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名，广为人知，然其指涉问题，素有歧见：或曰文集；或曰诗体；或曰战国屈、宋诸人辞作；而或折衷众说，以为实具多重蕴涵。且学人在考探过程中，亦随文会意，自师其心，使“楚辞”研究在对象选取上即具混杂性，所论亦甚纷纭。基于此，笔者拟爬梳文献，从学术史之纵向视角考察“楚辞”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各种含义，冀能对其有一明晰之认知。

据现存文献，“楚辞”之称，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①然其意蕴，太史公未予亲诠。后之习者多有推衍，如汤炳正以为其“当为专书之称无疑”②；董运庭揣测此“楚辞”或指屈、宋诸作和其他楚声歌诗，或谓庄助、买臣之辞赋③。由于所论具有模棱性，董氏复感叹其“难以界定，模糊不清”。凭此诚不足推知太史公所名“楚辞”之所指，所幸班固《汉书•朱买臣传》亦载此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是时，方筑朔方，公孙弘谏，以为罢敝中国。上使买臣难诎弘，语在《弘传》。”④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⑤事在前126年，则此前“楚辞”当已为“定名”⑥。且其与“春秋”对举，则当为与之相类学问之一种。

《汉书•朱买臣传》记：“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⑦此事复见于《北堂书钞》卷144引《七略》：“孝宣皇帝诏征被公，命诵楚辞，每一诵，辄与粥。”⑧九江被公因能“诵”“楚辞”而为宣帝所诏征，足证“楚辞”这种学问当有特定的传习系统与特殊的诵读方式，非人人所能为也。复检《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⑨买臣习于“歌”、“歌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以所习得的独特的方式“诵读（言）楚辞”方才博得武帝欢心⑩。后《隋书•经籍志》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11)可知隋时，“楚辞”的特殊诵读方式还保存着。

统观《史记》《汉书》，不难见出：会邑（稽）、九江俱属楚地，朱买臣与被公皆为楚人，又都因善“楚辞”而获得喜好艺文的武帝之青睐，足见此之“楚辞”当为有约定俗称指称的此前在楚地流传的一种在诵读方式上有特殊要求的文艺样式。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材料多为武帝时事。武帝“好文辞”，对《离骚》颇有兴趣，“汉武爱《骚》”，曾模仿屈原等人作品创作许多骚体歌赋(12)。其还曾令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13)淮南王都寿春，乃楚之旧都(14)，南楚之流风遗绪，当不为少。而刘安及其文士集团亦曾有意识地研习屈、宋诸人之作，并主动进行模拟创作，成绩斐然。(15)武帝对此亦当有所耳闻。故而，他在读过《内篇》后，大抵觉得甚得己心，遂“爱秘之”。复令刘安为《离骚》作解说。刘安的“旦受诏，日食时上”之行为，除表现出才思敏捷，对《离骚》素有研究外，其中也当不无取悦武帝之心，而朱买臣亦因言“楚辞”而为武帝宠幸，则武帝所好之《离骚》即为子长、孟坚所云“楚辞”之一种。

复检《汉书•地理志》，其中有言：“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16)。亦即，班氏以为：楚贤臣屈原创作了《离骚》等作品，宋玉、唐勒等人亦模仿屈作而有所著述。汉武帝很是喜欢《离骚》等屈原的作品，朱买臣等便以包含屈、宋之作的“楚辞”进献于武帝，博得欢心，遂贵显于汉朝，而“楚辞”亦因此而广为世人所知。

这样看来，司马迁所陈述的“楚辞”当是指战国时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人所创作的诗歌。

值得注意的是，王充《论衡•变动》载：“邹衍之状，孰与屈原？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其中之“离骚”与“楚辞”并举，考古书流传情况可知：《离骚》于汉时多有单篇别行者(17)，而此“楚辞”则亦当为与之相类，指称书名或曰作品集(18)。

嗣后，王逸《楚辞章句》有“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字样，其《序》复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19)若所言有据，则当是刘向纂屈、宋诸楚人兼及汉人之作而为一集，定名为“楚辞”(20)，其亦明确具有指称一部作品集之蕴意。王书除却收屈原、宋玉诸人辞作外，复录题名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及王逸本人之作。其首卷《离骚》，王氏于篇首题“离骚经”，二至七卷，《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亦贯以“离骚”之名，而《九辩》至《九思》，王氏统目之为“楚辞”。由是观之，在王氏的甄别观念中，“楚辞”所指具有宽泛蕴涵，它不仅指属战国后期屈原、宋玉诸人之作品，还指属汉人的部分模拟屈原、宋玉之作而创造的作品(21)。对此，叔师于《楚辞章句•九辩序》中明言：“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22)。

魏晋六朝之际，“楚辞”指称蕴涵因学人持论标准有异而呈不同面貌。有学者追步太史公，以之指称战国之际屈、宋诸楚人辞作者。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采深：《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彦和于褒赞“楚辞”之风貌时只论及其时学界所认定的为屈、宋诸楚人之作品，而以汉人之作为“祖述‘楚辞’”者也，“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23)，则其当有排汉人拟作于“楚辞”外之意旨也。而钟嵘《诗品》亦有言：“汉都尉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其以“楚辞”为李陵诗之源头，则其所理解之“楚辞”涵义当与彦和同。亦有宗效刘向、王逸，以其所理解之“楚辞”蕴意为旨归者。郭璞有《楚辞注》，原书虽佚，然今人胡小石先生辑有《楚辞郭注义征》，观其所录之篇章，几与叔师同矣。复有以“楚辞”指称作品集者也。陆云《与兄平原书》曰：“昔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义不大爱之”(24)，此之“楚辞”，指称王逸而或他人所纂集之作品集当无疑义。

“楚辞”研究虽不盛于隋唐，而“楚辞”之指称蕴意在此期却出现更变。《隋书•经籍志》载：“‘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25)唐臣于此独以屈原之所作为“楚辞”，而以宋玉之作堪为“和楚辞”，而汉人之作为则“拟楚辞”，皆非本原意义上的真正“楚辞”。此论虽缩略了“楚辞”的指称范围，却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邵博《闻见后录》卷3即直言：“‘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采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乎？”(26)后周用《楚辞注略》、汪瑗《楚辞集解》、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诸书皆只注诠其所认定为屈原之作品而不及其他，亦专以“楚辞”指称屈原作品。

与前人相较，宋明学人所谓之“楚辞”之指称更为明确地体现出文体意义(27)。苏轼《书鲜于子骏楚词后》云：“鲜于子骏作‘楚词’《九诵》以示轼”(28)，黄庭坚《与王立之四帖》言：“若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29)，唐枢《重刻楚辞叙》曰：“‘楚辞’者，风雅之变也，其源昉于屈子。厥后作者继起，咸祖其辞，而皆楚声也，故俱谓之‘楚辞’”(30)。此类论述中虽未明言“体”，然其话语脉络中显然蕴涵着文体色彩。而晁补之纂集《续楚辞》，朱熹成《楚辞后语》，以特定之标准从后世辞作中选择部分作品纳入整个“楚辞”的指称体系之中，其亦是视“楚辞”为文体之一种也。后徐师曾《文体明辨》自序曰：“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该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之家悉祖此体”(31)。显已用“体”字标明了“楚辞”所指称的文体涵义，而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中则明列“楚辞”一体，且释言“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32)。

有清以后，“楚辞”指称虽仍因各家立论依据不同而出现诸多涵义，然其涉及之范围却未出前贤所论道之屈作、屈宋诸楚人作、作品集、屈宋诸楚人作兼及部分汉人作、文体诸方面之范畴，亦基本未呈现出其某一指称涵义较为学人所关注或强化之情形。自二十世纪以来，对“楚辞”指称文体，有学者采取折衷态度赋予其以新的涵义。金开诚即认为“楚辞”这一名称具有三重蕴涵：其一，出现在战国楚地的诗体；其二，战国楚人及汉人用上述诗体创作的一批诗；其三，汉人对上述这一批诗就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33)其后，黄凤显对斯论有所补充，其以为：“‘楚辞’既用来指称战国时楚地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也指屈原及其后来一些作家用这种新诗体创作的诗作，又指由这些诗作选辑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34)。这其中有学者更多地着眼于“楚辞”指称的文体意义，郭建勋即以为“作为一个文体概念，“楚辞”不仅指屈宋辞作，而且应当超越时代，囊括历史上一切同类作品，其标准便是在体裁上符合屈宋辞作的范式。”(35)具体而言，郭氏以为“楚辞”就是：“以屈原《离骚》《九章》《九歌》等典范的原初楚辞作品为范式，以“兮”字句为基本形式特征的作品。”而周建忠主编的《楚辞学通典•例言》云：“本卷各类内容的收录范围为：‘作家’类，战国楚辞作家、汉代至北宋有重要骚体赋传世的作家单列辞条；其他未列辞条的作家均在被选用的赋作开头作简略介绍，选录多篇者则在首篇作介绍。‘作品’类，收入战国、汉代楚辞作家的全部作品；选收历代重要骚体赋作品；酌收少量代屈、宋立言的赋或文”(36)，在此思想指导下，其书收从“莫敖子华”至“邢居实”等作家凡75人，录起《越人歌》迄《宝刀歌》等作品计277篇，堪为纂集“楚辞体”作品之最完备者，而这其中，“楚辞”的文体指称涵义几已推到极致。

由是观之，尽管司马迁所谓之“楚辞”的原初指称涵义是明确固定的，然在后来的学术发展流程中，“楚辞”这一名称的指称却因基于不同时代、情境之下的个体考察着眼点有异而由单纯蕴涵向多重复杂蕴涵发展，并最终累计成为一个具有多重蕴涵的概念。而正是这种指称的多层面性，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学人的视域，最终造就了“楚辞”研究领域众采纷呈之局面。

注释：

①《史记》卷122《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②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第63页。

③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④《汉书》卷64《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华书局，1962年。

⑤《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同上。

⑥刘向大约诞于前77年，此前“楚辞”已为定名，则其指称之篇章定与后世所谓刘向纂集之《楚辞》非一。

⑦《汉书》卷64《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同上。

⑧虞世南《北堂书钞》，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本。

⑨《汉书》卷64《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同上。

⑩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黄言孔章……音、言字通，或谓古本同字。”则买臣“言楚辞”之“言”当活用为动词“音”，亦即诵读也。

(11)《隋书》卷32《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12)《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之属”著录“上所自造赋二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学者多认为《白麟》《宝鼎》《天马》（“太一贡兮天马下”）《瓠子》《芝房》《天马》（“天马来兮从西极”）《朱雁》诸篇皆模拟屈、宋之作。毛先舒《诗辩坻》，胡应麟《诗薮》、李大明《汉楚辞学史》等对此有考察。

(13)《汉书》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14)《史记•楚世家》载考烈王22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其后，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均建都此郡。

(15)《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足见其时创作之盛。在此文人集团中，淮南王《离骚传》是今存最早的“楚辞”研究文献；而其与宾客之作今尚存《屏风赋》《招隐士》等，李大明《汉楚辞学史》以为《屏风赋》“显系受屈原《桔颂》影响而作”；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招隐士》“可以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绪，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

(16)《汉书》卷28《地理志》。

(17)《离骚》篇幅至巨，迨其创诞，即有单篇流传者。考《史记•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则其时《离骚》与其他诸篇当有单篇流传者。桓谭《新论•道赋》：“余少时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刘安作《离骚传》；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马融注《论语》《诗》《易》《离骚》等，皆可证。

(18)以作品集形式出现的《楚辞》，学界多以为肇自刘向，疑未必是。王逸《楚辞章句序》：“楚人高其行义，纬其文采，义相传教。”《九章序》：“屈原放……作《九章》。……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传教”者，教授弟子，以传后世。则其时“楚辞”当已辑录成书。庄忌《哀时命》篇杂采《离骚》《惜诵》《涉江》《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远游》《九辩》等篇，则其当作过搜集、汇整工作。其子庄助因“能为楚辞”而受武帝宠信，当不无家学渊源。淮南王刘安亦当纂集过《楚辞》，对此，章太炎《訄书•官统中》、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皆有考探。

(19)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20)刘向之前，已有人编纂屈、宋之作，然文献确实，其集是否定名，抑或名之《楚辞》，难确考也。

(21)模拟之作并非全称“楚辞”，而是有特定选择标准，李诚《汉人拟楚辞入选〈楚辞〉探由》文指出：只有“在形势上是骚体；内容与屈原相关；行文则大体以第一人称带屈原立言”的作品，才能归属其中。

(22)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9页。

(24)陆云《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47页。

(25)《隋书》卷32《经籍志》。

(26)邵博《闻见后录》，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27)唐人虽有以“楚辞”为文体者也，如李贺《昌谷北园新笋四首》有“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云云，然此类用法甚罕见也。

(28)苏轼著，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7页。

(29)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9页。

(30)见于朱熹《楚辞集注》明嘉靖十七年杨上林刊本。

(31)徐师曾《文体明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页。

(32)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页。

(33)金开诚《楚辞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页。

(34)黄风显《楚辞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35)郭建勋《“楚辞”名义浅探》，《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2期，第74页。

(36)周建忠主编：《楚辞学文库•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