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文化自信源自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西周时代就实现了“由天而人”的根本转变；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又推动形成了主体“由外而内”的文化自觉，确立了既重实际、重集体利益，又强调自强不息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绵延繁盛的内在精神力量，但在专制的封建社会，其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受到打压、控制和埋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剔除专制制度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上的枷锁，实现了历史主体与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的根本转换，从而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功。藉此，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产生、发展及一般特征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之根，有根的文化才能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自西周时期就确立了“重人”精神传统，先秦时代形成了重集体主义、尚实用理性和自强不息精神的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主体性既被统治者歪曲、利用，在现实实践中又受到专制制度打压、控制、埋没。
1. 主体性：民族文化之根
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性就是指人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自主性表明，主体是实践活动的组织者、承担者、实施者以及实践成果的占有者和享受者；对客体而言，主体是控制者和支配者，而客体是被控制者、被支配者。能动性表明，主体自觉地发挥自主性，积极主动地实践并总结经验，自觉地将他人创造的优秀成果纳入自己的本质力量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创造性表明，人不满足于自然界直接存在的产品，通过改造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外部世界的自在的、直接的存在状态，使之成为合乎人的目的存在，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人工产品，满足主体需要。没有创造，就不会有人类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辉煌灿烂的文明。
一种文化具有主体性，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则表明该种文化具有明确的自我主体意识，能自觉地认识到自身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主体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客观事物进行自觉地认识和改造。因此，有主体性的文化必然内在包含文化主体对自身的需要、理想等的自觉意识，以及决定自己活动的自主意识，对主客体价值关系自觉认识和把握的价值意识，对自身能力自觉认识和把握的能力意识，以及奋发有为的实践意识和创新意识，同时，还内在地包括对自身缺点和不足的自觉意识(即受动意识),以及如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自觉设计和长远规划。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之根，有根的文化才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博采众长，取长补短，集各种精华于一体，不断充实和丰富自身，源远流长。而无根的文化，缺乏自我主体意识，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碰撞中，既不可能自觉地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点而丰富自己，又没有能力规划、设计未来，必然会在历史长河中越流越小，最终消失。
有人认为，当今时代，新型全球化推动的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融会使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甚至使弱者文化被强者文化吞没，成为附庸。这种担心值得注意，但是需要辩证地分析。两种文化相融不存在“强势者”一定胜出的问题。因为文化相融是文化主体双向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有根的文化才能胜出。文化具有主体性，有明确的自我主体意识，才能立足于自身，以主体的姿态理性地吸取其他文化中对自己有价值的因素，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才能自觉地规划发展、设计未来，才能在为理想而努力的社会实践中越来越强大。而那些没有根、没有主体性的文化，缺乏理性自觉和自我确信，还处于盲目、自发的文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或军事的强势只是表面和暂时现象，最终会在人类文明浩浩荡荡的发展潮流中消失。
2. 主体觉醒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主体精神的确立和发展
在西方，主体觉醒、文化主体性确立开端于文艺复兴运动“人的发现”,它是针对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来宗教对现实的人的压迫、控制和否定而发起的。文艺复兴肯定、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倡导关心、爱护有血有肉、有感性需要的现实的人，强调建立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从而高扬人的主体性，开启了近代西方文明。相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人的发现”、主体觉醒要早得多。中国西周时期已确立了“重人”精神传统，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之源。
中国夏商时期，原始的天神崇拜观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到西周时期发生了“由天而人”的根本转变。一方面，这一时期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硕果累累，显示了人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在夏商周王朝更替中，人民群众显示出巨大力量，使人们认识到，人世之事不能完全归之于天命之必然，人的行为主动性实质地参与其中，正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由此，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礼由原来的“祭器”转化为指导人的行为的制度、规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天神的作用，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提升了人的主导作用。周礼“由天而人”的转变，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被称为早熟的东方“文艺复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初的形塑和建设。
春秋时期，孔子继承了前人“重人”的精神传统，并进一步把“礼”的约束力和引领力由外在规范转向主体内心自觉，强调通过主体自觉来重建社会秩序。孔子认为，“礼”源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并赋予了“仁”以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孔子以仁释礼，一方面，孔子强调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先进》)真切地反映出孔子对有生命的现实的人的极大关心和爱护。另一方面，“仁”作为道德标准，不是高不可及的境界，而是主体自由意志自觉追求的结果，“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同时，孔子还把“仁”置于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加以提倡和升华，使个体的主体自觉被扩展为普遍的社会法则。由此，人作为实践主体获得了超越天神的主体地位和人格。
尽管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观点各异，但是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世的人及其幸福上，强调通过主体自觉、主体自身的力量超越外在世界，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由此而形成了既重实际、重集体利益，又强调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例如墨家“尚力”的主体实践意识，《孙子》《韩非》等强调的辩证的实用理性观，道家强调的内在超越的主体精神等，共同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先秦之后，传统人文主体精神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两千多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及奋发有为的主体精神在人与自然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在专制制度的黑暗统治下，虽忧患困厄，却没有消沉过，没有屈服过，也从未绝望过，而是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推动中华民族创造无数人间奇迹，绵延繁盛。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一般特征
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现世人生，遵循实用理性原则。西方文明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主体之外的对象世界，试图通过探讨世界的本原和规律，来解决人的问题，最终把自身的主体性让渡出去，形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上帝、神的观念，使现实的人受制于上帝、神，丧失了主体性。直到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明才“发现了人”,才重新认识到现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但中国自先秦时代就确立了“重人”精神传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主体自身，投向人伦日用，而不是地狱天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强调实用理性原则，遵从日常情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它从整体上是和谐的，并始终保持着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和尊严，保持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二是注重集体、社会利益，强调个体的责任担当。受中国古代特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尽物之性”、顺物之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此相应，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一直保存下来，宗法制度、家国同构是最鲜明的社会结构特征。个体的存在只有在社会关系网中才是有意义的，同样，个体的价值也只有在宗族、群体之中才能体现出来。“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梁启超：《呵旁观者文》)。
三是注重内在超越，强调主体自强不息。如何实现集体、社会利益，满足现实人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个体提高主体自觉性的重要性，强调个体成为自身主体的重要性，强调人对于自身理念和行为的控制和驾驭，从而以个体精神境界的提高实现社会使命，达到“内圣外王”境界：“为仁由己”“求诸己”(《论语》)“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具有上述一般特点，才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先进价值观和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核心力量。
4.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
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主体精神诞生于奴隶制时代，发展于封建制时代。一方面，其受到落后生产力的限制，自然经济生产方式限制了传统文化主体性的视野，主体性原则具体实现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其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控制、打压、埋没。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高扬个体主体性，倡导个体的理性自觉和发挥主体能力，这与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1]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等各种形式禁锢知识分子的心灵，压制独立自主的主体人格，越是到封建社会后期越是如此。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又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主体自觉的力量，一个人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使自己的道德境界不断提高，就能确定完满的人格，创造出非凡的社会价值。这种“内圣外王”价值理念被封建统治者作了极端发挥，一方面，统治者建构了严密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的宗法体系和伦理纲常，要求人们严格遵守，要求“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封建道德原则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以理杀人，以理宰人，最终成为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宣扬英雄史观，强调历史是由先贤往圣、帝王将相主导和创造的，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价值。
总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在专制制度控制下，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原则的具体实现程度和范围都是有限的。人作为主体主要体现在道德活动领域，而不是人的全部实践领域，特别是生产活动领域。
二、“第二个结合”激活、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与主体精神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资本主义在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致使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了。但是，“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同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科学的文化形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剔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上的枷锁，使迷茫的中国人民明确了历史主体和价值立场，开阔了视野。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拨开了封建统治者布下的历史迷雾，使迷茫的中国人民看清了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明确了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升华文化主体性，表现在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1. 历史主体与价值立场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价值立场，从原则和一般意义上强调“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主体原则和主体精神，但是在封建制度条件下，这一主体原则、主体精神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控制人民的工具，成为统治者的“御民策略”和“为政之道”。统治者“重民”“恤民”的核心在于“驭民”,而不是“为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程颐·《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因此，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代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清代的“文字狱”等，都是统治者排除异己、打压人文主体精神的铁证。与此同时，统治阶级极力抹杀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歌颂帝王将相的功德。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编纂学成为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帝王将相的家谱”,只为统治者的功业服务，书写帝王将相的辉煌，而视人民群众为乌合之众，是他们的附庸。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反复强调人民主体思想。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1因此，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4]109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价值的根本意义，“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价值主体和立场的科学改造和思想升华，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
2. 世界观、社会历史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主体自觉的力量，但是，在传统自然经济时代，在封建专制制度条件下，这一思想原则被融入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统治阶级主导的世界观、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强调精神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历史是由圣王明君、帝王将相主导的，是天命决定的，是治乱交替的历史循环。
从先秦时代，孔子仁学的基本信念就是通过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来实现建功立业的社会事功，这正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直到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精英们拯救中国的视点仍然是落在“思想革命”上，认为要拯救中国，彻底改变落后、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思想启蒙入手，通过全面输入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代西方文化，来重塑国民心理，以此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变革，实现富国强民的美好愿望。从陈独秀早期提出的“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6]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无不是把国民精神世界的变革视为从事其他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才彻底发生了转变。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性质、面貌和发展趋势。由此，中国人民找到了改变中国落后状况、实现根本变革的现实道路，那就是彻底推翻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从而走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有场辩论，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乡村建设入手，从社会教育入手，通过组织、教育和启发农民，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毛泽东对这种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进行了科学、准确的批判，指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需要彻底的革命。没有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不推翻旧的经济秩序，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也不会有根本改变，社会状况也不会有根本改变。
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唯物史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科学改造和思想升华，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文化形态是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理论形态，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形态，它表现和确证了中国人民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
三、“第二个结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全面实现与文化自信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全面实现表现在：“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功。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成就斐然，中华民族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之源。总体来说：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当今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必然趋势，具有远大而光明的前途。这是中国人民获得前所未有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根本之处。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就是由以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数字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数字生产力革命。秉承经世致用、实用理性主体精神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及时、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今数字生产力革命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其他科技成果所难以比拟的。互联网发展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深刻调整是前所未有的，给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产生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7]41这里的“互联网”并不是单独的网络技术，而是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而形成的大数据互联网，亦即数字技术体系。数字生产力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核心在于，大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资料，并且是生产力中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7]106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7]134。大数据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本质在于，大数据具有共享增值性，内在要求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地区之间数据信息的相互交流和共享，要求促进海量数据资源的全社会共建共享、共同占有和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数字生产力发展要求，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确立了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目标；同时，积极推动全社会企业及各个单位组织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促进各行各业、各领域、各地区之间的数据融合，连接信息孤岛，破除数据壁垒，促进全社会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共同占有和使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下，经过接续奋斗，我国实现了“小康社会”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近1亿农村人口摆脱了缺衣少食的困境，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21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1 000元。谷物、钢铁等多种商品产量居世界前列；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丰硕：“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8]8这是最令国人骄傲、自豪之处。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生活日新月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数字智能网络的发展，人们的工作、学习、就医、出行、休闲、娱乐、购物等越来越方便、快捷、自由。同时，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之中，极大地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和空间，同时也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促进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传统文化主体性全面实现的确证，感受祖国富强、生活幸福的中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也更深刻地确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未来。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广泛赞誉。这是中国人民获得前所未有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之处。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全球建立，经济全球化及人类普遍交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发展历程。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数字技术体系的形成、数字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表现在：一是，大数据互联网日益将人类连接为一个整体，推动人类普遍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借助智能网络，大数据信息的形成、传递、交流、共享超越时间和空间，即时即地，无限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同时，大数据区块链网络通过建构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超越信任限制，从而无限拓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深度，推动普遍交往全面发展。二是，数字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各个国家、地区消除信息壁垒，实现生产、消费全球一体化，从而使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日益融合为一个整体，“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150普遍交往深度发展和新全球化的全面发展，使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日益面临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共同性问题，这需要各个国家和人民携手共进、共同解决，同时更需要彼此协同、合作共赢。但在当前资本主义体系下，美西方国家站在资本家及其利益集团立场上，搞单边主义、贸易战，挑起地区争战，为一己私利不惜损害他人利益。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秉承“重责任担当、重人类整体利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倡导各国遵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略和措施，积极努力践行。例如，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建国家彼此合作、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面开展抗击新冠疫情国际合作，赢得广泛国际赞誉，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8]12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推动，对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参与，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肯定和赞赏，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是一种无限的精神力量，让每个中国人获得幸福和勇往直前的内在力量。
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9]是的!现在，“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彻底完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原则和主体精神蕴涵的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护佑中华儿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共产主义理想勇往直前!
（作者简介：张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来源：《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