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动荡不稳，经贸关系虽然总体上维持高位运行，但也面临动能减弱的隐忧，于是围绕“政冷经热”“政冷经凉”的讨论再起。三国关系中经贸“压舱石”的松动还引发外界对于东北亚安全稳定的担忧。今年5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多重启，无疑有助于缓和三国政治关系，有望给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能。但要从根本上打破政经二元对立的负面螺旋，依然任重道远。

进入21世纪以来，“政冷经热”经常成为形容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标签式定性。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现象，“政冷经热”构造的特点在于“政治关系的冷淡或紧张”与“经济关系的活跃和密切”并行不悖。其存续逻辑或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中日韩之间的历史羁绊难消，在国力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牵动下地缘矛盾凸显，导致“政冷”局面频现。二是经济结构互补性下的利益驱动。即便政治关系不睦，中日韩之间仍可以资源、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驱动经济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日韩作为全球产供链枢纽的地位加深了彼此利益融合，从而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关系的市场化合作，企业等非政府行为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日韩大抵上都能基于理性权衡而非感情用事来处理彼此关系，即使在政治上有所龃龉甚至紧张时，也会尽力在经济上维持合作。同时，大规模的民间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着政治紧张对经济关系的影响。

与之相对，“政冷经凉”更像是国际关系中的必然现象。毕竟没有良好的政治氛围，经济合作容易缺乏动力。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政冷经凉”的迹象，这发生在大国竞争加剧和“东升西降”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变化使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美国裹挟日韩推进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以“去风险化”为名推动“脱钩断链”，增大了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外部阻碍。另一方面，中日韩合作的内生动力也在相对减弱。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使中日韩经贸合作从“垂直分工”向“水平竞争”转变，日韩或出于维护对华产业技术优势的盘算，或出于防范中美对抗风险的考量，对华经贸合作变得踌躇不前。

一旦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脱钩”成为现实，东北亚国际关系运行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冷战后，由经济全球化和相互融合支撑的发展繁荣，取代冷战时期基于“恐怖核平衡”的脆弱稳定，是东北亚和平发展的最大保障。“以经促政”虽然未能根本解决中日韩之间围绕历史、领土等问题的矛盾，但经贸合作至少发挥了“缓冲器”甚至“压舱石”作用，保障了彼此关系和地区局势的总体稳定。即便是在美国竭力诱拉日韩、大肆对华遏压的背景下，中日和中韩关系也保持了基本可控。但随着美日韩合作内容由军事安全向经济安全拓展，安全逻辑压倒经济利益，“政冷经凉”也就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负面螺旋，从根本上动摇东北亚安全稳定的根基。

二战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对华政策曾经历了从“政经分离”到“政经不可分”的转变。冷战后中韩建交也是“以经促政”的结果，根本逻辑还是“政经不可分”。当前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中日韩之间的“政经对立”“政经割裂”则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善中日韩之间的政治气氛同时维护和加强经贸合作，形成政经关系相互促进，对于地区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这离不开三方的相向而行和共同努力。

首先要继续加强高层对话，管控政治分歧。除了刚刚恢复的中日韩领导人定期会晤，三国还可充分用好外交安全和经济人文等领域的高级别对话机制，使其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给经贸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另外，三方应当完善突发和争议事件的有效沟通和危机管控，确保出现政治经济摩擦时能够及时沟通、冷静处理。

其次要完善经贸合作的制度化保障。中日韩应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效实施，并争取建成高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区，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统一规则标准，以提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三方还要强化区域供应链合作，加强数字经济、低碳环保、公共卫生、应对老龄化等领域的合作，深挖合作潜力，强化共同利益纽带。

再次是要扩大人文交往，改善国民感情。三方互为主要客源地，应积极商讨降低签证条件，为扩大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往创造更多便利条件，通过“国民大交流”增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为政治关系改善奠定社会基础，逐步扭转“近而不亲”的局面。

最后是要迎难而上，创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三方要凝聚反对“新冷战”的共识，共同抵制阵营对抗，坚持推动和完善地区和平机制建设，循序渐进推动构建开放性的东北亚安全对话平台，灵活务实探讨解决各方安全关切的路径，为东北亚新安全秩序建设打下制度性基础。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原文载《环球时报》2024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