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因《从文家书》的出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论事，因此意义不大。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讨论二人关系，除考证若干史实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叙传”不免过分，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折衷的办法，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
在文人婚恋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1929年8月，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遂展开爱情攻势。开始时，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1933年寒假，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1933年9月9日，二人在北京结婚。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但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不免会失望，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却“好戏”连台，美不胜收。一句话，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
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1928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传他和丁玲、胡也频“大被而眠”，那不过是把三人的友谊曲解罢了。一个身体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爱是极正常的事；沈从文初入都市，有强烈的挫折感，把性爱当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沈从文写过像《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情色作品，表现青年男子的冶游和性经历。虽然沈从文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道中“老手”，但在见到张兆和之前，在两性经验方面幻想多于亲历，是可以肯定的。况且，性与爱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与张兆和相识，沈从文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沈从文意识到，自己找的是一个陪伴终生的女子，而张兆和是理想的人选。他的激情被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恋爱中，而张兆和也与沈从文小说创作发生了密切联系。
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被沈从文一再利用。他的小说《三三》(1931)写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小女子名叫三三。三三是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小说未见交代，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就只能从张兆和的排行来解释。可以作为补充论据的是婚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许多书信都称她为“三三”。《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都取张兆和的肤色特点。沈从文还有给亲近之人写故事的习惯。《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说，写这部作品是“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沈从文在追忆《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作缘起时这样写道：“我有个亲戚张小五，……又喜欢给人说故事，又喜欢逼人说故事。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来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这些小说的篇末，大都附有“为张家小五辑自××经”字样，可见所言不虚。给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写故事可谓醉翁之意，全在取悦张兆和。沈从文另一篇小说《灯》(1930)中，叙述人给一个穿青衣的女子讲关于灯的故事，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遂成就了叙述人的爱情。虽然我们不能妄加测算，那女子的原型就是张兆和，但其格局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的情形却是一致的。张兆和有时也以人物形象进入到沈从文的小说中。《贤贤》(1932)中的贤贤以九妹为原型，但故事的起因却是贤贤的哥哥(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作为知名作家，哥嫂的婚恋被无聊者议论，引起贤贤不快。《三个女性》(1933年8月)是献给大海和美丽女子的抒情诗。其中三个女性，“高壮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长袍的女子”蒲静隐射丁玲，“年约十六，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女子”仪青是九妹，“年约二十，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黑凤则指张兆和。三个女子在海滨玩耍，被美丽景色所感动，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黑凤觉得要认识美、接近美，就只有沉默一个办法，这与张兆和谦逊、娴静的性格是相合的。黑凤一边和另两个女子笑闹，另一方面她不忘作为主人的责任，天色已晚，她提醒大家回家。回到住处，黑凤收到未婚夫电报，说××(指丁玲)已死。黑凤听了久久不能释怀，她在心中默默怀念××，称赞她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
除了上述张兆和与沈从文小说联系的一些直观材料外，还有一些作品隐约透露了恋爱中的沈从文微妙的心曲。《燥》(1931)中的懋力是一个求婚者的形象，他深恋着那个有着“黑黑的脸”，“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的女子，乘火车长途跋涉来求婚。但在上海的旅馆住下后，他因为女子略乏热情的信函而变得疑虑重重，他担心求婚被拒，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在街上也魂不守舍。从《沈从文全集》所收相关书信看，这正是沈从文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932年，沈从文求婚成功。从此，焦躁被喜悦的心绪取代，沈从文在其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大唱爱情的赞歌。《春》(1932)写一个青年医科大学生和一个美丽女子的互诉衷肠的那个美妙时刻。男子为巨大的幸福所淹没，用诗、用沉默、用语无伦次的“疯话”赞美着女子，女子巧妙地鼓励并陶醉于男子的情话。一点小小误会，让男子担心唾手可及的幸福，他无端怀疑起女子的父亲可能横加干涉。女子笑男子太笨，对现实毫无察觉，她暗示他，父亲已经应许，这令男子重新找回了信心，“感到宇宙的完全”。这场爱情的飨宴安置在春天的花园里，蓝天白云，鲜花百灵将爱情装点得诗意盎然。《若墨医生》(1932)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海滨。若墨医生事业有成，政治信念坚定，喜欢辩论，另有烟斗不离嘴的嗜好，却对女人没有兴趣。叙述人“我”想到一个牧师的女儿将要到青岛来养病，起意成全他们的好事。虽然若墨医生认为女人“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没有一样好处，但异性天然的吸引力，加上这女子“温柔端静，秀外慧中”，以及青岛海云花草气候的相宜，没有多久就坠入情网。若墨医生的向爱情“投降”，隐含了即将成家的沈从文对自己处境甜蜜的“无奈感”和辩解：没有人能够抵挡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力量。
由于爱情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过这中国现代惟一的一部框架故事集。《月下小景》故事的本事绝大多数取自佛经，沈从文加以铺陈点化而成。沈从文在《湘行书简》(1934年1月16日)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他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沈从文别集•湘行集》)《龙朱》、《神巫之爱》等写于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之前，是他渴望爱情而又无从恋爱的见证，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于爱情成功之时，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为爱而屈服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其中的《扇陀》叙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迁怒于波罗蒂长国，诅咒它三年不雨。干旱事关国计民生，国王大臣想出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国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荣华惊人”，“巨富百万”，她献上了“美人计”。扇陀带五百华贵香车，携五百绝色美女，来到仙人所住森林，采花捉蝶，鼓乐沐浴。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渐露出“呆相”。扇陀又进一步引诱，仙人怡然就范。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语终得解除。《爱欲》颂扬女子的美貌、聪明以及贞洁和痴情。《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叹“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别长处，就肯定是有一种特别魔力”，否则，为什么她们令男人爱得如醉如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明朗、快乐的，只有一个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写出这样灿烂的华章。
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携手踏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年深秋，沈从文开始写他的代表作《边城》，于1934年初春完成。
《边城》是沈从文新婚蜜月的产物，但这是一部相当客观化的作品，其中人事心曲，应该和沈从文婚姻生活扯不上具体联系。关于其中翠翠的原型，沈从文提到过三个，《水云》中写道：“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还指出另一个翠翠的原型，即辰州河街绒线铺中那个白脸俊俏的女子。沈从文指认的三个人物原型中，张兆和除在肤色和性情上与翠翠相近外，身份、家世及命运等都相距甚远，她们的联系不是根本性的。其实张兆和的影响是在另外的方面：因为婚姻，沈从文在表现情爱上变得节制、温雅，翠翠的爱意萌动，二老的追求，都相当含蓄，一切发乎情止乎礼仪，它失去了《月下小景》等结婚之前的作品中那种张扬和肉感。
关于《边城》与沈从文婚姻的联系，值得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婚蜜月里，为什么《边城》是一部悲剧作品?沈从文曾经抱怨亲近的朋友和读者不大理解他“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么这部客观化的作品背后到底隐藏了沈从文什么样的秘密呢?他自己在《水云》中作了交代，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什么又是沈从文“受压抑的梦”?沈从文说，它们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水云》写于1942年，是对自己1933—1942年十年间情感和写作历程的辩护书，关于《边城》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弗洛伊德味道：幸福而平静的婚姻生活无法完全消耗心灵积淤的激情能量，通过《边城》将其宣泄出来，这符合厨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可是《月下小景》也是一种宣泄，为什么它是喜剧而《边城》是悲剧?沈从文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话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的：《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水云》中许多交代有事后追认的味道，有些话未必属实，关于沈从文写作《边城》时陷入婚外恋，就没有其他材料提供旁证；相反，其间写的《湘行书简》，浸透着对张兆和的关爱。但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沈从文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厌倦疲乏的心绪，是肯定的；同时，令沈从文动心的其他女子可能已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边城》中人事处处透着“不巧”和“偶然”，是不是对婚姻的追悔的反映?退一步看，《边城》是一个预言：沈从文心灵的风暴就要开始了。
三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沈从文刚开始认识高青子时，她是沈从文的亲戚，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当他把这点秘密看破，而对方亦察觉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有略微的尴尬和不安，随即有所会心，他们的交往开始了。高青子的装束是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面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的女子邂逅并相爱，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高青子的做法其实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已有先例。这篇小说中，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访叙述人，叙述人“我”梦想成真。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因此感动了沈从文。
能够佐证二人关系细节的还有高青子写的一篇小说《紫》。这篇小说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13卷4期。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情形营造出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小说中人物关系及其命运和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吻合的。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联系：“璇青”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以紫色为媒，分明是针对如前所述的沈从文小说《第四》；人物提到某人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哥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忘怀紫衣女子时，搬出了现代心理学家葛理斯的著作，以为这是“力比多”使然，这深合沈从文的见解。其他再如喜用的流星比喻，笑是“咕咕的笑”，都透着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在《水云》中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文字，应该就是这一篇；而且小说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发表的。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在家庭中掀起了波澜。张兆和当时刚生了长子龙朱，正在医院里，这一消息给她以很大打击。1997年笔者访问张兆和先生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这种“灵魂的出轨”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先生(沈从文自己)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病，这病症是性压抑。达士有未婚妻，他以惟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排遣郁结。一个学期结束，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竟把达士留了下来。小说结尾讽刺道：“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有意思的是，在《水云》中，沈从文把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提前到青岛时期(1931—1933)，说由于这部作品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一些教授为原型，引起不满，他因此离开了那里：“《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我到了北平。”实际上，这篇作品写于1935年7、8月间，发表于当年的《文学》5卷2期上，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为时间距写《水云》并不远，“误记”不大可能。沈从文在这里卖的是什么“关子”，只要认真读一读作品就知道了。
《八骏图》中引诱达士先生的那个女子，其原型是赵太侔的夫人，南社成员，青岛大学校花的俞姗。《水云》中她也作为一个“偶然”出现。沈从文可能被俞姗的美貌短暂吸引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二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相反，沈从文称这女子是“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大观园里拿花荷包的人物”，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沈从文让已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在青岛受到这女子的引诱，反映的却是自己在北京时的处境，金介甫说：“沈让达士先生来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就是这个意思。沈从文把已经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受其她女人引诱写成理性无法控制的无奈之举，是性本能使然，又把与高青子的关系错接在俞姗头上，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掩护。
与高青子的接近导致沈从文家庭出现裂痕，并促使他思考婚姻本身对创作的影响。《自杀》(1935)写心理学教授刘习舜和太太之间几乎无事的烦恼。教授刚为学生讲过“爱和惊讶”的心理学问题，加之遇到数年前一对出名夫妇自杀后所留遗孤，触景生情，情绪低落。妻子追问根由，教授无言以对。小说极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琐事将激情消磨殆尽，失去了“惊讶”，夫妻恩爱的质量降低了。写于1936年的《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各自的意识流，对激情让位给常识，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后婚姻应该如何维持进行了反思。妻子回忆婚恋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并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潜藏着的婚姻危机：随着疲乏的产生，“惊讶”和“美”消失了；对婚姻的忠诚束缚了想象和激情。他爱妻子，但这爱不能容纳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须剪除翅翼。”可是，这克制却不得不以牺牲创作为代价，他不由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沈从文自己就被这矛盾折磨着，走完了三十年代最后几年的创作历程。
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1938年4月，经贵阳到达昆明。张兆和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没有与沈从文同行，直到1938年11月，张兆和才携二子辗转与沈从文在昆明团聚。1939年5月，由于敌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呈贡乡下。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偶然)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风，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翻译家金隄证实，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沈从文在昆明的家(参阅金介甫著，符家钦译的《沈从文史诗》)，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水云》中对那个“偶然”的描写，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录》中的“屈服”：“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 ’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 ”“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 ”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高青子写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现在，高青子也永远离开了。
同名小说《主妇》(1946)是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希望写一篇作品，以作为纪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体，不断来催促休息。他在感动中枯坐了一夜，终于一无所获。这时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于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他为这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念头发狂，在天明时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杀以挣脱矛盾，但理智告诉他：“我得回家”，于是他回到了家里；当他在妻子素朴美丽的微笑中，他的心却仿佛仍听到远方有“呼唤招邀声”。他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并未解决，新的诱惑一旦出现，他又会振翅而飞。
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他甚至将家庭责任上升到“公民意识”的高度：“我得从作公民意识上，凡事与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困难，以及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尽管在小说中，人物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仍没有彻底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
沈从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深深折服，他与张兆和的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理解：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是“苦闷的象征”。应该看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无论春和景明，还是狂风骤雨，对他的创作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总是正面的。逃离也罢，皈依也罢，沈从文总能将这种内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沈从文从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