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5个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三方发表《联合宣言》等成果文件，宣布一系列合作共识，标志着中日韩合作机制全面重回正轨。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东北亚地区危机重重，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回潮，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无疑将为三国合作注入新的政治动能，发挥“以三边促双边”的作用，也将有助于拂去东北亚上空笼罩的“新冷战”阴霾。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年。回顾历史，东亚区域合作素有“危机驱动”的特点，中日韩合作亦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寒流中开启并取得长足进展，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70多个对话机制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涵盖经贸、文体、教育、环境、科技、卫生等30多个领域。2011年中日韩在韩国首尔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并有效运转至今，使三国合作的机制得以固化提升。目前，中日韩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中日韩之间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交织，三国合作一路走来殊为不易，领导人会议的召开与否往往被视为中日韩关系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从1999年到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在东盟和中日韩（10+3）对话框架内共举行了8次会议，其间因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领导人会议在2004年到2007年间中断了近三年。从2008年开始，中日韩开始脱离“10+3”框架轮流主办领导人会议，到2012年连续召开了5次会议，但此后，三国领导人会议时断时续，从2012年到2019年间仅仅召开了三次。自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召开第八次会议后，三国领导人会议中断4年5个月，创下三国合作机制启动以来最长的空白记录。

在这“失去的四年”间，日韩、中日和中韩这三组双边关系相继经历低谷。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竭力拉紧美日和美韩同盟，重塑美日韩“铁三角”关系，试图打造“美日韩VS中俄朝”的阵营对抗叙事。从这一背景来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相聚握手的瞬间，有着超越三边关系本身的重大战略意义。而从中日韩合作启动25年来的成功实践来看，这一机制已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求同存异、实现合作共赢的一个小多边合作典范，不仅有利于稳定和改善中日、中韩和日韩这三组双边关系，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团结合作，以及对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诚然，领导人会议的恢复并不意味着中日韩合作前景一片光明。迄今中日韩合作的举步维艰，是东北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和地缘矛盾的真实写照，这种结构性矛盾，仍可能不时困扰三边合作的顺利推进。尤其是在日韩两国对华认知和政策取向出现消极转变，以及美国干扰因素突出的背景下，日韩两国对华心态矛盾纠结，对待中日韩合作的态度仍有犹豫。但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螺旋上升，日韩担心局势失控，希望借中日韩合作推动中方对朝鲜施加影响。

在经贸领域，日韩也想通过深化中日韩合作在中美间找回平衡，兼顾两大海外市场，以更好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作为东亚前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4%，货物贸易在全球占比近20%，中国是日韩的最大经贸伙伴，日韩分别是中国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对象国，利益深度交融。

作为近邻，中日韩三国安危攸关，命运与共，三国合作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国务院总理李强此次出席会议期间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五点倡议，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形成双边关系和三国合作相互促进，指出三国人民从“居相邻”到“心相通”的重要性，也提到产供链、科技创新、低碳转型、老龄化和应对流行病、以及“中日韩+X”等重点合作领域，这些既直指中日韩合作的痛点和短板，也契合了三方的实际需求。

展望未来，中日韩三方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好长期积累的突出问题，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要化竞争为协调，推动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二是要重建政治安全互信，携手突破地区安全困境，三是要大力改善民意基础，重建相互理解认同。长期以来，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中日韩三方往往淡化处理复杂敏感的政治安全议题。未来三国合作要行稳致远，还需要统筹兼顾经贸人文和政治安全议题，切实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行动，致力于实现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原文载《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