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宇宙生成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其特点是在同一个完整的体系中，这三者虽以人生论为核心，但又相互独立、相互照应、递进发明，使其宇宙论来源于经验世界又无限地超越之，其知识论则以严密的逻辑系统解析出超越知识的般若智慧，其人生论又以涅媻寂静揭示出般若菩萨境界。体现其觉悟成佛的主体性人生论是般若无知的智慧论的独特思想方法积极转化缘起性空的逻辑的宇宙论的必然结果。
古代印度的佛教虽然形式是宗教的，但本质上亦有其特殊的哲学理念，那便是构成其信仰核心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人生论，具体讲就是“缘起性空”的宇宙论或宇宙生成论、“般若无知”的知识论或宇宙本体论以及“觉悟成佛”的人生论或“涅媻佛性论”。这也可以与佛教自己所标举的“三法印”联系起来：诸行无常可以引申讲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诸法无我可以引申讲般若无知的知识论；涅媻寂静也可以引申讲自我解脱的人生论。
从总的情况来看，印度佛教的哲学理念涉及到境、行、果这三个方面。境，是信徒们思考或观想的对象，也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总括。行，是信徒自身为了某种信仰目的而施行的修炼，是对其深层理念的直接体验。果，是信徒的宗教实践或体验所得到的结果。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囊括了佛教的世界观、知识论和人生论，其中有理论也有实践。如果强调其理论方面，则哲学色彩更浓一些；如果强调其实践方面，则宗教色彩又更加突显一些。中国人面对印度传来的“佛家”有“佛学”与“佛教”之分，意在标志它们的不同侧面。因此，我们可以说：佛教是既哲学亦宗教；或者如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所说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即以其宗教面视其哲学，佛法非哲学也；反之亦然。西方人经常用对“半杯水”（glass of water at half level）进行两种不同结果的逻辑描述：半杯满的（half-full）和半杯空的（half-empty）。同样的逻辑描述运用于佛教，其义一也。
一、宇宙生成论
如我们所知，整个佛教的世界观或者宇宙生成论是一个“缘起性空”（大乘空宗力主）的理论体系。从动态的分析来看其重点在“缘起”，即宇宙万物都是依赖某种相关的条件（“缘”）的聚合而产生（“起”）出来的。从逻辑分析来看其重点则在“性空”，即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现象存在，待各种相关的条件散去，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因此，归根结蒂是没有独立的存在本性。缘起性空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佛教的哲学分析传统的宇宙生成论，它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毁灭都是由于相关的条件和因素相互聚合、作用或者离散、失效的结果。这种宇宙生成论揭示了佛教的主体性哲学和超越的思辨性特征。它也与基督教传统有明显的区别，即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上帝之口从其神圣的意愿而创造的，其生成、维系、毁灭或救赎都依赖于作为宇宙万物创造者的绝对他在者（God as Wholly Other），所以，基督教的宇宙生成论所揭示的则一个客体性的、对存在者主体的宰制性哲学，即他在的上帝作为一个宇宙创造者、伦理法律制定者、人类审判救赎者处于宇宙人生的对立面。
而佛教的宇宙生成论所揭示的哲理则与之相反。由于“缘起性空”的理论，我们又可以将宇宙万物包括人的主观世界都视为一个变化无常、虚幻无定的现象世界，是所谓“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 的虚假世界。这样的宇宙观同样也是在为佛教的人生论作逻辑上的铺垫，即对于虚假的世界，人自然就不应该一往情深地追求它，否则不就太愚痴了。所以，佛教的宇宙生成论又是佛教人生观得以建立的前提。推而论之，执着于虚假世界的“愚痴”――“无明”，就可以视为佛教的“首罪”，类似于基督教传统的“自傲”（hybris），因其是人生现象的“十二因缘”之首。佛教人生论的意义在于消除“无明”，达到“明”，即觉悟的境界，因此也是其宇宙观与人生论的统一。
从表面上看，佛教宇宙生成论是一个纯粹逻辑性的辩证分析，并没有什么人世间的经验基础，特别是没有其他原始文化所常见的那种生殖经验基础。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太超越了。实际上，佛教关于宇宙生成论的缘起性空观点仍然是受到了观察原始人类生殖经验的影响。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就是构成生命的基础，是生命得以产生的必然条件或因缘。从这两种因缘条件聚合出发，便孕育出了无穷的生命。这种情况在中国宗教的宇宙生成论中被描述成“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是乾坤、阴阳、男女的象征系统，所以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宇宙生成的过程和性质与人间男女的生殖经验完全相似。曾影响了原始佛教的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里就有许多关于人类生殖经验的描述，其赞歌中的无中生有并不是一种哲学的逻辑推论，而是原始的生殖崇拜：“初民逐渐认识到，人们性交能生孩子，于是就把宇宙的形成也与性交联系在一起。这几首赞歌隐隐约约地、或明或暗地象征着人的性交活动，里面讲到水、讲到热、讲到爱欲、讲到种子（精子）、讲到男上女下，讲到金胎、讲到潮水，等等。” 人类的生殖经验与佛教的宇宙生成论的联系在后来佛教的建筑中也体现出来，不过后人过于喜欢将佛教说成是太成熟的哲学系统而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黑格尔倒是注意到了这种联系，他说：“特别是在印度，用崇拜生殖器的形式去崇拜生殖力的风气产生了一些具有这种形状和意义的建筑物，一些象塔一样的上细下粗的石坊。在起源时这些建筑物有独立的目的，本身就是崇拜的对象，后来才在里面开辟房间，安置神像，希腊的可随身携带的交通神的小神龛还保存着这种风尚。但在印度开始是中空的生殖器形石坊，后来才分出外壳和核心，变成了塔。” 这些观察便是对男女生殖器和生殖行为的总结，也可以看出原始佛教的宇宙生成论的世俗经验基础。所以说，佛教的宇宙生成论的缘起性空理论，最初的依据乃是对于人类生活经验的观察和总结，而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纯粹逻辑系统。它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通过神秘的上帝的口语来造，而是根据人类自身的经验，推而广之去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因此，这个信仰体系更注重人的自觉、“明”及成佛的主体性。当然，佛教传统能够将日常的人类生殖经验、自然现象的生灭变化，深化成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不能不归因于其独具特色的知识论体系。
二、知识论
印度佛教一方面讲宇宙生成论与人生论中主体性的照应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主体性实现人生论的可能性和条件，即具有佛教特点的知识论或称之为般若之智。“般若”（梵文是Prajň?，读音近“波若”），其全称是“般若波罗蜜”，是成佛所必需的大智慧，是陷人于烦恼的“十二因缘”中首罪“无明”的对立面“明”。它的前提是“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而在推论的过程中，利用逻辑的魅力将受经验局限的“生”字从宇宙生成论中消解掉，促使其转变成宇宙本体论或般若特色的知识论，因此它又是超越宇宙人生中的经验的知识论，是直觉的智慧（intuitive wisdom）。信仰者凭借这种般若智慧能够体悟到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存在其本质上都是空的，因此能够放下对之所有的一切执着和烦恼，达到心灵坦荡、自在解脱的境界。因此佛教的知识论又是佛教人生论中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彻悟的智慧保障，是佛教哲学体系中上承宇宙生成论下接涅媻人生论的中间环节。
在印度佛教传统中，这种般若之智是大乘佛教所极力加以发扬的。在他们看来，人类有一种局限于经验的、具体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并不能够完全把握住宇宙生成的本质，因而也不能够为相应的人生论提供可靠的条件，至少经验性的知识还带有世俗的滞碍，会影响人生论的品质。因此，确保人生论中成佛的般若智慧首先就要信仰者改变世俗的、经验的、局部的知识，从对它们的否定而达到神圣的、超验的、全面的智慧。这种般若智慧对于它的否定者而言是具有极大超越性的，因而它是无知与无所不知的统一；中国禅宗的人后来解释经过僧肇明确的“般若无知论”的佛教知识论时用了“言诠不及、意路不到”这两个命题，以表明般若智慧是不局限于某些经验知识的无所不知的智慧。这亦即佛教所谓“转识成智”的知识论的特点。
之所以能够“转识成智”，是因为我们从“诸行无常”这一法印中可以推论出宇宙生成的“缘起性空”，进而可以推知宇宙中的一切现象本质上都是空的，没有其存在者自身的稳定性，这就是“无我”，不仅是苦海中的人生无自我――“人无我”，而且缘起的一切客体现象也无自我――“法无我”，这种人、法二无我的理论是将人对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的认识推到了极限，其结论当然就是排遣一切知识的般若，也正好与宇宙生成论排遣一切因缘条件的性空相契印。这就是说，我们从人类认识的极限处得到的知识就是般若智慧。因为其在排遣宇宙人生中的一切存在之后得到了“诸法无我”的结论，所以它也就获得了超越一切知识的至高智慧――般若，这就必然会从“诸法无我”推导出僧肇所谓的“般若无知”。这个推论的完成就是“转识成智”。在这个意义上讲，“般若无知”中的“无知”并不是“一无所知”，而是超越一切经验知识的“无所不知”。其形式上是否定知识，而实际上是通过否定一切经验知识来肯定超验知识，即智慧。这种知识论的方法，类似于我们讲动物中的“四不像”：它虽然不是鹿、马、驴、牛中之某一具体的动物，但却蕴涵四种动物中的某一特征，而般若智慧中要确立的动物要比“四不像”宏观得多，简直就是动物之全，或叫做“万不像”，而且此“万”也不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万，而是蕴涵着恒河沙数的无限性。“万不像”是否定了“无限”多种动物之后获得的动物的概念，所以是“大像无像”，“般若无知”，这种知识论的方法足以使僧肇承当起“解空第一”之高名。
但是，般若智慧又不是一个西方传统所说的那种纯粹逻辑的知识论，它是佛教哲学体系里承接宇宙生成论和人生论的一个中介和桥梁。它的形成依赖于宇宙生成论中缘起性空的理论，因此既以宇宙人生中的经验性存在为其前提，又超越于这些经验性存在的知识；既不违反经验世界中所形成的逻辑或理性，又能够超越这些逻辑或理性所可能形成的限制。这就是说，知识论的客体应该有两种：一是可以用“是”或“否”所区别的经验性知识，即“可知的知识”（knowable knowledge）；一是超越了经验性知识之后或之上的知识，即“不可知的形而上知识”（unknowable metaknowledge）。这两种客体很像中国儒家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家的人也用“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表达这种不可知的知识，以说明其是“无不为”的知识。这与“般若无知”就统一了。经过与中国儒道两家的知识论的比较，我们回过头来看佛教的知识论的形上学意义就更清楚了，这便是体现在佛的“十大名号”之首的“如来”。佛名十号中的九号都是对佛的神圣性在某些方面的体现，属于正面肯定的，只有“如来”这个名号表面上看是肯定的，而实际上是否定的，一个“如”以绝对的“空”便把经验世界中一切的来来去去的“有”全部否定了，因而其是有金刚不败之性的智慧。这也正如般若类典籍《金刚经》中说：“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其意就是以否定一切经验世界的知识来揭示出佛教的般若之智。
三、人生论
印度佛教的人生论可以说是在“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和“般若无知”的知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四谛说”。所谓“四谛”就是解释人生哲学的四种真理，以分别对应人生痛苦的诸现象，造成痛苦的原因、解脱人生痛苦后的理想境界以及如何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是所谓苦、集、灭、道。四谛的核心是“灭谛”，其性质类似于基督教传统中的“救赎论”或其他宗教传统中的解脱论。
人生的痛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生老病死及自性无常，而且还是心灵上的空虚、荒诞、失落、绝望等无量诸苦，简直就是苦海无边。这些触目即是的苦的现象和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佛教人生论所要解决的生死大事。然而在解决这些以“苦”为主要特征的生死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这些苦是何以产生的，以便从根源上永断无量诸苦。这就将人生论与宇宙生成论及知识论统一起来了。然而就我们基于经验或常识的观点来说，印度古代人所总结出来的这些痛苦，既是对宇宙万物生灭变幻无恒定性的观察，更可能是来自与他们自身最直接的经验：残酷的种姓制度和南亚热带地区艰苦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些人生痛苦的经验，当时印度的婆罗门教认为都是由命运安排的，一如整个宇宙、社会、人生的创造、护持和毁灭都是由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神所主宰的。所以，解脱命运苦海的办法或者其人生论的意义就在于崇拜神、祭祀神，默默忍受神意的安排。
但是，与婆罗门教不大一样，佛教对于人生中的无量诸苦却有一种与其宇宙生成论相统一的解释。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说。其一，是从逻辑的因果关系推论：宇宙万物包括人生都是由因缘关系造成而生起的，人生之痛苦、命运之不幸，都是由承担者自己的原因、自己的业所引起的、所遭受的报应，是所谓自己造业因，自己受苦果。其二，是从观察物质运动变幻的无确定性推论，得出“无常故苦”的结论；人的生命是一个生、住、异、灭的从诞生、暂时存在、成长变化、死亡消失的过程，它本身没有存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是“无我”的，既是“法（客体性）无我”也是“人（主体性）无我”。这便是无边苦海产生的原因。从这两方面的观察所确立的原因，实际上也可以像宇宙生成论那样被概括成“缘起性空”。人生如果体悟不到这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就会产生无穷的烦恼，形象地讲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和“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情欲恶念”，这就是“无明”起“三毒”（贪、瞋、痴），“三毒”诱“六贼”（眼、耳、鼻、舌、身、意），“六贼”生“八万四千烦恼”。通过“缘起性空”的宇宙论认识到了无边苦海产生的原因，又可以借鉴“般若无知”的知识论来构造脱离苦海、觉悟成佛的人生论。因为佛教相信“缘起性空”是宇宙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认识不到这一宇宙真谛的“无明”会在任意一现象（境）上生起一烦恼，亦即执迷，那么，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明”的人生大概会惹上八万四千烦恼，而由执迷不悟到悟，由“无明”到“明”，当然也会有相对应的八万四千法门。但在八万四千法门之上有一个万门之门，即“不二法门”，它可以了断八万四千烦恼之上的万恼之恼，这便是“明”对“无明”，“觉悟”对“执迷”，“圣”对“凡”。佛教教人从人生的苦海中解脱，其人生论的旨趣大约就是在宇宙论和知识论寻找到权威的根据和思辨的方法。这一点，后来中国禅宗的大德是深有体会的：“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狂妄，即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很显然，这种建构在人生自性觉悟基础上的人生论或解脱论，是大乘佛教思想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思想的创新，是在传统佛教性空理论的基础上开创出了信仰者主体性的积极价值，其间经过了般若思想的洗礼。就逻辑上讲，宇宙论的缘起性空与人生论的自性觉悟是有内在矛盾的，前者强调普遍的“空”，后者则承认觉悟或其承载者是“有”。这个矛盾在佛教传统内部是交由知识论――般若学来缓冲处理的。
体现般若智慧的佛教人生论通常会讲到两种对立的情况：其一是，被认为是小乘佛教（这是大乘佛教在人生论方面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一种贬称）的人生论所追求的是自度，他们能够看穿一切存在者的虚幻，厌恶生死苦海，达到自我的涅媻解脱。但这只是追求“阿罗汉”的人生境界。其二，大乘佛教的人生论则不同，他们故然认为，自己在解脱了宇宙间的一切烦恼之后，也能入涅媻成佛。但他们却刻意不这样做，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为烦恼、罪孽充盈的世界上，以拯救众生，体现他们的慈悲胸襟，即菩萨心肠。所以，大乘佛教的人生论并不完全是出世的，而更像是积极入世的；它借鉴“般若无知”的知识论，超越一切经验世界的知识、等级、差别、对待等限制，从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推导出一个众生平等、进而普度众生的菩萨型的人生论，所以，它也不是完全局限于传统佛教的追求“涅媻寂静”的人生论，而是对涅媻境界本身亦有所超越的人生论，即般若菩萨。《大般若经》就这种体现般若知识论的人生论是这样解释的：“菩萨以生死为乐，不以涅媻为乐。” “般若生死而起厌怖，欣乐涅媻，则堕非道，不能利乐一切有情，通达如来甚深境界！” 这当然是发展了传统佛教的人生论，而且是将由缘起性空宇宙生成论的“畏生死、求解脱”的人生论，一变而成为“不畏生死、不求解脱”的“大无畏”的人生论。这种大乘佛教的人生论的创造性转换也正是得益于般若思想在知识论方面的无限超越性。具体讲，就是般若思想的超越性是建构作破除“人我执”和“法我执”基础之上的，即人、法二无我所具有的人伦价值。它所追求的“涅媻寂静”是性空的大宇宙、无知的大智慧、菩萨的大解脱三者的统一，因此也是“大无畏”的。
体现大乘佛教菩萨境界的“大无畏”的人生论，成为后来印度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人生论的主流。中国人相信菩萨的人生境界与佛祖是相同的，这种表达平等思想的人生论就是佛果，是修行佛教的人生追求，其与小乘佛教的阿罗汉果的人生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中有“天人合一”的人生论，所以，更容易接受这种佛我同一的菩萨境界论。佛的境界是一种与宇宙同一的“大”，因而认识到这种同一的“大”智慧――般若，就是“大心”，大心就能够不被宇宙现象、生死苦难所烦恼，因而又是超脱无畏的“勇心”，这样与宇宙性空相统一的境界，就是超越了生死轮回的人生境界，是大无畏的人生论。《大般若经》中说：“菩萨信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于一切法心不沉没亦不忧悔！” 因此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人生境界才能够不惧入地狱，才能发普度众生的宏愿。
四、结论
纵观人类大的文化传统，无不在人生论上追求一超越性的宏愿，基督教传统有“博爱”，儒家传统有“仁爱”，佛教传统有“大慈悲”。尽管其各自表达的形式不一而足，但其旨趣一也。更重要的是，每一种大的人生论系统，都必须有权威的宇宙参照系和令人信服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人生论往往和宇宙生成论及知识论前后照应、相互发明的原因。就基督教的传统言，《圣经·创世记》中讲，上帝用嘴巴（实际上是透过语言表达的思想）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这个基督教的宇宙生成论蕴涵的人生论的深义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生命的意义则必须通过神的启示，要像上帝那样具有博爱的情怀，因为我们不可能将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伦理意义理解为仇恨的、非博爱的或者价值中立的。“启示”在基督教传统中说明了什么？就是在宇宙生成论与人生论中间排遣掉知识论，以便以迷信的方式建立起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主上帝把人带到伊甸园中，安置在那里，让他耕种和看守园子。主上帝告诫那人，说：‘你可以随便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但决不可以吃能辨别善恶的智慧之树的果子；一旦吃了你必死无疑。’” 有了智慧、引入知识论，人怎么会死呢？要说死，实际上是死了对上帝造物主的信仰之心。所以，基督教开天辟地时就视知识论为畏途，生怕引入了知识论，信徒就会怀疑宇宙论的权威，进而丧失人生论，最终解构对上帝的信仰。但，这是很困难的。你的人生论要以宇宙论相观照，你就无法回避知识论。所以，知识论还是从基督教传统之外的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频频发起挑战：既然上帝创造了宇宙，那么谁又创造了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创造者，那么又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呢？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永恒的话题。
儒家的“仁爱”也有一个宗教性质的宇宙论传统，那就是司马迁总结的：“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所以儒家的敬天祭祖就是出于“报本返始”之情，再者儒家又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天”和“父母”与“本”和“始”的关系，就是宇宙生成论，而其中的“生”字又蕴涵着人生论的价值――“大德”或“仁德”。儒家的“报本返始”不仅仅是在讲宇宙生成论，而且更主要的是体现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民德归厚”就是体现人生论的全部价值，当然就是指“仁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中，“天”是宇宙论意义的，“人”是人生论意义的。但它们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像基督教传统那样，有一个上帝作为“绝对他者”来制造出宇宙万物，从而确立一种造物主与受造者中间的对立关系。儒家的天人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由此关系推导出来的亲情仁爱，还可以推衍至天地所生之万物，如张载所讲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便是儒家式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照应关系，其间也有知识论，但不是独立的，而且不是根据逻辑关系辩证地讲，而是从“生生之大德”的亲情方面讲，所以，其中的知识论固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限制，但与佛教的知识论相比，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所以，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儒家的人明显感觉到在知识论上“收拾不住”。
佛教的知识论，虽然前后与宇宙论和人生论相互照应，但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较严密的逻辑性。其宇宙生成论在因果方面是缘起的，在发展方面是无常的，在本质上是性空的；缘起、无常、性空三者联系起来讲，可以从宇宙生成论或宇宙论讲到宇宙本体论或本体论，即从万物生成之“有”讲到“无”，再讲到逻辑上的“无无”或“性空”。与这个逻辑上“性空”的本体论相对应的是其知识论，它也是从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讲到超越一切经验的智慧，其结果就是“般若无知”的大智慧，这个智慧之所以是无知的，也因为其在经验性的知识层面消除了对待、区别，在逻辑上也空了，不过是“一片空灵”的“空”，以“空”可以解释一切经验之实的知识，所以又是“最灵活的”、“无所不知”的般若之智。这样“空灵”之智正好可以照应宇宙生成的“性空”，又可以接引佛教人生论的价值――大慈悲。本来，佛教的人生论是涅媻寂静是主体的觉悟和个人的解脱，但是，这样好像又与宇宙生成论的“性空”所对应的宇宙之无限广大、般若所对应的“无所不知”的智慧不契，所以证得的果位仍然是“阿罗汉”式的“自了汉”。那么，怎样克服这种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之间的不契呢？这就要在人生论上下一转语，转到大乘佛教对人生解脱论的旨趣上来，那就是“菩萨心肠”，是“大慈悲”的人生论，是般若菩萨。佛教传统将“涅媻寂静”的人生论引申到“菩萨心肠”、“大慈悲”或般若菩萨，是其宇宙论、知识论及人生论三者相互发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但在理解上应该明确的是：“大慈悲”不仅仅是体现宇宙生成论的“情缘”，而且还体现着般若无知论的“智缘”，其宏大的“悲情”不仅仅来自“缘起性空”的“无量诸苦”，而且更是来自消灭这“无量诸苦”的“般若智慧”，所以其逻辑意义上的人生论价值也是“大智悲”。这种特别强调人生论与知识论、宇宙论相互发明的结论，与基督教、儒家的传统放在一起比较，其特点就更容易表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