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乐哲（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大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
来源：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一多不分：儒学与世界文化新秩序》
面对世界文化秩序所呈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当代宗教历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P.Carse)为我们指出了“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明显区别，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儒家文化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重要价值对人类进行的许多活动，比如企业经营、体育比赛，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等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体验的活动，卡斯借用“游戏”作类比，构建了“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概念。
“有限游戏”是指游戏的参与方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按照一套有限的规则进行，而且按照其规则必须得出确切的结果，即一方为赢，一方为输。“有限游戏”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只能有一方获胜。这样理解游戏的话，我们立刻会联想到各种竞争性的人类活动，人们想尽办法要去完成目标，要打败对方。如果用广泛存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价值观来理解我们人类，就会热衷于“有限游戏”，把各种层面，不论个人之间、公司之间，还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务，都当作“有限游戏”对待。
“无限游戏”的架构不同，所追求的结果也不同。无限游戏”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人们致力于加强合作关系，作为共同体一起取得成功，而不是某一方通过竞争获胜。甚至，“无限游戏”的参与者为了把游戏延续下去，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没有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目标纯粹是共享繁荣。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我们怎样进行“无限游戏”。家庭中，母子之间自然地、持续不断地加强其相互关系，以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在这个“无限游戏”里，母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限游戏”需要不断加强相互关系。始终保持双赢，否则就会双输
现在全球性的以及地区性面临的各种困境可谓是“全面风暴”，我们有必要寻找文化资源予以应对，有必要预见到需要提升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改变我们的行为，使各个层面的参与方，个人、社区、企业以及国家之间等等，从利已主义的“有限游戏”占上风的局面，转换到不断加强相互关系的“无限游戏”的新模式中。我们需要从“有限游戏”转换到“无限游戏”，共同面对挑战，以期克服我们今天所共同面对的各种挑战
东亚的哲学一一儒学、佛教和道教一一显而易见都把血缘关系放在首位由此展开，并且强调不断加强关系，呈现出“无限游戏”的特点。我们看到儒家文化对各种不同的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所具有的价值有着恰当的理解，认为人是根植于其中，由关系的特定性以及相互作用的模式所滋养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力量，能够挑战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简单画等号的现状，并且允许儒家哲学在改变世界文化秩序中发挥作用。由存在于厚重而繁复的家庭和社区结构中，并且能够指引人们道德行为的当代儒家伦理，即由自然关系的力量来挑战和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或许是可能的。
有证据表明，亚洲至少有一个现实案例可以很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证实儒家文化可以为构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做出巨大贡献。过去的几十年间国学院在中国各地的院校里蓬勃发展起来。世界各地许多一流的高等院校也
都开设了相关课程，而且中国院校与西方院校已经合作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
另一个对改变世界文化秩序有影响的是，中国于2013年底提出的“一带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对世界影响力的总概括。在中国提出这一宏大倡议的同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包围了美国和欧洲，随之而来的是政府退出自由贸易协议，对于承诺解决的全球问题，包括核扩散、移民潮、环境恶化、失控的气候变化，要么反对要么放弃。西方国家似乎在争先恐后转向只能有一方获胜的有限游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另种选择，可以作为试金石，让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源可能如何对经济、政治及世界文化秩序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按照其儒学价值观，采用特有的文化资产一-“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与国际社会一起促进形成共赢的“无限游戏”模式，它将成为新的全球秩序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世界将因此而不同
当儒学通过经典的准则被传播时，它与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是如何相关联的?那些相信儒家哲学具有价值而且相信儒学非常有益于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人们，需要回过头来总结和回答一个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即在整个亚洲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有哪些贡献。向前展望时我们同样要问，在当代的世界发展变化中，儒学价值观的全球化是否是一种恰当的差异化过程?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画等号。这是儒家文化在各种思朝当中将面对的挑战。或许最重要的是，儒学能够演化成为批判性的、不断前进的、进化的、具有整合力的哲学，能够为解决我们时代的紧迫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具体的词汇概念方面，儒家传统已经为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提供了什么?作为一直存活的文化传统，它在当代中国与早期文化根源之间的连续性是很明显的，而在古希腊与现代希腊之间、在古罗马与现代意大利之间在古埃及与其现在面貌之间,这种联系是很微弱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混合的包罗广泛的文化发展变化的样板，各种文化长达若干世纪的激烈交锋，使之
成为混合及至融合的大熔炉。这是一个传统，其中包含对西方思潮的学习首先是佛教，然后是各种思潮，从基督教到新教，再到马克思主义，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学和实用主义，都被吸收和内在化，变成了发展进化中的儒学传统本身。儒家传统之所以拥有持久的动力，是因为它是直接来源于与人类实际生活相关的体验。不同于依靠形而上学假设或超自然想象的学说.儒学是一种现实的自然主义，它关注的是在当下所给定的条件下，通过改进日常事务而提高个人价值的可能性。儒学作为文化，就是要把人们所经历的日常事务变为最不寻常的事情。在一代又一代民众传承的过程中，依靠人们的创造性培育，文化的谱系得以传递下来。它不断扩展，依靠在家庭和社区里的人们的创造性培育,形成了人们的宇宙观。个人价值是人类文化的源泉反过来，综合而成的文化资源又为每个人的成长提供了背景条件。
儒学倡导“以家庭为中心”，赋予人的不是像个人的、单独的或绝对的-类概念。儒学作为一种信仰，并不标榜某种实证的“唯一真理”，不会因此导向战争或者拥护者之间的互相残杀。儒学并不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无所不能的、本体的神力，不以此作为现象背后的实体，以及作为所有宇宙现象的来源。儒学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传统，它所依赖的精神从变化中的人类体验中产生，拥有一种宗教感。对学来说，世界是自行生成、自然而然的，其中包含人们日常生活不断前进的持续动力。儒学的世界是内在的，不存在个外在的世界。人们的宗教感本身,是宗教意识的原动力。它的回顾和展望都是为了扩展自己，以包容各种各样的精神思想，而这些精神思想来自于人们在家庭里、社群里以及在自然世界里提升自身素质的活动。同时，在我们人类所处的世界，我们在提升经验与激发文雅精神的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贡献。没有教堂，只有传承的大家族;没有祭坛，只有餐桌;没有牧师，只有过去和现今的社群道德模范。儒家思想尊崇“道”，人成长和发展的过程由它塑造，并为它做贡献，人生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此。这种实践中的创造，没有最终的创造者，什么都是被创造的，什么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与有神传统形成明显对比。
在没有末世论的情况下，似乎早期的儒家思想家全神贯注于研究过程和变化的现象世界，简单来说就是:“道”是经验域场的呈现，“万物”指万事万物，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即是宇宙的生生不息的整体过程。这些哲学家很少追寻什么是本源，即什么使万物存在或者为什么万物会存在。他们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周边不断变化的事物及现象之间复杂的关系实现最大效率。正是这种“道”，而非任何关于起源或预设的神学或目的论假设，实现了个人、社会乃至终极宇宙的和谐，并且成为指导生活的基本价值观。
儒家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儒家社会的基础植根于人类渴望建立合理的社会角色及其关系(礼)。对“礼”这一哲学术语的翻译是需要仔细斟酌的。正式而言，礼是指特定身份的人、关系以及机构，便于进行密切的交流沟通，从而促进家庭及社会的感情及氛围。所有正式行为都构成了礼仪的一个方面一一包括餐桌礼仪、问候和道别礼仪、毕业典礼、婚礼、葬礼、表示尊重的不同姿势、祭祀祖先等。在这种正式意义上，礼构成了一种社会秩序，在人类社会习俗中，为每个成员在家庭、社会和政府中提供一个明确的地位。但在这个宇宙观中，更加注重的是礼的调和作用而不是它的形式。礼的存在使人类生活富有活力，使人总是小心翼翼和机敏的。礼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文化，因为它代代相传，作为人类文明的储备库，使个体能够继承并传承价值观，找到他们的人生意义，并且礼也总是处于常新的状态。我们之所以守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当今以零散的家庭为主体的社会中，社会秩序源于通过有效沟通所产生的关系，而礼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就是公共“语言”。礼无疑是语言学的但它不仅仅体现于相互交谈中，也体现于身体和手势、音乐和食物、协议和仪式、机构及其功能、角色和关系中。对于孔子而言，“成人”作为一项社会成就，是通过礼贯穿社会智慧的应用而实现的一种适应性成功。社会不是个人财产的衍生物，个人也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相关的生活和这种个性所带来的个人合作不会将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而是使已经具有组成相关性的生
产力不断提高。儒家思想提供了一种关于家庭和社区的概念，其基础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角色和关系中的礼仪。作为最基本和最持久的东西，礼培育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内在动力，强化了法治的作用，当然有时也会发生次优的情况，会出现社会公共秩序维系失败的结果
关于儒家对人类哲学教育的贡献，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个人修养是儒家哲学的根源，而这种个人成长本身就是教育的实质。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任何未被妥善安置，离开肥沃土壤的“根”将很快枯菱死亡。进一步来说以园艺为喻，儒家教育需要深深植根于建立个人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及关系的全过程中。教育与儒家道德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于它们都以我们的社会角色和关系的持续增长为基础。如此构思的教育并不是达到某种期望目标的手段，而是其本身的过程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们追求教育，是为了过容智的人生。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道德水平不断提升，最终我们成为道德的人。
将“家庭孝道”作为古典儒家思想的主导道德要求，很明显，在这一传统中对教育哲学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从构成我们作为家庭和社会成员的那些重要角色和关系开始。也就是说，在这个解释框架内，彼此关联的人际生活被认为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经验事实。每个人都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每一件事都发生在其重要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皮肤之下而是存在于世界之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独自做成任何事情。关联性是一个事实，我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只不过是对关联生活的具体模式的规定:母亲和孙子，教师和学生，甚至是表兄弟和店主。这些特定的各种角色，并非任意和偶然的，可以追溯到历史和人类最早出现的状态，作为人类家庭和社群生活经验的基础，比如母亲和社群长者的角色是人类家谱的基础组成部分。然而，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彼此关联的生活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在家庭、社群和文化叙事中扮演的角色的成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我们所谓的“儒家角色伦理”只不过是规定性的各种关联，这些关联记录了每个人在其所处角色中的个人成长。儒家的角色伦理是人类通过努力和想象能够形成关联的事实。
以儒家角色伦理作为道德生活的一种视角，儒学为颇受争议并且不断弱化的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输赢对立模型提供了一个双赢或双输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儒家角色伦理如何为完美举止提供具体的规范，而不是诉诸抽象原则、价值观或美德，主要体现在我们具体并且现存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中。与抽象原则相反，我们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生活中的角色和关系之间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合理感一一这是一种承诺一一正如儿子对母亲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角色伦理提供了一种直观的洞察力，可以向我们提出具体的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角色伦理帮助人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有效地行事，为合理的行为提供解释。角色规定的行为对一些不可避免的复杂的人类活动可以做出简单的正确或错误的直觉判断。“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对我的行为来说是一种既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理由，而且相较其他原因又非常具有说服力。
总而言之，我相信，这些对儒学关于人的观念的探究特别契合当前时代如果把自由个体不受约束的自由当作社会和政治公正的基础和最优资源，极端的自由主义就会宣称道德是可交易的。在这个争论中，只要其与自由相冲突，自由主义者会拒绝接受任何正义的概念，因为自由是他们所认为的最根本的道德。也就是说，曾经的和谦和、富有创造力相关的个人主义的基本设定，现在变成了完全错误的理论
以上所述的儒学文化的多个领域中，从教育到伦理学，其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认为人是关系构成的概念。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观点是，儒家哲学可能为我们的时代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它自已精心设计的、复杂的、符合道德规范的关系构成的人的概念，可以用来批评和挑战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能够清楚预测到世界文化秩序变革中的整体性变化。“成人”的人的概念作为一种替代理论，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提示，即我们应该努力使儒学在讲台上有其应有的地位。这个论点并不是说我所倡导的儒家价值观可以用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也并非说无可避免的西方化潮流是可恶的，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遏制。相反，我唤起对儒家传统的关注，意图在于，在这个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宏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为所有可获得的文化资源创造空间。在许多方面，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补偿性的，试图克服那种不加批判地忽视一个古老传统的无知行为，而这种传统与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传统作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资源，作为我们现存价值观的实质性批判理论，价值巨大。意义深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