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通识教育评论》第3期。
通识教育的新时代特征
众所周知，通识教育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历史。二战前，一个社会的政治甚至经济精英，都不是通过专业训练培养的，而更多是通过对古典的学习而达成的。然而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已经与传统社会形成较大差别：
第一，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技术化倾向越来越强，现代性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于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要求比二战前强得多，这是现代教育越来越趋向技术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古典的贵族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其教育对象只局限于少部分精英。但当代社会分层出现巨大变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的教育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这使得现代的教育体制要比以前更为平等。非贵族的中间阶层进入教育市场，他们对教育的期望和传统的贵族也有不同。他们较多还是希望孩子以后变成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稳定，如果孩子读戏剧，学哲学，父母大概会很担心他们最后找不到工作，无法谋生。
因此现在教育体制中原来作为古典或博雅教育中的贵族式形态的社会基础已经没有了。大学开放给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子弟意味着大学一定得有应用的技术学科。此外，当代大学在进行选拔时，哪些学生适合学哲学、艺术和经济，跟他所在的家庭背景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而更多源于个人的兴趣和偏好。正是现代教育体制在技术化与人文传统之间的不匹配，解决了自然才华、选择职业与家庭社会分层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都匹配了，社会流动的空间会大大减少，而人的天性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通识教育大概并不能完全解决平等问题。社会上有许多人需要自我教育，但恐怕不是靠阅读经典，这里面要考虑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巨大区别。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能创造更多的闲暇，给人们更多教育的机会，但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读柏拉图。
通识教育的意义
通识教育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意义各有不同。对于老师、学生和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对通识教育各有其不同的关注点。但对于老师或者学者来说，比较关心的主要有两方面。
首要意义是如何能把自己做的学问与教育结合起来。每个学者在治学时都面临严格的专业化要求，但教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讨课不大一样。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看，大学教育融汇了来自英国与德国的不同传统：像哈佛这样的本科学院强调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而像约翰•霍普金斯这样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则比较重视精深的学术研究。这两个传统在美国比较好的大学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通识教育是要把学术研究专业化的努力，与面向非专业且不一定做学术的本科生的教学结合起来，这对学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教师还关心如何沟通不同的专业领域。无论是做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不断趋向专业化的结果是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困难。现在中国大学体制发展的趋势使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通识教育可以提供一个让学者去谈论、通过研究获得的比较重要的想法的平台，以推动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交流，这对学术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
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经典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文学科里经典阅读是主要的训练方式。这一方法即使对于许多社会科学，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比如：社会学有诸多研究分支，其学科的统一性相当程度依赖于经典传统与文本里比较系统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
从表面看，经典阅读对于建构学科传统与形成对基本问题的理解有很大帮助。但从更深层次看，经典文本实际上往往包含了一些对于比较重要的人性问题的共同思考。例如莎士比亚和柏拉图的文本虽然相隔很长时间，在历史环境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重大差异，但同样相隔几百年、并且文化背景与欧洲迥异的中国当代阅读者同样会产生共鸣。这种经验对于理解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甚至对于思考我们今天的生存处境来说都非常重要。阅读者会意识到，在今天遭遇的特定历史社会处境中的许多经历，可能是人类文明在不同处境下不断遭遇的共同困境，以前的各种智慧、制度与思想的努力都与此有关。
在此基础上，学习者会对理解今天人类的各种处境有一个更深入的文明视野，这对于今天中国来说更为重要。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传统在近代遭到很强的质疑，而且新来的文明传统直到今天还与中国人的生活有很多隔膜之处，现代中国的文明处境在今天是未定的。这才需要通识教育给我们在面临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所有问题时提供一个更大的视野，使专门化甚至琐碎的学术研究与大的问题能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另外，经典阅读并非高高在上，它同样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以经典为主的通识教育，能够提供一个将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与文明背后的传统问题连通起来的交汇点。这是通识教育更大的意义，但它只能落实在非常具体的文本阅读与文本问题的研究上。经典中的某一文本之所以费解，既有可能是文字不通或具体论证的环节难以把握，但也有可能是读者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个问题不明白。教育中最根本的东西，无论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一定要能够面对日常生活每个人经验中最强烈感受触动我们的东西。
传统的大学教育很容易使学生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认为书里的道理不过是说说而已，而学生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其实与之毫无关系。学生们常常认为，读了书不过是学了些答案，能够在课后论文或者考试中写给老师看，而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写下的那些道理。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让学生真正去严肃面对道理，让他觉得经典中的道理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而不是藐视或痛恨真正的道理。
一个文明没有能力让人类的智慧和学习者的生活发生关系，是这个文明本身的弱点。在我们中国，过去一度对其文明的道理与生活的关系相当认同，但到了近代，不少人认为是因为太相信了传统中的道理，以至于没法在现代社会中幸存下来，所以慢慢会把原来文明中建立的读书、智慧和生活的关系给斩断了。所以我们现代中国得找到办法把它们重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方式，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教育中，都需要许多尝试和探索。通识教育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深入到经典这个层面的努力，有助于实现这点。
然而，通识教育绝不是只有经典阅读一条途径。例如：芝加哥大学有许多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他们就不是只阅读经典。教育的关键是各种学术形态怎么能找到或者回到与大家生活有关系的地方。其实哪怕对于一个理科生，经典阅读恐怕也还是相当重要的。毕竟所有人都要生活，而人文经典和人之为人无法逃避的那些问题有关。当一个人阅读真正的经典时，才会想到人类文明曾经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没有与前人一起思考过这些经典中的问题，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想到一个问题曾经有这样的思考深度，背后有这样完全不同的世界。只有有过这样的经历才会觉得，上大学是值得的。所以大学通识课应该一开始就给学生这样的视野，让他觉得读大学是应该的，能对他的人生会有些改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学科对经典阅读的看法可能并不一致。经典阅读的通识教育方式，人文学科的同学可能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生更习惯。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常说，成熟的科学都是能忘记祖先的，阅读经典作品一般并不是科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比如今天研究物理学很少会去读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研究几何学的去读欧几里得。总的来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围绕最新的学术研究文献建立的学科体系，教科书与专业研究文献成为阅读的主体。通识教育在理科要怎么做？可能还需要自然科学领域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探索。
建构生活经验与读书之间的联系
经典阅读需要把书中的道理与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联结在一起。那么如何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读书之间建立起关联呢？
大学的存在意味着在每一个学生在正式进入生活前，能有一个时间可以超脱生活、全无功利地去进入书本；然而缺点也就在于这时学生的生活太单薄了，没有东西可以印证。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具有能切入文本的契机，原因在于我们共享着两种最基本的生活。第一，几乎所有人都有家庭生活，和父母、朋友、恋人相处时，需要的人性智慧与文本谈的许多问题都有关系。第二是政治，可能这个对男生影响大些。我本科时大家夜聊，经常谈的都是政治问题。许多时候都是情绪支配着讨论的进程，但四年本科生活结束之后，每个人都会变得更有见识。
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是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的，这些共同的生活经历或者说是生活元素，都是我们能进入文本的切入点。有时我们能从文本中体会到一些东西，读多了就会理解，母亲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里面包含了强烈的感情，对子女的爱，但可能某些时候也包含了人性的弱点，这些爱是和弱点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洞察力能使我们更好地对待家人。这是读书有时会帮助我们的东西。
坦率说，读书与生活的关联在许多时候不是必然的。真正的大思想家或作家，他的道理确实触及到了生活经验，道理虽然是贯通的，但他的生活可能一塌糊涂。如果去做政治家可能把政治也搞得很糟糕，但他的思想仍然以非常深的方式触及到最重要的问题。在文本和思想中还是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某种结合。但在现实中要能做到，就要求有些别的东西。也许我们读到了，看到了，但也许有些东西还是做不到。
虽然我们希望通过经典阅读而使学习者达成美好生活，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读书与美好生活之间仍然是有距离的。
首先，好的生活不会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当然并不是说难到所有人都无法开始，但也不是容易到只要读几本书就能达到。我觉得我自己许多时候都做不到，对父母、家人和孩子也尽不到那么多的责任。这并不是因为觉得别的更重要，而是没有能力做得那么好。这不仅仅是读书的问题。
第二，也是另一方面，读书里面是否包含了某种可能就根本和好的方向相违背的东西呢？读书是不是逃避生活呢？这是需要严肃回答的问题。不论是做老师还是做学生，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在多多少少远离这个社会和生活。虽然老师并不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虽然老师也在学生面前表现出非常好的一面，但老师也身处社会中，面临所有职业单位一样的问题，有金钱、荣誉、嫉妒、骄傲等等各种东西。无论从事政治、做生意还是读书，对于每一个人自己做人的努力来说，并非必然有高低。但在一个具体的行业里，无论做政治家，做企业家或管理者，还是做个老师，本身还是有好坏、高低、卓越与平庸之分，这些都是生活中最需要努力的地方，是要有强烈的生命力才能做到的事情。
当然，并不只有读书才是在修行。经典的意蕴在于，当一个人在大学读过书以后，会知道前人对这些问题曾经有过这么多深入的思考。之后当他真的去践行、去做事的时候，会想到整个人的视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只知道人生重要的是幸存和金钱，还是知道人生不只是这些，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生意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赚钱，通过读书，也许我们能知道为什么去赚钱，为什么这么多人关心钱，理解钱给人的自由、力量以及钱本身的虚妄、弱点，这就是读书赋予我们的洞察力。但这些最终都得在生活本身中完成。
读书的两个要求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阅读节奏和方式，如何读书并无一定之规。并非是说读得多是学霸，读得少就是学渣。有人能一下午把一本书看完，而且能掌握核心观点，这样他就看得很多。一周能读十本书，许多问题就会碰撞在一起。如果读得慢，这些问题永远也联系不上。但也有人一学期虽然只看一本书，但他确实对问题想得特别深刻。
阅读能力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第一是专注。一个人能不能专注地读一本书，尤其是很厚的书呢？我在芝加哥大学上一门课读穆齐尔的《没有特性的人》，英文版一千多页，怎么能在十周读下来呢？如果一个人读不下来，很快就会感到很厌倦，这样就会欠缺从头到尾理解文本的能力，不能到文本很深入的地方。越是在大学阶段越要尝试去读大书。你年轻时不读，到三四十岁都没有气力了，这需要特别强的专注的精神力推动你去理解这个大的文本。许多时候，我们读个三、四十页，精神力就涣散了，专注不了了。其实如果仔细想想，能坐下来一下读三个小时全神贯注，忘记了其他东西来思考它，一定是阅读者本人和书的力量都非常强。如果始终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精神上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大书。这样的话只能算是浏览，而不算读书。
第二，当一个人读这样一个文本时，他能否从整体上从中找出文本与他生活真正的关联。每个人面对一本书，关心的问题都可能不大一样，正是这不一样的地方会使他对这本书有着真正深入的认识。这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存经验介入到这本书时发生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人你从来没有和我们交往过，那么我们能不能理解这个人？这和理解一本书是一样的。此外，进入和理解文本以后，能否对将这本书结晶出来的人生经验有思考和把握，最终能转化为我们自身的人生经验呢？这也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我们把书读完以后，书里的思想还是外在的，那就跟把它放在书架上一样，没有太大价值。读书和吃饭一样，无论吃了什么，到我们身上最终都会融入我们，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吃了以后草还是草、猪还是猪，那吃饭也就失去了意义。读书也是如此。
如何开设一门通识课程
在北大校园内有许多名师开设通识类课程。如阎步克教授开设的课程是他本人多年的系统研究的结晶，甚至是整个北大历史系制度史多年研究的结晶。与之相比，现在我开设的这门课是新建设的，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课程设计上我主要有两个考虑：一，尝试呈现从古代政治形态直到现代政治社会的新问题，给同学们建立一个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变化的整体脉络，让他们看到一系列根本问题在古希腊、中世纪、近代英国等不同时期的不同思考方式。二，扩大阅读文本的范围，把文学和历史文本结合进来，让大家看到政治的思考不只是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在做，也渗透在史诗、悲剧或历史中，这样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在我开设的课程上，第一次尝试去讲荷马，第一次把荷马、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放在一起讲。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大的困难。
首先这些文本性质差别很大，应该怎么安排，建立彼此的关联，让学生体会到其中的内在关联呢？我以前讲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或伦理思想，这些学说相对抽象。但是荷马、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是有故事的，如何把故事和道理结合起来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故事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但如果过分偏重故事性，学生们上课就有可能松散，缺乏精神上的向上努力，也容易忽视其中蕴含的道理和意蕴。
另外，把许多文本放到一起也有不少挑战。在不同文本之间进行切换可能导致学生不大容易适应。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文本风格。适应读史诗的人不一定习惯读历史，因而文本风格的差异会形成进入的障碍。当然，把不同的文本放在一起的好处是，会让学生看到古典政治思想有多重视野，有很多思考方式，而且许多文本彼此之间会形成相当有趣的对话，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普鲁塔克的“阿尔西比亚德生平”和柏拉图的《会饮》和《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