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当今世界正面临“民主乱象”“民主赤字”以及“民主向何处去”等诸多难题，民主怎么了？民主还管用吗？“回答‘民主之问’，廓清‘民主迷思’，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关乎人类文明未来。”大国崛起必然是政治崛起，在讨论中国快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大家更多聚焦的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在较短时间内的勃然而兴，相对而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现实，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成功。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深刻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民主之问”，给人类民主政治探索带来了新的启示。
一、拒斥“民主乱象”：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性，“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也就是说，民主意味着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可剥夺，且这种不可剥夺必须体现在国家生活的各个环节，“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意义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人民在制度和实践的双重保障下，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民主乱象”的根源在于少数政治精英和资本寡头攫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垄断和瓜分了现代化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民主本质的回归，真正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一）西方“民主乱象”的表现、根源与影响
1989年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美国自由民主制已经抵达人类政治文明的顶峰，是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且可以复制的制度样板。但是，2021年1月，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进美国国会大厦，拒绝承认2020年的大选结果，一系列冲突导致5人死亡，超过140人受伤，“历史的终结”变成了“末日审判”。福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未来会发生更多的政治暴力事件。其实福山早已觉察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问题，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他用了大量笔墨描写美国的政治危机：“不幸的是，公共行政专家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政府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恶化，历时已经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美国的“民主乱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日益极端化。民主和共和两党为了加固本党选民的意识形态忠诚，利用身份政治、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进行仇恨宣泄与怨恨动员，导致两党的支持者没有意愿和能力理解彼此的立场与利益。2022年10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1%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的议题对国家构成威胁，79%的共和党人相信民主党的议题将摧毁美国。第二，与激烈党争相伴随的是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美国政府无法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甚至让民众免于恐惧的基本职能都难以实现。2022年美国发生647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超过4万人在枪支暴力中丧生。
“民主乱象”的根源在于代议型民主（形式民主）背离了民主的本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代议型民主中，选举就是人民的委托仪式，仪式完成后，人民离场，只允许一小批精英进行政治决策，形式民主沦为“选举游戏”。
第一，政客是为选举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利益服务。沉迷于“选举游戏”的政客不会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因为他们就是要制造对立面来调动支持者情绪，比如共和党为了选举，大肆在报刊、广告牌和社交媒体上使用带有枪支的图文视频，以吸引反对控枪的选民。政客们也不会真正为所在选区的长远发展考虑，因为他们只要许诺“空头支票”，在选举的时间节点之前动员起相对多数支持者就可以了。
第二，政客被资本俘获，成为利益集团的喉舌，而不是人民的代言人。“选举游戏”是一个烧钱游戏，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竞选花费接近170亿美元，超过全球70多个国家202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赢得选举，竞选者必须筹措更多的资金，因此，大企业、实力雄厚的基金会以及超级富豪对美国政治运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杰出名誉教授G.威廉·多姆霍夫（G.William Domhoff）研究指出，美国大公司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形成了公司共同体，在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2022年选举周期，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向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捐赠超过1千万美元，随后国防部预算增加了45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接近450000%。利益集团驱动美国将大量资金用于军费开支以及在国际上耀武扬威，而不是投资民生项目，因此，“选举游戏”催生的政策经常是扭曲的，背离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选举游戏”里的政客不会为人民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因此整个政治体系运转是低效和自我耗散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美国政治衰退的深层次原因，美联储2021年的数据显示，前1%最富裕家庭占有32.3%的家庭总财富，后50%家庭仅拥有2.6%的财富。但是，美国政客根本不想缩小贫富差距，发展项目和福利保障政策总是被拖入“文化战争”，成为争夺选民的议题操弄，陷入党派政治的淤泥沼泽而难以推进。
“民主乱象”使得美国现代化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垄断与挥霍，政党和意识形态两极对抗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性，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形式民主的弊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益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失败的风险”，70%的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民调显示，只有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健康”，52%的人认为美国民主“陷入困境”或“失败”。美国之外的其他代议制国家也面临着困境，比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正在衰落，无力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能源安全、金融风险等挑战，导致整个社会日益撕裂，极端右翼崛起，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充满不确定性。可以看出，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问题，西方的现代化也因此陷入了困境，乱象丛生。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其本质是“人民的统治”：人民能够直接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务的决策；参与决策的每个成员有平等的发言权；决策需要在协商中寻求共识；集体共识的达成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等。这些是所有民主形式共性的规定性要求，但是共性要求的具体落实会因为时空条件的差异而存在不同。应该承认，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的民主只能是“形式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对它的吸纳和超越。吸纳是指社会主义民主保留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有益内容，比如列宁指出：“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超越是指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要将民主的共性要求真正落实到国家生活之中，这就意味着共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延展和不断丰富，因此，民主是多样和发展的。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的本质，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把握它的三个特性。
第一，人民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决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假借委托代理的名义将权力从人民手中攫取过去，中国选出来的官员只是人民公仆，领导者不是“有权者”而是“当政者”，这与代议型民主的精英僭政有天壤之别。
人民性还解决了“依靠谁”的问题。代议型民主中的政治精英依靠的是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的则是全体人民，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因此，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谋划的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大计，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谋取私利。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无匹的成就，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全过程性。中国民主的全过程性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来考察：横向来看，中国“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人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突出体现在发出倡议、征求意见、制定政策、评估效果等各个环节；纵向来看，从全国人大到乡级人大，五级人民代表大会均由民主选举产生。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各个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均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或者决定任命。中国还有广泛的基层选举，包括村（居）委会选举、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等。纵向的全过程涵盖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兼备横向和纵向的全过程意味着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在场。而代议型民主将选举仪式本身当成了民主的本质，选民在投票那一刻完成委托仪式，民主旋即变成了少数人的擂台戏，人民在场即离场，民主的实践性被剥离，是没有治理的“民主”。人民始终在场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内容上是完整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能体现和贯彻人民意志，保证中国的民主实现了程序和实践的统一，贯通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能有效防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现象的出现，而且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人民因政治冷漠而失去对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始终保证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三，民主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完整和坚实的制度体系予以支撑，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不同体制机制之间紧密衔接、相互配合。完备的制度设计保证了民主政治主体，即人民的完整性。相比之下，西方代议型民主的主体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弱势群体很难寻找到合适的代议者，权利经常被漠视和践踏，在这样的民主设计中，甚至连种族屠杀都并不鲜见。
包容与合作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他们关注的问题、价值偏好、利益诉求都存在差异，在民主政治中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些主张之间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而包容与合作作为政治美德保证了政治过程和现代化事业不会因为不同力量的撕扯而陷入停滞或崩溃。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实现的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富足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积极和谐的精神生活，因此无论是目标本身还是实现目标的方式策略都是真善美的，人性中所蕴含的消极内容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教化，与代议型民主动员选民宣泄愤怒与仇恨的做法截然不同。完整的协商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塑造包容与合作精神重要的制度保障，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元立体的协商渠道，促进不同思想观点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塑造和凝聚共识，保证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杜绝“民主赤字”：在世界现代化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理论的魅力在于其逻辑彻底性，这既指逻辑链条的完整，也指理论逻辑与现实实践的一致性。民主是重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民主理论的逻辑彻底性不仅体现在国内，还应该表现在国际维度。也就是说，民主的国内逻辑应该能够推演至国际关系，国家的外交政策也需与之相吻合。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赤字”依然非常严重，重要根源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逻辑不彻底：民主逻辑不能从国内推演至国际，其国内代议型民主至少表面上是“一人一票”，但是在国际上却不承认国家间平等，所谓“民主”成为将国家区分为三六九等的工具；逻辑与实践不一样，虽然喊着“民主”的口号，但是外交政策却是处处维护自己的特权。众所周知，世界现代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相互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能保证世界现代化顺利展开，世界现代化则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力量支撑。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有力推动世界现代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注入动力。
（一）国际关系中“民主赤字”的表现、根源与影响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赤字”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主权不平等。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只允许其他国家保有弱主权或形式主权。在美国的语境里，它可以肆意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与干涉，而对于那些自尊自重、维护主权的国家，美国动辄给它们冠上“非民主”“威权”“专制”的名号。比如，美国政府长期窃取全球公民数据，并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展开窃听。但是，它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以数据安全为理由对字节跳动展开攻击和围剿，根本原因就在于字节跳动为全球数字用户提供了新的产品选择，不利于美国控制。
第二，国际组织的“民主赤字”。美国将国际组织视为霸权统治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WTO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1995至2020年， WTO成员共提起了598起争端解决案件，其中美国作为主要被诉方的案件高达156件，是排名第二位的欧盟的两倍，占所有案件量的26%。特朗普政府认为WTO的裁决对美国不利，因此频繁阻挠上诉机构新法官的遴选，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做法，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
第三，美国经常用国内法代替国际法，以“民主”为幌子“拉帮结伙”，试图用小团体动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美国以国内法为依据，对其他国家肆意施加经济和科技制裁，希望以此实现地缘政治利益，扰乱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科技合作。美国以所谓维护“自由民主”为借口，在全球主要区域组建了复杂的联盟体系，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并在关岛等地区维持二等公民体系，亵渎了民主，衍生了暴力犯罪、环境污染、践踏主权、破坏经济等诸多灾难性问题。
国际关系“民主赤字”产生和持续的重要根源是美国将民主作为建立、维护和拓展霸权的重要工具：第一，在美国的构想中，国际秩序必须是由它认定的所谓“民主国家”组成。该构想是高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强调民主是单一的，将差异性解读为威胁和挑战，对他者总是有使用强制和暴力的冲动。第二，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殖民侵略来推进的，作为大英帝国的反叛者，美国知道殖民统治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它通过构建“市民社会的帝国”来运作霸权，汲取其他国家的资源支撑自己的现代化。美国虽然承认主权国家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但是以“民主”为幌子设定“文明的标准”，其关窍在于它所谓的“民主国家”，社会必须对美国完全敞开，美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军事力量可以无障碍的进入，塑造该国人民的思维观念，掌握其各个阶层关键精英分子，慢慢掏空该国主权，最终将其打造成为支撑美国霸权体系的一个有用节点。
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赤字”给世界现代化造成了很大危害：第一，霸权缺乏有效约束，美国经常打乱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里，美国使用武力的频率明显增加，短短30多年时间里，就发动了251次战争，数量超过冷战结束前190年时间的总和，军事干预的频率是此前的7倍多。美国为其他国家设定了现代化的“天花板”，即不能超越美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即便是自己的盟友也是如此，因此它经常挥舞贸易和科技制裁的大棒打压所谓的挑战者。第二，全球治理受阻，效率低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全球治理能力跟不上，阻碍着世界现代化愿景的实现。一方面，美国的弃、废行为导致现有治理机制无法充分发挥效能；另一方面，美国实施伪多边主义，导致治理平台和机制被武器化，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无法形成有效的全球合作。第三，美国军事联盟体系导致世界现代化的安全环境恶化。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超过2.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一家就高达877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量的近40%。美国及其盟友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拱火挑衅，导致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那么核心问题是，在空间界限日益模糊、利益彼此交融的地球上，主权国家应该如何共处？世界现代化如何才能摆脱霸权干扰，持续深入推进？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逻辑一致性，中国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可以从国内推导至国际。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关切地球的角度思考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在空间上“天下无外”，说明国际关系的民主是整体的，各国人民和作为他们最高政治认同的主权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民主的整体性还意味着中国坚决反对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主张所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
其次，国际关系民主化应该具体体现在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中国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用相互尊重超越“文明优越”“政体优越”，用公平正义超越胁迫压制、恐吓威慑，用合作共赢超越单边主义、零和博弈。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在互动中逐步构建，各国应践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包容而不排他”，实现国家间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权利。全过程民主还可以创造更加和平的国际环境，规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围绕地位、声誉、权利产生的分歧与矛盾是国家间冲突的重要根源，如果国际关系的全过程都能贯彻民主，那么这些纷争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妥善解决，“大国政治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最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法律和规则保障是国际法和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因此，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成立和参与国际组织等各类活动必须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精神，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交流为目的，不能组建“小团体”，挥舞大棒强制推行“家法帮规”。
为培养和增进国际关系中包容与合作的民主精神，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矛盾，“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协商对话奠定了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将某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奉为圭臬，或将其他文明视为有待改造或消灭的人类历史进步障碍，而是尊重和理解国家之间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平等对话沟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采取集体行动。
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格局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本身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生动实践。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的现代化，外交主张与政策实践是开放包容的，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而是积极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建交国总数为182个，与其中近110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定位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平等性。国家不分大小贫富，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相互平等相待，相互理解支持。其次是和平性。与军事同盟不同，伙伴关系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最后是包容性。伙伴关系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推动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世界现代化，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奠立更加均衡的国际力量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搭建了国际合作新框架，助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快了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数字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与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帮助它们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鸿沟”，为它们的现代化注入了内生动力。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提升，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已难以逆转。
第三，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朝着更有代表性的方向改革，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全球治理，为世界现代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更公平公正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二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需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中国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2023年8月，中国支持金砖组织完成扩员，沙特等国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的动力，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势头。当前新兴领域治理机制供给不足，但围绕规则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出现阵营化态势，美国为了延续和拓展霸权，正拉拢盟友统一立场，试图控制全球治理走向。而中国积极参与和争取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建设，“完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疆域的治理规则，确保各国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占据形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未来高地。
三、回答“民主向何处去”：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新路径
“民主向何处去”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认为民主就像“可乐配方”，是举世通用的，可以通过复制粘贴的方式将本国政治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出现的不良反应可以通过暴力强迫的方式予以清除；另一条路径强调政治制度的生成与演化离不开具体的时空背景，一国必须在内生性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外生性有利条件，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道路。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成就雄辩地证明后一条路径是正确的，“三大倡议”努力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转化为国际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正在为人类民主事业创造更好的物质基础与国际环境。
（一）“民主向何处去”的歧路及其灾难性后果
“历史的终结”迎合了美国立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山巅之城”的自我想象，这一有着强烈基督教思想色彩的论调幻想着美国民主制度成为超越时空的绝对存在，它是静止的（变化意味着不完美）、唯一的（其他制度都不完美）。虽然福山承认美国政治正处于衰退之中，但是他仍然相信作为唯一一个曾经抵达完美的国家，美国依旧掌握着对民主的解释权。
因此，美国对于“民主向何处去”的回答是：美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其他国家进行所谓的改造。美国不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和平共处和共同演化的可能性，相反它认为国内的“民主”是否能够持久生存取决于本国制度是否能够不断向外扩张。美国学者、越战老兵保罗·艾特伍德（Paul Atwood）认为，被精英操弄的价值观集体幻觉是塑造美国战争文化的重要驱动力，“每一次都是那些有能力捍卫法则的人主导大屠杀，并给大屠杀冠以‘自由和民主’将战胜黑暗力量的名义”。除了公开的军事行动，美国通过隐蔽手段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行为更加频繁。有研究发现，冷战期间美国至少实施了64起旨在颠覆他国政权的隐蔽行动，其中有25起达成了目标。冷战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和中东多国的“阿拉伯之春”等，都离不开美国的策动与参与。
美国执迷于“民主改造”正在透支本国国力。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研究项目的报告，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的经济成本预计超过2.89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式民主并不普世，“民主改造”缺乏道德根基：一方面，美式民主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端，托克维尔等学者早就阐明美国的政治架构会带来立法与行政不稳定、多数的暴政、思想专断等问题；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国情存在巨大差异，国内因素对于一国政治生态的演进具有决定性影响，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美式民主只是“美国人的实践经验、习惯和见解”，如果强行推广只会给目标国造成巨大灾难。以中东地区为例，美国将政权颠覆行动主要瞄准五个国家，即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结局都是灾难性的，“华盛顿的领导人对改变这五个国家政治以及更广泛地区政治的能力有如此大的信心。但是，他们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给大中东带来了杀戮和破坏，让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陷入了似乎没有休止的战争”。正如政治学者米尔贾·库尔基（Miljia Kurki）所指出的，美国决策者必须抵制住这样一种思想诱惑，即认为西方行为体或组织掌握着对民主更优秀的“普世”和“正确”的定义，而应该接受和鼓励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出现有关民主的不同观念和制度设计。
（二）多元现代化、“三大倡议”与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中国不输出政治制度，而是鼓励其他国家寻找实现本国特性和人类共性统一的政治道路，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探索新的可能。中国对“民主向何处去”的回答在时间尺度上是开放的，与历史终结论封闭的时间观形成了鲜明反差，中国相信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不同的节奏和道路，它们之间的互动在造就趋同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分离，差异化演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对话交流是人类民主政治进步的前提与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了人类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不止一条，打破了禁锢在非西方文明头上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想枷锁，人类各个文明完全可以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美国海外干涉的“大溃败”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是在这个国家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外部移植的“飞来峰”注定只能停留在流动的沙砾之上，终将以倾覆而结束。
中国正采取一系列行动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发展成果转换为对人类民主事业的贡献力量：首先，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积极支持脆弱国家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为民主政治创造良好条件。稳定的政治秩序是践行民主的基础，因此，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的维和事业，帮助脆弱国家摆脱无政府状态。相比之下，有的国家将混乱当成扶植代理人、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有利时机，导致脆弱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与内战中，并外溢至其他国家。脆弱国家建立稳固政治秩序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得到尊重，因此中国明确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呼吁国际社会向它们提供发展所需资源，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发展项目合作等。只有政府治理能力得到提升，凝聚起社会共识，脆弱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发展和政治进步的良性循环。
其次，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人类民主事业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安全环境。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可以防止经济停滞倒退、贫富差距极化、极端思潮蔓延、生态环境退化等恶性因素侵蚀民主政治的根基。全球安全倡议反对冷战思维，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矛盾，为人类民主事业奠定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道路提供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相互促进，将帮助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持久和平、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
最后，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人类民主事业发展进步提供交流互鉴的渠道与平台。差异化的多元互动是系统演化的前提，同质封闭的系统会走向退化甚至崩溃。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只有在整个人类多元政治文明中参与对话，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点和长处才能保持生命力，固步自封只会使自己逐渐衰颓。冷战后，美国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完美无缺，丧失了反思能力和发展动力，这是其当下政治危机的重要成因。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发现优点，呼吁各国充分挖掘本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这为人类民主政治奠立了更加丰沃的思想土壤。可以预见，人类民主的形态将更加多元，内涵将更加丰富，实践也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结语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两个大转型的历史场景之中：第一个是中国大转型，封建王朝已然崩解，现代国家却远未建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求索；第二个是世界大转型，世界各地反帝浪潮风起云涌，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摇摇欲坠。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将传统政教体制解体的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既要有效率，又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引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要在准确把握历史潮流的基础上，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中国贡献。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中国国内政治道路探索的成功和民主繁荣的人类世界互为正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民主实践的一体两面，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贯通一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新发展和新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不断演进的双重历史使命也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是发展的民主，中国共产党会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所有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以更新的创造更好地回应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技术大变革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在不断开拓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空间，对国内和国际关系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之问”的回答也在继续，而且必将会为人类民主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