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文化共情是指个体站在其他民族成员所属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与感受其他民族成员想法并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共同的认知反应、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的心理过程。认知、情感和行为是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逻辑框架。认知维度，培育积极群际态度、提高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维度，增强群际信任、提升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为维度，加强合作行为、促进利他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此，从民族文化共情视角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民族文化共情场域；强化共情话语实践，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推进调查研究与民族社会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认知。

关键词：共情  民族文化共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

作者陈立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喀什大学客座教授；薛璐璐，女，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此，“石榴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隐喻。做好民族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研究表明，各民族成员间的共情是建立情感关系和增进共同身份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重要心理路径，有助于实现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愿景。我国疆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各民族在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各民族成员间的共情并非天然性存在，而是需要经历从认识各民族文化到理解各民族文化的周期性过程，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效应。以往关于共情的研究未能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充分关注各民族成员在民族文化层面上的理解与认同。因此，本文将共情置于民族文化框架提出民族文化共情概念，揭示以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阐释民族文化共情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有利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与实践进程的深度与广度。

一、何为民族文化共情

（一）民族文化共情的提出背景

共情这一概念源于希腊词empatheia，意指“情感或情感状态”。德国美学研究者将其译为einfühlung，意指人们自发地将真实心理感受投射到所察觉的人或事物上。1909年，铁钦纳（Titchener）将einfühlung译为英文empathy，定义为感觉自己进入到别的物体之中的过程。自此，学界对共情展开大量研究，证实其对提升个体道德水平、亲社会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推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共情更具挑战性和迫切性，文化共情逐步成为研究热点。雷德利（Ridley）等研究者首先提出“文化共情”概念，即理解和体验不同文化成员感受和想法的能力。我国学者也在这一框架下证实文化共情在跨文化传播及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文化共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如探究文化共情如何消弭不同文化间的认知差异，或关注文化共情在推动国际互助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对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种族）间共情的理论研究。有鉴于此，西方研究者基于文化共情提出“种族文化共情”，专指个体理解和感受其他种族或文化背景成员的能力，并强调种族文化共情在促进种族关系中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增进各民族成员对彼此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风俗习惯等的感受与了解，有助于实现各民族成员间的认知同频、情感联结和行动协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西方“种族”概念与我国“民族”概念存在本质差异，“种族文化共情”在我国民族问题的研究语境中并不完全适用，但其研究思路对我国民族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故本文特提出“民族文化共情”概念，旨在阐释各民族成员基于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共情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

（二）民族文化共情的概念内涵

民族文化共情是指个体站在其他民族成员所属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与感受其他民族成员想法，并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共同的认知反应、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的心理过程。民族文化共情的产生包括两个关键阶段：（1）激活阶段，个体在意识到需要面对或想象其他民族成员的情绪与处境时，“站在其他民族成员所属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与感受其他民族成员想法”的系统被激活。（2）评估阶段。个体感受到自己因其他民族成员的情绪或处境，产生与其他民族成员共同的想法，从而根据认知经验对当下产生的想法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为不合理，即自身认知经验中缺少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认为当前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的共同想法不合理，民族文化共情将不会产生。若评估结果为合理，即自身认知经验中对其他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认为当前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的共同想法合理，民族文化共情将会产生。尤为关键的是，一旦个体建立起民族文化共情，这种经验将内化于个体的经验系统之中，从而降低未来民族文化共情认知激活阶段的阈限，使个体更易于在类似情境下产生共情。

同时，“民族文化”这一术语在共情者与被共情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规范，使得民族文化共情有别于一般共情。其一，共情者对被共情者所属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是民族文化共情产生的前提；其二，共情者在理解与感受被共情者想法时，能否超脱自身民族文化认知，站在被共情者的民族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是民族文化共情产生的关键；其三，共情者与被共情者的接触与交流是民族文化共情得以持续的保障，即民族文化共情不仅依赖于理论知识，还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

（三）民族文化共情的理论特质

民族文化共情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质，在历史性与现实性、共同性与差异性、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中得以全方位呈现。

1.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民族文化共情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发展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历史底蕴与现实追求的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共情的生长基础。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历史产物。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成员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共同发展与应对挑战，逐渐体会彼此间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远价值，孕育出对多元文化的深切尊重与深刻理解，形成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之“四个共同”的集体实践与集体共识。这一历史传承的内在逻辑，作为集体潜意识，指导着当前各民族成员的道德选择和行为规范，为民族文化共情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准则。例如，北魏孝文帝积极推广中原礼制，又兼容北土旧俗，使得中原地区开始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等服饰风格，而少数民族也开始学习汉族的礼仪和习俗。这种各民族间在文化习俗方面的深度融合与相互理解，是民族文化共情生动的历史体现。

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现实需求。从国内层面来看，民族文化共情既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间的和谐共处，缓解社会内部潜在冲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交流融合，进而增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包容性，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从国际视野来看，民族文化共情是凝聚中华全体成员力量，共同应对外部挑战和考验的情感内核。同时，民族文化共情也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对话与合作，增强国际间信任，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广阔的国际舞台和有力的国际支持。

2.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这一理念决定了民族文化共情需以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相辅相成为基本内核。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首先应突出共同性，共同性是各民族成员产生民族文化共情的主线。依据认同理论，民族文化共情不仅仅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简单理解与认知的过程，而是在各民族相互理解与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认识到各民族文化之间、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紧密交织与相互依存，进而实现从“理解他们”到“成为我们”的深刻转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各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经历了重构与融合，加深探索并欣赏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共性价值与共同记忆，实现了民族文化共情共同性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共同性和差异性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性是使差异性得以生长的根基，差异性是使共同性得以发展的动力。因此，民族文化共情还具有差异性特质，差异性是各民族成员生成民族文化共情的驱力。例如，受到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不同民族在节庆、婚丧嫁娶、饮食、礼仪等方面的习俗千差万别。民族文化共情可以使各民族成员超越自身民族文化界限，在坚守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这种“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双重构建，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文化多样性的客观存在，更为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增强与拓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3.连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民族文化共情是一个随时代演进、动态发展的系统结构，其紧密契合中华文明脉络，不断融汇时代发展新意，展示出连续性与创新性并重的本质特征。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具有显著的连续性，跨越时空地引发着各民族成员的情感共鸣。从古至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繁衍壮大，过去的生产生活实践被镌刻成连绵不绝的历史故事、英雄传说、歌谣民俗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民族文化共情的重要载体，有力地增强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例如，民族共享节日是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文化认同的载体和交往互动的助力，罗彩娟、蓝尉铭：《以节为媒：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机制——以广西布努瑶祝著节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为各民族间彼此理解、接受和认同提供了连续性的历史文化场域。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深刻揭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和价值内涵。因此，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生态环境嬗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深等影响因素的变化，民族文化共情被赋予了创新性的时代使命。民族文化共情的内容不断吸收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彰显了历史与现代相结合的创新特色。例如，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传统服饰与现代设计的结合，生动地体现了民族文化共情内容的创新性。同时，得益于当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民族文化得以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在线展览等数字化手段更广泛地传播和共享，实现了民族文化共情载体的创新性发展。

二、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涵盖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在认知层面，通过培育积极群际态度、提高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情感层面，通过增强群际信任、提高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行为层面，通过加强合作行为、促进利他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之维

1.培育积极群际态度。群际态度是个体对于某一群体喜欢亦或不喜欢的感知。积极群际态度对维护族际团结、消除族际威胁具有重要作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认知机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过培育积极群际态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由于人类理性认知的局限性，个体在面对不同群体时，往往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产生消极群际态度。通过深入了解其他群体成员的文化，充分感受并理解其他群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能有效修复认知偏差，形成积极群际态度。一般而言，群际态度分为内隐群际态度和外显群际态度。内隐群际态度是个体对特定群体的无意识反应，受个体过去经验和内在认知的影响。有关民族文化共情的干预研究表明，相比未接受过民族文化共情干预的个体，接受过干预的个体能够将理解和包容其他民族文化的经验转化为自身的一种自动化反应，从而表现出积极的内隐群际态度。面孔评价实验研究也发现，民族文化共情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个体对外群体的内隐态度。个体民族文化共情水平越高，其对外群体面孔的评价与内群体面孔的评价越趋同。外显群际态度是人们意识到并能够通过自我反思表现出来的态度，它与个人的直接经验和即时感受紧密相关。在群际互动中，民族文化共情水平高的个体，能够根据当前的群际互动情景和情感体验，形成积极外显群际态度，对拉近群际关系、促进群际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2.提升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指人们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响应和确认。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对促进族际和睦、减少族际冲突具有关键影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认知机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过提升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文化共情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体现在对中华文化认同和对各民族文化认同两方面。一方面，增进共同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向。民族文化共情能够扩展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审美体验，通过深入感受与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得以唤醒个体自身认知系统中潜藏的共同性记忆，即集体记忆。鉴于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的耦合性关联，当个体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建立起基于集体记忆的认同纽带时，双方彼此的文化认同将转化为对共同上位群体文化即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此各民族成员在共生共存的环境下，由共情生发出共同性认知。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共情有助于激发个体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探索与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理解与感受，建立起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厚联系，这有利于个体以更加客观、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提高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之维

1.增强群际信任。群际信任指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且愿意承受相应风险。群际信任对降低族际隔阂、加强族际合作具有重要作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机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过增强群际信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群际信任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差序格局，个体往往对自己了解或亲近的群体成员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信任，而对陌生或疏远的群体成员信任水平较低。然而，共情能够打破群际信任的圈层禁锢，减少信任差异。当与其他群体成员达成情感共鸣时，人们能够跨越社会距离造成的认知偏向，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估其他群体的可靠程度，从而建立起高水平信任。因此，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共情对群际信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文化共情通过切换共情者的角色立场，将共情者置身于被共情者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感受与理解被共情者的心理状态，不仅有助于消除因空间距离而产生的刻板印象，更能有效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进而显著增强群际信任。

2.提升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指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形成并维持跨民族友谊的积极信念，对促进族际接触意愿、提升族际友谊具有重要作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机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过提升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生理状态和交往经历是形成跨民族友谊自我效能感的关键因素。对于民族文化共情水平高的个体，凭借其对其他民族成员的了解与认知，他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他民族成员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反应，在群际交往中呈现积极的群际态度和较低的群际焦虑，这种稳定的生理状态有助于帮助其提高跨民族友谊效能感。同时，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没有参与民族文化共情培训的个体而言，参与民族文化共情培训的经历使个体丰富了与其他民族成员的积极交往经历，使其在跨民族交往中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提高跨民族友谊数量和质量。

（三）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之维

1.加强合作行为。合作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相互配合，以达到同一目的的行为。各民族间的合作行为对促进族际关系、凝聚族际共识具有重要作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机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过加强合作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来看，共情是促进合作行为的驱动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国家与国家间的共情有助于增强不同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认同，从而促成互利共赢、共建共治、共享共美的国际合作行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民族文化共情所呈现出的包容性价值观与族际合作治理的逻辑指向不谋而合。具备较高民族文化共情水平的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环境，尊重并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根据目标扩大假说，这种认同感不仅表现在认知和情感层面，更是做出某种积极行为的导向和动力。因此，当个体基于民族文化共情对某一民族产生认同感时，往往会形成与其合作的行为预期，从而增加合作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2.促进利他行为。利他行为是指对他人有好处且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行为。利他行为对提高族际认同、促进族际和谐具有重要作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机制之一。民族文化共情可以通过促进利他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情－利他假说认为，当个体能够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深刻体会并理解他人的需求与感受，产生与对方情绪状态相契合的情感反应时，利他行为将会产生。相较于那些共情水平较低的个体，共情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临慈善捐赠、义务劳动等选择时，往往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参与意愿与行动。基于此，民族文化共情有利于个体理解其他民族成员的想法与感受，准确把握其他民族成员的需求。根据共情的社会期许效应，当个体意识到其他民族成员的需求与困境时，受到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引导，往往会产生更强烈的利他行为动机，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三、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在对民族文化共情概念内涵理解的基础上，以民族文化共情的发生场域及发生阶段为切入点，构建以民族文化共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理论模型（见图1），从而强化各民族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而言，应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民族文化共情场域；强化共情话语实践，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推进调查研究与民族社会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认知。

（一）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民族文化共情场域

民族文化共情产生的条件是共情者与被共情者的接触与交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民族文化共情场域，是助推民族文化共情激活与评价阶段反应的关键。基于此，应从横向上鼓励各民族人口流动，从纵向上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

1.横向向度：鼓励各民族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源泉，可以有效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范围与对象。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3.76亿人，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双向流动趋势明显，使“乡土中国”变成了“流动的中国”。基于民族文化共情产生的条件，“流动的中国”增加了各民族间相互接触的机会，使民族文化共情的横向场域得到扩展。从时间维度审视，人口流动可分为长期流动与短期流动两种类型。长期流动指离开户籍地半年及以上的非户籍迁移行为，如外地就业、求学等，代表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融入过程。而短期流动，如出差、旅游、探亲等不涉及常住地变化的人口流动行为，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体验与交流的即时性。对于长期流动人口而言，心理融入是其融入新环境的终极目标。只有当流动人口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文化风俗等方面实现与流入地民众的深度理解与内化，才能真正达到心理融入。为此，应从加强流动人口的法律制度保障、优化流入地的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搭建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建立健全流入地多民族文化交流机制等多方面入手，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进而构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民众共生共荣的民族文化共情场域。对于短期流动人口，由于其流动性质的短暂性，积极流动体验成为他们与流入地民众产生价值互换、情感共鸣的关键。根据首因效应或近因效应，初次或近期的接触体验往往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应注重营造流入地的文化氛围、着力开发旅游文化资源、鼓励流入地民众提供文化咨询志愿服务，以强化短期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从而拓宽民族文化共情场域。

2.纵向向度：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形式，不同于民族“混居”“杂居”“合居”， 民族互嵌式社区是建立在以情感为纽带、具有强烈认同取向上的社会共同体。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有利于实现各民族间的“心理互融”和“情感共融”，对深化民族文化共情纵向场域具有重要作用。

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应兼顾宏观战略布局和微观主体需求两维度。一方面，遵循国家治理逻辑，自上而下保障民族互嵌式社区有序建设。“国家在场”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有利于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使深化民族文化共情场域上升为国家主张。因此，从国家层面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应从多个方面作出努力。如在空间布局上，注重优化居住格局，完善公共设施；在文化交流上，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上，鼓励多元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在社会治理上，健全社区治理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和居民自治建设；在心理认同上，注重宣传教育以缩短心理距离，增进心理认同。另一方面，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激活民族互嵌式社区内生动力。民族互嵌式社区成功构建起不同民族居民共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民族居民主动塑造“社区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激活个体内在的民族文化共情动力。因此，应积极借鉴“枫桥经验”，通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方式，强化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性，进而塑造社区居民的本位意识。例如，建立“听民意、采民策”的决策机制，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感、鼓励社区居民自行组织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提升社区居民自主感等措施，使社区居民在互嵌式社区的空间下，将民族文化共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强化共情话语实践，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

民族文化共情的激活阶段需要个体站在其他民族成员所属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与感受其他民族成员想法，这一过程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强化共情话语实践，有利于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降低民族文化共情激活阈限。应在政策话语中重视共情的内容生成与效果反馈，在宣传话语中创新共情的宣传内容与宣传形式。

1.政策话语：重视共情的内容生成与效果反馈。政策的有效推行与实施，依赖于政策主体和客体间的互动与共识。共情话语实践强调在语言交流中深切地理解与关心其他成员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存境遇，运用语言技巧展示对其他成员的关怀与理解，以推动互动双方的深入沟通与交流。在多民族国家中，将民族文化共情话语实践融入政策之中，有利于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政策的共情话语实践包括共情内容生成与共情效果反馈两方面。从共情内容生成来看，政策内容与民众认知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民众更加精准地解读国家政策，更能让他们深刻体会政策导向下的社会氛围，从而引导他们的行为与政策目标相契合。为此，在政策话语的内容表达中，应多运用民族文化共情元素，激发民众对政策话语中共同价值的感知，从而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以我国民族政策为例，诸如“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等隐喻表达，为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提供了坚强话语基础。从共情效果反馈来看，准确且及时地评估政策话语中的共情实践效果，既是推动政策话语共情实践以培育民族文化共情氛围的风向标，更是提升政策效能、增强人民主体性的关键。因此，应将民族文化共情的政策实践纳入政策评估监测体系。一方面，要评估“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及影响力”，通过量化指标和实际效果来衡量政策是否在促进各民族相互理解与认识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关注“民众对政策的知晓度和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民众对政策的认知与感受，从而判断政策是否真正贴近民众共同价值诉求与情感归属。

2.宣传话语：创新共情的宣传内容与宣传形式。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核心理念指引下，社会治理的逻辑正经历着显著的情感转向。共情作为传播介质，对于满足社会治理中的情感需求、凝聚社会共识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宣传话语中注入共情理念，通过共享情感加深各民族成员的心理联结，有利于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宣传话语的共情实践涵盖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两维度。在宣传内容上，以“共”为导向，形成以共同记忆联结为内涵，以共享情感叙事为抓手的宣传内容。共同记忆具有关系建构的功能，能在不同群体间建立起共同、共享、共建的身份。通过情感化的叙事将受众“传输”到共同记忆之中，有助于实现受众从“旁观者”向“主人公”的转变，不仅有利于增强其对宣传内容的共鸣与认同，更依托临场体验的真实性，激发群体向心力与归属感。为此，应深入挖掘共同记忆（如中华民族历史事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等），借助情感叙事（如常人视角、拟人化手段等）以丰富宣传内容。例如，中华文化符号凝炼与承载着国家和各民族的文化表征，能够更直接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结合叙事渲染可促成各民族成员的情感共鸣，从而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在宣传形式上，以“多”为导向，构建以多模态样式、多主体协同为框架的宣传形式。多模态宣传是一种利用多种信息呈现方式（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来传达信息、增强宣传效果的策略，有利于增强受众接受信息的现场感、立体感。应充分创新宣传形式的多模态样式，提高受众人群的参与感、沉浸感、体验感。例如，通过生动形象的图像和视频展示各民族的景观、习俗、传统节日等，综合运用动作捕捉摄影技术及算法建模技术打造虚拟场景，让受众直观地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有利于营造民族文化氛围。同时，多主体宣传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媒体、个人等多元共情的生态矩阵，有利于凝聚多方智识和力量以达成情感共鸣的宣传效果。在营造民族文化共情氛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多主体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具体而言，政府应发挥引领和监管作用，确保宣传活动的正确方向；企业应结合自身特色，创新宣传方式，提升品牌影响力；媒体应发挥传播优势，拓宽宣传渠道，增强信息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个人则应积极参与，通过自身的行动和分享，为宣传工作注入更多活力和创意。

（三）推进调查研究与民族社会化，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认知

民族文化共情的评估阶段需要个体根据认知经验对当下产生的想法进行评估，这一过程与个体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知相关。推进调查研究与民族社会化，有利于深化民族文化共情认知，提高民族文化共情评估效能。应在研究层面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调查研究，在教育层面促进民族社会化协同传递。

1.在研究层面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调查研究。民族文化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中华文化及各民族文化资料，实质上是民族共同体精神形态的再生产，既有利于丰富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知，更有利于人们对各民族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独特价值的了解，从而深化民族文化共情的认知内涵。民族文化调查研究应从制度建设、机构建设、队伍建设及研究实践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民族文化调查研究制度保障和监督机制，确保调查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如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或规章，为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的制度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建立监管机制，对调查研究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第二，建立民族文化调查研究机构，明确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流程，合理配置资源，增强调查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如成立民族文化调查研究中心、设立民族文化调查专项资金、建立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共享平台等。第三，加强民族文化调查研究队伍建设，提升研究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提高调查研究的专业性。如加强培训、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等。第四，注重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的实践，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增进调查研究的应用性。如定期发布民族文化调查研究报告，向社会公众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将调查研究结果应用于当地文化与旅游事业，扩大调查研究的辐射力等。  

2.在教育层面促进民族社会化协同传递。民族社会化最先指少数民族家庭在养育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向孩子传递民族特征信息的过程，是个体产生民族文化共情的认知起点。而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学校及社会中的民族社会化也逐渐受到重视。因此，促进民族社会化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协同传递，实现家校社的教育合力，有利于深化个体对民族文化共情的认知内涵。首先，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应承担起民族社会化的启蒙责任。家长应向子女传递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民族社会化传递，增加子女接触民族文化共情认知信息的可能。例如，分享与民族文化有关的故事、带领子女参观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鼓励子女参加民族文化活动等。其次，学校教育连接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如民族文化展览、民族音乐会等，增加学生接触和体验民族文化的机会。此外，学校还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家长会、校园开放日等形式，让家长深入了解学校在民族社会化方面开展的活动，并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共同提升学生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最后，社会教育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应发挥其整合作用。政府或社区可与学校、家庭合作，如共同举办民族文化艺术节、民族文化夏令营等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与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们交流互动，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与民族文化共情相关的认知。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