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80周年之际，研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问题。很荣幸受主办方邀请在这里谈谈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这里涉及一个背景问题：宏观经济形势通常被看作短期经济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可谓超长期问题，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何关联？

80年前创建的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因应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随着新兴大国追赶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原有体系内在矛盾积累面临改革重塑的时代要求。作为当代最重要新兴大国，中国经济现代化与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标准在全球，成就在国际，基础在国内。纵观现实形势，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改革创新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也离不开针对宏观经济近年“供强需弱”矛盾推进再平衡。因而，讨论目前宏观经济与今天会议主题也不无关联。

我国经济一段时期以来呈现供给能力扩张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偏弱并存的“供强需弱”态势。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激励与有利政策环境支撑，经济供给侧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传统和新兴制造业及工业部门，都整体表现出活跃的产业升级能力，并拥有比较充足强大的产能，彰显我国经济基本面优势与乐观前景。然而近年总需求增长持续偏弱，伴随间歇性增长下行压力，一般物价较低位运行，青年就业压力上升，本币实际汇率走弱，各类金融风险挥之不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在新兴产业与供给侧活力彰显背景下，需求端困难与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与预期转弱互动交织，经济运行呈现“好得很”与“难得很”并存的矛盾格局。

从国内外经验看，短期或周期性需求不足现象时常发生不足为奇，然而目前形势特点是上述供强需弱格局持续时间明显偏长。观察每年底和年初决策层对经济形势分析判断可见，至少从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高层评估经济现实困难时频频出现的关键词，折射需求相对偏弱延续时间显著超过我国宏观经济历史的类似周期阶段。

新形势下总需求持续偏弱现象存在多元复杂根源。除了疫情大流行冲击及其疤痕效应这个特殊因素外，近年某些宏观与监管政策取得积极效果同时，也对需求端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从较长期背景观察，我国货币、金融、尤其是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作用仍有待充分发挥。根植于经济体制的内在精神与长期取向，我国公共资源长期主要投向培育和提升供给侧技术进步与生产能力，对推动生产力发展与成就上述经济“供强”格局作用凸显；然而就提升需求尤其是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而言，虽然在政策方针层面也一直关注重视，然而资源分配投入的规模则明显较小和力度相对不足。

给定供强需弱格局背景，近年宏观经济运行大体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从总量供求关系看需求偏弱是主要矛盾，二是从需求结构看内需偏弱是主要矛盾，三是从内需结构看居民消费偏弱是主要矛盾。考虑供强需弱格局的复杂和深层原因，上述矛盾关系特点或许在短期内难以自发缓和消亡，亟需政策部门在厘清形势基础上通过系统治理加以调节修复。

实现经济再平衡需统筹远近和多策并举：宏观政策需增加提振需求特别是扶持居民消费力度，充分发挥宏调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从中长期看，需适度逐步减少公共资源对供给产能的投入或补贴规模，更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微观主体自身力量推动创新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要深化我国新时期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居民社会保障力度，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期前后的持续努力，较大幅度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我国经济“供强需弱”矛盾及其再平衡要求，与今天会议主题至少有两点关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整体经济实力提升，尤其是诸多制造业部门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加上其它领域优势与大国影响力，使得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改革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现实重要选项之一。2008年以华尔街为震中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各方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议题的广泛关注。过去十几年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该进程对改革完善当代全球货币金融治理架构的积极意义，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知与肯定。这次高规格国际研讨会在杭州成功举行，也是这个时代趋势的具体例证之一。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经济需求端增长偏弱及其背景成因，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加顺利稳健推进，也不利于更有效制约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过度特权”冲动。在本币境外债权难以大规模扩容背景下，消费偏弱通过顺差增长向外输出储蓄，边际上反而派生某种维系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事与愿违效果。近年实际汇率走弱伴随阶段性的逆向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需求不足环境下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与预期偏弱影响国际收支，对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产生牵制作用。我国生产力发展与供给侧跃迁蓄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厚潜能，需补齐有效需求不足短板才能通过供求循环互动和充分就业增长得到有效释放。

多年前我们考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比较当时讨论的四种改革思路：回归金本位、创建全球超主权货币、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等。当时初步结论是：回归金本位有违历史规律难以成为现实选项；全球超主权货币志向高远理论最优，然而前置条件过高并涉及国际政治关系的高水平协调，现实中难以发力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早已启动并存在进一步发展潜力，然而鉴于欧元经验与东亚地缘政治现实，该领域努力难以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

超主权货币理论设计优点与现实局限反差，提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主权货币的演化竞争，大概率仍是影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大势的主导力量。由于我国经济现代化中长期目标，与人民币国际化所需国内条件，二者具有高度耦合性，因而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治理改革，不仅是比较务实有效的选择，也是我国的支配策略选择。

过去十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经过最初推进、中间调整和近年重启等多阶段演进，在很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效。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上述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标志性事件。近年地缘政治关系矛盾加剧与国际社会去美元化呼声增强，我国针对现实形势调整策略，积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显著提升经济和金融开放水平，倡导普及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使用，拓展本币互换范围和规模，扩容国际投资人民币标的资产，扩大人民币国际融资规模……。新一波人民币国际化系统发力多有斩获，显示其现实活力与巨大潜力。

不过冷静观察可见，目前进展成就仍然还是初步的。近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实施货币武器化制裁手段特殊环境下，我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成效，然而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常规指标水平与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仍有相当大差距，个别指标近来还有所回落或低于其历史峰值水平，系统观察十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成效仍有未达预期之处。从储备资产币种占比指标看，2015年以来的去美元化趋势也在去年止跌回升出现小幅反向变化，显示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承受冲击的特有韧性。重大历史演进过程必然会历经艰辛曲折起伏，需长期持续努力积蓄能量，然而现实提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某些结构性困难制约，仍需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方法寻求突破。

纵观近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演变，国际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决定的“追赶、危机、变革”链条是基本驱动逻辑，中国经济追赶与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合规律现象。然而不同于其它场合经贸格局变化形态，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进程具有深刻特异的反直觉特点：新旧替代不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问题不在于原有储备货币表现怎么糟，而在于新兴货币实现替代能否行；焦点不在于去美元化，而在于新兴货币如何练好内功具备替代能力。国际货币特有网络效应派生其自加强、自稳定的机制性力量，决定了其变革进程相对其它国际经贸领域更有滞后性或非线性。

按中国民间说法，老人寿命80岁后下一节点是88岁“米寿”之年。80年前创建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如还有“米寿”应在2032年，对应中国2035年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进程的收官阶段。届时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会继续维系目前已经功能失序的前危机状态？还是会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长足进展与国际社会相关合作努力取得重大改革突破？哪一种前景胜出关键在于中国能否通过新一轮更为深刻的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在破除束缚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制约因素方面取得突破，包括能否通过系统调整就宏观经济再平衡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时代对中国经济与人民币的历史期许，人们寄望于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策回应上述期许。

本文依据笔者在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2024年4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80周年：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展望”杭州会议晚宴上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原文发表于《财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