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光有顶层设计和物质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活态动力和具体实践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解释融为一体的指号活动能够起到黏合剂、凝固剂的作用，将物质基础的“形”和顶层设计的“神”紧紧关联在一起，形成润物无声、知行合一的习惯。文化不仅体现高雅阳春白雪，也体现民间形形色色，涉及物感物觉、事物相指、价值意义的三元交融，也涉及习惯的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属于精神层面，但离不开“有形有感”，离不开情感意志和形感物化的推动力。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指号学 有形有感 习惯 文化
一、“两个结合”的现时代意义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值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十八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为我国全面发展指明了新的历史方位，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经历了三件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报告号召“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体现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这是中华文明日日新的理念所在，践行于日常，贯通于平凡，执两用中，兼和相济，确保中国人民不畏艰险、踔厉奋发、传统赓续、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准确定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方位，以“两个结合”构筑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度一致，为我国各族人民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稳定的精神依止。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把理论重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物质力量的第一性和决定性，对于文化的推动力论述不多，对于民族和族群的作用也涉及较少。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倾向于单线进化的观点，认为非西方社会必然要融入资本主义，在殖民主义和世界市场的推动下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以改进的生产工具和极其便利的交通开路，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其廉价的商品被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马克思设想并参与其中的普适性革命运动在欧洲没有取得成功。他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发展，开始认真研究那里的民族志材料，写下了人类学笔记，其中最著名的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根据这篇摘要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称为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马克思晚年认为俄罗斯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现代化，印度和俄罗斯的农村公社可以成为抵抗资本主义的阵地。东方社会为何长期保持类似于农村公社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范式还不足以解释清楚。他对于世界经济体的重视，遮蔽了文化的强大作用。这里要涉及“内在理路”的问题，“内圣”与“外王”是一个连续体。如果换个不大准确的说法，那就是心性与践行合一、象征意义与物感物觉合一，形气神不可“失位”，“一失其位，三者皆衰矣”。
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顶层设计，需要行文传达，也需要基层践行、民众响应，需要聚焦全面性和整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贯穿全方面、全过程，不能局限于某几个方面、某几个特例，也不能局限于某几个人群、某几个阶层。同时，从哲理上讲，日常之“形”要通过生活之“气”与思辨之“神”交融一体、密不可分，要避免形气神相互分离、互不搭界，否则会造成“失位”和“皆衰”的后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不能做到有形有感有效。一句话，要从理论上解决好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关系，防止形神分离、言行不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三生无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形有感有效，有形有感有效恰恰在皮尔士指号学理论和中国古人“三生无限”说的基本要义中有着充分体现。在中西学理对话的基础之上，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符号思想，呼应“内圣”“外王”连续体论，创新发展中国式“符号-指号”理论，对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有所裨益的。皮尔士指号学理论强调“三元”和“三性”，将物感物觉、事物相指、价值意义交融一体，活态互动，与中国古代“由二生三”的道家思想具有相似性，可以用来探讨如何从理论上解决好物质和精神、统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皮尔士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符号哲学, 把古希腊的自然符号（semeion）和亚里士多德的规约符号（symbolon）糅合起来，突出征象（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释象(interpretant)的三元互动，亦即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解释意义交融，用来解释人类如何在语言和心理的认知活动中获取科学知识。皮尔士在把符号(sign)分为征象(sign)、对象(object)、释象(interpretant)三类的同时，又将征象、对象、释象各自分出三类，其中由对象划分的象似（icon）、标指(index)、 象征(symbol)，在指号人类学研究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指号人类学的本质特色是心物交融而非对立；是三元恒动而非二元对立；是兼顾皮相内外而非仅限于内部心理。一句话，指号人类学同时讲物性和心性，不是分开来讲、对立起来讲，而是合起来讲、融起来讲，在动态平衡、彼此嵌入中讲。
皮尔士“三性论”之“三”与道家“三生无限”之“三”具有相似性。以抽象的“三数”叙说哲理，例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好处是能够摆脱具象的陷阱和“语言陷阱”。第一是自在，不指称任何事物，“也不潜藏于任何事物背后”；第二是“借助某物之力而是其所是者”，某物先于此“所是”而存在；第三是各种事物为其中介“并使其发生相互关系”“而是其所是者”。无论是皮尔士“三性”还是道家“三生无限”，都具备高度抽象的特点，虽然没有具体所指，却很符合自然现象和生活逻辑。正因为如此，皮氏的指号定义晦涩不明，说一又说二，说一说二又说三，因为他试图把“质感”“事物”“思想”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第二、第三互为条件、互为前提，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都是在“三位一体”中才存在。
“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位，它与被称为其“对象”的第二位处于一个真正的三元关系(genuine triadic relation)之中，二者的这种关系决定了被称为“解释项”的第三位也与对象处于同一种三元关系中，并且解释项自身与同一对象相符。这种三元关系是实在的，也就是说，这种三元关系把上述三个组成部分捆绑在了一起，以致它们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种二元关系复合体之中。这就是解释项或第三位不可能与对象处于完全的二元关系之中，而必然会像再现体自身那样处在一个三元关系之中的理由。
“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皮氏“三元论”与道家“三元观”、“形气神三元论”以及《易经》的“三元观”存在相似性。黑格尔认为“《易经》充满中国人的智慧”，“在最深邃的、最普遍的东西与外在的、完全偶然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对照与张力，所以那最外在的、最偶然的东西与最内在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便有了直接的结合”。他进一步指出，“三生无限”的道家思想很有意思，“曾经有基督教传教士从这段话中找到一个与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思想相契合的地方”，“这种三一式解构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那里都曾经有所体现，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和思考的”。根据皮尔士的指号定义：“征象”是第一，它和第二，即“对象”，发生三维关系，并由此决定第三，即“释象”的存在，让“释象”与这个“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从上面的指号学定义可以看出，我们的所感所觉与所思所想密不可分，互为条件，互为中介，不可分离。同样，中国古人不仅有感性、直观，也有抽象思想和纯粹范畴，“不仅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认识”，更有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实践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在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时，提到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这也是一种“由二生三”的辩证思维，为物质和精神互动“生三”扩展了思辨空间。“一”中含“二”，“二”里存“一”，中和生“三”，这是“执两用中”的辩证统一。就如濠梁之辩，庄子和惠子如何知道河中的鱼是否快乐？庄子是物感物觉的存在，惠子也是；鱼是物感物觉的存在，濠水河边也是物感物觉的存在。无可否认，庄子和惠子皮相内的认知活动不可触摸、无法直观，这属于“三生无限”的方面，但总归可以通过外物感知、互涉关联、内心解释来推论拟测。也就是说，“物自体”不是不可知，而是可以根据物性感应、“一二生三”的无限过程来推知。
三、执两用中，兼和通全
需要特别指出，皮尔士指号理论重视“直接意识”，重视“直观”和“感性”，更重视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意义之间的交融关系，这与中国古代务实、中庸、重整体、重实践、重结果的思想理念具有相似性。根据这样的理路，凡事无需靠牺牲物质性为代价来“攀附”精神性，也无需为了求得内心平衡而割裂形气神之间的密切关联。评判是非曲直，不能仅仅依据一两个方面、一两个因素，不能只执其一端或另一端，而是要纵观全局、通盘考虑、执两用中。张岱年先生的“兼和通全”论十分精当，将“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说得很透彻：
“何以辨物之品值之高卑?必有明确之准衡。品值之大衡曰兼，曰和，曰通，曰全。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以一摄多谓之通，以一备多谓之全。兼和通全四者，其指实一，直所从言之异尔。兼和通全，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兼和通全离不开物性和“神性”的关联，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割裂对立的关系。当然，辩证统一不等于将物质和精神各自不同的规定性彻底消弭，而是“和而不同”。物质有“粗朴之力”：火炉烫手，针尖扎人，冰雪冻人。不过，物质的“粗朴之力”只有在中介的作用下才能产生效果，不去触碰火炉和针尖就不会烫手和扎手，不进入冰天雪地就不会冻人。
皮尔士指号学涉及“交流的中介”(medium of communication)，属于“第三性”（Thirdness）——指任何两个元素在第三个元素的居中调试下发生关联。以台球为例，球杆击打白色主球，白色主球撞击黑色8号球，使其落入角袋。主球在球杆和8号球居中调适的这个过程，涉及被称为“退化”(degeneration)的四种情况：1）这个居中调适的作用可以分解成两个不同的“二元时刻”，即球杆和主球、主球和8号球；2）八号球被主球击打，不涉及最初球杆击打形成的表象；3）此处仅涉及“象似性”二元物质关联，不涉及三元之间的总体关系；4）这个刺激反应序列总体上并不涉及人类语言交流的理性特质(noetic quality)。
“退化”可以分两类：一是“直接”的，一是“间接”的。“风吹草低”是“直接”，就像触摸烧红的炉子会烫手、葵花向阳一样“不假思索”“直截了当”；“风儿吹云云下雨”是“间接”，就像踢球射门，守门员防守，却将球扑进自己的球门，借助外力、连锁反应。这里不涉及规约的任意性，更没有“指鹿为马”“皇帝新衣”。无论是“直接”退化，还是“间接”退化，都存在先后因果逻辑关系，存在“粗朴之力”（brutal force, brute force）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具有约定俗成特色的“第三性”离不开“退化”的因果作用，离不开“粗蛮之力”作用于对象。民间生活中存在大量“退化”指号现象，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等。“退化”指号现象涉及“第一性”（质料、质感）和“第二性”（关联、连续），反映“粗朴之力”的作用,以物感物觉、物物相指为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结合这样的“粗朴之力”和“退化”的指号作用，方能够有形有感有效，方能够和日常生活贯通起来，深入进去。借用上面的台球游戏作比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顶层设计相当于“球杆”，“球杆”要击打相当于各级党员干部（“关键少数”）的“主球”，“主球”要精准击中相当于群众的“8号球”。不过，与物质实践和日常生活相比较，文字表述和言语叙说不能被践行、不能出结果，那就是是苍白无力、说说而已的。要真正实现，尤其是高质量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文字表述的“粗朴之力”必不可少，非语言、非规约的“退化”指号作用的“粗朴之力”必不可少。指号学为如何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四、如何做到全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何让全民一个也不少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如何让快递小哥、打工者、个体户等社会阶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们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群体都不能少，一个人也不能少。为此，有两件事情需要做好。第一，要全面理解和有效运用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体系，使之日用化、平凡化、点滴化，润物于无声。要处理好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处理好抽象的、理论的“阳春白雪”“铸牢”观与具体的、实践的“下里巴人”“铸牢”观之间的关系；文字和符号形象的“铸牢”宣传“入脑入心”，也要日用化、点滴化、“上手”化、平凡化，避免将“铸牢”神秘化、虚无化、“空心化”；不能将“铸牢”仅仅限于政府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城镇地区或者特定人群，而是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化、各领域化，在各地区、各阶层、各人群、各方面全面普及，同实效相联系，知行合一，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国民日常生活中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点点滴滴、日常平凡，都纳入“铸牢”范畴，都看作是“铸牢”的体现，都看作是跨群、跨族、跨阶层、跨领域“铸牢”的组成部分。大海由滴水构成，世界由微尘构成，在同一个现代化共同体内，在同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群中，一个微笑、一声感谢、一次搀扶、一点帮助，都是有形有感有效的“铸牢”。第二，形气神要守位交融，既不失其位，也不相互隔绝。为了实现全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已有顶层设计、大力宣传、贯彻执行的前提条件之下，要充分认识到日用不觉、润物无声的重要性，加以充分利用，将拥有牢固物质基础和强大政治势能的顶层设计和基层社会生活关联起来，以“举起你的酒尊”“住住你的毡房”的“粗朴之力”，与民共建、共事、共享、共乐，问寒问暖，与群众打成一片，触摸日常，品味平凡，视听俗世。但是，这不等于触摸了事，不等于品味一刻，不等于视听苟且，而是地天相通，上下呼应，形神互联，以一摄多。要以活态动力推动具体实践，将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基层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解释意义的三元三性守位交融的指号活动中，活态动力推动的具体实践才能真正产生实效。以指号活动为基础的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黏合剂、凝固剂，能够将物质基础的“形”和顶层设计的“神”紧紧关联在一起，形成润物无声、知行合一的习惯。
五、讨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需要有创新、高质量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它离不开具体的物质基础和活态的社会环境，精神和物质是同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将精神和物质鲜活地联系在一起，二者在实践活动中互为条件、相互定义。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解释意义是指号活动的主要内容，可以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恰如上面举出的打台球的例子，即“铸牢”球杆与“干部”主球之间的关系要同“铸牢”主球与“群众”8号球之间的关系相契合；当然，回归到台球游戏本身来说，球杆击打主球要准确、力度要恰当，否则就失去了完成或者精准完成下一步即主球借力击打8号球的机会。
2023年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号召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他指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他尤其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由此“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我们传统上总是更多关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缺少注意像语言、艺术等等与上层建筑里的部分要素重叠交融而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解释马克思晚年努力研究的“东方社会”，可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为什么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优势而避免其弊端。发达的生产力、强大的国力巩固而不是削弱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既然指号活动是发展活态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基本路径，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势必要从文化认同入手，那么，指号活动必然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铸牢”途径。此处的指号活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象征活动，索绪尔二元对立的象征活动主要是心理活动，而三元对转的指号活动是“形气神”交融的“知行合一”。以指号学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将顶层设计和物质基础结合在一起、将活态动力和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起到将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解释融为一体的黏合剂、凝固剂的作用，促使物质基础之“形”和顶层设计之“神”在交融不分中形成知行合一的习惯。人是“思维着的物”(rescogitans)，是思维着的符号动物，其符号性存在使他们能够以三元关系超越主观的局限，在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解释意义的交融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习惯。指号活动的各族人民的活态文化，不会局限于高雅的阳春白雪，而是能够深深嵌入日常中的形形色色；指号活动促使活态文化上下关联、触类旁通，要求物感物觉、事物相指、价值意义必须三元交融、形成习惯。总之，属于精神层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有形有感有效”，同样也离不开情感意志的强大推动。我们需要探索一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号学路径。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