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9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请康伦社草拟了对亚洲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作为该会的检讨资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围堵、孤立已届十年，美国一些人意识到对华政策或许需要调整。在美苏关系趋向解冻、美国外交政策在多地面临困难背景下，康伦报告主张通过“试探和谈判”，寻找一种“更为开阔的政策”，分两阶段逐步缓和与新中国的关系，最终承认新中国，并使其位列联合国安理会。同时，它主张台湾成立所谓“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反共仇共势力依然强大的年代，康伦报告以准官方形式提出缓和对中国大陆关系，是美国向“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转变过程中起到萌新作用的重要节点。而关于台湾成立“共和国”的主张则是后来逐渐盛行的“一中一台”谬论的先声。

关 键 词：康伦报告  美国  中国  “一中一台”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遏制并孤立”到“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历史性的发展和转折”。①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举行多场听证会，确立“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新战略。这一政策延续多年，②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鲍大可(A.Doak Barnett)、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中国问题专家在听证会上提出对华新政策之前，美国民间已经在为修改对华政策不断发声，其中引起各地华人广泛关注的是1959年的《康伦报告》(The Conlon Report)。③令台湾当局关注的原因除了其主张与中共“握手”的建议外，还有所谓“一中一台”的荒谬主张，以往研究对此尚未厘清。④

一、《康伦报告》出台的背景及内容

历年来，美国国会指拨专款资助各大学及民间团社就各项问题搜集资料、提供意见，供国会议员参考。1950年代中期以降，美国外交方面的压力增大。中东地区由于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冷战中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执政期间，美国干涉中东国家内部事务，以确保美国国家利益。因第二次中东战争、⑤黎巴嫩事件、⑥伊拉克政变等事件的发生，⑦美国感到有必要对外交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研究。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反美情绪高涨。1958年4月27日至5月15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8国。访问期间，拉美掀起规模空前的反美示威浪潮，震动了美国政府。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958年1月做出决定，要借助私人团体与个人的学问和经验，重新检讨美国在全球的外交政策。提出应特别注意四个问题：美国对于主要国家及重要地带的政策和观点；当今美国与主要国家或主要地带的现存关系；现在美国国务院或美国总统府的其他机构各种对外政策与活动；美国的私人团体或其他各种活动与国外的关系。⑧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于5月20日授权该会拉丁美洲小组对美国与拉美国家问的关系作一研究，继而于7月15日议决，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加以研究，指拨30万元作为研究用费，由傅尔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斯巴克曼(John Jackson Sparkman)、希肯鲁伯(John Hickenlooper)及艾肯(George David Aiken)四位参议员组织执行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工作。该执行小组于10月15日宣布拟资请各私人团体，做研究报告15种，对美国外交政策全盘检讨，提供政策意见。

与此同时，因意识形态对抗的趋缓，对华政策调整成为讨论中的话题。1958年冬至1959年，在西柏林问题上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有所软化，有通过国家领导人会晤改善东西方关系的表示，两大阵营之间关系解冻倾向日显。1959年1月3日，素来趋向赞成与中国大陆进行文化交流的傅尔布莱特就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一上任他便着手检讨美国对华政策。1月15日，傅氏函请退休的前驻华外交人员以不记名方式发表对华政策。综合各人意见编成报告书，于6月15日发表。9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非正式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美苏关系缓和大局之下，尝试缓和美中关系也成为朝野议论的一个方向。

1959年2月16日，以傅尔布莱特为首的执行小组与康伦社(Conlon Associates)签订合约，将“美国对南亚之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远东及东南亚之外交政策”两题交由该社研究。康伦社约定加州大学教授派克(Richard Parker)、蒲克(Guy J.Pauker)、施乐伯(Robert A.Scalapino)与该社史洛斯(Leon Sloss)、康伦(Richard Conlon)等人负责办理。其研究报告于该年9月1日完成，由参院外委会于11月1日予以发布。此项题为《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研究资料因系康伦社所撰，故通称康伦报告。施乐伯是东北亚章节的主笔。

康伦报告的主体部分分为四节，分别论述了美国对亚洲、南亚、东南亚及东北亚的政策。在第四节里，讲了日本、冲绳岛、韩国，然后讲到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关中国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大陆情况并加分析判断，第二部分分析台湾情况，第三部分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建议美国做出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三种方案为：“通过孤立进行遏制”“关系正常化”“试探和谈判”。第三种方案是康伦报告的基本建议，其基本目的是：1.“试探共产党中国是否愿意与美国共处”；2.“寻求一种比过去更为开阔的政策，既能保存某些确定不移的义务，又要表现出更有力、更灵活和更积极的风格”；3.通过一些活动在自由世界各主要国家间获得“更大程度的集体协议”，以建立必要时采取集体行动的基础。具体来说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美国与中国大陆交换记者、学者与商务代表。准许不在政府部门任职之人士及团体访问中国大陆，并在可能范围内与中共领袖举行非正式磋商。美国与其欧洲盟邦、日本和主要中立国如印度、缅甸、印尼等国之间，发动非正式讨论会，征询有关中共问题之意见与合作之计划。第二阶段，摒弃对中国大陆的限制，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与盟邦和中立国家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任常任理事国；“台湾共和国”参加联大；安理会容纳印度、日本。美国与台湾进行磋商：美国继续履行对台湾和澎湖的现存义务，保证防卫所谓“台湾共和国”，对台湾扩大经济技术援助；台湾当局从“外岛”撤军。⑨

1959年康伦报告出台时，美国对华基本政策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的迹象，美国仍然不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在联合国竭尽全力地维持台湾当局的席位。康伦报告发表后，美参院外委会重要成员纷纷发表声明，指明该项报告仅系一种审议参考资料，美国此时断不能承认中共。⑩这种表态的直接目的是平息该报告在美国朝野引起的异议和纷争，舒缓台湾民众的情绪，但也反映了一部分顽固反共者的真实想法。1961年当日本的池田首相与肯尼迪(John F.Kennedy)试探性地讨论联合国应有六亿中国人的代表权时，肯尼迪表示，这必然会激起美国朝野的强烈反对。(11)然而，试图缓和与中共的关系，并逐步走向承认，这是另一部分人萌生的越来越清晰的思路，这种思路在未来数年中，逐渐成为压倒顽固派主张的主流看法。

而另一方面，“台湾独立”也不幸地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公开的主张。以往，美国虽有暗中支持“台独”的势力，官方却比较谨慎，鲜见公开的支持“台独”的表态。1953年，有两名在美国受训的台湾空军尉官宣布背叛国民党集团，不回台湾。他们受到美国包庇，在美国工作。1959年10月6日，美国联邦法院突然把这件搁置多年的积案翻出来，在驳回把这两名军官送回台湾的裁决书上妄称：“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可以说是为中华民国所占有并治理的领土或地区，但未经正式承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此事不影响美国对台政策，但又肯定美国联邦法院“对国务院(关于台湾地位问题的)态度的解释是正确的”。此事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为此刊出社论。(12)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0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苏两国都认为，台海争端是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但已经有42个(或更多)国家是承认台湾“独立”的。因此“确信世界的其他国家视其为一项对和平的危险”。(13)从这种种迹象来看，康伦报告提出所谓“台湾共和国”虽不符合当时主流观点，却也并不算稀奇。这一“前瞻性”研究报告着实捕捉到引领西方世界浪潮的几朵浪花。

1960年2月19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森斯(James Graham Parsons)在威斯康星律师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对远东政策的演说，承认“共产党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帕森斯指出，在过去数年，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没有成功，它首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切想得到的方式一再表明，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建议”。帕森斯还提到台湾当局也“激烈反对”“两个中国”政策。中国人民政权和蒋介石集团均完全不能接受“两个中国”的观念，导致这一政策难以实现，这是此种主张的一个“基本弱点”。(14)

在越来越多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存在问题、“两个中国”政策行不通的1950年代末，康伦报告出台，一方面它汇集了修改美国对华政策的民意趋势，一方面又是美国政界“投石问路”的一个举措。美国对华围堵的政策仍在延续，但政策的改变已在酝酿之中。

二、两个趋势：“热烈握手”、主次异位

康伦报告以“想象而现实的解决”作为思路，(15)为未来十年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建议。所谓“想象而现实”即为基于合理预测而提前采取可行性措施，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报告认为，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且“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16)康伦报告认为，中苏不再是“铁板一块”，其摩擦会加剧。中国敌视美国，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包围，且控制了台湾，事实上中国不想与美国打仗，不会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亚洲新兴国家将因民族意识之炽盛而长期采取“两不介入”的中立政策，中国将在亚洲尤其在东南亚产生号召力。基于这样的前景，美国不应执着于不务实的“过时”的政策，在孤立中国的同时也在亚洲孤立了自己。

此间的另一位务实主义者、俄勒冈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波特(Charles O.Porter)也在大力主张美国与中国建立经贸关系，允许中国大陆代表进入联合国。1959年10月29日，波特应旧金山总商会所属世界贸易协会之请发表演说，主张美国应比照与苏俄贸易的办法与中共贸易，并将台澎地位“国际化”。(17)波特还称蒋介石“并无真刀指向敌人心脏”，他只有一把“橡皮刀”，美国对中共冷淡、对蒋介石“热烈拥抱”的政策，将导致美国陷于战争。美国应结束作为蒋介石“保证人”的身份，将不能适应现实的对中共的“沉默政策”改为“热烈握手政策”。(18)

虽然在康伦报告出台前后，美国掀起一个热议“红色中国”的暗潮，但不可否认康伦报告以及波特的主张在当时仅为少数派。康伦报告对华部分的撰写者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这令一些资深“大佬”颇为不满。十几年来为美国政策提供政策建议的美国对华政策学会(Amc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于11月20日致函傅尔布莱特，指出，本会理事在中国居留及旅行的岁月合起来达数世纪之久，而撰写对华政策报告的却是康伦、施乐伯这样没有资历之人，实在令人费解。(19)康伦报告更是遭到强烈反共者的仇视，美国百万人委员会(20)对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康伦学社草拟这样的研究资料，予以抨击，指出美国纳税人的钱不该拿来支付这种报告，“它既不能反映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意见，又不能代表亚洲人民的想法”。(21)1959年10月波特为与中国通商事的演说，听众仅一百余人，其中有国际码头仓库总工会会员多人。当时的媒体也没有给予许多关注，仅29日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简要提及。30日《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有短评驳斥，称波特信口雌黄。波特等极少数人认为，美国不能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来赢得冷战，还必须要有经济、外交和文化上的交流，在当时没有引起舆论共鸣。波特6月1日于国会提出的美国对台军援应以台湾武装部队人数减至二十万人以下为条件的议案，遭到众院以一百四十三票对六票的压倒性优势予以否决。(22)波特本人在1960年竞选连任时也没有获得成功，早早结束了其政坛生涯。

台“外交部部长”叶公超认为：“两者(康伦及波特)虽均不足代表国会及一般舆论立场，但甚足表示美朝野人士对现政策渐不耐烦，而图另觅国际关系正常化捷径之趋势。”当时，美政府立场与此种趋势之间尚有“极重要距离”，但“逐渐受其压力则无可疑”。(23)从后来的趋势来看，康伦报告及波特的主张确实在后来逐渐地被美国政府所认同。

在建议与中共“握手”的同时，康伦报告还反映出美国对华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过去以台湾当局作为中国政权，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政权。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机构，是早在1949年10月即已发生之事。但美国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并利用霸权在联合国安理会维持着台湾当局的“常任理事”席位。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拟定“对华政策”时其中的“华”，是以台湾当局作为指代对象的，即便有所谓“两个中国”的动议，也是在台湾当局仍占据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前提之下。然而，康伦报告颠覆了以往西方的概念，它不但提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还主张其取代台湾当局，成为中国唯一政权，进入安理会，而台湾则单独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康伦报告体现出美国对中国政权主体看法的改变，也是“一中一台”的早期萌芽。

如波特认为蒋介石“只有橡皮刀”的“不敬”评价一般，康伦报告对国民党的评价也不高。它认为国民党并未摆脱派系斗争的困扰，相反，其内部的斗争与分裂倾向在日益加深：不满分子或失望分子逃往西方者越来越多；有人归附共产党；有人利用军队进行政治斗争；某一派系或某些派系去拉拢台湾人民。不管台湾政治情况如何，“由于返回家乡的希望日渐渺茫，日益增多的大陆难民将寻找机会移居西方”。国民党不容许政治上的自由与竞争跟民主结合，又缺乏共产党人的效率，大体上仍实行着1920年代从共产党那里学到的组织方式。“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已真正对台人有吸引力，或取得台湾大众的真正拥护”。国民党的权力在“在精疲力尽者的手中”，在派系斗争依然激烈的情况下，蒋介石死后的继承人问题会成为大的隐患。为获当地支持，国民党的民主化程度可能会增加，但同时又会产生新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大陆日益发展的军事力量下，保卫台湾的负担最终会落在美国人和“台湾人”身上。而“台湾人”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的“独立”作为理想。(24)

由于历年来台海两岸均坚决表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康伦报告也看到“一中一台”的困难所在，它认为：“不管一方以什么名义参加进联合国，对方都会拒绝同它坐在一起。”即使台湾方面同意以所谓“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列席联合国，中共也会一步不让地坚持对台湾权利的要求，同时，苏联也会反对。因此，各种办法都应该尝试，包括这样的办法：把台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员国籍问题”当作一个已被承认、但更改了名义的“政府”继续保持它的“会员国籍”的问题来处理。(25)

对于台湾问题，美国也有观点认为，从军事或政治观点来看，台湾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不值得美国以巨大的花费、冒重大的危险来为它的防务承担长期义务。这是多年来美国国内为台湾问题而争论的一种声音。康伦指出，把台湾交还中国也是不可行的。倘若那样，对那些依靠美国保护和援助的韩国、南越、菲律宾及其他地区的士气会产生严重影响；对台湾人民来说也会成为“不道德的行为”；并且一旦台湾某些政治领袖要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美国肯定将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26)

康伦报告忽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关联，忽略已经在台湾生活的“当地人”其实大多也是大陆移民后代的事实，将从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人及其眷属称为“难民”，认为反攻大陆只是这部分人的想法。而多数“台湾人”很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的“独立”作为理想。“各有所托”这个问题是“台湾人”有别于“难民”的主要问题。应该注意到，“当地人”是否真正地对打“回”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感兴趣？“台湾人”中的精英由于缺乏社会政治地位早就牢骚满腹，国民党面临的要求地方自治和扩大社会政治权力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可以“稳妥”地预测：“不是台湾将与中国大陆合并，就是台湾的台湾化过程将会继续。”(27)这种“台独”的倾向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被台湾和海外持有相似论调者保留了下来，影响至今。

三、台湾的应对及两岸对“一中一台”意图的批驳

1961年，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彭岱(McGeorge Bundy)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比过去五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他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只有美国站在他们和灾难之间，因此美国态度变化最微弱的迹象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28)此语体现了当时台湾当局的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自1959年冬康伦报告出台即已存在。康伦报告由于体现了美国态度变化的迹象而令台湾当局惴惴不安。

1959年10月底，在康伦报告发布前夕，台湾当局提前得知其大致内容。当时，声称要发动组织“三百万人委员会”以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波特议员的演讲刚刚结束。此际出台的康伦报告似在循着波特所言路径推波助澜，台湾方面甚为紧张，担心此等酝酿是否可能在美大选前再次引起一波对华政策的大辩论。(29)

历年来，台湾当局着力向美国塑造一个“反共最坚决的亲密盟友”形象，如今康伦报告将台湾当局“活埋”，(30)着实凉了许多人的心。他们认为抛弃了这样的“盟友”后，如何还能得到其他非共国家的信任？(31)

面对这样一份不利于自己的报告，台湾当局首先想到的是调查学社负责人康伦的背景，找到其中“弱点”并予以攻击，以此冲淡报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康伦(32)曾在中国生活，有左倾嫌疑及私利立场，曾与美国务院左倾人士交往密切，在印尼又受到共产党同情者的影响，希望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以扩张自己所从事的工商业务。台湾方面以此密商美国专栏作家及政论家，促其撰文批驳。(33)对于康伦社的资质，台湾当局认为该社所从事实为公共关系事务，对其办理广告及宣传业务的译文不宜冠以研究或学术等形容词。(34)

此外，台湾当局还促请旅居海外的华侨利用各地中文报纸，对康伦报告加以攻击。有时还将文章译为英文，分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全美各主要报纸杂志编辑、各大学著名教授，供其参考。(35)

康伦报告引起台湾当局情治部门的注意。“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致信“外交部”，称康伦报告“于我极为不利”，请外交人员搜集康伦与左倾分子之关系及其过去一切言行。(36)

康伦报告在台湾引发了许多焦虑不安的情绪，对此，富有外交经验的官员提出应避免突显其重要性的做法。如叶公超指出，台湾方面如欲发表声明，“不必单以康伦报告为对象，以免反提高其身价”。如能由“国民大会”就目前美国知识界人士所主张之“两个中国”、放弃“外岛”，以及建立与中国大陆各项关系以期促成承认等说法，予以有系统之驳斥，并表明台湾立场，则较为适宜。(37)

康伦报告以准官方的形式提出“一中一台”的议题，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坚决驳斥，两岸对此形成呼应。

康伦报告在“遏制孤立中国”与“美中关系正常化”之间给出第三种方案，即谋求“一中一台”。其中，放弃“外岛”是在美国延续了数年的较普遍的主张，“以此等岛屿系大陆完整之部分”，在军事上“外岛”易受攻击，在政治上是一种负累。(38)在1954年与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为减少被全面战争拖累的风险，试图使台湾当局主动放弃“外岛”。1955年，台湾当局被迫放弃大陈，但此后非但没有接受美国减少“外岛”驻军的建议，反而大力增强金门、马祖等“外岛”的防御力量。到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时，台湾当局已将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用在了澎湖以西的沿海岛屿。这使美国颇为被动地陷入两难境地。1958年9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外岛”不能防御，并且可能对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没有用处。艾森豪威尔也做好放弃金门的心理准备，虽然他认为目前阶段还不能公开这么说。(39)美国欲放弃“外岛”以使台海两岸永久分离的意图，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时，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察觉。于是，中共中央调整对美交涉和对台湾炮击的策略，让“外岛”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以保持两岸的密切关联，显示统一祖国的意愿。在与美国的交涉中，中国代表屡屡指责美方欲使台湾成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制造“两个中国”，要求美国从台海撤军，以使中美关系获得改善契机。(40)当时国际上并未出现明确的“一中一台”论调和流行说法，当时中共中央整体是围绕“两个中国”问题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展开斗争。(41)

《人民日报》在此间多次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异动。认为：“所有这些并不仅仅是某一部分资产阶级政客的议论，而是美国政府自己的言论和活动。可见美国政府现在的打算是，一边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一边又坚持霸占台湾，并且为了使这种霸占合法化而制造‘台湾独立’论，在国际活动中抬出蒋介石集团来同新中国对抗。这实质上也是制造‘两个中国’，是骗不了人的。”(42)1960年4月，当时为众议院议员、并在1961年任副国务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美国《外交季刊》撰文，鼓吹“建立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福摩萨政治观点的中华福摩萨独立国”。他强调美国只有以“两个中国”为基础的富有想象力的政策作为开端，才能对亚洲“施加建设性的影响”。《人民日报》看到，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新政策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两个中国”方案中的一种变异，(43)是后来日益盛行的“一中一台”主张。

新华社观察到，1959年10月22日艾森豪威尔关于多国承认“台湾独立”的说法，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喧哗。它们认为，这种“台湾独立”的说法绝非“一时失言”，而正是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盘算制造“两个中国”的心意。(44)

台湾驻外人员注意到《康伦报告》草拟人的选定本身就反映了美国上层处理台海问题的意向，这是尤其令人忧虑的。如台湾驻美外交人员张紫常认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特对美政府支持台湾当局的坚定态度，早有非议。在他上任后组织前驻华外交人员编写的报告中，即主张以“台湾独立”来解决现有的若干难题。张紫常提出，美国学术机构林立，傅氏却偏偏选中康伦学社来研拟对华外交政策报告，足证其倾向。(45)

台湾方面的政界人士及知识阶层普遍注意到康伦报告关于“台湾共和国”的说法。《议会杂志》刊出邓公玄的文章，指出，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同时亦承认“台湾共和国”，并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这显然是“两个中国”谬论的具体化。(46)同期杂志还刊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谷正鼎的谈话，开篇即指出，康伦报告“建议内容并非承认‘两个中国’，而系抹杀中华民国，制造所谓‘台湾共和国’”。(47)潘朝英更明确说明，康伦报告的主张不仅是通常所说的“两个中国”，“因为康隆报告里的结论，并不是要建立两个中国，而是要承认中共是中国，要台湾独立。并对台湾的独立加以鼓励使其促成，这就是康隆报告主要的阴谋计划”。(48)

对于“一中一台”问题，台湾当局的核心人物——蒋介石又是如何看的呢？众所周知，蒋介石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政策的。而在康伦报告出台之际，由于如前所述国际上“一中一台”谬说尚未流行，蒋介石本人也只是将该报告视为美国“左派”活动的一个产物。(49)然而，此后有关“一中一台”的言论及活动日益增多，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在日记中明确表达对于“一中一台”的反对与厌恶。(50)

四、结语

尽管叶公超认为不应抬高康伦报告的“身价”，但无论有没有人刻意去抬高，康伦报告的“身价”已经摆在那里。它不只是一份民间出品的研究报告，还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对其亚洲政策的检讨材料。参院外委会对于该报告内容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然而不可否认，它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酝酿的民意，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政策倾向，经过舆论与政界或赞成或批驳的讨论，它的影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扩大。(51)冷战以来，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对峙中不乏激烈冲突，尽管美国十年多来欲竭力扼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遏制其力量和影响的发展，但是，新中国不但在朝鲜半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在台海地区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向世界展现了它的韧性和光明的经济发展前景。而经过两次台海危机，美国政府也感受到被台湾“牵连”的压力。一部分美国人在反躬自问：面对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困境，美国有没有必要始终与一个东亚大国作对？

在当时意识形态壁垒仍然分明的对抗与博弈中，决策层的主流意识仍在固执地反共，一些人认为要想获得承认，中共须先“进行改造”。(52)康伦报告较为“大胆”地反映了当时国际上对华态度的改变和新趋势，这个改变不只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日本等其他国家。有意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政权获得承认，这些在美国官方主流观点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在悄然萌生。彼时舆论对康伦报告书褒贬不一，较倾向于认为其“难影响美既定政策”。报告书确实未能骤然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肯尼迪上台后亦仍然延续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然而，美国已在转身之中。美国政府推行封锁新中国的现行政策不会导致新中国政权的倒塌，反而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国在经贸方面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大国，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采取经济孤立和军事对峙的政策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些认识逐渐为美国主流观点所接受，“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新战略在1960年代中期正式掀开序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成为此后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

1950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早有对所谓“两个中国”的探讨，但西方国家在美国掌控的意识形态帷幕之下往往仍以台湾当局作为中国代表，希望联合国大会也“接纳”“红色中国”，以便打开中国大陆市场。1959年，作为参院外委会参考资料的康伦报告第一次以准官方的形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前，台湾当局退后。这是中国大陆影响力增强的体现，是西方世界无法继续自欺欺人的体现。但当时康伦报告的见识与胆量还是有限的，它考虑到美国在亚洲其他反共国家和地区的声望，担心国共直接接触促成统一，不敢建议直接将台湾交还中国，也不敢建议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要与中国大陆“握手”，也不想“背弃老友”，因此提出“一中一台”这一折中方式。这是“两个中国”说的发展与变异，也是1960年代国际间盛行的对华骑墙式外交政策的先声。1965年在联合国排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阿尔巴尼亚提案获得47比47票的持平票数，虽未得通过，却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决心着手测试双重代表权的可能性。在“一中一台”问题上，美国的表现具有迷惑性。美国反对加拿大提出的“一中一台”方案，却不是反对双重代表权本身，而是希望安理会席位继续由台湾当局代表占据。在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希望尽可能延续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权，以加强美国阵营在国际上的决策权。直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之前，美国曾试图以多种方案推行中国的“双重代表权”，最终都在台海两岸的共同反对下失败。从这个角度看，《康伦报告》较早反映了国际上希望中国大陆作为“一中”代表的大势，而美国政府的官方表现逆势而为更久更顽固。

对于康伦报告所示“一中一台”的苗头，台海两岸均给予坚决驳斥。在所谓“一中一台”谬论之外，当时还有联合国“托管”“保护”台湾等各种主张，即由联合国“托管”或“保护”若干年，期满后举行“公民投票”来确定台湾的前途。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在新旧政策交替的过渡时期对中国大陆的试探。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接受这些妥协，拒绝接受以有损主权与尊严的方式来“换取”联合国席位。正如韩国报纸在评论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的建议时所指出：“只有中国人自己有资格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人无资格对这种问题发号施令。”(53)

注释：

①顾宁：《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第58页。

②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防范与遏制的主要目标，但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但不孤立”仍有一定程度的延续。

③大陆以往研究成果习惯将其译为“康伦报告”，台湾地区则通常译为“康隆报告”，本文沿用大陆译法，但在台湾地区的引文中保留了“康隆”的译法。

④有关论文如苏格：《〈康伦报告〉的战略构想》，《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9-133页。著作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修订本)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李增田《鲍大可及其中国研究》(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等亦有提及。以往的研究均仅泛泛讨论康伦报告内容与背景，未充分阐释它所显示的美国对华政策整体向缓的新趋势，亦未讨论它对“一中一台”新倾向的发萌作用。学界及舆论界习惯性将“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一同提起，并无区分。作为两种相近的错误思潮，“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有同有异，它们虽然均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在起源、背景与内涵上有所区别，不能完全等同。

⑤1956年10月29日-11月7日，第二次中东战争发生。起因是10月29日，以色列突然入侵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并迅速向运河区挺进。次日英法两国向埃及、以色列要求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向后撤退10公里。埃及纳塞尔总统拒绝接受停火建议，英法两国出兵埃及。迫于国际社会谴责，11月6日英法两国被迫停火，以色列于8日同意撤出西奈半岛。

⑥为对抗亲西方的中东条约组织(1955年由土耳其、英国、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组成)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构成的威胁，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黎巴嫩穆斯林极力推动政府加入UAR，而基督徒则希望使黎巴嫩与西方列强保持一致。黎巴嫩宗教紧张局势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蓝蝙蝠”行动，美国宣布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

⑦1958年7月14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国王费萨尔二世的政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这次政变引起美国政府忧虑，美国担心整个中东会发生连锁反应。

⑧潘朝英：《康隆报告之概要及批评》，“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⑨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80-281页。

⑩《“外交部”黄少谷电蒋介石、陈诚等》，1959年11月4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11)翟新：《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83页。

(12)《美蒋矛盾的新发展 美国变本加厉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蒋介石集团面临被抛弃的危险震动很大》，《人民日报》1959年11月14日，第5版。

(13)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at Augusta,Georgia,October 22,1959,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25,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740.

(14)《捣乱已经失败 失败还要捣乱 帕森斯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破产 仍然坚持要与中国人民为敌》，《人民日报》1960年2月26日，第6版。

(15)《旅美学人社团着文斥康隆报告 亚洲人对于康隆亚洲政策的看法》，“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16)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第240页。

(17)《黄少谷呈电文四件》，1959年11月4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18)《孙碧奇电“外交部”》，1959年10月31日；《中央社旧金山廿九日合众国际电》；《美众议员波特倡议与中共“握手”政策》，“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19)《美国对华政策学会致傅尔布莱特函》，1959年11月20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20)1953年12月30日周以德(Walter Judd)、加赛德(Bettis Alston Garside)等人共同发起“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一百万人委员会”，即Committee for One Million(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Communist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进行反共活动。

(21)《美国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抨击康隆报告》，“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22)《黄少谷呈电文四件》，1959年11月4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23)《叶公超电“外交部”》，1959年11月2日发，“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24)这里的“台湾人”指的是1949年国民党退台时即已在台湾生活的居民，下文带引号的“台湾人”一词亦同。见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第259-263页。

(25)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第282页。

(26)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第283页。

(27)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第261-262页。

(28)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July 7,1961,FRUS,1961-1963,VOLUME XXII,NORTHEAST ASIA,p.90,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22/d39，访问时间：2021年7月2日。

(29)《美众议员波特倡议与中共“握手”政策》；《黄少谷电叶公超》，1959年10月31日发，“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0)“活埋”为时人的说法。见萍客：《康隆建议的剖析(上)》，“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1)冷彭：《完全有利于美国及非共世界的对华政策》，“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2)康伦曾于1947年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驻华分署署长哈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前往中国，1949年在台湾美国新闻处任职，曾短期在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Policy Planning Board)工作。1954年应美国自由亚州协会(Committee for free Asia)之聘，赴印尼任代表，常往来缅甸、锡兰等东南亚国家，研究工商发展情形。返美后，从事工商咨询及计划事业，后组织康伦社从事政治经济工商业研究工作。

(33)《游建文电“外交部次长”》，1959年11月24日发，“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4)《“外交部”电“驻外各使领馆”》，1959年11月27日发，“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5)《旅美学人社团着文斥康隆报告 亚洲人对于康隆亚洲政策的看法》，“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6)《郑介民函“外交部”》，1959年11月24日收，“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7)《叶公超电“外交部”》，1960年3月5日发，“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8)《谷正鼎对于康隆报告之谈话》，《议会杂志》第4卷第1期(1960年1月)，“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3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Washington,Sept.11,1958,FRUS,1958-1960.China,Volume XIX,p.162.

(4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9,1959,FRUS,1958-1960.China,Volume XIX,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p.511.

(41)《人民日报》在1965年9月报道李宗仁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第一次出现“一中一台”的提法，见《李宗仁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65年9月27日，第2版。197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对“一中一台”的驳斥则出现得颇为密集。

(42)《帕森斯的死胡同——观察家的评论》，《人民日报》1960年3月4日，第5版。

(43)《美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1961年8月7日，第3版。

(44)新华社：《美蒋矛盾的新发展 美国变本加厉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蒋介石集团面临被抛弃的危险震动很大》，《人民日报》1959年11月14日，第5版。

(45)《张紫常报告》，1959年11月4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46)邓公玄曾任“立法委员”，国民党退台后，兼任东吴大学教授，“国防研究外交组副组长”，《问题与研究》主编，“中美文化经济协会经理事长”等职。邓公玄：《康隆报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建议吗？》，《议会杂志》第4卷第1期(1960年1月)，第4页，“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47)《谷正鼎对于康隆报告之谈话》，《议会杂志》第4卷第1期(1960年1月)，第3页，“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48)潘朝英曾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纽约亚东问题研究所主任、中华民国出席敦巴顿联合国宪章会议代表、“全美中华文化协会副理事长”等职。潘朝英：《康隆报告之概要及批评》，《议会杂志》第4卷第1期(1960年1月)，第6页，“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4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9年11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11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5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64年11月15日、1967年9月6日、1970年1月30日。前两处在吕芳上所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等，2015年)中并未体现。

(51)台湾当局“外交部部长”黄少谷认为：“康隆报告在海外知识分子引起关切忧惶，远出吾人想象。”(《黄少谷电叶公超》，1959年12月23日发，“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52)《中央社华盛顿合众国际电》，1959年11月1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53)《韩报评康隆学社报告》，1959年11月6日，“康隆报告”，“外交部”档案11-07-02-01-05-04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