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无疑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最为火热的关键词之一。国学发展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事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相伴相生并非偶然，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冲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教条化认识，为人们重新思考、认识自身文明传统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开放引入的西学资源，在极大丰富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进而刺激了民族文化精神认同、现代学科建制反思等一系列议题的产生。四十年来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恰如一面镜子，照射出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多元繁荣，记录下传统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行、返本开新的探索，展现了华夏文明寻求现代复兴的努力。
一、发展历程
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长期的酝酿、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兴起了一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潮。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主流。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之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署名文章，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被视为90年代“国学热”兴起的标志。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也纷纷以类似的报道跟进，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一时蔚为大观。与社会文化的步调相一致，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升温，季羡林先生提出著名的“东方文化世纪说”，引发各方观点的热议与争论。
从外缘上看，90年代“国学热”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与积累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恒久而持续的。进入21世纪，国学热潮再度涌向新高。在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的2004年，围绕儿童读经展开的争论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两件大事。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将“国学”一词聚焦于公众视野的中心，也将相关争论引向高潮。较之90年代，新世纪的国学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质，如果说前者更多地继承了80年代文化热的遗风而倾向于宏大主题的探讨，那么后者则将问题进一步引向具体的实践。在“要不要做”的争论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怎么做”的问题。“国学热”无疑代表了来自社会的价值期盼与需要，但这种期盼又必须落实到学术中，通过学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就只能成为一种浮泛之“热”而难以持续、良性发展。因此，从文化上升到学术，形成研究的范式、方法，进而成为一种成熟的学科，就是国学健康、长远发展的关键，而现代大学国学院体制的建设，无疑是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实践探索。
“国学院”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的建制化尝试其来有自。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曾陆续成立国学研究院等机构，开国学研究风气之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风靡一时，成就一代佳话。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努力如昙花一现而未能延续。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学术体制的核心与主体，一门学问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高校体制内取得生存土壤，得到制度化认可。在此意义上，国学院体制在当今高等教育体制中落地生根的新探索，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
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开风气之先，正式宣布成立国学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北大国学研究院，人大国学院是一所正式的教学、科研单位，面向社会招收本科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之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纷纷成立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等相关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大陆地区已有近三十所高校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在地域上形成了北有人大国学院、北大国学研究院，中有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学班，南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多点开花呼应之势，为国学事业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全国各大学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实体与虚体两种形式。其中实体性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及武汉大学国学院等，作为正式的教学研究单位，有专任教师编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至于虚体单位，一般没有正式编制和专任研究人员，主要采用课题、讲座等形式整合本校国学研究力量，招收学生往往也委托于文史哲的某一院系。实体国学院无疑是国学建制创新实践中的主体力量，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前者以人大、武大国学院为代表，招收六年制本硕连读研究生，实行导师制，兼重教学、科研；后者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代表，不招收本科及研究生，只接受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同时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编辑《清华国学文存》等，重在科研。
实体国学院的出现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中最具建设性的成果。无论在理念指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播诸方面，依托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实体国学院所起到的中坚与辐射作用都是其他形式的机构难以替代的。如武汉大学国学院遵循“知识和价值并重”的教育理念，聚焦经典，以古代小学和校雠目录之学为根基，开展整合的中国古典学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统合义理、考据、辞章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上，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借鉴中国古代书院讲学模式和欧洲古典大学的导师制度，实行本科导师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则在建院之初就举起了“大国学”的旗帜，筚路蓝缕、锐意创新。“大国学”由季羡林、冯其庸先生共同提出，意在把“国学”概念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认同结合起来，国学不只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重视传统经、史、子、集研究的同时，凸显西域研究的特色，以经、史、子、集研究为重点，以西域研究为亮点，齐头并进，双翼展翅，是人大国学院的基本方针。
国学院体制在高等院校中的扎根，为国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阵地。当然，这一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同样是充满艰辛而伴随争议的，其中亦呈现出一系列亟待思考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二、问题思考
新世纪的“国学热”正方兴未艾，而由此展开的各种争论也同样未曾消歇。在质疑中成长，在争论中进步，正是四十年来国学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上述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正是当今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在古今中西碰撞之中所面临的困境、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处境的折射。
在现代语境中，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并没有所谓“国学”之说，20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新式学术文化的冲击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随着西学的传入及其巨大优势的显现，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保存自己的学术文化传统，便成为当时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学概念，试图以国学统合传统学术。二三十年代，随着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学机构的成立，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学运动。
由此可见，国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传统学术、文化的努力与尝试。早期的国学倡导者一方面参鉴西方的学科分类与学术理念，将传统学术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之中，另一方面又着力于存续本民族的学术传统。这样，现代性与民族性便成为国学必须要面对的两极，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于现代性之普遍性的接受，那么后者则是在此前提下对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持守。这种张力处境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矛盾线索，也造就了当今国学发展的一系列中心问题。
经由上述历史发生学的考察，不难看出虽然国学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保存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思想与方法上其实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现代性的支配。首先，在学科体制上，当时主要的国学机构均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如清华研究院国学科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其次，在精神价值上，虽然有章太炎等人对国学的积极提倡和弘扬，但就时风众势而言，国学只是需要研究、整理的对象，是博物馆中的陈列物，“整理国故”盛行一时。虽然有梁漱溟等人试图将五四的科学、民主与孔孟的真精神相结合，却遭到人们的质疑，被视为是落后、保守，在这样的氛围中，国学逐渐被人们否定、抛弃，第一次国学运动也无疾而终。
由此返观四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学发展，不难发现其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依照现代学科分类而对传统学术的知识整理，那么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则是历尽劫波之后向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回归。当下国人之所以把目光重新转向传统，转向国学，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外力助推，更源自内在的精神诉求。一方面，近代以来过度否定本国文化，一味地提倡全盘西化，导致历史记忆与生存方式的断裂，进而引发自我认同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能代替和解决精神生活的安顿。人是完整性的，是一种根源性的存在，需要将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一种既能包容过去，又能展望未来的学问，这就是国学。从整体上看，国学热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主要是以现代性评判、重构民族性，那么近四十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力图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反思、重建现代性。由此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取向。
首先，在学科建制上，表现为对现代学科体制的重新检讨和反省。借鉴西方的学科体系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进行分科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但毋庸讳言，这种分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中国传统学术原本有自身的体系，如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经代表核心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思考，史代表理历史记载与集体记忆，集代表整体的人类情感的回馈和表达。在分科模式中，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体系被打乱，国学的内容被强行与西方学科一一对应，最终导致了国学的解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舶来的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不能完全纳入其中。以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学为例，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竟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容身之地，面临被肢解的命运，五经被划分到不同的学科领域，经之为经的内在根据也遭到怀疑和否定。至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也始终难脱削足适履的困境，无法有效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曾经影响颇广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用西学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但由此导致的中学为西学所分解乃至阉割的问题也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因此，国学的建立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学科体制，而应具有世界意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民族性的新型国学。
其次，在价值选择上，从对传统消极质素的反思批判逐渐转变为到对传统积极质素的继承弘扬。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以西方现代性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视科学、民主为最高原则，以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次国学热则表现出不同气象，《光明日报·国学版》发刊词提出，“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良性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同样是照耀世界的。因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性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本位，同时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由此，在继承五四的同时亦超越五四。
较之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价值观念。对于前者而言，可以对研究对象采取纯然批判的态度，抑或“价值中立”地整理国故。而国学研究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与弘道意识。国学研究者当然可以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做深刻批判，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去粗取精、返本开新。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时固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但研究背后的根本关怀绝不仅限于知识本身，而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弘扬与重建。正如人大国学院黄克剑教授所说，“国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授，重要的精神、人格的培养。传统文化中的独立人格、弘道意识、担当精神，首先应该在老师的身上体现出来，并影响到学生。”
价值关怀与文化担当意识，使国学研究区别于作为分科之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以及纯知识取向的汉学研究。就此而言，国学既发源于现代学术，同时也蕴含了反思、补充乃至超越现代学术的契机与可能。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到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其间的正、反、合题正构成了国族文化、学术自觉意识的觉醒。
三、前景展望
国学四十年，深刻记录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下民族文化精神的复苏觉醒。关于如何理解国学，学术界历经沉淀，大致提炼出三种理解进路：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内容和研究对象而言；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而是指近代以来西学刺激下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主要强调世界眼光、现代意识；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所寄”，是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其价值意义。上述三种理解实际上是相互统一的，各自呈现了国学的不同面向。今天的国学不是传统学术的简单再现，而是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重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国学的上述丰富内涵，决定了她的影响必然是全方位的，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前一意义上，国学是“国魂之学”，在后一意义上，国学又是“学科之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与学术之间的多元身份张力，决定了国学事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三组关系，即开放性与主体性、价值性与知识性、学术性与社会性。
首先是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辩证。从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国学虽脱胎于传统学术，但在方法、建制上深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水乳交融、难以割裂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了国学始而取法、继而反思的借镜，而现代性价值也是国学既须面对、融入，亦当予以丰富、涵养的对象。一方面，我们无法离开现代价值的普遍性来谈论国学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亦不应淹没于抽象的普遍现代性。人类文明经历数千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下众多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原则，无论是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还是中国传统的仁爱、和谐，这些价值无一例外地具有普遍性。今天我们重视国学，绝不是要以特殊性抗拒普遍性。深入地回到传统，发掘传统，其意义正在于从中国传统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种子，寻求人类普遍价值的中国形态和本土表达。我们必须用人类文明的眼光衡量传统的特殊性，通过思考与对话，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丰富的民族文化质素。
其次是价值性与知识性的融通。国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信仰。今天研究国学，首先要将其整合为一套知识体系，发展为一门学科，同时要弘扬其价值体系，使其成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一套具有世界文化、人类文化意义的学问。如果说“国魂之学”，载着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那么“学科之学”则肩负着完善现代学科体系，维系、光大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承的功能。把握处理好上述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使之相得益彰，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首先，“国魂之学”意味着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坚守。现代大学普遍存在着知识、技能教育强势、价值教育式微的问题，根本上说，这源自于工具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性社会特质。价值教育的欠缺不免导致道德水准的滑坡，甚至社会伦理的解体。因此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弥补现代教育的价值短板，以经典文明滋养趋向虚无的现代心灵。其次，国学作为“学科之学”，需要立足于现代学科体系而为国学传承与知识生产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在传统学术中，“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时至今日，在技术与工具理性至上、知识与价值日渐分离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在国学研究与教育中重建知识与价值的有机联系，以继往开来的价值担当激励精深细致的学术研究，以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透显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呈现，是衡量国学事业发展品质的重要因素。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目前国学发展还面临着学科体系的融合、教学体系的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国学学科设置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已经成为国学发展进程中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需要群策群力加以解决。
最后是学术性与社会性的协调。国学四十年，绝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界内象牙塔中的内部运动，而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精神吁求的内在反映。作为“国魂之学”，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与华夏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言，国学的复兴本质上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顺乎天，应乎时，合乎人。社会与民众的需求是国学在新时代茁壮成长赖以植根的土壤，也是其最广阔的生命力源泉。国学研究固然离不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韧精神，但她的核心本质不是单纯地钻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以学术的方式传递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当然，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社会层面的国学热难免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近年来，诸如少儿读经、天价国学班、女德班等问题一再引发争议，更说明社会层面的国学传播需求亟待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反哺与提撕。社会滋养学术，学术反哺社会，方能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我们相信，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