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研究中有着充分体现。农业是中华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中华文明具有“不断裂”特征，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向心趋势，突出的统一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魂”，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支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文化传承发展中要牢固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
关键词：中华文明 岭南地区 文明特性 民族精神 民族凝聚力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了高度凝练的精准概括，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在新的起点上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引领意义。
一、以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研究为例，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在此“真正的南方”，笔者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着深刻的感悟。
中山大学近年来在岭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考古工作，包括广东英德市岩山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址、广西合浦县望牛岭汉代墓地、广西浦北县南朝越州故城、海南海口市珠崖岭唐代城址、香港启德机场宋代遗址、广东汕尾市明清海防设施等，其中岩山寨遗址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中心聚落，合浦望牛岭汉代墓地入选2022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初评名单。这些考古调查发掘所揭示的文明碎片，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基因一脉相承，具有生生不息的突出的连续性。
水稻、黍、粟等粮食作物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世界农业起源的重要贡献。研究表明，在南方稻作农业区和北方旱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区以外，中国可能还存在着珠江流域以芋等块茎类作物种植为特色的华南热带原始农业起源线索，显示出岭南先民的创新智慧。“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所见世界最早的水密隔仓实例、《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过洋”古代天文观察导航技术、“更路薄”记载的千百年来海南人民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的南海航路知识，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表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地区即已开启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岭南古国的形成在商周时期已经全面启动，春秋后期来自湖南、吴越和本地的三方面文化因素共同将岭南地区的青铜文明推向高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岭南地区自此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南越国的政治制度、宫寝制度、陵墓制度等都是在秦汉体制的基础上加以变易，南越国汉越混合的新型文化标志着岭南地区“化外为内”的改造业已初成。西汉武帝设置岭南九郡以后，岭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开始趋同，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态势一直沿续到近现代。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海路外来宗教均是以广州及广东作为第一站和桥头堡，之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播，岭南地区的宗教史迹见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以广州为例，创建于三国时期的光孝寺（时称制止寺）是禅宗发展的重要据点和南禅圣地；华林寺为南朝梁普通年间达摩祖师西来传法的“初地”（时为西来庵）；六榕寺始建于南朝宋，梁大同三年（537年）建塔供奉迎自扶南（今柬埔寨）的佛舍利；清真先贤古墓是唐代伊斯兰教传播者艾比·宛葛素的“归真”之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遗址；怀圣寺是唐代大食、波斯人在广州蕃坊建立的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光塔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标志性建筑。
中山大学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工作中，承担了“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调查、研究与保护”、“广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点文化遗产价值专项研究”等任务，岭南地区的港航遗存、外销品生产基地、文化交流遗存、海神信仰建筑、海防设施等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承载着两千多年来岭南居民向海而生的丰厚文化内涵，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跨文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和平交流之路，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州西晋墓出土的“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铭文砖，表现了古代岭南居民对于和平安康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生动写照。
二、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
农业是古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的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已经开始孕育，农业起源为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迈入文明的门槛以来，灌溉农业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最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中原王朝向边疆地区的扩张即包括拓展农业资源以缓解人口压力的动因，“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耕读传家”更是中国传统家族的门规庭训，农业经济也因此成为汉族凝聚力来源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中华文明却是各民族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以至山地文化、海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塑造的结果。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空间的各民族形成了多种生计生业方式以至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这其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居民的长期交往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生活在西部高原山地、南方丘陵山地的各民族贡献了在高山草场畜牧、山地耕牧耕猎、丘陵耕作等生产生活中凝聚的文明智慧，而东南、华南沿海居民则增添了中华文明的海洋因子、拓展了中华文明的海洋空间。边疆地区丰富的考古发现和大量研究个案，充分说明各民族在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共同作用下的长期历史过程，表现为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比较稳定的、以共性特征呈现的心理意识、社会风俗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也是疆域最为辽阔和较为稳定的原生文明实体，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的升华。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塑造出中华民族敬重祖先宗法、重视亲情友情、讲求人伦孝悌、尊崇仁义礼智信等鲜明民族性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华民族勇于破旧立新、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善于创造的聪颖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据此产生了中华民族赞赏忠义、天下为公、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价值取向；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形成了温良恭俭让、恕己及人、以德报怨等文化心理；而“泛爱众”“仁者爱人”“贵和尚中”“道法自然”等社会教化，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重要体现。
三、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支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
中国考古学的文明研究实践表明，文字作为文明的主要判断标准不符合中国的考古发现事实，金属冶炼技术也并非是判断文明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新认识，中华文明在距今八千年的裴李岗时代即已经起步，距今五千多年进入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四千多年进入从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的文明一体化阶段，距今两千年以秦统一为标志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
在此从文明起源到走向秦汉以至明清的道路上，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和礼器、文字等最具“国家文化”代表性的物化载体具有“不断裂”的特征，中华民族也成为世界上唯独五千年不断裂的共同体，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自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主要空间载体以来，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中央王朝为正统的向心趋势，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逐渐增强共性乃至融为一体，突出的统一性的文化基因浓厚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脉，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魂”。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过程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过程相始终，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态势相始终。中国统一性的文化结构可以追溯至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格局，“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百川汇成大江大海，逐步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成一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文化共同体——汉族”，“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支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目标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造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化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现代文明，首先是要强化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的认识。在从“夷夏之辨”到“万里同风”“海内为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发挥了前提作用，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制度、初郡政策等即很有代表性。这些创新性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和谐的族群关系，秦汉时期边疆民族改用汉姓已不鲜见，采用汉式墓葬制度就更普遍，汉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汉族也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最终形成了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塑造出中华文明“文化、民族与疆域”三位一体的内在构造，这一构造在历史长河中持久发挥作用，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必须要牢固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
核心价值的凝练与共同信念的凝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贡献文化力量，就是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凝练中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凝聚现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并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