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江三孔中的孔平仲，旧说认为他属于旧党阵营，然据近年发现的若干孔平仲新史料，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复杂和动态变化，如他人生的前期有受新党影响的一面，后期则更同情旧党。而且，孔平仲的循吏意识，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新旧党争的二元对立；他的醇儒情怀，又使他和一般循吏有所区别。他被时人或后人划入某种党派，并不能反映其意愿，而是被强迫加予的结果。研究人物，应当注意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史料的适用性，使自己的结论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孔平仲 新党 旧党 循吏 醇儒
清江三孔是北宋孔文仲（1038—1088）、孔武仲（1042—1098）、孔平仲（1044—1102）三兄弟的合称，这里的“清江”系临江军的古称，三孔实际出生于临江军的新淦县（今江西峡江）。[1]三孔在当时名声颇著，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至谓“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将之与苏轼、苏辙昆仲相提并论。熙宁三年，孔文仲应制科策试，极言新法之不当，王安石恶之，黜文仲归本任，牵连所及，制科亦罢，此事宋代史料多言之；元丰元年，孔文仲充国子监直讲，因不用王安石经义之学，改任三班院主簿；元祐年间他又得旧党重用，官至中书舍人，[2]因而其旧党的政治立场是毫无疑问的。孔武仲、孔平仲因同于元祐初入朝为官，往往也被视为旧党成员，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并不十分鲜明。特别是孔平仲，随着他多达十卷佚文的逐渐发现，[3]其政治面目变得愈发复杂和模糊。本文综理史料，揆诸情理，想要重新讨论孔平仲与所谓新旧党人的关系，欲借此窥探其在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动态立场，并进一步探究其循吏意识和醇儒情怀，寻求走出传统人物研究模式的可能性。
一 孔平仲属于旧党的传统认识
一般认为，孔平仲在北宋新旧党争中属于旧党，证据主要有三：
一是“清江三孔”习惯上被看做一个统一体来论述。孔文仲曾旗帜鲜明地反对熙宁变法，元丰年间又反对王安石的经义之学，人们无不将之视为旧党的中坚分子。影响所及，也倾向认为孔武仲、孔平仲与乃兄政治立场一致。如清王士禛《居易录》卷十二即载：“江南巡抚宋牧仲中丞寄《三孔文集》，宋中书舍人文仲经父、礼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父也。经父以范蜀公荐，对策九千余言，力排安石，触其怒，罢归；常父诋王氏学；毅父以不行新法为董必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今人李春梅《三孔事迹编年》云：“（三孔）因反对新法，屡遭贬斥。因与苏轼友善，复以‘蜀党’之名卷入洛蜀党争。”[4]杨胜宽亦云：“（二苏与三孔）从各种史料看，他们从熙宁变法之初起，就是坚定的反对派，并因此在仕途上共同起伏进退。”[5]
二是孔平仲受到旧党人物的栽培，并与旧党人物交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人们惯常评价人物的手段，孔平仲与旧党代表人物吕公著、苏轼、苏辙等皆有交往，[6]与吕公著还有师生之谊。治平元年，吕公著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孔平仲为国子生，并于是年得国学解魁。其上吕公著的《谢试馆职启》即云：“方某之为诸生，适执事之为祭酒，屡闻教诲，常辱提携。”（卷三一）而孔平仲得以于元祐元年召试馆阁并入朝为官，正由于吕公著的荐举。《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百八十载：元祐元年六月壬寅，“尚书右仆射吕公著举朝奉郎孔平仲、承议郎毕仲游、孙朴……并堪馆阁之选”。《宋史》本传亦载：“用吕公著荐，为秘书丞、集贤校理。”元祐三年三月，孔文仲“以疾卒，上重悯之，特诏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护丧归”（《隆庆临江府志》卷一二）。此差遣亦出自吕公著的推荐，孔平仲《祭申国吕司空文》即云：“每见温温，词简意至。出使江左，亦公之赐。”（卷三七）孔平仲与旧党其他人士也多有交往，如吕陶、刘挚、黃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舜民、黄隐、李朴等，与李朴还有姻亲之谊。[7]
三是孔平仲元祐元年入朝为官，被视为党附元祐旧臣，受到后来执政的新党的打击报复，并名列元祐党籍碑中。论者还常举元符元年，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劾平仲不行常平法，诏罢孔平仲知衡州任（《宋史》本传）为证。之后孔平仲几度宦海沉浮，至崇宁元年，党论再起，八月二十五日，“朝奉大夫孔平仲管勾兖州太平观”（《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寻卒。
二 孔平仲前期的政治倾向
旧说言之凿凿，然未注意相反的证据和逻辑的严密性。如孔平仲固然有许多旧党朋友，但他相识的新党人物也很多。仅据四十卷本《清江三孔集》中可考知党派倾向的人物而论，与孔平仲有所交往的著名新党人士就有王安石、安焘、熊本、邓绾、李定、李清臣、章惇、郭知章、舒亶、张商英、林希、张璪、唐坰等十馀人，而且孔平仲对他们都不吝赞美之词。另外，孔平仲与主张调停或立场相对中立的王存、范纯仁、曾布等也有联系。可见，依据并不完整的交际网络推定人物的政治立场，在逻辑上本来就无必然性。
旧说的问题还在于机械地看待事物，未注意到环境和人物思想的复杂性及发展变化性。如果以元祐元年为界，将孔平仲一生分为前后两期，那么更多材料显示，孔平仲前期的某些政治立场是倾向于新党的。
熙宁四年，王安石荐二十八岁的孔平仲为密州教授，平仲于十一月到任后即作《上王相公书》云：
昨蒙恩授密州教授，已于某月日到任讫。惟朝廷更张万事之统，兴起学校，以辅太平，为之设官，倡率义理。士大夫得预是选者，莫不以为荣，而不由论荐出于初除者，又以为甚荣。某之愚，不敢有当于此，然私有幸焉。某颛蔽之性，本喜读书，向在场屋，则困于声病对偶破碎之文；比窃禄食，又苦于簿书期会奔走之役。虽尝妄意经术，而尤不专，年日益长，智日亦夺，大惧泯灭不自振。于今乃得脱去其余，备员庠序，以讲论道义为职，遂将由此而进一二，此不肖之所以为大幸也。重惟去圣已远，家异习，人异论。自相公之言出，而六经之趣明，天下之竞息，学者宗仰，如见孔子。某游门下之日虽至浅，而诵相公之学为最笃。今此被命，但当竭尽鄙识，申畅微旨，以告诸生，必使有立，庶几塞新诏之意，而报门下之厚遇。过此已往，则非所知。（卷三五）
将王安石比作“孔子”，自云诵其学“最笃”，又表白一定在教授任上推行王氏学说，青年孔平仲无疑是王安石的崇拜者。
元丰三年，孔平仲通判虔州，过江宁，谒王安石，有《造王舒公第马上作》、《呈舒公》等詩，并仿王安石药名诗《和微之药名劝酒》，作《萧器之小饮诵王舒公药名诗因效其体》等多首，[8]足见其对王安石的倾慕之情。直至元祐三年，王安石去世两年之际，孔平仲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仍作有《祭介父》：
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荆国公之墓。呜呼，人之相知，自古难偶。公于不肖，一见加厚。虽未及用，意则至焉。去公山中，俯仰十年。奉命出使，今复来此。音容阒然，松柏拱矣。酒薄食陋，所丰者诚。再拜奠公，敢有死生。尚飨。（卷三七）
可以说，孔平仲对王安石的追慕是终身性的。与他的另一位大恩主吕公著相比，孔平仲与王安石的联系更为密切。[9]
再来看他作于熙宁后期的《熙宁口号》：
日坐明堂讲太平，时闻温诏下青冥。九重遣使询新法，四面兴师剪不庭。
万户康宁五榖丰，江淮相接至山东。须知锡福由京邑，天子新修太一宫。
祇因铜落久纷纷，砥砺廉隅自圣君。能使普天无贿赂，此风旷古未尝闻。[10]
近闻置监理戈殳，山岳输金入大炉。百炼刚刀斫西夏，万钧强弩射单于。
百姓命悬三尺法，千秋谁恤两端情。近闻崇尚刑名学，陛下之心乃好生。[11] （卷二四）
按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八十二《神宗皇帝·修太一宫》：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修太一宫”，熙宁“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宫成”，此当为第二首“天子新修太一宫”之谓；《长编》卷二百四十五：熙宁六年六月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此当为第四首“近闻置监理戈殳”之谓；由此可知此组诗应作于熙宁六年或此后不久。新法使国富兵强。既足以讨伐不臣，威服四邻；又能完善法令制度，保障民生。君主圣明，贿赂不行；百姓康宁，五谷丰登，真是一派文治武功的太平盛世图景。有的研究者以为这组诗是讽刺新法理财扰民，[12]和诗意完全南辕北辙。
元丰期间，孔平仲先后任虔州通判和江州钱监。这一时期，他虽与苏轼、黃庭坚等过从颇密，但其施政并未闻有触逆新法之处，还曾受到新党党魁章惇的荐举。元丰五年四月，章惇擢门下侍郎，孔平仲有《贺章子厚》大加溢美：
伏审光膺诏綍，荣总政机，凡在陶镕，率深庆忭。恭惟某官气钟川岳，学际天人。冠乎海内之英，蔚为王者之佐。开拓土宇，威名镇乎四夷；阜通货财，惠泽施乎一世。未离乡邑，已陟禁涂；既至阙廷，益隆睿眷。文章足以追复古始，论议足以折衷臣工。器无不宜，道素相合。果进陪于大柄，尚未究于远猷。赫赫郇旗，当承世业；煌煌周衮，即正台阶。某迹抗尘冥，托身钧播，侧聆成命，倍切欢心。（卷三四）
元丰八年五月，章惇知枢密院事，平仲作《上章枢密》渴望拔擢：
伏审光奉制麻，入居枢席，股肱之喜，声气皆同。……恭惟某官以天人之学藴诸中，以神明之才厝于外。郁然栋梁之器，涣乎河汉之章。以古人忠谨结主，知以天下治安为已任。越唐房杜，轶汉萧曹，致君泽民者已三朝，出将入相者几十载。向者运筹西府，秉轴中台。衔恤而归，不以诏书而夺志；讫哀之始，已闻使者之及门。遂以弼亮之功，兼司宥密之任。伫尽经纶之略，以成熙洽之休。某夙以空疏，猥蒙论荐。今居幕府，仍在海邦。崎岖簿领之迷，汨没尘埃之困。盐车之马，已叨推毂之荣；涸辙之鱼，尚冀为霖之赐。（卷三〇）
未详章惇是否施以援手，但次年初孔平仲即除知赣州军州事。由孔平仲两次上章氏书，可知元丰时期孔平仲与新党关系尚睦，其表现亦能令新党满意。
三 孔平仲后期的政治倾向
元祐时期，孔平仲的仕途最为妥顺，他受旧党人物提携，先后以馆职提点江浙铸钱和京西路刑狱公事。受惠于元祐的他，对元祐之政做了不亚于熙丰之政的赞美：“八年之间，四海无事”（卷二九《贺坤成节表》）、“海内无事，年谷屡丰，里闾之间民，不识于兵革；州县之内吏，或长于子孙。”（卷二九《贺坤成节表》）后期的孔平仲，其政治情感更亲近旧党，特别是哲宗亲政后，新党将孔平仲硬性归入党附元祐者，更促进了他对旧党的认同。
但是，旧说常举孔平仲知衡州任上被“提举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宋史》卷三百四十四本传），做为其反对新党的铁证，其实并不能成立。按此事《宋史》本传有简略记载：
绍圣中，言者诋其元祐时附会当路，讥毁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举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万，置狱潭州。平仲疏言：“米贮仓五年半，陈不堪食，若非乘民阙食，随宜泄之，将成弃物矣。傥以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
本传仅摘取数句孔平仲上疏之语，从中难以窥探究竟。幸而《清江三孔集》卷三五保留了他的《上章丞相辨米事》，于此事记载颇详，节录如下：
……本州今岁以饥出粜元祐八年常平米，元粜五十二，衮纽五十四，见粜五十五，若此衮纽即不亏本，若以元价每斗犹出息三文。而提举司震怒，以为出息之少，须合每斗粜銭七十四文，盖用去年粜价也。七十四文已在衮纽五十四文数内。衡州自来米贱，偶因去年大旱，官粜每斗米钱七十四文，提举司遂将向前年分积下陈腐灰土、鼠矢之物，不问久近，皆要七十四文出粜，计每斗出息二十二文。于法无文，于利无见。夫有市易之政令，有常平之政令。今以常年惠民之法，为市易射利之事，失之矣。法云：“谷价贵则量减钱粜，贱则量添钱粜。”朝廷不惜钱，只欲平价之心，推此可见也。且出给之法，赊贷也，止收息钱二文，折纳兑与转运使也，亦令只依元价。岂有饥民有用见钱籴米二升，反责息之多乎？江上灾伤，至于截上供以赈济饥贫之民，自冬徂春，在在处处散米与人。岂有百姓质衣鬻子，籴米救命，乃幸其急以要之乎？提举般本州元祐八年米往潭州出粜，每斗要钱八十文，计每斗收息二十八文。若隔三年陈米每斗八十文，是即不知在市白米腾长至几文而止，殆非常平本意矣。尝见民间无米，至掘草根、剥木肤以食之，方旱后少粜之际，官中索价虽高，必亦有人来籴。但百姓转见不易耳。况自有通计贵贱量减价不亏本之条，何为而废之也。依条管勾官同州县相度米价，盖欲详究事实也。今提举司处处高唱价直，径行指控他人不与焉，一路多是胁从，惟有衡州谨守诏条，此其所以奏劾兴狱也。且本州籴米，只是检旧本循久例而行。元祐八年，衮纽六十四出粜五十七；绍圣元年，衮纽五十五出粜五十六；二年衮纽五十四出粜五十五，皆不亏本之法也，亦是天下大同如此，何尝容心于其间。而提举司乃以私书见诋曰“怀不平之异意，干非道之私誉”，此诬而胁之也。而奏劾之称“勒令行人付价”，此乃上欺君相矣。本州只据自来米行人逐旬供至实直，依年例量减价粜米，何尝有勒令之事。盖提举司多是巧装事节，诬奏属官。……
衡州元符元年（1098）饥荒，知州孔平仲将常平仓中所存元祐八年（1093）陈米以每斗五十五文（略高于买时原价的五十二文）卖给饥民，如此既不亏本，又赈济灾民，兼解决了陈米的问题，本是一举数得之事。而且衡州自元祐八年以来粜米价格一直维持在每斗五十几文，仅绍圣四年（1097）因大旱粜米价格飙升至每斗七十四文，本是特例，但提举董必却以七十四文为标准，认为孔平仲每斗少收了十九文，计少收官米之值六十万，遂置狱潭州，上书弹劾孔平仲，并写私信诽谤孔平仲“怀不平之异意，干非道之私誉”。孔平仲愤而向章惇上书，将自己谨守常平法“谷价贵则量减钱粜，贱则量添钱粜”之本意，护惜民生，反遭提举司诬奏的过程和盘托出。
按常平仓西汉时已设，宋代更盛，是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宋代常平仓设置广泛，仁宗年间遍布路、州、县三级机构。神宗朝一度将常平仓充作青苗本钱放贷，后发现弊端，遂将常平仓一半用于传统的籴粜、一半用于放贷敛散。元祐元年恢复常平旧法，哲宗亲政后又时而回到半籴粜、半放贷的状态，南宋时的常平仓则大致维持着传统的平籴平粜功能。[13]董必与孔平仲的矛盾冲突，直接源于传统赈灾的籴粜之法，并非由新法的放贷敛散所致，似不宜将此事看做孔平仲反对新法的直接证据。[14]
真正能证成其接近旧党立场的是朝廷诏书及孔平仲的自我表述。
孔平仲罢知衡州虽不直接关涉新旧之争，但随后朝廷的诏书处分却有着较浓的党争气息。元符元年九月丙辰，“朝奉大夫充秘阁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阁校理，送吏部与合入差遣。诏以平仲党附元祐用事者，非毁先朝所建立，虽罢衡州，犹带馆职，故有是命。”（《长编》卷五〇二）元符二年五月庚申，“诏朝奉大夫、新知韶州孔仲平责授惠州别驾、英州安置……平仲以元丰末上书诋讪先朝政事……故有是责。”（《长编》卷五百一〇）复贬单州团练副使、饶州居住（《东都事略》卷九四）。元符三年三月，徽宗虽诏复其官，但章惇所改定制词仍数其前罪云“议毁先烈，谪居岭服”（《宋会要辑稿》职官三）。
对于“党附元祐用事者”和“元丰末上书诋讪先朝政事”这两项罪名，孔平仲自己倒是部分认账的。元符三年诏孔平仲复单州团练副使、饶州居住，他所上《饶州居住谢表》即云：“臣学问蹇浅，智识钝昏，妄陈答诏之言，自掇投荒之辱。”（卷二九）此后所上《叙复朝奉大夫谢表》亦云：“又陈伏罪，遂斥遐陬，泣血追愆，岂由上疏？观过于党，或可知仁。”（卷二九）
孔平仲因吕公著荐举入朝，确曾多次对吕氏表示拥戴；而且元祐三年四月，范纯仁自同知枢密院加太中大夫、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时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的孔平仲为作《江东贺中书侍郎启》，也曾指斥新党人物：“自二御之当极，斥群邪之误朝。然而异意相窥，馀党犹在。”（卷三二）更重要的是，绍圣四年岁末旧党的朔党党魁刘挚卒于贬所，孔平仲闻讯后作《祭刘相》云：
维元符元年五月丁卯朔四日庚午，具位孔某，谨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丞相[15]刘公之灵。呜呼，惟公学问之富，德谊之尊。初为小官，以言绌逐。晚登大用，直气不衰。屛除奸邪，善类得职。民受其赐，国以至今。道有屈伸，数有亨塞。皦皦而殁，穷亘天地。时清事白，岂待久远。旅榇南来，将还故土。重惟孔子，识公最旧。平仲不肖，亦出陶镕。方在羁孤，百不如礼。为具至薄，所丰者诚。尚飨。（卷三七）
毫不掩饰地认为元祐期间刘挚击弹新党的所为是“屏除奸邪，善类得职”，并相信刘挚被贬之冤终会“时清事白”。元符元年正是新党得势之时，孔平仲逆流而作的祭文，无疑代表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长编》于“党附元祐用事者”数句下小字注云：“《新录》辨曰：元祐贤材之盛，如平仲辈，皆一时之望，而史官概诬以党附用事者。”似有为孔平仲鸣不平之意。其实尽管“党附”二字有些言重（孔平仲并未结党营私），但他后期同情旧党的立场还是明显的。
至于“元丰末上书诋讪先朝政事”、“非毁先朝所建立”、“议毁先烈”等，更是一项无法避免的原罪。按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应司马光多次请求，同年六月丁亥，朝廷下诏，“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检鼓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宋会要辑稿》帝系九）由于哲宗刚刚即位，诏书中要求的“直言朝政阙失”，实际上是指神宗一朝的“阙失”，这也意味着凡应诏上书者不论其立场如何，都可被人指为“诋讪先朝政事”。 如曾布所云：“一言之差，一向搜求，有何穷尽？……近上臣僚悉已行遣，执政中唯臣与蔡卞不预，章惇而下皆不免指陈，侍从、言事官、监司亦多已被责，今所余者不过班行、州县官之类。”（《长编》五〇五）韩忠彦亦说：“哲宗即位，尝诏天下实封言事，献言者以千百计。章惇既相，乃制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指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二《哲宗皇帝·逐元祐党下》）
有论者指出：“哲宗亲政，除了绍述熙丰之政、贬谪元祐臣僚外，还重修元祐《神宗实录》、将元祐臣僚章疏加以编类、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16]其中仅编类章疏局就投进了从神宗去世至哲宗亲政前的臣僚章疏1900册，因言语获罪者难以数计。这一场无限扩大的文字狱，几乎将元祐时期所有的中央官僚都网罗进去，孔平仲元丰八年曾有上疏，[17]虽只是就《易》之“贲”卦阐述治天下在于“君子小人之分”的泛泛之论，但也难以幸免于党祸。
四、作为循吏和醇儒的孔平仲
尽管孔平仲在人生的前后期对新旧党的认同度有一定变化，但是如果夸大这种变化，认定其前期属于新党、后期属于旧党，那显然是简单机械和不合适的。因为孔平仲还有着党争之外的其他面孔，其中至少有两张更常态、更稳定。
一张面孔是循吏，另一张面孔是醇儒。
孔平仲是科举出身的政府官员，这是他的职业角色。合格的官员至少要忠于职守、奉法循理，此即司马迁褒扬过的“循吏”（《太史公自序》）。从孔平仲的仕宦经历看，他无疑将“循吏”的角色演绎得非常成功。
英宗治平二年至神宗熙宁四年，孔平仲任洪州分宁县主簿，作《谢程卿举职官启》（卷三〇）：“但知廉耻之可喜，宁忧介洁之无徒，盖父兄教习之使然，非岁月勉强而为此。”另一封作于洪州分宁县主簿任上的《谢方卿举职官启》（卷三〇）亦云：“自惟蒙暗之资，粗知进退之分。向缘薄艺，偶得一官。内屑屑于廉隅，外区区于职事。但知强力而自勉，安敢出强而争先？”可知这一时期他由于廉洁自守、勉力职事，得到了上官的赏识和荐举。
元丰初，孔平仲任虔州通判，作《虔倅谢宋提刑》[18]：
改官今己八九年，知己凡有十七状，或云台阁清要，或云钱谷繁难，在他人得之以为异顾，而不肖处此，殊非本心。傥其粗可持循，茍无旷败，自县而倅郡，自倅而领州，所谓关升，已为儌幸，至如泛举，乃是空言。（卷三一）
“改官”当指熙宁四年孔平仲由洪州分宁县主簿改授密州教授，该年为朝廷选派州学教授之始，系熙宁兴学的重要一年，孔平仲是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此场改革。从彼时起至通判虔州的八九年间，他所获论荐即达十七次，有的荐其可任馆阁之职，有的荐其可掌钱谷之差，总之认为其既有才能，又十分称职。而孔平仲的愿望也恰是做一名“粗可持循，苟无旷败”，逐步关升的循吏。
不仅新党执政的熙丰时期他是这样，而且旧党得势的元祐年间他亦如此。元祐三年，孔平仲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元祐六年，选任提点江浙铸钱，他有《提点到任谢执政》（卷三二）评价自己在转运任上的表现：“方行多忤，孤立谁俦。谨财赋则人习于惰偷，绳官吏则或谓之刻核。积成缪戾，甘在谴呵，更被选抡，岂胜感激。”元祐八年，孔平仲为提点京西路刑狱公事，作《谢执政》（卷三二）总结自己个性：“某资性朴愚，趣尚狷介。既不敢重内而轻外，亦未尝就佚而辞劳。惟所使令，每自竭尽。”方行孤立、“趣尚狷介”、“谨财赋”、“绳官吏”、不辞劳苦，竭力奉令，无一不是一名循吏的生动写照。
应该注意的是，循吏所服从和遵循的是政府法令，因此代表的是“公”，不能因为法令带有新党或旧党意志，就认为遵循法令者都是营私的党徒。对于多数人而言，“他们只是政令的奉行者，法之新旧其实不构成太大的困惑”。[19]因此，从“循吏”的角度看孔平仲，不宜断定他属于新党或旧党任一阵营。如果不是元祐期间他被旧党荐举入朝，如果他的两个兄长孔文仲、孔武仲未担任中书舍人的要职，如果他能一直在地方为官，可能他会平稳地度过做为循吏的一生。但他不幸被动地卷入党争，就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不想站队却被站队，身不由己地贴上了党派标签，在党同伐异的大潮中起起伏伏，最终沦为党争的牺牲品。
在宋代庞大的文官队伍中，像孔平仲一样的“循吏”不计其数。他们在入仕之前普遍接受过儒家经典的系统教育，中唐至北宋绵延不绝的儒学复兴运动更强化了他们的道德意识；由于宋代的右文政策和印刷术的飞速发展，书籍的刊刻与流通大大便利，他们又能够博览群书，兼采百家，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多样化的文艺才能，成为“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20]其知识结构虽多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但已非单纯的儒家所能牢笼。
孔平仲当然也是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然而作为至圣先师的后裔，孔平仲的儒家情愫要比他人浓烈得多，堪称宋代除理学家之外为数不多的一名醇儒。《上提刑职方》（卷三十）中他就宣称自己：“善善恶恶，素学于仲尼；是是非非，尝闻于荀子。”在《答张芸叟》（卷三十五）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
道之塞也屡矣，赖有圣贤时而辟之。自孔子承三圣，其[21]后则有孟轲氏、扬雄氏、韩愈氏，至本朝欧阳文忠公也。文忠公考其所为文章，无一字假借佛老者，此亦卓然不惑，韩愈氏之徒也。虽为文忠公门人，然稍稍有聪明溢出，不能约以中道者，肆为胡语，刻之金石，甚者至以佛说解[22]经义。呜呼，吾道至衰至微，至于此极也。以为吾辈虽不能振起之，弗自为譊譊佐异端、小仁义，庶乎可也。公所示《庄子序》，姑序其大意而已，而云“老子以道治身，释氏治性，孔子治国，未有不先治性治身而可治天下国家者也”，治性治身，孔子何莫不有？而须以归于佛老，析而为三，谓之“三圣人”，至有“真如实义，不二法门”语，此出何典记也。所出非六经，不愿公著之文字也。学者时焉而已矣，孟子所谓论世也，今之时孔子之道如何乎？如膏之炽，从而沃之；如线之绝，从而挽之。呜呼，其亦不甚矣！可为恸哭流涕者也。如公磊磊落落，方将为名教主人，宜自兹以往，拔乎流俗，勿为背宗党宼语。此区区之望也，如何如何，不罪不罪。（卷三五）
他劝告好友张舜民勿以佛老凌驾儒家之上，要向韩愈、欧阳修学习，言论文字皆出于六经，要做儒家名教的主人。尽管孔平仲自己未能彻底做到这些（其出于词臣本职，不得不作礼仪性的《坤成节罢散赞佛文》、《功德疏右语》、《进追崇皇太后功德疏》等），但这种追求醇儒的情怀是自觉和强烈的。
醇儒情怀必然导致的后果之一即仁政爱民思想。乃至被提举司董必奏劾，“其踪迹孤危如机上肉，一身之计无足控搏”时，考虑的仍是“若是此言得闻，此法明白，朝廷之泽下流，远方之民得所，某即日弃官，没齿林下，亦所甘心焉”（《上章丞相辨米事》）。因此当孔平仲认为新（旧）法有利于民时，自然欢欣鼓舞，衷心咏赞；当看到新（旧）法不利于民时，自然会生出抵触和调整心理。如熙宁后期，随着新法的推展和自己逐渐具有了基层行政经验，孔平仲对新法的弊端有了一定了解，并开始反思。熙宁六年的熙河之役，大将王韶数月之内即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拓边二千余里，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孔平仲却写下了《边议》一文：
天子春秋富盛，聪明神武，上兼古初，下轶汉唐，而尤留意于边鄙之事。自即位以来，进一二大臣，慨然咨谋，有包括六合，摧敌裂寇之心。于是讲武以学，理械以监，又亲阅人材，简拔师将。尝试之一隅，而举洮掩岷，抚有迭、宕。期月之间，六郡内属……而愚于此时，安敢逆策其败，亦将颂其成，而独以成为可忧而已。何以言之？夫得者，天下之所以不足也。今夫小民牟利之家，自一二累之以至百千万，而农夫之为田，自拱把进之以至兼邻倾族，愈得而愈不厌。况以海内之富，天子之威，而一开边鄙之事哉。今日之师，亦不为无名。盖曰陇右者，我之故乡也。故以兵取之，行且得陇右矣。则夫北失幽燕，始于五代，西捐灵夏，近自本朝。至于南有交趾，北有高丽，在汉唐时或命令守、或置都护，此皆今日之所宜取者。一隅既得，则士益习战，上益向武，而人益不敢言。必次序问罪，至于四方，皆荡然无有不快而后止。然愚所不知者，自军兴以来，今已几时，所得土地之赋、户之籍实几何？以功赋赏者几人，其授与迁凡几官？廪官之俸，饷师之粟，衣士之帛，赡军之缗，与夫戍守挽远，宫室城沟，犒宴遗赂，其用自一毫以上，凡几百万。内外之积蓄，比之未用兵时，其盈耗如何？如复用兵不已，则其费比之今日，其众寡又如何？窃观自军兴以来，中国之民，散泉归息，出贷敛嬴，至于无可加而滋不给。如复用兵不已，则其费必增广，果不出民乎？如出于民，则民有不胜其敝，而祸有不可讳者矣。此愚之所以以成为可忧。然则何为而宜，曰姑自守而已。盖三代之制，中国甚俭。今之天下，其视三代已斥大矣。茍为善守之，固可以传万世而至无穷，朝四夷而来不服。彼边鄙之事，乃秦隋之侈心，而非今日之先务也。（卷三六）
此文写于熙宁六年密州教授任上，与前引《熙宁口号》作于同一时期，但对用兵的态度似乎截然相反。这看似自我对立的表述，其实正反映出此期孔平仲的真实心情。一方面，他站在现实宋人的立场，为本朝的强大感到由衷自豪与高兴；另一方面，他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又担心穷兵黩武会带来民苦国忧的后果。因此，他既可在《熙宁口号》中对熙宁朝政持总体肯定态度，又可在《边议》中对急于开边的弊端有所反省（他反对的只是把用兵当做“今日之先务”，并不是认为可以不修武备）。
再如他曾膜拜王学，但发现其问题后并不曲意回避，而是积极探讨解决方式。熙宁七年所作《代范成老谢解》 [23]云：
伏睹解榜，叨预荐名。恭惟朝廷厌诗赋之积弊，故改用专经之科；恶传注之多门，故尽变先儒之学。上以此而取士，下靡然而向风。争为瑰琦，以合好尚。言《易》则诋毁辅嗣，论《礼》则排摈康成。以至他书，并从新见。得先生之余议，而不究言象之所忘；承流俗之传闻，而不察口耳之多妄。于是陷于诡谲，失其本真。必欲求深，而自成浅近；必欲立异，而返至于迂疏。数年以来，兹患尤炽。长者废忘而不讲，后生忽略以何知。问其所习，则自谓造于圣人；诘其所讥，则或未通于旧说。此皆矫枉太过之失，何异望风大骂之狂。相与汩没于末流，殊失表章之本意。愚之所见，独异于兹。以为温故而知新，通今而博古。今未必全是，古未必全非，新不可不知，故不可不考。譬之尽识物贾，然后商其贵贱；周知地理，然后指其东西。平心以观所存，正议以决其可。（卷三四）
如果不是双方认识大体相合，地位声望皆高于范成老的孔平仲恐怕不会乐于代范作书的。因此虽云“代”字，亦可看作其心声的曲折传达。这段话颇为精准地概括了王学的流弊，与前引《上王相公书》对于新学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此类看似矛盾却一体两面的言论，使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得以更好地呈现。
对于其他问题，孔平仲也常能持平而论。如对于学术，他提倡“今未必全是，古未必全非，新不可不知，故不可不考。……平心以观所存，正议以决其可。”（《代范成老谢解》）对于财赋征收，他认为“徐之则国无以给，亟之则民不聊生。所恃博通之才，必有兼济之术。”（《上提刑职方》）对于用兵，他既反对“用兵不已”（《边议》），又告诫“武备不可弛于边，兵要正当慎其选”（卷三十二《贺枢密》）。对于用人，他虽然严“君子小人之分”（《进否泰说表》），而且在《江东贺中书侍郎启》中亦指责“群邪之误朝”，但更希望范纯仁能够做到“同人于野，则何必亲旧之私；立贤无方，则又奚南北之择。牛溲马勃，皆通于用；鸡鸣狗盗，各有所长。”（卷三二）
应该说，“循吏”思想，醇儒情怀，是孔平仲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党争，对事物有更通达和全面的认识的两大助力。
五、历史人物的“情境化”研究
倾向新党？同情旧党？循吏？醇儒？这只是本文打开的几扇窗口，看到的当然不是孔平仲的全部世界。即以他与新旧党人的关系而论，本文探讨的也并不算深入和全面。如孔平仲与这些人物的书信往来，情境各异，有的是场面套话，有的则是肺腑之言，如何予以区分？除了书信，孔平仲还有其他类别的文字，而不同文体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对象，其传达的情感信息有所差别，如何进行判断？又如党争、循吏、醇儒只是本文提纯的几条主要进入路径，在此之外，孔平仲有无世俗、平庸甚至功利投机的一面？等等。即使这些方面并不占据他性格的轴心或主导部分，也仍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只有打开更多的窗口，才有望窥见更全面丰富、更深广幽微的风景。
如何发现和打开那些窗口？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往的北宋后期人物研究，较多停留于新党、旧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思维模式。但是这种解释框架很大程度来自于人们事后的建构，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北宋后期实际的政治局面要复杂得多，国是与人事屡屡更迭，思想界异见纷呈，所谓的新党、旧党成员彼此关系多元错综，身份并不固定；不同人物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常有互相交织之处；即使同一阵营甚至同一人物的观念和言论，也时相矛盾和富于变化。[24]因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会导致人物适应性的转变，而人物自身为了更好地成长发展也会主动追求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时刻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问题，将问题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认识。正如王水照先生在研究苏轼时所指出的那样：“接触苏轼材料时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他不仅常常前后说法抵牾，而且甚至同一时期见解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对所使用材料进行一番鉴别，弄清它在具体环境下的具体目的，弄清哪些是真实矛盾，哪些是门面话、违心话，分别给予恰当的估价。”[25]王先生所说的材料鉴别，我的理解是除了要将材料放入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还要注意分清史料本身的时限、类别、性质乃至真伪度等。既不能先入为主地剪贴史料为我所用；又不能不加辨析地将不同时期、不同功能、不同性质的史料杂糅到一个问题中去论述，那样的结论往往是混乱和无效的。
笔者针对宋代以降的诗歌研究，曾提出过“情境诗学”的概念，即“情指的是一种主观化的感受，近于心灵史性质；境指的是一种外在境遇，近于生活史性质”，[26]想要在一种日常性、动态性、过程性、关系性中最大程度地把握对象的丰富性。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人物研究。如本文所观照的孔平仲，就力图呈现其思想动态变化的过程，以及在其日常生活中显得较为稳定的醇儒情怀和循吏意识，这种探讨至少丰富了传统新旧党争的二元解释框架，因而更具有包容性。只要我们把握住走入“情境”这一思路，就有望从不同角度对孔平仲做有效分析，切入点既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关系；既可以是观念，也可以是文体……它们共同展现出不同环境、不同心境下的孔平仲，共同建构着孔平仲不同的性格侧面、性格层次、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最终呈现出一个既稳定又富于变化、立体多维、内涵丰富的孔平仲形象。这样的孔平仲，也许才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本来面目吧。
邓小南先生说：“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中等层次的论证以至微观的考订作为其逻辑支撑。这就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27] 本文以孔平仲为例，试图在人物研究中引入更富有活力的“情境”解释模式，但还只是很粗糙的初步尝试，对于“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这一目标的实现，尚赖后贤。
注释：
[1]临江军始建于宋淳化三年（992），作为附郭县的清江则建于南唐昇元二年（938），宋人崇古，遂以清江指代临江。这点在宋人本是习惯，决不致弄错或混淆，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书舍人新淦孔文仲经父、礼部侍郎武仲常父、户部郎中平仲毅父撰。”王庭珪《卢溪集》卷四十五《故孔氏夫人墓志铭》：“夫人孔氏世居临江军之新淦，其族甚大……经甫伯仲以文章居显位，名重天下，世号清江三孔，遂为一世名门。”籍为新淦人和号为清江人并无矛盾。当然宋人也有径称“临江三孔”者，如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九十四《古迹》：“临江三孔读书堂，在郡斋桂堂，见《官吏门》。”方回《桐江集》卷一《孙次皋诗集序》：“兄弟能诗书……临江三孔、豫章四洪、昭德诸晁、余杭二赵皆是也。”称呼更加明晰和准确。在宋人那里，三孔属于新淦人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由于《宋史》“新喻说”的影响（《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 渐有紫夺朱色之势，明嘉靖五年新淦又析置出峡江县，三孔今属何处遂引发一些学者的讨论。如聂言之《三孔籍贯考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鄂丽《清江三孔及其诗歌研究》下篇《三孔事迹编年考略》，北京大学1998年硕士论文；李春梅《三孔事迹编年》，《宋人年谱丛刊》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十九《中书舍人孔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898-904页。
[3]《清江三孔集》南宋编集时原有四十卷，今以四库本最为通行，然仅三十卷；笔者《现存清江三孔集版本源流略考》（《文献》2003年第4期）揭出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四十卷本，多出的后十卷均为孔平仲文；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十六册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傅增湘校补四十卷本（傅氏于《豫章丛书》三十四卷本后，请写手据明华亭本补抄孔平仲文六卷），惜乏人关注，《全宋文》对之亦未能利用。本文所引《清江三孔集》，均据国家图书馆藏傅增湘校补本，讹误处则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十卷本校正。以下凡引该书，仅标篇名及卷数，《豫章丛书》本将三孔分别统计卷数，傅氏则通计三孔为卷第，自卷一直至卷四十，今依傅氏校改之后卷数。
[4] 李春梅《三孔事迹编年》，《宋人年谱丛刊》第五册，第2860页。
[5]杨胜宽《眉山二苏与临江三孔的交谊考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6]参见杨胜宽《眉山二苏与临江三孔的交谊考述》；聂言之《孔平仲与苏轼交谊考》，《齐鲁学刊》1993年第4期。
[7]孔平仲有《与李先之》，按李朴 (1064—1128)，字先之，号章贡，兴国人，绍圣元年进士，历官西京国子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徽宗即位，召对，言甚切直，蔡京恶之，复以为虔州教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二载：“虔州免解进士李珙，特封养素处士。珙，赣县人，朴从子也。行义修洁，该通典故。秘阁校理孔平仲以其子妻之。”
[8]据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即版。
[9]孔平仲虽屡受吕公著之恩，但自治平元年国学解魁，次年登进士第释褐入仕，至元祐元年吕公著举荐试馆阁，近二十年未曾与吕公著相见。其《谢试馆阁启》云：“方某之为诸生，适执事之为祭酒，屡闻教诲，常辱提携。解褐逾二十年，随牒既六七任，声迹湮没，不复登门，光景蹉跎，已如隔世。邈于今日，播在洪钧。虽台辅之柄，执事可以必致而无疑；而患难之身，某实不自意其及此。”《祭申国吕司空》云：“某曩自诸生，辱公察识。公为祭酒，咏文蹈德。即叨仕版，迹微问息。埋没尘土，望公霄极。”皆可为证。
[10]《本草纲目》卷八《赤铜》谓铜屑又名“铜落、铜末、铜花、铜粉、铜砂”。该诗大约以“铜落”喻铸钱。
[11]《宋史》卷一百九十九《刑法志》第一百五十二：“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采者赏之。”此当为第五首之本事。
[12]论者多举第五首断章取义以为系讽刺新法，其实“百姓命悬三尺法”取自《管子》“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并无贬意，此首称颂神宗精研法律，慎刑爱民之意甚明。
[13]参见张敏《宋代常平仓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4]当然，董必的思路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汲汲于为朝廷、官府敛财，是典型的新党做派，而孔平仲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平抑物价的思路，对董必的做法并不赞成，迟早会发生冲突。但就事论事，此次董必弹劾孔平仲是以籴粜之法为口实，未涉及孔平仲对新法的对抗。也正因董必缺少充分的合法性，孔平仲才理直气壮地上书自辩，而宰相曾布也对哲宗言“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
[15]“故丞相”：原误作“政承相”，据北京大学藏本改。以下“善类得职”、“数有亨塞”，“重惟孔子”，傅氏校补本误作“善类得贱”、“数有亨寒”、“重惟光于”，均据北京大学藏本改。
[16]方诚峰《“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7]孔平仲集中有《进否泰说表》（卷二九），言“臣伏读诏书，许臣民实封言事，此盛德之举也。……治天下在于君子小人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在于否泰之说。尝读《易》，至贲之‘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窃叹圣人尝发其端，而历数千百年，诸儒未有深考而广陈之者。臣不揆浅陋，辄触类而长之。否泰之说，各有九卦，妄意治天下之术管是矣。谨具左方。”当即为此次上疏所作，惜《表》存而《说》佚。
[18]虔：原作“处”，傅增湘校改为“虔”。
[19]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20]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绪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1]其：傅校补本误作“具”，据北京大学藏本改。
[22]解：傅校补本误作“辞”，据北京大学藏本改。
[23]孔平仲另有《送范成老赴省序》，言“熙宁八年，天子诏天下试士，……范子中选，人以为此一州之敌，行且考于礼部矣。”（卷三五）故可推知范成老得解在熙宁七年。
[24]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等论著。
[25]王水照《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收入其专著《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26]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7]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剑，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