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艰难前行，有艰辛探索，也有曲折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创到全面发展，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进入新时代。由于中国实力的提升经历了长期的曲折过程，在话语权方面，总体状况是“西强我弱”。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在话语权方面处于上升趋势。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权，与学术上的话语权还是有区别的。学术上中国话语权在国际学界的表现整体而言也在逐步改善，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力在逐步彰显，有些学科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建设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方面，中国大陆学界的表现较为滞后，跟不上中国学术话语权建构的脚步。有学者呼吁“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也被紧迫地提上日程”。话语体系建设作为“三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笔者近年来从事战后台湾史研究对此深有同感，故欲就构建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抛砖引玉，以获共鸣。
一、战后台湾史研究的重要性
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须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从国家战略高度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使关于具体问题的话语表述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这种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其实也就是以学术为基础和支撑的话语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也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前许多重要问题的起源均与二战有关。二战后期，主要的反法西斯大国共同商讨战后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失地台湾和澎湖的处置意见先后反映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中。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是中、美、英三国共识。经《波茨坦公告》，苏联也认同此点。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团登上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签署《日本投降书》。也就是说，二战结束时，台、澎结束被日本占据的命运并回归中国是国际共识，并历经多次确认，是毫无疑义之事。但是，战后几年，台湾经历巨大变化，其间有当今许多现实问题的源头。
战后不久，冷战拉开序幕，美国、苏联取代欧洲殖民帝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两强格局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在此期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大背景下，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主导着国际主流舆论，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空间。这个阶段也伴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与充实，国际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规范。然而，在西方民主、价值观、国际法主导着人类文明的背后，历史的真相有时并不是现在呈现出的模样。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原本是不应有任何疑义的。为何有“台湾问题”的产生？1945年8月至1946年初，中国政府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接受日军投降，并完成各项接收工作。此时，台湾归还中国、中国政府重新治理台湾这一事实在美国官方并无任何问题。即使在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中国政府在台湾的统治遭遇困难之时，美国官方亦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看法。“台湾问题”的产生要从后面的几年中寻找答案。1948年11月，国共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为阻止台湾落入中共之手，美国开始一系列的讨论与试探。美国曾试图使联合国“托管”台湾，试图使蒋介石接受“政治避难者”的身份而以代理人方式统治台湾，也试图与台湾撇清关系。在美苏对抗的战线扩大到远东的时候，美国决心插手台海事务，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托管”的结果是难以掌控的，它很有可能使苏联势力介入台湾，很有可能使中国大陆最终完成统一。于是，事实上的两岸分离成为美国现实的选择。美国制造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和约》仅规定台湾由日本“放弃”，而未言归属，这成为“台独”势力所持有的所谓的“国际法依据”。从历史中，可以看到这个“国际法依据”背后的强权以及对国际法本身的侵害。
与其说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倒不如说台湾是美国在远东的棋子。1953年2月，针对中共拒绝在朝鲜半岛停战谈判中妥协的立场，艾森豪威尔曾一度抛出解除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不再以第七舰队阻止台湾当局攻击大陆。但这种“解除”基本上是给人假象的姿态，美国并没有打算放弃干涉或是放松对台湾的控制。美政府以战斗机的交付为筹码，压迫台湾当局正式承诺不改变对大陆军事活动的“模式和节奏”，重要军事行动前要征询美国。台湾“中立化”解而不除，美国对台湾的缰绳更加收紧。
“台独”分子善于利用历史的片断、任意解读历史，被其曲解后的历史让许多人对祖国怀着误解，产生背离祖国统一的心理。当前关于台湾的历史论述，大陆学界还需积极发声。加强战后台湾史研究、构建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二、史观与分期的问题
（一）两岸一体史观
历史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有主观性的一面。不同出处的史料经过研究者的组合与解读，会给人不同观感。史观的问题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涉台历史研究尤其需要注意。完全没有政治立场的涉台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如此，经济史、文化史等等，无不如此，即便没有直接的关于政治问题的表述，其理论框架、视角与取材、话语论述也会体现出政治的色彩。
一般大陆学者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去解读历史，与基于“台湾不属于中国”认识而书写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以美日为代表的海外学界多以后一认识为主导。特别是海外某些兼具学者身份的台湾问题专家，以智库身份书写历史，其依据往往不是真实的、可以全面展现历史真相的史料。这些人通常小有名气，而其言论也贻害无穷。近年来，台湾地区学界在其政治风向带动下，很难看到中国史观指导下的研究成果。这是亟待应对的、具有危险性的学术现状。大陆学界有人意识到此点，提出“两岸一体史观”与“台独史观”针锋相对。
如果说“两岸一体史观”有助于整个台湾史研究正声立影，那么战后台湾研究更需要在“两岸一体史观”指导下进行考察，以利于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的构建。战后台湾史与现实问题关系密切，却又在境外舆论导向带动下、在境外话语体系建构内呈现出混沌之态。这种混沌的制造是有选择性的，对他们有利的历史环节被凸显，对他们不利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节点则被模糊带过。例如，在“琉球问题”上强调日本对琉球有“剩余主权”，却模糊“剩余主权”一词出现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中各方五花八门的解读与持续多年的争议。又如，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负有所谓的“条约义务”，却不提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所含有的承认台湾、澎湖为中国领土之义。此点实际上曾在美国前国务院参事寇恒、前国务卿艾奇逊等人联合提出的备忘录中被公开质疑。在“两岸一体史观”指导下探寻战后台湾史真相，并在深耕细作基础上提高通史整体水平，是构建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二）如何看待战后台湾史的分期
大陆学者对台湾史的分期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或是台湾地区政权更替，在此问题上并未获得一致意见。笔者以为，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史分期虽有不同看法，却无根本的分歧，亦无需在具体说法上过多纠结。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史是具有特殊性的，是中国史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台湾孤悬海外，不断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觊觎，曾经遭受过荷兰、西班牙、日本及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在现代历史上也曾长期被美国控制并持续依附于美、日资本主义阵营。本文所言“战后”只是笼统的说法，宽泛地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具体地看，各阶段又有不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10月25日台湾、澎湖光复，中间有短暂的空窗期。10月25日以后，作为曾被日本殖民50年而后回归中国的省份，台湾在中国的实际管辖之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由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台湾未能在中国的实际治理之下。此种状况，延续至今。各阶段的差异使台湾史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但不管怎样，台湾、澎湖自始至终基于法理与历史事实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史作为中国史一部分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通常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作为分界点，台湾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也可大体依此划分近代与现代。
由于与现实关系密切，战后台湾史虽属不同阶段，却有单独拿出来讨论的必要。同时，我们的视野不应仅从1949年这个分界点开始一刀切，我们的知识背景也不应仅局限在近代或者现代。1949年以后的历史与之前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了解前面的因就看不到后面的果，更发现不了历史的转折或延续，发现不了其中的规律。试举一例，若贯通了解近代与现代历史，会发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抱有期望；国民党退台前后，美国仍然持有在台湾实行民主政治的想法。然而，为何美国在二战后期屡屡要求的民主改革反倒在1950、1960年代不怎么提起？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的想法是维持台湾的稳定与士气为先，开始对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报以理解的态度，认为政治民主应该缓慢实施。与这样的观念变化有关，美国接受蒋经国在军中实行“苏俄化”的政工制度、接受蒋介石在台湾做“终身总统”。从吴国桢、孙立人事件到雷震案，到蒋介石三连任，在民主与威权之间，每一次美国官方态度都站到了民主的对立面。美国主政者逐渐形成“台湾安全第一、民主政治在次”的主流观点。时至今日，美国虽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在其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问题却非压倒一切的决策标准。再如，如何看待台湾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更要有近代历史的背景，若只看1949年以后，便只会看到“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美国如何通过对日和约使台、澎地位“悬置”，而不明就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三、“微观研究”与“虚证”的运用
（一）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近年来，学界有关于“碎片化”的讨论，观点不一。批判者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ois Dosse）为代表，他认为“碎片化”最重要的断裂表现是“对历史知识的解构，对整体观念的放弃”。有学者指出“碎片化”与“微观研究”的区别，认为前者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而后者是在一定的“历史关怀和宏观视野下进行具体化、精细化的探究，求得由具体而见一般的效果”。构建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所需要的研究工作正是这种具有宏观历史关怀与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这里面最需要强调的是问题意识。以往中国大陆学界的战后台湾史研究不是没有佳作，只是由于缺乏问题意识指向下“细处着手”的功夫，便无法凸显出学术研究对于话语权的价值。为“台独”势力所用的台湾史论述，不是毫无漏洞的，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些寻根探源的功夫，深挖之下往往不难发现其破绽。以重大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为中心的研究，即使是某些看似微小的细节，“由于其在政治主题的链条中具有某种关键或环节意义”，通过“微观实证”对其真相进行分析与“还原”，就具有了史学研究的价值。
通常，对战后台湾史的研究多以中、美、苏等大国关系为主线，并将其放在冷战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这种情形下就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历史线索，使一些关键的症结或细节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譬如历史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有没有矛盾？这些矛盾如何发展、如何化解？反映了怎样的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无关联？以往对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都有一个大致的看法：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950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至台湾海峡，“保护”台、澎。台湾长期占用联合国席位，全托美国之福。台湾的稳定发展和经济起飞，离不开美援作用。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仍透过《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关系。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被视为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与“庇护者”。其实，这个印象是有问题的，不但学术上不能科学严谨地还原历史，而且还会导致对当代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判断出现偏差，对现实涉台问题做出不当决策。
近年来，大陆学界已开始在战后台湾史的微观研究方面有所进步。但，这个微观史不能陷于历史的琐细而无法自拔，在宏观的背景下、基于宏大立意的考察是需要的。微观研究同样需要站在一定高度，研究者需要具有对史料的掌控能力，避免陷于细节，堆砌史料。以一定高度对关键细节的梳理、提取和对比能够发现以往宏观研究所忽视的方面和历史脉络，修正宏观研究下简单概括、一以化之的不准确论述，使对历史的认识更为科学全面。是故，战后台湾史研究要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钻进去探求关键细节，跳出来关照国际局势，尤其是与当事方有关联的国际事件，两者交互运用，融汇其间。
（二）实证与“虚证”
以往研究倾向于大而粗，视角由上而下，由外而不能及于内，且存在大量空白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时代背景和治学条件。近年来，重要的史料纷纷开放，从2005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到可以线上查阅的“国史馆”史料及该馆出版的一系列史料汇编，再到2018年回到国内的顾维钧档案。随着大陆学者较易查看的新史料的不断涌现，研究战后台湾史实际上是遇到一个难得的契机。以前做不到的精细化研究可以推进了，以前受制于材料而不得不采用的研究视角可以调整了，以往的空白点可以填补了。史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要注意“虚证”方法的运用。有学者提出：“‘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这一点在战后台湾史研究中尤为适用。这种“虚证”不是凭空臆想而后找材料填充，而是基于对基本史实的把握，运用思辨的方法辨真伪、寻脉络、找关联、求论证。台湾史是错综复杂的、充满迷惑性的，尤其需要治学者形而上的功夫。如果没有扎实的史料整理和思辨的史学功底，很容易会被烟雾迷惑而失去方向。
在某些学科中，套用西方理论是给文章镀金的法宝，但在战后台湾史研究中，应警惕这一倾向。战后台湾史涉及太多利益纠葛，情况复杂多变，有迷雾，有曲折，套用理论易使论者无法曲径通幽，或是不得不为适应理论之履而削史学之足。先入为主地选择一个西方理论作为框架，并不利于精细化研究的推进，也不利于“虚证”方法的运用。
（作者冯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