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宝贵经验和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1当今时代，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既要深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更要明确今天的“中国具体实际”是什么?人们常说要“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矢”,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的”,有了好箭，但如果靶子是什么都不清楚，再好的箭也射不中。本文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立足于由当今数字技术体系引领和推动的新质生产力革命所决定的时代性质、任务，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社会主要矛盾，立足于新质生产力革命所决定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历史发展与新全球化高度，全面、深刻揭示今天的“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与本质。
一、“具体实际”的深刻内涵及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总体逻辑
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最根本的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要从当今新质生产力革命决定的时代性质、任务及中国特有的国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全面性、综合性角度深刻认识、理解当今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
(一)“具体实际”的内涵、特性
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是指关系到这个国家总体的、宏观的实际，也指这个国家基本国情、基本战略方针等层次最高的“实际”,至于这个国家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行业的实际情况，则可以依据最高层次的“具体实际”作进一步具体分析。国家层面的“具体实际”具有如下特性：
1.“具体实际”具有客观性。
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由此而来的物质生产方式变革所决定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推动的结果。由生产力发展以及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所决定的一个国家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这个国家“具体实际”的具体呈现样式。而生产力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都是不以每个时代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人们无法选择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因而决定任何国家的具体实际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2.“具体实际”具有特殊性。
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表现为这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具有本国特殊性的实际，这既是由这个国家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及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这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的“具体实际”呈现出特有样式。
3.“具体实际”具有变化性。
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同时代人们面临的时代任务和实践要求都是不同的，因此，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随着条件、关系、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具体实际”是这个国家区别于本国其他历史发展阶段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实际。
4.“具体实际”具有世界历史性。
在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都不是孤立、偶然地存在的，它必然置于全球发展总体格局之中，是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具体表现，因而要从全球视野、世界历史发展总体高度上去认识和理解。
(二)生产力发展是决定一个国家具体实际的根本因素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3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决定一个时代的性质和任务，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状况，因而决定一个国家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的本质内容。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生产力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在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中积累、创新而实现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则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来表现和实现的。随着生产力发生根本变革，人们的劳动方式、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改变，旧的社会联系、关系及落后的社会制度体系就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发展桎梏，这时，时代的性质、任务就会发生根本转变，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大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在时代性质、任务的根本转变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必然发生根本转变。
新世纪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正在发生根本不同于以往的全新革命。新质生产力是由数字技术体系引领和推动的，大数据成为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它内在要求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基于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促进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建共享共用共治，通过数据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提高劳动效率，由此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超越传统的工业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新质生产力革命背景下，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都将随之发生根本改变。
(三)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基本原则和总体逻辑
要认识、理解和把握今天的“中国具体实际”,一是要从当今时代的性质、任务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而当今时代的性质和任务是由数字技术体系推动的新质生产力革命及新生产方式变革决定的；二是要立足于由新质生产力革命及新生产方式变革与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主义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主要矛盾；三是要立足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与新全球化高度认识和理解“中国具体实际”。这三个方面内在相连，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总之，要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从时代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高度全面认识、理解“中国具体实际”。列宁曾指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5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如此，一定要坚持整体性、综合性原则，——这是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基本原则和总体逻辑。
二、当今新质生产力革命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总体态势
今天的“时代之问”及其解答最根本的是由当今新质生产力革命决定的，新质生产力革命是由数字技术体系引领和推动的。习近平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加速了劳动力、资本、能源、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6新质生产力革命正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今时代的性质、任务和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中国具体实际”的总体形势和状态。
(一)数字技术体系引领、推动新质生产力革命
今天的新质生产力革命不是由某一项科技创新推动的，而是由以信息数字化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形成的数字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数字技术体系围绕着大数据的形成、存储、传递、交流、计算、分析、使用、管理及落地应用而展开；所谓大数据即在线的数字化信息，所谓数字化就是将物理世界的信息转变为可以由0和1表达的二进制代码，由此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就可以基于互联网被量化、被计算和分析了。新质生产力革命的核心在于：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基于海量大数据，通过构建模型、算法，解放人的脑力劳动，从而极大提高劳动效率。
人类的劳动包括两个内在相连、辩证统一的过程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7人们在对事物进行现实改造之前，首先依据所掌握的全部信息，在头脑中对事物进行观念改造，通过对劳动的过程、方法及结果等进行计算、分析、想象，形成现实世界没有的理想的方案、模型、图式等，然后再依此对事物进行现实改造。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人脑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影响了劳动“观念改造事物”的效率，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劳动“现实改造事物”的效率。
当今时代，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建构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物理世界的“数字世界”,在这个“数字孪生”世界中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借助大算力，从海量样本数据中寻找规律，建构模型、算法，为人类解决问题提出新方案、新图式等，从而为人脑“观念建构”提供无限丰富、精准的资料、条件或工具，实现劳动“观念改造事物”过程的智能化，从而极大地提高脑力劳动的质量和效率，也更深刻地提高劳动“现实改造事物”的质量和效率。
在劳动“观念改造事物”智能化推动下，大数据成为新质生产力革命的前提、基础和核心要素，成为生产力中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大数据具有“共享增值性”,大数据越共享、越使用，越有价值，越能创造更大更新的价值。因此，促进全社会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共治，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二)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是当今中国具有根本意义的“具体实际”
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应用到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到生产与消费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及劳动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中，加持到传统的土地、机器设备、劳动力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生产要素之上，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日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不断催生各种各样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新服务、新产品等，社会生产体系、管理体系、消费方式、治理方式等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人类社会超越传统的手工工具推动的农业经济和大机器体系推动的工业经济，正在进入到数字智能工具推动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经济是由数字技术体系引领和推动的，以大数据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为平台和组织形式，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构建模型、算法为价值创新点，以生产和生活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切入点和推动力，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打造经济新高地，抢抓战略制高点。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任务和方略。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6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缩小地区差距，是重组资源、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和新引擎。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是当今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的基本现实，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具体实际”。
(三)“共建共享共用共治”是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的目标要求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社会。据2024年3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庞大的网民数量及复杂多样的应用场景，为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但同时，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除了关键性、核心性数字技术还存在“卡脖子”的短板之外，还包括：一是数字经济发展渗透率、融合率还较低，数据确权问题、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数据价值化问题、数据的商品化与数据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等等，亟需解决。二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过程遇到重重困难，数据标准不统一，一些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诸多困难。三是数字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存在不均衡现象，东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胡焕庸线”,城乡之间在数字技术基础和应用上也存在不均衡；同时，服务业、消费领域数字技术应用率、数字经济渗透率高于农业和工业，特别是农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四是数字经济管理体系、治理体系尚缺乏规范，存在数据垄断、店大欺人等现象，造成数字不公平等问题。
对此，习近平指出：“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6通过不断推动全社会生产、生活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打破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以及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等之间的数据壁垒，连接信息孤岛，摒弃数据资源的利益分割，促进数据资源的全社会普遍交流、共享和使用，促进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和各个部门之间在数据融合基础上实现深度协同、密切合作，以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建共享共用共治，推动整个社会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共治，从而不断提高数据价值化效率，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基于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现代化民主与法治建设，最终不断缩小地区和行业差距等，不断实现普遍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这是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要求和总体目标。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具体呈现
当今“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及其解答是由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由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中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等因素综合推动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决定了“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决定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具体呈现样式。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总体上仍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8这说明，在新时代，人们对需要的满足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再仅仅满足于劳动产品、服务等的功能性价值，而是追求艺术、美等更高层次价值的实现；不再仅仅停留于大众化需要的满足，而是更注重追求个性化需要的满足。同时，在社会生活方面，人们对社会价值原则的普遍实现提出更高要求，不再满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一般实现，更注重追求个人切身利益的具体实现。在人与自然环境方面，人民群众对安全、环保等提出更高要求，安全不仅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而且包括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等，是人们对绿水青山、蓝天碧海的期盼。与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新追求相比，我国当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具体的实际问题，也是未来长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新时代我国社会面临的核心性“具体实际”。
马克思指出：“任何时代的人们只能提出他们所能解决的问题，时代任务已经包含答案了”,4这一答案已经存在于当今时代发展任务中，那就是基于数字技术体系发展，通过深入推动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满足人民需要，促进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等的具体实现，保障安全，提高环境质量。
首先，从人的需要满足看，要在借助数字技术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实现人们个性化需要以及超功利的情感、美等精神需要的充分满足。一方面，从个性化需要满足看，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智能网络极大消减中介环节，把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起来，消费者可以借助数字智能网络充分表达自己意愿、需求以及所使用产品或服务的体验、感受，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重新优化或设计自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即时传达给生产者。而生产者可以借助智能网络即时收到客户的数字化的个性需求、愿望、优化设计及生产方案等，即时转化为企业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工艺、技术等，进行柔性生产，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或服务。
另一方面，从艺术、美等精神需要满足看，数字技术加持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建构大模型，极大地激发人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创造无限丰富的艺术和美的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例如，2022年爆火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具有超强自主学习能力，在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支持下，自主生成全新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从而为人类进行美和艺术创作提供丰富、精准的资料或条件、工具等，极大地提高人类创作水平和效率。同时，从精神劳动产品的创作主体看，数字技术体系使人类日益摆脱只有少数人才能进行艺术和美的创造的限制，为每个普通人参与艺术创作、内容创新搭建平台，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随着短视频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可以将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为艺术化，发布到网络平台上供人欣赏。每个人的创意都可以得到呈现和分享，都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喜欢，成为满足他人需要的产品，并借此获得经济效益。
其次，从社会生活方面，借助数字技术体系不断推动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等的普遍实现。人类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原则的具体实现根本上受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也受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今时代，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普遍实现，为每个人直接参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建设和享受建设成果提供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以教育为例，传统教育受到时间、地点等严格限制，存在不均衡、不公平等现象，当今时代，随着教育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兴起，线上教育、网络课堂、数字图书馆等使普通民众不分年龄、不受时空限制，只要想学习，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学习。“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9再如体育竞赛中，人类裁判受到高度、光线、速度、视线盲区等的各种限制，难以保证裁判的精准、公正；而AI裁判能够轻易捕捉到运动员的细微动作，在保证裁判的精确、公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保证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
最后，在安全、环境方面，数字技术体系是解决安全、环保等问题的根本力量。以食品安全为例，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借助无线射频识别、二维码、传感器等技术，以大数据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架构的智能网络可以使食品从产地到餐桌各个环节的信息全部公开，且全程可追溯，保证食品安全可靠。再如在环境监管与治理方面，传统技术在应对环境监测、环境举报、监管执法、应急处理等问题上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在数字技术条件下，随着环境安全、生态治理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推进，很多问题正迎刃而解。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5G等技术加持物联网，形成环境智能感知体系，借助传感器、视频摄像头、遥感卫星等设备，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测，发现问题自动识别、自动报警，从而快速锁定污染源，精准定位，并通过对监测、信访、督察等数据进行关联分析，为配置智能化移动执法终端的执法人员提供实时支持，从而按照执法业务流程，阳光执法。
四、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方位
当今的“世界之问”及其解答是由新质生产力革命推动新全球化及由此而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定的。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人们之间普遍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人类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世界各国也日益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性问题，世界历史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疑，当今“中国具体实际”是在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历史大势之下形成和发展的，要深刻认识当今时代“中国具体实际”,也要充分考虑世界发展大态势，深刻分析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1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战略机遇和历史使命，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
(一)普遍交往深度发展推动新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性问题
生产力发展只有在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才能实现，“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0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受到时间、空间和信任的限制，交往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而基于数字技术体系，一方面，大数据互联网等使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超越时空，即时即地；另一方面，大数据区块链架构的智能网络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等功能，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去信任化，推动交往向纵深普遍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体系引领的新质生产力革命及人类普遍交往的深度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世界历史揭开全新的一页。一方面，随着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日益融合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性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中，形成全球共创共享发展网络。链接，跨境，共创，——这是以大数据生产、传递、交流、共享、使用为核心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各国面临的全球性共同问题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信息安全等等，也日益增多、日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又绝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力所能及的，而是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和人民团结协作，共同面对。可是美西方国家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逆全球化而行，搞单边主义，固守冷战思维和丛林法则，增加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国际力量的对比也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较量亦前所未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选择更加主动、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加高效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大环境和大背景。习近平指出：“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市场开放，实现互利共赢。”6推动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加强交流沟通、协同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必然选择。
(二)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新质生产力形成、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向纵深推进，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经济体彼此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存在任何偶然的、孤立的生产过程和单元。习近平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共同体，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单极主导的共同体，而是由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参与构建的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各国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因而，在这种百年未有的新全球格局和世界历史条件下，积极促进经济一体化、政治协商共进、文化交融创新发展，加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和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中国积极倡导全球各个国家和人民确立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伙伴精神……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选择。”12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并积极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努力打造全球大型国际合作平台，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中国还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全球安全体系建设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革命推动人类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使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一方面，数据资源的共享增值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内在矛盾。当今时代，大数据成为重要的、起关键作用的生产资料，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建共享、共同占有和使用，但是，当前资本主义仍然坚持传统思维，大资本家极力像占有石油等物质资源一样占有数据资源，“数字圈地”,攫取暴利。显然，资本主义的立场与价值追求与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要求相背而行，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日益暴露无遗。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社会主义中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通过建立国家大数据中心、国家数据局等积极推进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共治，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着力于利用数字技术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普遍实现。在数字技术体系支持下，在新质生产力革命推动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将顺利发展，不断取得新辉煌!
（作者简介：张建云，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代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MYYA01)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