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家，后世说法不一。有人说它是逻辑学家，有人说它是诡辩家，有人说它是辩证家，各有各的根据。或许可以说，上述几种说法对它都合适，它一身兼具几家。名家的起源，很复杂，最初，这一派的人可能是辩者，或者是一些靠帮人诉讼的讼师。

有人在历史长河中“捞出了”一个距离我们两千五百多年名叫做邓析（？——公元前501年）的人。据说，他是一位讼师。他能做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吕氏春秋·审应览》），他能言善辩，精于变通，黑的能说白，白的能说黑。同一法律条文，通过他的咬文嚼字，总能作出有利于自己辩护的“全新”解释。能言善辩，搅乱是非，大概是“名家”的萌芽状态。

《吕氏春秋》中记录了他的一个故事。

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淹死了一位富人。死者尸首被渔人打捞起来，死者家属找到渔人，商量赎买尸体回去安葬。渔人要价太高，事情没能谈成。富人家属找到邓析帮忙拿个主意。邓析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急啥？那具尸体他不卖给你，还能卖给谁？”经这一轻松点拨，死者家属豁然开通。便不再着急，“耐心”等待渔人自行降价。那头，久不见人赎回尸体的渔人急了，也找到邓析帮忙拿主意。邓析胸有成竹不紧不慢地对渔人说：“不要急，他家的尸首在你手中，他不找你买，还能找谁去？”渔人一想，也豁然开通……

这桩“买卖”结局如何，没有下文。估计最终是公平合理握手成交的。

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邓析绝非等闲之辈。他决不只个普通的郑国讼师，至少是位洞悉人性的心理大师。当然，仅凭这点“机智”，还算不上是哲学家，不过，他的思维方式，对早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生，是有启发作用的。

下面这个历史故事，也是记载在《吕氏春秋》里的：

秦赵两国签订“友好条约”。约定：自订约之日起，秦国想干什么，赵国应当相助；同样，赵国想干什么，秦国也应当相助。订约没多久，秦国起兵攻打魏国，赵国想救魏国。听说后，秦王非常不高兴，派人去见赵王，对赵王说，我们两国有约在先，条约上写得清清楚楚：自订约之日起，秦国想干什么，赵国应当相助；赵国想干什么，秦国也应当相助。今天我秦国去打魏国，你赵国不仅不帮忙，反而要去帮魏国，这不是明显的违约吗？赵王找来平原君商量如何回话秦王。平原君便去请教公孙龙。听罢，公孙龙说，你让赵王这样回话秦王：是啊，我们的确是有约在先呀，按照条约，赵国要干什么，秦国要相助啊。今天我赵国要救魏国，你秦国也应该相助啊，你秦国不仅不相助，反而还要打魏国，这是你秦国违约呀！

公孙龙的这个概念“游戏”玩得够转吧。与邓析的“玩法”几乎是一样的！

邓析们只能算是名家的先驱人士，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惠施和公孙龙。名者，重点关心“名”（概念）的推断、演绎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名”所相对的是“实”。实，就是具体事物。名实关系，有些类似于在西方哲学里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名家就是借名实相符又不相符这种关系做文章。标新立异，超越经验，颠覆常识，是名家的重要主旨。他们经常语出惊人，作出反对经验常识的“荒谬”论断，故而被称作“诡辩”。不过，在“诡辩”中，留下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智慧因子。

惠施和公孙龙，都是名家代表，都在名实关系上做文章，然而，他俩的思想并没有承继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的，各自代表着名家的两条不同思想路线，或者说，分别指示两个不同的方向。惠施强调的是“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强调的是“名”的绝对性。

先说惠施。

惠施（约公元前390年——前317年），具有邓析公孙龙一样雄辩本领，因而蜚声宋国，并当上了魏惠王的相国。其为政的最重要业绩是“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吕氏春秋》）说白了，他跟邓析一样，都算是“法律工作者”。

当年，惠施精神上最重要的朋友和对手，就是庄周。惠施庄周的关系非常微妙，既是对手，又是朋友。在哲学思想向路上，俩人都是相对主义者，不过，是不同道上的相对主义。

关于惠施的“诡辩”，《庄子》作了如下记载：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

惠施的“书五车”，今人见不到了，但留下了“学富五车”这个成语。现在，人们能见识惠施之“辩术”，只能靠这段文字了。这段文字里，总结出惠施的十个命题：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解：绝对的“大”，是无边的，因此叫做“大一”；绝对的小，是没有内部空间的，所以叫做“小一”。“至大”和“至小”，都是“名”，而不是“实”，因为它们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认识能力，无法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无限的、绝对的大小，是人们从有限的、相对的大小事物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这样的“名”，没有“实”可以对应，只是“虚名”。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解：没有厚度，没有堆积起来的东西，可以有千里之大。这个命题，是对后期墨家的反驳。请注意，后期墨家与早期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它主要关心的是一些科学话题。后期墨家说，因为有厚度有体积，事物才是“大”的。惠施则反驳说，由许许多多“小一”铺展开的面积，可以很大很大。尽管没有高度（厚度），但是有长度和宽度。后期墨家说“大”的是立体，惠施则把“大”换成了平面。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解：天和地挨得最近，山丘与沼泽一样高。《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意思是说，等高，才是平的。惠施则认为，高低，是取决于视觉的目测。天和地，被人们形容为“天壤之别”，意思是相距很远，惠施则断言，天地实际上浑然一体。地平线，既是天的线，也是地的线。站在高处看，山与泽也浑然一体，分不出高低。在这里，惠施是完全站在主观主义立场上诡辩的。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解：太阳中天的同时，也便开始了西斜日落。万物生的开始也是死的开始。这是对事物运动变化的理性表述，就像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个世界，流变是它的永恒，不变的惟有流变。万事万物，每一刻是自己，又开始是新的自己。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解：“大同”，是指万物没有区别；“小同异”，是指同类事物之间相同又不相同。万物既完全相同，又完全不同，是“大同异”。惠施想说，日常经验，只能分别“小异同”，譬如说，能分别黑马白马的“相异”。“大同异”，即“毕同毕异”，是完全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从它们相同的角度看，是相同；从它们不同角度看，是相异。总体来说，万物的相同或者不同，是相对的；相同与相异的区别，也是相对的。这一说法，与西方哲学所说的“一般性”和“个别性”的关系，有些相似。“一般性”，说的是事物的相同；“个别性”，说的是事物的“相异”。而惠施想说，人跟一根木棍，既可以“相异”，也可以“相同”。相异，好理解，人是人，棍是棍；相同呢，人和木棍，都是物，作为一物，没有不同。惠施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庄子“万物齐一”（齐物论）理论的翻版。

6、南方无穷而有穷。

解：这句话近乎白话，意思是南方既无穷，又有穷，出言针对的也是后期墨家。《墨子·经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特定空间前不容一尺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不受限制，一尺一尺无限制下去，就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南方，是一个“有穷”的地方，但这个“有穷”也是“无穷”的。因为，“有穷”本就内含着“无穷”。比方说。一尺距离的有限空间，可以无限分割，可以分割为数不尽的“空间”。惠施这句话，包含着无限有限关系的辩证思想。

7、今日适越而昔来。

解：越国我是今天到的，也可以说是昨天来的。这句话的解读，后世争执和质疑无数。现代围绕这句话写出的“学术”论文很多，一些物理学家以时空相对论的理解，也参合了进来。其实，这句话没有那么神秘。惠施在说，今天，就是昨天；今天，也是明天；昨天，也是今天，也曾是明天；明天，也会成今天，还能成昨天。到达越国的这一天，可说是今天，也可说是昨天。是哪天？看你站在哪个时间点上说。是不是？

惠施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时间是流变的，人给它计时“刻度”（今天，昨天，明天等等）是人为的。“今天”仿佛在那里，却已经成了“昨天”。

8、连环可解也。

解：连环，古人的一种益智游戏，环环相扣，环内有环，环外有环，不管复杂几何，都可以解开。惠施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倒是说，连环不可解，才是伪命题。惠施相信，对纠结的东西，只要能理清头绪，便能还原本来。连环能结上，一定可以解开，按照结上的程序，还原解开。

还有一种解释：把连环毁坏，就解开了。毁坏不一定是坏事，毁坏也是一种建设。用木材做桌子，对木材来说，是毁坏；而对桌子来说，是建设。毁与成，是相对的。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解：我知道天下的中心在哪里，在燕国的北方，在越国的南方。当时的中国，最北方的是燕国，最南方的是越国。燕国的北方，越国的南方，怎能成为天下的中心呢，应当是天涯海角才对呀。惠施，想说，这个“天下”，没有边界，疆域无限。既然如此，便没有既定的“中心”；没有既定的中心，随处都可以是中心。

估计，惠施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天下，就是地球；既然是球形，哪里不可以是中心？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解：这似乎是个总结性的命题。意思是，这个世界，浑然一体；万事万物，大同小异。与其相离相弃，不如相依为命。从其辩论的角度来看，惠施的本意或许是，万事万物，是“大同”。从内涵最小外延最大的概念来看，万物，都是“物”，都是“存在”，没有区别。“异”，是相对的；“同”，则是绝对的。既然如此，既然共存，那么，“泛爱”，就是互处共存的最好方式。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没有理由不“泛爱万物”。

总结以上，得出结论：

其一，惠施命题，合乎逻辑，合乎理性，有“异端”之嫌，却无“诡辩”之实；其有标新立异，却无颠倒是非。其表达方式，和表现出来的精神，是理性主义的。

其二，惠施思想宏阔，以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掘开思想禁锢的牢笼，让日常思维得到颠覆性的重新解读。得出绝对的结论，是因为固守一端；得出相对的结论，则是因为变换了视角。人类思维，经历了一个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的过程，如同物理学经历了牛顿绝对主义到爱因斯坦相对主义的转变。相对主义是理性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以惠施和庄周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哲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文明文化的发展，都需要自我怀疑意识、自我批判意识和自我否定意识，而惠庄的相对主义，正代表着这种意识。对于一向迷信经验、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这种意识，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