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其成就举世瞩目。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德国在二战后经济起飞仅二十多年就跻身富裕国家，而新中国建立快60年了、改革开放也快30年了，中国的中西部、广大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贫穷，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大部分人口没有社会保障，私人企业步履维艰，民族品牌难觅踪影，科技教育病入膏肓，究其原因，皆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第一，经济发展动力的失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投资、外贸，而内需一直低迷不振，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信贷、投资增长过快，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增长过猛，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外资控制了对外开放的大部分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遭到威胁；由于贫富差距巨大和社会保障的匮乏，致使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经济走上了过度依赖外贸的道路。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70~80%，而美国、日本皆为20%左右。

第二，经济分配机制的失衡。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达4万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总收入至少在6万亿元以上，政府不可谓不富，但劳动者工资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在12~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50%。可以说，政府的富裕是以人民群众的贫困为代价的，收税越多，人民越贫困！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80%来源于工薪阶层、增值税的70%来源于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达到1万3千多亿美元，但外汇储备越多，出口越多，对资源、环境、劳工身体、福利的透支就越多，人民所得就越少！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金融资本市场、产业发展模式只会进一步地拉大贫富差距，中国的经济分配状况还在不断地恶化。

第三，经济血液流向的失衡。银行资金大量地流向垄断国企、大学、房地产行业，重化工业遍地开花，重复建设严重，大学3000亿贷款令人忧虑，房地产项目70~8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大量的资金拥入房市，加上政府的土地垄断供应，致使房价高企；流动性过剩进入股市，庄家操控加上政策市的影响，使得资本市场波动剧烈；垄断资源的国企在海外低价上市，利润大量地流向境外，而内地的中小股民大部分输得血本无归；一方面是所谓的“流动性繁荣”，另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流动性萧条”——新农村建设缺乏资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题，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文化产业依然缺乏资金。

第四，经济主体竞争的失衡。也就是垄断国企与民营企业形成了极不对称竞争的态势。目前，中国一大批没有效率、管理落后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同时民营企业却难以维持，如果不投机、不官商勾结、不偷漏税，80%的民企立马倒闭。民企由于税收重，融资困难，产品低端化，利润微薄，致使其难以发展成长，难以树立品牌，难以提高科技含量，更难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

第五，经济资源利用的失衡。目前，中国经济资源的大部分被各级政府所攫取，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的价格皆为官方所控制，由此产生了“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同时，政府的行政成本高昂、浪费惊人，“三公”消费、“四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公款建豪宅）及党政、人大政协、共青团妇联工会、民主党派等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0%以上，而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事业捉襟见肘，投入严重不足。

五大失衡问题令国人揪心。解决它们，首先是在观念上，要形成民本、和谐、公平的新理念、藏富于民而非藏富于国的新思维，其次是在制度上，要建立平等博弈、公平分配、科学发展、民主监督、权力退出市场、保护弱势群体的新机制。比如，应当鼓励工会、农会等集体博弈组织的健康发展，倡导民间立法、专家立法，摈弃部门立法、利益集团立法；实行民主决策、公民问责的体制，遏制特权和行政权力的扩张，鼓励财政公益诉讼，铸造透明财政，降低政府成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环保等民生领域实行引咎辞职、严惩渎职的制度；加大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将分红资金投入民生领域，加大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的成本，缩小贫富差距；降低企业税收，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促进内需消费，提高经济效率，改善经济结构，引导流动性进入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基金、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等领域；进一步规范股市，打击坐庄操控、信息欺诈等行为，减少政策市的干扰；建立财产实名制度，适时出台物业税，对豪宅、第二套住房征收物业税；盘活农村土地、金融市场，将小产权房合法化；改革政绩制度，减弱引资偏好，进一步下调出口退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