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构本土自主知识体系以建构标识性概念作为出发点，标识性概念建构又以理解概念的构成要素和建构原则作为基础。概念由对象、意义、词汇和场域四种要素组成。四种要素衍生出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四条原则：与对象相关联的是“差异性原则”，旨在廓清概念的边界；与意义相关联的是“同一性原则”，旨在提炼对象的本质属性；与词汇相关联的是“准确性原则”，旨在使概念以恰当的词汇得到表达；与场域相关联的是“谓述性原则”，旨在形成概念之间的相互解释关系。总体而言，一个理想的标识性概念应该满足以下标准：对象边界清晰、反映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和谓述关系明确。在建构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标识性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操作化才能发挥其知识建构的功能。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概念操作化
作者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并把“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作为着力点。202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此为契机，学术界有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全面展开，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本文希望通过对标识性概念构成要素和建构原则的总体性廓清，既在学理上深化对社会科学概念和知识体系的研究，又在策略上为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灵感和思路。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概念诉求
任何知识体系都必须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然而，不同类型的概念形成不同性质的知识体系：本土标识性概念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移植性概念则形成依附性知识体系。相对于移植性概念，本土标识性概念以本土情境和价值作为基础，反映具有本土特色的事物；前者则以他国的情境和价值为基础，反映具有他国特色的事物，但通过移植而成为一国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本土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建立在“移植性概念”的基础上，而是必须以“本土标识性概念”作为基础。
不可否认的是，移植性概念在我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自发端以来，先后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西学东渐”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初以效仿苏联为标志、改革开放后以“补课”为标志的三次移植浪潮，并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和以苏联为代表的革命性话语两大竞争性话语体系。显然，这两种话语体系都建立在移植性概念的基础上。这种状况除了时代的影响外，也与我国学术研究的习惯有关。梁启超就认为，西方人重视将理论建立在扎实的概念基础上，中国人则忽视这一点，导致论说游移不定。在现实中，“生造概念、胡诌术语、缺乏真正的学理基础的粗制滥造问题”也大量存在。
概念建构不是标新立异，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拥有相应的概念知识、遵循相应的建构原则。标识性概念包括哪些构成要素？标识性概念建构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应当如何对标识性概念进行操作化？如果缺乏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势必导致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本文的定位是从总体上廓清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和建构原则，而不是对个别标识性概念建构经验的提炼，也不旨在对特定社会背景下标识性概念建构方式作出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主要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是人类为自身所建立起来的意义系统。由于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共同体中，不同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从而赋予“意义之网”以不同的意义（文化价值），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就是要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之网。与之相应，建构标识性概念也就是建构标识我国主流价值、反映我国重大实践的概念。尽管本文有关标识性概念构成要素和建构原则的讨论不乏普遍意义，但讨论主要是就“本土标识性概念”而言的。本土标识性概念一方面区别于移植性概念，反映中国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区别于一般性概念（具有广泛标识能力的概念），标识中国主流价值和重大实践。但出于简洁的目的，后文很大程度上将省略“本土”这一限定词而直接使用“标识性概念”。此外，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标识性概念的建构方式及其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操作化，因此无意对概念发明、概念发现、概念更新、概念改良等概念形成方式之间的细微差别作出区分，而是统一使用“概念建构”一词来表示新概念的各种形成方式。
标识性概念的基本要素
从根本上说，标识性概念建构主要源于双重动力：一是现实需要的推动，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特性的驱动。现实需要可以为标识性概念建构提供强大的动力。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但是，现实需要本身无法说明应该如何进行建构。如何建构属于社会科学知识领域中的问题，由社会科学的知识特性所决定。故而，有关标识性概念的基本要素和建构原则的讨论，必须聚焦在第二种动力上，以理解社会科学的知识特性和概念的构成要素作为出发点。
社会科学以“人”作为研究对象，但人又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共同体中的。共同体之间情境和价值的差异，导致社会科学无法建立起通行于整个世界的单一概念体系。概念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使用、概念能够表达多少涵义，这些问题与概念的抽象化程度相关，两者通常呈反比例关系。如萨托利的“概念的抽象化阶梯”所表明的，抽象化程度最高的概念可以覆盖全球范围，但能表达的涵义却最少；中等抽象程度的概念能覆盖具有相似文化的地区，在涵义上也能表达地区性文化特色；低等抽象程度的概念只能覆盖单一国家，但概念表达的涵义却最为丰富。三个层级之间不是彼此排斥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概念体系都必然包含这三个层级，呈现出“概念之树”的特征。只有高抽象层级而缺乏低抽象层级，势必使本土经验和价值无法得到充分表达，反之，则势必使本土社会科学无法与世界知识体系进行有效沟通。
抽象化阶梯有助于表明本土标识性概念（低抽象层级）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同样无法说明应当如何建构。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以理解社会科学概念的要素构成作为出发点。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比如，姜全吉、迟维东把标识性概念分成“内涵”和“外延”两大要素：内涵指概念所概括出来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外延则指概念所能适用的对象范围。索绪尔把概念区分成三个要素：所指表示概念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客观性；能指表示概念的音响形象，具有主观性；符号则是所指和能指结合而成的整体。此后，有关概念构成要素的分析大抵遵循索绪尔的观点。如英国学者奥格登、理查兹把概念分解成“词汇”“意义”和“指称对象”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著名的“奥格登—理查兹三角”。其中，“意义”表示概念的内涵（事物的本质属性），“指称对象”表示概念的外延或边界，“词汇”则是概念的文字表达。三者中，词汇是概念的具体呈现和沟通其他两者的中介：词汇与对象关联，表明概念与经验世界发生的联系；词汇与意义关联，表明概念与观念世界发生的联系。也就是说，意义必须通过词汇才能与对象发生联系，反之亦然。这表明，只有概念才是沟通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桥梁，判断、推理、理论等都已脱离经验世界而变成纯粹观念世界内部的“意义之网”的编织。
三要素说尽管更加全面地析出了概念的构成要素，但只是就概念的内部构成而言。自主知识体系不会只建立在单个概念的基础上，标识性概念也不会是单独存在的“概念孤儿”，而是必须与其他标识性概念结合在一起，才能承载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表明，三要素说并不全面，还必须从概念的外部关系进行思考，即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概念栖身其中的语义场。本文把这一要素命名为“场域”。
有关“场域”的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布尔迪厄从“场域”角度理解个体所处的物理和关系位置；索绪尔则明确把结构主义思维引入语言学，建立起结构语言学分支，后来在福柯、德里达、吉登斯等后结构主义者那里进一步延续。具体到社会科学概念研究主题，“场域”思维也同样明显。如萨托利提出的概念分析指南中，第八条和第九条都明确建立在“场域”思维的基础上。吉尔林提出的建构“好概念”的八条标准中，“音韵”“差异”和“现实功效”标准同样涉及语义场思维。这表明，有关概念构成要素的分析必须将场域因素考虑进来，考虑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遵循这一立场，概念的构成要素也就从三角变成了四角，即意义、对象、词汇和场域。
从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而言，四种要素衍生出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历时维度上，如何以本土标志性事物为基础进行要素提炼和形成标识性概念，然后再将标识性概念应用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二是共时维度上，体现为如何在四个要素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从对象角度看，拟建构的标识性概念可以容纳多少对象，旨在确定概念的外延。从意义角度看，拟建构的标识性概念可以表达多少涵义，旨在确定概念的内涵。从词汇角度看，在外延和内涵确定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选择词汇以作最佳表达，旨在确定概念在观念世界中的呈现方式。从场域角度看，拟建立的标识性概念与其他标识性概念之间可以形成何种解释关系，旨在理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其中，共时维度相当于历时维度中的第二个环节。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同时涉及历时和共时环节，但必须以建构标识性概念作为起点。
社会科学的知识特性和概念的抽象化阶梯从宏观角度表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以本土标识性概念作为出发点；概念的构成要素则从微观的角度表明标识性概念建构所必须针对的问题。四种要素分别衍生出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四条基本原则：与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是“差异性原则”(differential principle)，核心在于建立概念的“边界”；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性原则”（identical principle），核心在于提炼对象的本质属性；与词汇联系的是“准确性原则”(accurate principle)，核心在于使词汇得到最佳选择；与场域关联的是“谓述性原则”(predicative principle)，核心在于形成概念之间的明确解释关系（见下表）。在这四条原则中，前两条以“对象”为基础，分别指向边界和属性；后两条则以“场域”为基础，分别指向词汇选择和解释关系。四条原则总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理想类型的标识性概念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清晰的对象边界、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词汇的选择恰当、概念间的解释关系明确。
以“对象”为基础的边界设定和属性提炼
任何概念都必然指向特定的对象，对象不仅限定了概念所能覆盖的范围（外延），而且设定了概念将要表达的意义（内涵）。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同样如此。事物的本土特色越典型，概念的边界（差异性）就越清晰、本质属性（内部一致性）也就越鲜明。索绪尔指出了所指与能指“彼此间的对立”关系，约翰·吉尔林也认为“内部一致性的反面是外部的区分度，或者说有界性”。外部差异性的要求衍生出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所必须遵循的“差异性原则”，内在一致性的要求则衍生出 “同一性原则”。
1.差异性原则
差异性原则指向标识性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如何厘定概念的边界。对象的边界涉及纵横两个方面：纵向要求对象形成明确的种属关系，横向则要求对象之间形成清晰的种差区分。应用于标识性概念建构，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情形之一是横向关系上全新事物的出现，即发现“新的种差”。全新事物不仅体现在时序的晚近上，而且体现在已经存在很久但晚近才进入概念建构者视野的事物上。所谓全新事物，也就是与同种类事物中的其他成员比较，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种差。种差是事物特有属性的表现，属性则是确定概念边界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范畴建构过程中的种属关系进行过明确区分，包括种差平行但不同属的和种差平行且同属的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属），因此不会导致混淆。后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同一个学科（属）中，如果出现新的平行性种差（新事物），那么需要进行新概念建构。新种差（新事物）的出（发）现为标识性概念建构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当发现既有概念无法解释新出现的事物时，很可能意味着要进行新的概念建构，否则可能导致研究中出现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现象。
比如，“血缘型家庭”通常被定义为以血缘、婚姻、收养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伦理责任。这一定义中，血缘、婚姻、伦理成为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基本要素（种差）。但这些属性标示的只是常规意义的家庭。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西方国家还出现一种以“同性配偶”为基础的婚姻形式。由于许多国家仍未从法律上承认此类婚姻，此类家庭关系并不是以法律为基础，而是基于个人之间的承诺和信任，因此被称作“选择型家庭”。血缘型家庭和选择型家庭均属于“家庭”属类下的种概念，但不能照搬前者来衡量后者。
在种差明显、边界清晰的情形下，标识性概念建构相对简单。但是，很多时候事物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这是标识性概念建构必须针对的第二种情形，即如何廓清对象之间的边界，从而使各自的种差都得到凸显。根据概念的抽象化阶梯，边界不清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纵向维度上的边界混淆，概念的抽象化程度过高，导致种差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比如，把“人”和“牛”都称作“动物”当然没有问题，但那是以属概念取代种概念，或者说以上位概念取代下位概念，导致人和牛之间的种差无法得到彰显。这种情况下，需要降低概念的抽象层级以形成两者更加精确的涵义。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乏以属概念取代种概念的情形。比如，如果只是用“现代化”来指代中国的百年现代化实践，那么现代化的“中国属性”便无法得到表达。而一旦降低抽象化阶梯，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表述现代化在中国的特有涵义，那么不仅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本土属性得到彰显，而且还表明“现代化”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的属概念，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都只是现代化概念家族中的成员。同样，以往对“民主”等主题的研究，由于概念的抽象层级过高，导致中国特色的民主经验遭到遮蔽，甚至导致以西方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
二是横向边界不清的情形。比如，应当如何区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治态度”与“政治心理”、“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社会阶级”与“社会阶层”等概念，即使对专业人员都很难。这种情形，可通过“增加属性的数量”的方式来解决，即通过添加额外的属性来增强概念的区分度。比如，“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通过广泛搜集有关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并对它们所包含的要素进行归类表明，“共同体”“排他性”“合法性”“领袖”“社会运动”“意识形态”是两个概念均包含的要素，但民族主义还包含“国家”“民族”要素，民粹主义则包含“人民”“反精英”“反建制”要素。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增加差异性要素将两者区分开来。对于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发现差异性要素的过程也就是发现本土特色要素并将它们纳入概念要素边界的过程。
以上情形表明，“边界”是“差异性原则”的核心。对于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这一原则要求做到三点：一是善于发现具有本土特色的全新事物，并进行相应的概念建构；二是善于通过调整概念的抽象化阶梯，使原先被遮蔽的本土特色呈现出来，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概念建构；三是善于通过增加属性的数量来增强边界的区分度，使本土特色得到彰显。
2.同一性原则
同一性原则指向概念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使概念表达对象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事物同一性(identity)的体现，概念的涵义必须与事物的本质属性保持一致。任何事物都必然包含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同一性原则要求概念建构者摆脱偶然属性的干扰而达到对本质属性的把握。意义与对象直接相关，且以边界的确定性作为前提，因此与差异性原则类似，同一性原则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新意义的提炼，二是意义的重构。
新意义提炼建立在发现新事物（新种差）的基础上，旨在提炼出新事物的本质属性，主要解决“提炼方式”和“要素数量”两大问题。提炼方式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历时向度上，通过对新事物的长时间观察来达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类似于通过嵌入式观察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二是共时向度上，通过对大量同种类事物的比较来提炼本质属性。比如，通过对157个多元政体的比较，罗伯特·达尔认为，“多元政体”的本质属性包括“自由化”（公开争论）和“包容度”（参与程度）两种要素。三是共时向度上，通过与其他种差事物的比较来凸显新事物的差异属性。比如，“弱者的武器”与“抗争政治”“公民抗命”一样，均属于政治参与概念下的种概念，但“抗争政治”侧重的是“高对抗性、零和博弈”，“公民抗命”侧重于“反对恶法”，“弱者的武器”侧重的则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等日常斗争形式。对于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上述三种方式都可以发挥相应的功能。比如，通过比较中西方历史上的“小农”差异，陈军亚发现，中国“小农”虽然脆弱却具有强大的韧性，他们不仅是中国数千年灿烂农业文明的主体，而且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种要素的提炼方式。
对于要素提炼的数量，可以通过参考概念的抽象化阶梯得到解决。概念的抽象化程度越高，所能包含的要素便越少。如果只包含一种要素，则很可能处于抽象化阶梯中的最高层级，此时便很难反映本土特色。标识性概念建构很少针对此种情形，而是更多表现为中低抽象层级的概念建构。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要素增生。假定属概念存在A、B、C三个本质性要素，那么，对于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需要发现是否在这三个共同要素之外还存在D要素。如果存在，则D要素成为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要素，需要在概念建构中得到强调。比如，常规“家庭”概念包含婚姻、血缘、伦理三个本质性要素。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在“规模”上出现明显变化，“核心家庭”成为主导模式。以“核心家庭”为基础，有学者进一步添加地域性要素，考察“农村核心家庭”的特征。
二是要素辐射。当原型概念存在多个要素，但其中只存在一个共同要素，其他要素分别与共同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辐射概念。以“母亲”概念为例，这一原型概念至少必须包含五个要素：女性（A）、给孩子提供50%的基因(B)、生孩子(C)、养育孩子(D)、与孩子的父亲结婚(E)。基于这些要素的组合，可以衍生出四个辐射概念：基因母亲（AB）、生母（AC）、养母（AD）和继母（AE）。在这些辐射概念中，只有A是共同要素，其余均为辐射要素。这种情形的启示在于，如何以共同要素为基础，发现新的本土辐射因素，从而建构出反映中国特色的辐射性概念。
三是“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最初由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分享了某些共同要素，但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够拥有全部共同要素，而是在不同概念中形成不同的要素组合。概念建构的任务就是发现新的要素组合。家族相似性情形的典型案例见之于20世纪中期施密特等人有关南美国家的“法团主义”研究。他们发现，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的劳动关系尽管都包含法团主义的要素，但在社会组织、补助金、集团控制、谈判方式等要素组合方式上却各有差异，呈现出不同模式的法团主义。对于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家族相似性模式要求发现中国是否存在新的要素组合情形。比如，景跃进发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划分和对立反映的仅仅是西方经验；在中国还必须“把政党带进来”，看到“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互动模式。这一研究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概念在中国的新发展。如果把类似思维推展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可能出现“军队—国家—社会”模式（如缅甸）或“国王—国家（议会、政府）—社会”模式（如摩洛哥）。这些模式放在一起，便构成了“国家—社会关系”概念的概念家族。
相对而言，意义重构则是对现有属性要素的调整，使之更加符合本土的情境和价值。这主要出现在本土属性在原有概念属性中没有得到有效反映的条件下，且主要体现在对移植性概念的涵义改造上。这种情况反映了移植性概念与本土情境之间的张力，要求研究者根据事物的本土属性重构移植性概念的涵义。比如，徐勇根据在华南农村的系列调查提出以“祖赋人权”概念来表达农村社会中农民的权利来源。有学者认为“祖赋人权”与西方启蒙主义的“天赋人权”相对立，难以自圆其说。徐勇则认为，“祖赋人权”是基于中国农村中存在的普遍事实的“归纳性概念”，与作为“建构性概念”的西方“天赋人权”存在本质性差异，前者强调人权的血缘和历史属性，后者强调的则是商业和建构属性。联系到前述概念辐射模式，或许可以把“祖赋人权”看作人权概念在中国的辐射性概念。
对于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同一性原则要求研究者对以下方面保持警觉：一是善于采用不同方法来提炼本土新事物的本质属性；二是参照概念的既有要素组合，善于发现本土性要素并建立本土的衍生性概念；三是立足中国国情，善于对移植性概念进行涵义改造。
以“场域”为基础的词汇选择和关系谓述
在标识性概念建构中，词汇的选择至关重要，必须考虑中国情境和价值的“场域”要求，遵循“准确性原则”。而“意义之网”意味着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解释的关系，因此要求遵循“谓述性原则”。
1.准确性原则
对象边界的确定和意义的提炼是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基础，词汇选择则是标识性概念建构的临门一脚，属于“概念命名”和“术语分配”的环节。萨托利甚至把这一环节看作概念建构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环节。恰当的词汇不仅能准确地表达概念的边界和意义，而且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和容易理解。准确性原则要求概念建构者在词汇的选择中注重四个方面：准确、熟悉、音韵和简洁。
第一，词汇的准确性。通常而言，概念建构者既可以建构新的词汇，也可以选择既有的词汇来标示新概念。以新词汇来标示新建构的概念，好处在于更少与既有概念发生混淆；弊端则是增加了概念记忆和概念社会化的成本。但无论是选择既有词汇还是建构新词汇，都必须能够准确地标示对象的边界和本质。这一前提下，越少引起混淆和误解的词汇越好。以“立宪君主制”概念为例，它既有助于表明是“君主制”属下的种概念，又有助于与该概念属下的专制君主制、等级君主制、二元君主制等其他种概念区分开来。考虑到宪法在现代政治中的基础性地位，它还有助于表明此类君主制的本质——君主的权力严格受宪法的限制。对于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不论是选择既有词汇还是建构新词汇，都应当在综合边界、属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反复权衡。当下，也存在不少用新词包装旧概念的情况，这是典型的以新词来虚饰学术重复。
除对象的边界和本质属性外，词汇选择还必须考虑“语义场”的要求，参照语义场中的上下左右关系。可通过以下两条标准得到检验：一是新词汇是否与上位概念（属概念）形成明确的隶属关系。比如，用“现代化”来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尽管形式上简洁，但实际上是用属概念来取代种概念，混淆了语义场中的上下关系。二是新词汇是否与语义场中的其他种概念形成并列，如果发生重叠或交叉，同样不是好的选择。利普哈特根据一些欧洲国家（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民主形式，提炼出“共识民主”概念，以强调社会中各主要区块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共识对于这种民主的重要性，从而区别于代议民主、多元民主、协商民主等既有民主形式。
第二，词汇的熟悉度。熟悉性有助于提升概念的社会接受度。格尔林提出的“好概念”八条标准中，“熟悉性”是第一条。“词汇的熟悉性是通过在现存的词汇中找到最准确地表达对象的词汇来实现的。”它要求概念建构者尽可能从母语而不是外国语、从当前词汇而不是消亡词汇、从具有广泛接受度的词汇而不是狭窄的专业词汇中进行选择。只有在实在没有可选词汇的情况下，才考虑创造新词。即使是创造新词，也可以以现有词汇为基础，通过添加修饰性定语或通过既有词汇的重新组合而形成。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人民民主”词干上添加“全过程”定语而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现代化”词干上添加“中国式”定语而成的。这些词干和修饰性定语的组合形成了新的词汇供给，既有助于满足建构新词的要求，又有助于满足熟悉度的要求。
第三，音韵要求。指词汇选择需要尽可能与语义场中的相邻词汇实现结构和音韵上的和谐。比如，语义场中如果已存在代议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概念，新选择的词汇最好采用类似的音韵结构，建构以“民主”结尾的四字词。音韵标准既有助于提升标识性概念的熟悉度，也有助于概念家族的识别，使新建构的概念在概念家族中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必须注意，音韵标准并非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刚性要求，它只是为了满足视觉、听觉方面的美学要求。如果违反边界、属性等基本要求而刻意追求美学感受，标识性概念建构也就变得本末倒置。
第四，简洁性要求。主要针对词汇本身和概念的定义而言。从词汇来看，以汉字字符作为衡量标准，一个字的词汇尽管简洁，但能表达的涵义却有限。从中文角度衡量，2—4个字的词汇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既可以表达对象的边界和属性，又符合简洁性要求。当然，词汇的简洁度与内涵的准确度通常也呈负相关关系：词汇越简洁，内涵的准确度往往越低；反之，则有可能越准确。因此，词汇的选择需要在词汇的简洁度、边界的明确度和内涵的一致度之间求得平衡。
与简洁性联系在一起的还包括概念的定义方式。定义是对概念的解释，即用简洁的句子把对象的本质属性概括出来。简洁性要求定义准确地抓住对象的本质而避开其偶然属性。对象可能存在数个本质性要素，但在形成定义的过程中不能只是罗列，而是必须以一种富有逻辑的方式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重心、有逻辑和有层次的定义。比如，卡茨·穆德等人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是：“以反自由的民主方式，对反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回应。”这一定义满足了简洁性要求，但像绕口令，没有提炼出本质属性。本杰明·阿迪蒂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晚宴上喝醉的客人”，虽然形象有余，但没有直击本质。相对而言，米勒的定义则在多元属性与简洁之间显得更加平衡：民粹主义是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统一且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或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政治道德想象。
综上所述，准确性原则给标识性概念建构所提出的要求是：词汇是标识性概念建构中的关键环节，在对象的边界和本质属性已然明确的前提下，研究者需要以最准确的词汇来加以命名。在选择词汇的过程中，还需注重熟悉度、音韵感和简洁性的要求。
2.谓述性原则
概念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在语义场中与其他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概念家族。这意味着概念之间存在相互解释的关系，应遵循“谓述性原则”。对于本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谓述性原则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在标识性概念之间建立起谓述关系，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才有望建立。否则，标识性概念就只是“概念孤儿”，只能形成零碎的知识。谓述性原则建立在概念位阶、属性、外延等要素的基础上。
从场域的思维出发，概念会因为不同的抽象化程度而形成彼此间的隶属关系：属概念属于上位概念，具有丰富的外延而内涵有限；种概念则属于下位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而外延有限。属概念在外延上包含种概念，种概念则在特定领域内丰富了属概念的内涵。举例来说，“民主”是属概念，“协商民主”则是种概念，前者包含后者，后者从“协商”角度解释了前者。概念之间的位阶关系形成了彼此之间的解释关系。可以从概念的属性和外延角度进一步作出解释。
从属性的角度来看，上下级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通常体现为“属加种差”的解释方式：属概念表明种概念所从属的概念家族（外延）；种差则表明种概念的特有属性（内涵）。此类解释关系通常表现为“陈述性定义”的方式。所谓陈述性定义，也就是从事物的“属性”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定义。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其中，“人”是种概念，是需要解释的概念，动物是属概念，表明被解释概念所从属的概念家族，“政治”则是种差，表明被解释概念的本质属性。再比如，在“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定义中，“商品”是需要解释的种概念，“劳动产品”是属概念，表明商品概念所从属的概念家族，“交换”则是种差，表明商品概念的本质属性。在这两个例子中，政治、交换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约定性属性，对它们的理解依赖于已经建立起来的语义场。这种解释关系难以达到“客观”的要求，但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约定性属性也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反映的是古代雅典时期的政治观念，在他之后，还有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符号的动物”，或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这种属性约定的定义方式一方面突出了特定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概念所产生的歧义。
从外延的角度来看，主要通过廓清被解释概念的边界的方式来建立起解释关系，这种解释关系主要体现为“指涉性定义”。所谓指涉性定义，即对意图理解的对象加以框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澄清被解释对象的隶属关系（确定上下关系）；二是建立边界（确定横向关系）；三是确定最终分界点（趋向于本质属性）。三个步骤的目标主要在于建立被解释对象的“包含和排除”关系。同样以“人”为例，其指涉性定义可以是：人是能够两腿直立、没有羽毛和懂得运用符号的动物。“动物”表明人的隶属关系，与植物和无机物区分开来（第一步）。在动物概念家族中，进一步建立起包含和排斥关系。其中，“两腿直立”使人与四足动物区分开来，“没有羽毛”进一步将人与同属两腿动物的鸡、鸭等禽类区分开来（第二步）。此时，已经非常接近专属于“人”的边界了。但还没有把猩猩排除在外，接下来的“能够进行符号思维”达到了这一效果（最终分界点）。在这一指涉性定义中，每一条边界都是在做包含和排斥工作，直到最终建立起专属于“人”的边界。
由此可见，不论是陈述性定义还是指涉性定义，谓述性原则所处理的都是概念的上下和左右关系：上下关系谓述概念的种属关系，表明被解释概念的归属，比如把人归于“动物”属类；左右关系谓述同一属类中被解释概念与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陈述性定义中的本质属性、指涉性定义中的各条边界，都是同一级概念之间种差的体现。两种定义方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指涉性定义建立在可观察到的属性的基础上，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它们只是可见的外在属性，无法表达事物的本质属性。陈述性定义则相反，它有利于表明被解释概念的本质属性，但却无法表明其可见的边界。解释方式的选择需要依据概念所处的语义场来加以确定。
对于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而言，谓述性原则同样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某种意义而言，自主知识体系的“体系”定位，已经意味着概念建构者必须着眼于标识性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谓述性原则意味着不能仅把标识性概念建构当作目的，还应考虑标识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谓述关系的建立必须以自主知识体系为目的。其次，标识性概念建构必须注重“场域”因素，对标识性概念所处的概念家族及其在概念家族中的位置具有清晰的认识。最后，在概念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解释关系的建立过程也就是本土化理论的建立过程。
谓述性原则对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所提出的要求是：建构者必须对新概念在语义场中的位置具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根据这种位置建立起与上下左右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主要包括两组解释关系：一是上下位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二是相邻概念之间的“种差”关系。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可通过“陈述性定义”或“指涉性定义”的方式得到建立。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概念操作化
建构标识性概念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和生产知识，但标识性概念不会自动导致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中间还涉及其他诸多环节。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
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有赖于对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从本质上说，自主知识体系是以本土经验和价值为基础、以中国自身为主体和本位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立足本土经验，反映本土事实；二是根植本土文化，反映本土价值；三是核心要素形成有机整体。本土性、体系性和科学性是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表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和传承方式，学术体系表明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和更新方式，话语体系表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应用和交流方式。三大体系相互作用、互促发展：学科体系为学术体系提供专业平台和知识基础，学术体系反哺学科体系，推动后者不断更新升级；在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关系上，学术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基础和质料，后者则对前者提出需求和赋予价值。三大体系都对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学科是“知识的有序整合、知识的传承方式、体系化知识教育教学的组织安排”，“其基础和灵魂在于对概念、论断、方法的有机组织和逻辑安排”。学科设置以特定“元问题”作为基础，涉及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环节。比如，政治学科是一个以“政治”为元问题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由政治哲学、政治制度、本国政治、比较政治等专业所构成。学科体系既是专业知识的结构方式，也是专业知识的传承机制。它们对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是标识性概念的学科归属问题。学科建立在特定专业知识领域的基础上，每一个学科都存在相应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既是学科身份的标识和进入学科的门槛，也是进一步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手段。比如，政治学科包括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府组织、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主题，它们是政治学知识体系建立的基础。但对于本土学科体系建构而言，还必须给这些概念赋予本土的经验和价值，使之成为反映中国政治内容的实质性概念。比如，以“党政体制”概念来表达政治体制在中国的特定形式，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表达政治发展在中国的特定方式等。在建构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廓清标识性概念的学科归属，因为只有在学科这一专业化的大家庭中，标识性概念才能发挥其建构知识体系的功能。二是标识性概念的逻辑化和体系化问题。学科知识体系不是平面式的和散点式的，而是通过良好的逻辑得到编织，知识之间有着层级演进关系和总分式涵盖范围。反映在对标识性概念的要求上，必须对标识性概念进行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处理，让每一个标识性概念在学科体系中都有相应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人才培养中的标识性概念甄别。学科是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和教材则是人才培养的依托。能够进入教科书和课程教学的标识性概念，必须是已经在学术界得到普遍接受、充分反映本土经验和价值的高质量概念，过于狭窄或仍有争议的概念，不应纳入课程和教材体系。
其次，从学术体系而言，学科体系为学术体系提供了专业平台和知识基础，学术体系则是学科专业化知识的生产车间。只有通过学术体系，学科知识才能不断得到积累和更新。学术体系以专业化概念作为基础，包括基本命题、基本推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要素。自主学术体系的建构同样对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提出了要求。
一是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的命题建构。如果说社会科学是人类为自身编织的“意义之网”，那么，概念就是这一“意义之网”上的结点，命题则是连接那些结点的纽带。没有命题，标识性概念将变成“概念孤儿”。对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标识性概念建构仅仅是起点，还必须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础发展出反映中国特色的基本命题。比如，通过对20世纪初中国西南乡村社会的调查，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并且围绕这一概念提出以下命题：“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时至今日，不论是差序格局概念还是其相关命题，都已得到广泛的接受。命题是围绕“是”或“不是”所进行的肯定或否定活动，体现了以概念为基础的心灵活动的深化。二是以标识性概念和基本命题为基础的“基本推理”和“特色理论”。标识性概念和基本命题都只是对个别事物的概括和陈述，而要形成知识体系，还必须进一步以它们为基础进行推理和理论建构。推理是将既有的一系列命题关联起来，以归纳或演绎的方式形成新的重要观点，特色理论则是对这种观点所作的完备论证。
最后，从话语体系而言，话语体系是专业化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是专业化知识影响社会的体现。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一论断表明，学术研究所生产出来的专业化知识不会只停留在学科和学术领域，还会对社会形成引导和改造作用，即“掌握群众”和“变成物质力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的功能，它既要对内提升人们对本国经验和价值的认知和认同，也要对外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些定位同样会反映在概念的操作化问题上。
比如，标识性概念要形成话语力量，那就必须使概念所表达的对象和意义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契合，与他们发生情感共鸣。很难想象一个远离了人们生活和感受的概念，能够“掌握群众”和“变成物质力量”。除此之外，标识性概念还必须在词汇选择上下功夫，即尽可能符合准确、熟悉、音韵和简洁的要求，这一点前文已有详细讨论。同时，还可以在概念“社会化”上下功夫。标识性概念属于专业知识范畴，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要使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话语力量，那就必须有意识地进行社会普及，使之为人们所接触、熟悉、理解和接受，从而转化成他们的思维和自觉行动。同时，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自绝于一般知识体系的孤家寡人。一般知识体系也被看作普遍性知识体系，指不依赖特定经验和价值的抽象知识体系。比如，政治学是一门由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府组织等概念所组成的学科，它们反映了政治学科的一般性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要赋予那些概念以特定的中国内涵，使之反映中国的经验和价值；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为一般性知识体系提供新的知识增量。反映在概念的操作化上，那就必须考虑如何使本土标识性概念与一般性知识体系形成有效对接，做到“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使本土标识性概念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听得见（可见于国际学术界）、听得懂（能够为国际同行所理解）和听得进（让国际同行觉得有新意）。既反映本土经验和价值，又符合一般知识体系的原则和要求，这是标识性概念操作化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结语
本土标识性概念的核心在于“本土标识性”，必须具有标识中国主流文化和重大实践经验的能力。标识性概念建构既要求概念建构者掌握建构之技巧，也要求拥有一双发现建构素材的眼睛。在这一方面，中国优秀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应当成为标识性概念建构的源头活水。中国优秀文化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标识性概念建构使中国独特文化基因得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经验既包括中国革命的经验，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标识性概念建构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得到提炼。只有在本土标识性概念体系的基础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坚如磐石。就标识性概念所具有的本土标识性而言，自主知识体系已不再是对移植性知识体系的局部反思、修补和取代，而是要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框架性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的建立，不仅将真正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意义之网”，而且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