局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同时，土耳其致力于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联系，它与所有巴尔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巴尔干银行、能源和制造业如纺织品生产等部门，并参与巴尔干的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2016年达武特奥卢辞职之后，巴尔干地区不再是土耳其外交的重点，但土耳其仍试图保持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成功推动土与其历史上的宿敌塞尔维亚建立良好关系，还曾组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会面，试图调和塞波关系。
土耳其的历史叙事在巴尔干地区不无争议，对受土统治四百多年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而言，他们的历史记忆与土耳其的历史叙述并不完全兼容。西巴尔干国家对所谓“新奥斯曼主义”存有戒心的同时，也希望土耳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积极因素。
中国：聚焦务实合作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2011年起，中国开始以地区方式思考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得到明显提升。2012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波兰华沙，出席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提出了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12点举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形成。该机制是指2012年4月之后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形成的各种机制或安排，以双边合作为基础，契合双方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需求。它是由中方推动的、多边跨区域的、非紧密型的机制，是对欧外交的一大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创举。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领域非常广泛，重点包括互联互通、贸易与投资、金融、科技、人文交流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合作内涵，201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实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对接。近年来，双方合作成果颇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2年的543.6亿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248.2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7.8%。双向投资日益活跃，近几年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双向投资规模已接近200亿美元，涉及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化工、家电、物流、矿产、商务合作等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地区的兴趣增加，在中东欧国家既有并购，又有绿地投资。2022年,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投建电池工厂，投资额高达73.4亿欧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金融合作有所加强，2012年，中国宣布设立100亿美元的专项信贷额度，支持双方在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项目；2013年，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等国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在互联互通上，双方合作也取得长足进展，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控股的比雷埃夫斯港为中国和希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典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的匈塞铁路正在稳步推进，中国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和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项目已交付使用。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受到一定冲击。美国试图拉拢中东欧国家对抗中国，中东欧地区成为中美博弈的前沿阵地。2019年3月，欧盟出台新的对华战略，提出对华“合作、竞争、对手”三重定位，其推动的“去风险”战略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无影响。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一些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立场有所误解，双方政治互信受损。虽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但是中国仍致力于与其加强务实合作。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传达了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信号。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势，符合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同利益，也为中欧关系提供了有益补充。”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