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人开始关注域外汉学并展开评论。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并不以为然，甚或有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域外汉学所擅长的“半汉”之学有所褒奖，亦非盲目推崇，实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1920年代后，中国学人在通过取法域外汉学欲与之抗衡的同时，也通过纠谬捍卫自身的学术尊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界在追踪域外汉学动态及选译域外汉学论著之同时，主要是基于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及其史料展开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西潮再一次袭来，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过于迷信、盲从，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进入新时代后，我们需要加强与域外汉学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亦应以批判之姿对域外汉学作必要的审视，坚守自身的价值主体性，如此方能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助益之力。
关 键 词：中国学人/域外汉学/批评史
作者简介：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自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域外汉学渐成一专门学问及其东渐，中国学人开始关注域外汉学，并对其展开译介和评议。在中国学人看来，对域外汉学进行评论，是中国学人的职责所在。正如梁容若所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如果脱离中国人的阅读批评，自成一个世界，实在是最畸形的事!对于我们也是很可耻的事!以历史为生命的中华民族，是不应该懒惰到有如此‘雅量’的。”①自此，域外汉学批评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然而，学界有关20世纪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之研究，虽不可说付之阙如，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却是事实。③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无论是对域外汉学史研究还是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了解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及批评本身的时代变迁，我们既无法确知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面相，亦不能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镜鉴。基于此，本文拟以20世纪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为考察对象，对中国学人是如何评述域外汉学、批评本身存在怎样的时代变迁及其对我们的镜鉴和启示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清末民初：基于学术自信的轻蔑与褒奖
早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即与域外汉学家有着较为频繁的互动交流，并对域外汉学有所关注。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稍学日文，即“广收日本书而读之”，其所读不仅为日本翻译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书，亦有日本学者按照西学新法撰写的中国文史论著。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东籍月旦》，即列举评点了桑原骘藏、儿岛献吉郎、市村瓒次郎、藤田丰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等人关于东洋史和中国史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著述。王国维于1911年随罗振玉流寓日本京都，在其旅日的近五年间，与日本汉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罗振玉曾言：“公(王国维)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寥园学士，欧洲则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及东西两京大学诸教授。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者数年，所造乃益深且醇。”④归国后的王国维仍时常保持与日本学者的联系。内藤湖南多次访华，必先告知王氏行程；富冈谦藏等人到沪游学也多得王氏的帮助；来华留学的铃木虎雄甚至住留王家。⑤负笈欧美的中国学人中亦有不少人颇留心于异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譬如，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就保尔·S.莱因斯(Paul S.Reinsch)所著《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一书在人名年月等方面存在的讹误，专门作一校勘表寄与作者；发现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在《皇家亚洲学会报》所刊《敦煌录译释》一文的释译“讹谬无数”，他亦曾专门向作者寄去校勘记，指摘其中所存在的谬误。⑥即便是居于国内的中国学人，亦与域外汉学家有着联系与往来。据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载，沈曾植曾将其所著《蒙古源流事证》、《吐蕃会盟碑》、《西夏感通塔碑》等赠予内藤湖南，并收到内藤湖南所赠的《东国通鉴》一部；他还曾参加张元济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晚宴，“乙庵与客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坐中亦无可掺言”。⑦文廷式在赠内藤湖南《元朝秘史》抄本时，曾题识略云：“日本内藤炳卿，熟精我邦经史，却特一代，犹所留意，余故特抄此册奉寄，愿与那珂通世君详稽发明，转以益我，不胜幸甚。”⑧
彼时的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多不以为然，甚或进行尖锐的批评。1910年，章太炎对日本汉学这样批评道，“东方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学膚受，取证杂书，大好言《易》，而不道礼憲，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然宋人治礼者亦尚多，日本则无其人。盖浮夸传会，是其素性，言礼则无所用此也。其学固已疏矣。……然今东方人治汉学，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诸少年学士，号为疏通，稍知宁人以来朴学。然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及其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盖先后进所同。”⑨同年，章氏又在另一文批评域外汉学，“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那个口迷的中国人，又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⑩章氏对域外汉学的批评或许过于严苛，但其他中国学人亦对域外汉学存在程度不一的轻蔑态度。钱玄同在1909年的日记中记述日本学者对古汉字的解释“谬有极可笑者”，并质疑“今之西学果可恃乎？”在他看来，“日本自唐以来沐浴中国文化者千年而犹然，况其治西学止三四十年以来乎？其不足信固也”。(11)在1916年的日记中，胡适曾如是写道，“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12)1902年，梁启超在评述日人所著中国史时，虽也指出其注意民间和不避讳等优点，但总体认为或体例过旧，或内容太略，“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13)1920年代初，梁启超仍如是言道：“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门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14)在中国学人看来，中国学问精深奥妙，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恐难达到如中国学人那样的化境，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其原因，即陈寅恪所说“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留法的李思纯即曾言，“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昧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15)
在关注“四裔”之学的中国学人看来，域外学人中不乏在“半汉”之学方面值得肯定之人。1909年，罗振玉就对年仅31岁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之博学与才华感到惊异和敬佩，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16)任教于武昌两湖书院的陈毅，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于1899年至1900年赴日考察。在考察期间，他曾拜访那珂通世，与之会谈数次，推许那珂“识达古今，学贯东西，穷乙部阃奥，启后学之颛蒙，洵推当代泰斗”。归国后，他在谒见沈曾植时，备述那珂学行，“俱不胜钦仰，以不获识面为憾”。(17)王国维在读到藤田丰八的《中国古代对棉花棉布之知识》一文时，称其“甚为赅博精密”，感叹“近来日人对中国学问勇猛精进，实非昔比，我辈对许多材料不能利用，甚为憾事”。(18)他亦在致藤田丰八的信中，称赞箭内博士的《鞑靼考》，“得读箭内博士之文，考证精密，钦佩无已。其尤可喜者，多年未决之乣军问题，因此机会殆得解释之希望”。(19)
然而，这些中国学人对部分域外汉学家的“半汉之学”所作的肯定褒奖，非盲目之推崇，实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以王国维为例，他曾于1915年初撰有《洛诰解》一文刊于《国学丛刊》，日本汉学家林泰辅读到后对其持有批评，认为王国维据甲骨文解释“王宾杀禋”之说有偏差。王曾先后作两函以回应林泰辅之质疑，他在信中列举事实反驳林氏之批评，最后云“吾侪当以事实，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故敢再布其区区，惟是正而详辨之。”(20)曾到中国留学，并与王国维有着频繁往来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在追忆王国维时亦提道，“当时他告诉我他正从事音韵学研究，对史学也颇留意。在与王君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21)为王国维所推崇的沈曾植曾就其所从事的“四裔”之学言道，“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22)要知，四裔之学本域外汉学家所擅长之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则因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23)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四裔问题上中国学人的研究就落后于西洋和东洋学人。早在清末之际，中国学人就已开始关注四裔之问题。顾颉刚在总结回顾中国史学发展时曾指出，民国成立之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但“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经今文学的复兴”。(24)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及日本学界的内藤湖南、那坷通世等知名汉学家都对沈曾植的《圣武亲征录校证》和《蒙古源流考》关注有加，难怪沈氏和罗振玉都敢于说“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此时中国学人在四裔问题方面的研究正如葛兆光所说，“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似乎同样列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前头”。(25)
饶有意思的是，彼时的日本汉学界虽醉心于欧化，并欲于欧洲汉学相竞争，(26)但对于中国学人的批评仍非常在意。例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认为日本学者“比于邮人过书，门者传教”，在目录校勘之学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长井衍对于这一批评大为不满，云“清国梁启超亦剽窃日本人语，少年啧啧称之，何以讥日本学者邪？”(27)如前所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批评日本汉学“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桑原隲藏回应称，“固然，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我国学界之迟迟不进，不能不自忸怩惭愧；但总也不至于挨了梁氏这一顿痛骂那么不行吧。梁氏实在并不知道最近的我国学界是怎样的情形：像《东洋学报》、《史学杂志》、《史林》这些书，他一定是未曾过目的。如果是这样昧于我国学界之实情的梁氏；那么，他的痛骂，是一点也不足挂齿的啊!”(28)内藤湖南则更为尖刻地反讥道，“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29)
二、1920年代后：基于与之角胜的取法和纠谬
1920年代以来，域外汉学发展迅猛，成果丰硕，正如当时学人所慨叹的那样，“近数十年，欧洲人所谓东方学，日本人所谓‘支那学’，研究甚力，进步甚速，对于专题研究，往往突过吾国硕学”。(30)面对已呈“登堂入室”之势的域外汉学，中国学人予以更为密切的关注。当时的学术刊物，就专辟栏目予以报道和介绍。燕京大学历史系创办的《史学消息》不仅设有西洋汉学和日本“支那学”方面的论文举要，而且还开设了介绍各国新刊汉学书目的专栏；《北平图书馆馆刊》的每一期，几乎都刊发关于汉学家、汉学著作、东方学刊物等方面的资讯。《禹贡》、《食货》、《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其他刊物亦皆刊有介绍域外汉学论著的书评或译文。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域外知名汉学家的论著常被翻译出版；即便美国汉学新著，甫一出版亦有中国学人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31)
此时的中国主流学界，一改此前对域外汉学不以为然之态度，强调的是向域外汉学取法。曾对日本汉学家颇有批评的梁启超，改变了对日本汉学的轻视。1920年代，他再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即删除了对日本学术界的偏颇指摘；同年9月，他作《大乘起信论考证》时，从《宗粹》、《佛书研究》、《宗教界》、《佛教学》、《哲学杂志》等刊物及专书上“搜而遍读”松本文三朗、望月信亨、村上专精、常盘大定、羽溪了谛等人的著述，凡数十万言，并以这一佛学界的空前大发明“乃让诸彼都人士，是知治学须方法，不然则熟视无睹”，还由此“一段公案，未尝不惊叹彼都学者用力之勤，而深觉此种方法若能应用之以整理全藏，则其中可以新发见之殖民地盖不知凡几”。(32)对日本汉学和西洋汉学持轻视态度的钱玄同，此时亦认为“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故“欲倡明本国学术”，应“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33)批评西人治汉学“成效殊微”的胡适，1925年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发表了题为《当代的汉学研究》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西方汉学在拓展研究范围、系统的材料建构及引入新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提醒中国学人，无论是材料还是研究方法，现今的域外汉学都做出了值得我们关注的贡献。(34)
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抱有与梁启超、胡适相类似的观点。黄孝可即认为，对于日本汉学不可以“卤莽灭裂而斥之”，“日本以欧化治东学，已駸駸进展，对于中国史上诸问题，锐意探讨，尤注重于文化与经济，大有‘他人入室’之势。吾人应有所警悟，对于日本所谓‘支那学’，当详加考察，未可概以卤莽灭裂而斥之”。(35)在冯承钧看来，今日言考据西域南海史地，“不能不检法文、日文之著作”，应“广采东西考订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测之病”。(36)杨堃同样认为，“我们在现今来治中国史，若不先知道西洋汉学界与日本‘支那学’界的动向，那是不能及格的。”(37)梁园东亦主张，从事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实非多读近世东西洋史家之著述，默测其探讨叙述之方法，以应用于中国书中不可”。(38)《浙大学生》则在“复刊辞”中直率地提出，“今瀛海如户庭，故虽治中国学术，亦非仅能读中国书为足矣。……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苟未能读西洋书，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39)取法域外汉学，似已成为这一时代中国学人的普遍共识。
在彼时的中国学人看来，域外汉学值得取法者在于科学的方法和史料的扩展。譬如，陈定民即认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其原因是“他有客观的科学方法以及脱离中国旧有的陈见”。(40)罗莘田认为伯希和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给予中国学人的启示“最重要的就在他能推广了取材的范围”，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读音，他主张“把康熙字典的韵表，现代方言的读音所指示的，外国字在汉语的对音，以及汉字在摩尼文、畏兀儿文、蒙文和巴思巴文中的对音，同时综合的讨论”。(41)在梁启超看来，域外汉学之所以发达，“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42)少年中国学会的曾琦在给友人彭云生信中说，“日人之治汉学者，其见解之精确超妙，多非吾国老师宿儒所及”。考其所由，“皆缘彼邦汉学家，类能通西文、解科学也”。(43)1930年代留学英国的夏鼐认为，“西洋学者研究中国的东西，并未见如何高明，惟以其较富实验精神及文字方面之便利，有时所得较富。”(44)
“西人方法之精密，可供吾人仿效，西人治汉学之成绩，可供吾人参考”，成为学界共识。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认为域外汉学对中国学人来说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呼吁今后的国学研究实应“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45)1925年，吴宓提出，“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代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46)《史学消息》在《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中提出，“外人之致力汉学，为期虽短，而进步惊人。即如欧美汉学家能以科学方法处理史料，其研究之精细，立论之精辟，多为国人所不及；又如日本学者之研究中国学术，其精密处虽不如西人，然取材之赅博，刻苦不苟之精神，殊足供国人所借镜。”(47)陆侃如则直率地提出，“论到研究汉学，欧洲人所用的研究法比我们彻底，而得风气之先，我们现在作学问，应该采取他们所用的科学方法。”(48)
中国学人倡导取法域外汉学，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域外汉学所取得的成绩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接续西方潮流与域外汉学抗衡。黄现璠回忆说，陈垣、邓之诚在其赴日留学前，一再叮嘱他到日本后应专事满蒙史研究，并尽可能地多收集满蒙史方面的资料，以便将世界汉学中心从西京(京都)搬回中国来。(49)1935年，傅斯年在《大公报》刊文介绍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之成就后，公开向学界倡导，“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50)在当时的中国学人看来，如果要与欧美、日本的汉学家较量，就必须向他们取法，并尾随其研究领域，如此方能够在同一平台与其一竞高下。取法域外汉学，接续西潮以抗衡域外汉学，已然成为192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之潮流，正如葛兆光所说，“关注四裔历史，重视社会科学的方法，极力将语言学与历史学联结，并试图与国际学术界讨论同样的话题，这一‘新’风气、‘新’方法，挟‘科学’之名义，借‘西学’之影响，开始在中国学界普及，中国与东洋西洋的历史研究似乎有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51)
与此同时，中国学人常以相当之篇幅指摘域外汉学著述在史料甄选或解读等方面所存在的缺失。对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丁文江在书评中就其“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无完肤”。(52)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邓嗣禹认为其“尤深刻于余心者，厥为结构之系统化与论断之谨严”，然其书评主要讨论的则是该书所存在的三可议、四缺点与若干错误，尤其是材料方面存在出处不明、搜罗不备等缺陷。(53)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中国上古史》，齐思和肯定其“不囿成说”，在古代传说信仰之解释和典章制度之考证上“每有精义”，但亦详述是书在材料上存在“应列入而未列、不应列入而反列、考证不精、事实谬误”等四类可议之处。(54)德效蹇(Homer Hasenpflug Dubs)所译汉书，王伊同认为“其功不朽”，然却用近四十页篇幅指其翻译“或出入原恉，且译工未细，或伤文气”，并批评“其注释之部，多所剽夺，以为发明，尤失史家公正之态度”。(55)
中国学人详述此类错讹，一方面，确因域外汉学家著述中存有误渎、误解，对其进行指摘是学术评论所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中国学人亦籍此说明离开中国学人的研究，域外之人终究是无法真正探知中国学问之真义。正如傅斯年所说，西洋人治中国史，他们的新发现大多集中于“半汉”方面；至于“全汉”方面，域外汉学则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56)在中国积贫积弱，且备受外来欺凌的时代，学术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技艺，还寄托着民族精神。孟宪承曾在讲演中言道，“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什么上面？一个民族的生存又是靠什么？当然，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它的文化上，一个民族的生存要靠它的学术来孕育，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是要建筑在它的学术上面。”(57)正因为如此，在其他方面无力与外国相抗衡时，学术即被视为希望所在。1932年，孙楷第曾函告陈垣：“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58)如果学术尤其是汉学，亦输于外人，对于中国学人的民族自尊而言自然是极大打击。郑师许曾这样感慨，政治、军事、经济不如别人家，“固然可耻到万分”，如果“自己的先民所创造或记述下来的学术遗产，都研究得不及人家，这真是顾亭林所谓‘亡天下’之痛了”。(59)源于此，中国学人在向域外汉学取法之同时，亦通过纠谬之方式与域外汉学角胜，捍卫自身的学术尊严。
然而，当中国学人追随域外汉学潮流，进入域外汉学的“论述”，并欲与其争高低时，即已陷入一种两难的窘境，如桑兵所说“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60)一方面，传统中国历史学资料和方法的合理性受到极大挑战，其价值也要依赖西方“科学的历史学”的证明；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普遍真理”，瓦解着民族历史的根柢和自信。正因为如此，在罗志田所说的“东西学战”之中，(61)中国学人所感受到的，只能是沮丧。1910年，章太炎在致罗振玉的信函中将日本汉学界的长老新进一一点名骂倒；到30年代之时，面对日人“贵国人研究古籍，亦必须来此留学矣”之狂言，中国国内“足以抗衡日本学者，或且驾而上之者，惟有王国维及郭沫若之于甲骨，陈寅恪、陈垣之于中亚语言、历史，胡适、冯友兰之于哲学史，傅增湘之于目录，杨树达、奚桐之于释注，数人而已”。(62)究其原因，即如狩野直喜所说，“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63)正如狩野氏所言，由于舍己从人，中国学人日渐失去学术自主性和话语权，焦虑和羞愧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学人的普遍意识。(64)
三、1949年之后：基于价值主体性的批判与肯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制定颁行的暂行简章就明确指出，学会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65)另一方面，伴随着东西方的冷战和对峙，学术研究自然亦难以免除意识形态之侵袭。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东方学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学术，是“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受“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有着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66)裴宜理亦曾就中美对峙时期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如是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怀着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6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学术和时代环境变化之影响，中国学人开始转向基于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展开译介和评述。(68)
不可否认，彼时的中国学人不再像民国时期那样对域外汉学保持密切的关注和互动交流，但亦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完全中断”，“几近于空白”。创刊于1958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以下简称《文摘》)，其任务即是“介绍现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伪社会科学的现状和趋向，并及时反映当前突出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为了解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伪社会科学和现代修正主义提供材料”。(69)基于这一任务，该刊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有非常及时的介绍。例如，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会刊于1959年1月出版了题为《现代中国与中国人》的专辑，《文摘》在当年的第7期上即刊发了由定扬摘译的介绍此专辑的文章；英国的《中国季刊》于1962年8月主办了主题为“中国共产党文学”的学术讨论会，《文摘》在1963年的第12期上刊文对此次讨论会及论文题目作了介绍；(70)美国亚洲研究会于1964年3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6届年会上举办了“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关系”的主题讨论会，《文摘》在1965年第5期上专门刊发了耿淡如摘译的《中国研究(汉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讨论》。(71)不仅如此，《文摘》设有“书刊简讯”栏目，几乎每一期都有西方国家出版的重要汉学研究著作简介。(72)与此同时，中国学界还有选择性的翻译了一批海外汉学著作。据统计，1950年代至1970年代国内翻译的海外汉学著作超过百部。(73)
在浓重的意识形态斗争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多将域外汉学视为“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74)周一良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有些西洋汉学家的研究工作是“直接替侵略者和殖民者服务”；有的汉学家著作“故意歪曲历史，为西方国家的侵略扩张寻找根据”；即使是“抱着‘猎奇’、个人爱好等不同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历史的”，虽然采用“所谓的科学方法和考订学”，并就“一些孤立的、狭隘的，常常是不关重要的问题”展开研究，但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某些可资利用的资料，起着间接为侵略服务的作用”。(75)韩振华认为，“在汉学这个部门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的斗争，一个是正在衰亡、崩溃的帝国主义的‘汉学’，一个是愈来愈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汉学”，“苏维埃的汉学，是战斗性、思想性很强的一门学科”，而“帝国主义的汉学，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汉学……是宣扬了美国的殖民主义、反映了美国的世界主义、歌颂了美国的种族主义；而美国的汉学家，是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文化特务，是破坏抢劫中国文化艺术的强盗”。(76)
在这种域外汉学观之观照下，中国学界所致力的是揭露和批判域外汉学著述中为侵华服务的理论和观点。《列强对华外交》一书的译者胡滨在“译后记”中详细列述该书“一些主要的荒谬论点”，如资本主义国家强迫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对中国具有“普遍繁荣的意义”、“英国对中国未怀有瓜分的野心”、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充当了英国的“经纪人”等。在他看来，“这本书露骨地表现了作者企图为英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作辩护，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予以严正的批判和驳斥的”。(77)纵览此时期所出版域外汉学译著之“译者前言”、“译本前言”、“译者前记”、“译后记”等，无一不见译者对所译著作进行这方面的揭露与批判。即使在海外汉学研究动态资讯的译介中，译者亦多会就此进行说明和批判。例如，耿淡如在摘译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交的《历史上的边疆问题》这篇论文时，以“编者按”形式指出，其实质不过是“妄图为现代新殖民主义提供论据”。(78)
与此同时，中国学人多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对域外汉学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展开批评。邵循正在评述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时，认为“劳费尔这本书本身只是一种资料性的汇篇，他也没有企图在这些资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就考据方法而言，“本书突出的一个缺点是在于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古代语言资料的研究是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这几十年欧美最流行的东方学往往满足于一些较零碎的语言材料的研究，甚至缺乏根据的虚构而引申出一个牵涉范围很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不可能是确当的。因此，这部书只可以说是作了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79)对于多桑(C.D'Ohsson)的《蒙古史》，陆峻嶺认为有很大的缺点，“除了译者在语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主要的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共有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80)吴杰在评论日本学者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时认为，“加藤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同时也多少吸取了中国乾嘉时代的考证方法。因此，著者还不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找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而且，在叙述的方式上，有时也不免有烦琐枝蔓，拘泥小节的毛病。”(81)朱杰勤对于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持有相同评价，认为“全书内容，主要是罗列史料，且缺乏正确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重农学派一章，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的叙述”。(82)
在激烈批判的同时，中国学界亦认为“西洋汉学的某些方面也有它值得我们注意和利用的地方”。(83)在此时的中国学界看来，域外汉学之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观点提供了素材。邵循正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指出，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84)《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的“出版说明”直言不讳道，“马士和宓亨利都是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所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中，至今还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和远东。……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一步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并提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朝鲜等国的史实，我们特将其翻译出版，供外事部门、国际关系研究单位和史学界批判参考。’”(85)二是，域外汉学著述能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有价值史料。比如，有些域外汉学著述提供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史实。伯尔考维茨(Nathan A.Pelcovits)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在叙述自鸦片战争至日俄战争的中英关系史时，“无意中暴露了关于‘中国通’在华侵略活动的材料”，这些材料“无异是侵略者自己的供状”，亦“为给我国史学界研究英国侵华史提供了一批补充材料”。(86)菲利浦·约瑟夫(Philip Joseph)的《列强对华外交》，由于“作者运用了较丰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史料来阐述和分析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外交政策”，从而“多少揭露了一些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凶恶面目以及列强相互间的秘密外交，同时对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提供了不少材料”，因而“这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87)与此同时，还有些汉学著述则提供了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需的档案。对于莱特(Stanley F.Wright)依据海关档案及英国外交部档案撰著的《中国关税沿革史》，译者认为“作为一本资料书而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88)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亦是因为作者除了使用东印度公司档案外，“还使用了诸如怡和洋行等大量散商的档卷材料以及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些初期的殖民主义者的活动”，故“对于我们研究早期的中英通商关系是有些用处”。(89)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在对待域外汉学时特别强调“以我为主”，体现出鲜明的价值主体性之特点。他们不仅基于确立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对域外汉学中的诸种错误历史观及其错误理论、观点和方法展开批判，而且基于中国近代史对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具有极端重要意义，在选译域外汉学著作时多以近代史尤其是以原始史料见长的著作为重心。客观而言，彼时中国学人基于自身的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展开的批判具有值得肯定之处。众所周知，由于域外汉学家深受西方中心观之影响，且又夹杂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故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存在不可避免的误读和歪曲。中国学人就域外汉学著述中美化侵略或为近代以来西方侵略辩护的诸种荒谬观点所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并非仅仅局限于服务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事实上是有助于国人树立正确的中国近代史观，并为中国人建构和书写自己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提供有益思考，即使放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和学术意义。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著述中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所展开的批判，当然有确立历史唯物史观之正统和主导地位之目的，但我们亦应看到对实证主义方法批判本身具有合理性。早在1947年，贺昌群在与夏鼐闲谈时就如是言道，“近来一般青年，即习史学者亦在其内，对于当前社会问题，颇为关注，对于史学著作，亦喜读综合性的，对当前社会有关的，故考据文章，如陈垣、胡适等所作者，已非现下思想界之主潮。”(90)显而易见，实证主义史学倡导的是史料的批判与考证，强调的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其缺乏的是综合与贯通，并忽视现实社会诉求等；与之相反，唯物史观史学所重视的是史学与现实的联系、经济因素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的勾连。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所希望的是扩大研究视野，关注社会现实，希冀从学术研究中寻求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的方法及启示。另外，正是因为基于批判之故，当时选译的域外汉学著述或代表了域外汉学研究的一流水平，或史料丰富且具有价值，其选译之精当、译介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服。有学者就此曾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91)当然，由于受东西方冷战对峙以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之影响，将所有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忽视了域外汉学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性，从而错误的将域外汉学一概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导致对域外汉学存在不可否认的过度批判。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西潮再次袭来，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域外汉学，国内有为数不少的学人已习惯“仰头看西方”，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沦为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对此，有学人批评道，“对于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汉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国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92)
当下，中国学人正致力于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基于中国学人百年来的域外汉学批评史，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和思考。
首先，加强与域外汉学的交流与对话。有部分中国学人认为，唯有中国学者所掌握的史料最丰富，只有中国学人最为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所谓的西洋专家，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作的研究都只是门外之谈。在他们看来，域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大多只是基于有限的汉籍知识或在华的一时见闻，故此他们的研究只能是隔雾看花，难以求得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理。更有学者将国内的域外汉学研究称为“汉学主义”，认为当前学术界对域外汉学所作的翻译和介绍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学术殖民”。笔者以为，自清末民初以来，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我们不应亦无法拒斥域外汉学。20世纪90年代初，朱维铮曾就中国的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域外汉学家向北美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打过一形象比喻，“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93)域外汉学家们基于他们自身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将极大地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次，应以批判之姿对域外汉学作必要的审视。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支，它在知识的表达和文化立场上必然受到汉学家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一定的权力意志，具有意识形态之特点。因此，我们在对域外汉学开展译介和研究时，就应站在自我的价值立场上，对其进行学术批判，这不仅必要亦有其价值意义。抛开域外汉学是否具有主观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即使最为“纯粹”的学术研究，亦难以免除意识形态之侵袭，因为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于现实政治。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胡绳就曾这样指出，“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94)再者，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角度，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域外汉学本质上是所在国学术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如果不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我们就摸不清其理路与方法、亦无法知晓其话语与特点，所谓提供镜鉴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应注重并坚守价值主体性。我们开展域外汉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服务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换而言之，即通过借鉴域外汉学，以便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如果我们仅限于对域外汉学中所流行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作走马灯似的介绍，我们自己必然只能成为西方之东方主义的陪衬，丧失自己应有的学术反思能力。面对西学的全面侵入，中国学人在开展域外汉学研究时实应如葛兆光所说，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并非贩卖西方知识，而是力求挽回对中国的解释权，并试图重新理解中国。(95)在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当下，更需要我们坚守价值主体性。汪荣祖曾就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向中国学界倡议道，“在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之际，临流反躬自省，检讨随西洋现代之波而逐流的遗憾”，“认真与西方史学对话，以检验家藏之贫富，何者彼可补我之不足，何者我可补彼之不足，以冀能有扎实而自主的史学，话语权便可操之在我。”(96)
总而言之，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的中国研究，都是以中国为研究的本体，中国学人理应拥有域外学人所无法具备的语言优势和作为“局内人”的洞察之优势，因此也理应拥有比域外学人更具阐释的话语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漠视域外汉学，毕竟他们拥有“身在此山中”之人所无法具备的视阈优势。面对产生于不同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的域外汉学，我们需要在坚守价值主体性的前提下，对域外中国研究进行富有学术性的考辨与批判，如此方能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提供助益之力。
注释：
①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5页。
②瞿林东曾专文指出，史论指评论史事、人物、历史现象，而史评为评论史家、史书、史学现象。为便于理解，他将史评称之为史学批评，意在强调史评的重要性(参见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借用瞿林东先生之观点，本文的“域外汉学批评”主要是指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家、域外汉学论著及域外汉学现象的评论之意。
③笔者仅见桑兵曾从中外学人交往的角度，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外学者如何以中学为尺度来进行学术交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孝迁从域外汉学著作在中国史学界的流传情形，探讨了域外汉学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二位学人间或涉及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但并未作系统性讨论。
④《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一)，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362-363页。
⑤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486、573、642等页。
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402-403页。
⑦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266、277-278、303、426页。
⑧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66页。
⑨《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382页。
⑩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第3期，第14-15页。
(11)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13)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101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15)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学衡》1923年第19期，第5页。
(16)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2期，第87页。
(17)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02页。
(18)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54页。
(19)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30页。
(20)《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1页。
(21)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4页。
(22)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1页。
(23)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2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5)葛兆光：《主持人的话》，《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第9页。
(26)内藤湖南在获沈曾植赠予的《西夏感通塔碑》后，即这样感慨道，“去年相见于燕京，畅谈两日，甚有得益。举所藏《吐蕃会盟碑》、西夏字《咸(感)通塔碑》见赠。敝邦无能读西夏字者，闻法人沙万能读之，泰西学者之精苦刻励，真令人愧死。”具体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27)《与钱玄同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210页。
(28)桑原隲蔵「读啓超氏の『中国歴史研究法』を読む」，『支那学』第2巻12号，1922年。
(29)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弘文堂、1949年、583頁。
(30)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清华周刊》1926年第25卷第16期，第2页。
(31)参见吴原元：《民国学者视阈中的美国汉学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2)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序》，《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38页。
(3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03页。
(34)《胡适全集·英文著述二》第3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页。
(35)黄孝可：《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第212页。
(36)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37)张好礼(杨堃)：《中国新史学运动中的社会学派》，《读书青年》1945年第2卷第4期，第13页。
(38)梁园东：《兀良哈及鞑靼考》，《人文月刊》1934年第5卷第3期，第2页。
(39)《复刊辞》，《浙大学生》1941年第1期，第1页。
(40)陈定民：《读高本汉之中国语与中国文》，《中法大学月刊》1932年第1卷第5期，第125页。
(41)罗莘田：《伯希和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启示》，《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第295页。
(42)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4-165页。
(43)“会员通讯”，《少年中国》1920年第2卷第5期，第63页。
(44)《夏鼐日记》卷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4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号，第1页。
(46)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1925年第24卷第2期，第1页。
(47)《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8期，第74页。
(48)陆侃如：《欧洲“支那学”家》，《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周刊》1937年第244期，第3页。
(49)黄现璠遗稿：《日本汉化史稿·自序》(未刊)，转引自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第23页。
(50)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51)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9页。
(52)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页。丁文江对于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批评，为傅斯年所称道，“论学如他评葛兰言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页)；夏鼐阅及丁文江书评后认为，“骂得痛快”(《夏鼐日记》卷2，第91页)。
(53)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11期，第35-56页。
(54)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第277-287页。
(55)王伊同：《德氏前汉书译注订正》，《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475-519页。
(5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社教育出版2003年版，第6、235页。
(57)孟宪承讲，虞斌麟记：《欧洲之汉学》，《国学界》1937年创刊号，第8页。
(58)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09页。
(59)龚鹏程主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2页。
(60)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8页。
(61)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2000年)。
(62)张季同(张岱年)：《评〈先秦经籍考〉》，《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8月17日。
(63)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第345页。
(64)有关此时期中国学人面对域外汉学的焦虑与羞愧之情形，可参见李孝迁：《“他者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65)《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66)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7-259页。
(67)裴宜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4页。
(68)所谓价值主体性，主要包含两层含义：(1)一事物是否有价值由主体判定；(2)价值是由主体创造的。所强调的不仅是价值的主体尺度，更强调价值的创造性，即价值是通过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的。具体参见鲁鹏：《价值：主体性的理解》，《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本文借用“价值主体性”系指，域外汉学是否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中国学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判定，而且中国学人还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从域外汉学中挖掘出其所需的“价值”。
(69)本刊编辑部：《一年的回顾》，《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第8期，第1页。
(70)《英〈中国季刊〉举办学术会议讨论我国当代文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12期，第39页。
(71)在该篇摘译文章中，耿淡如主要摘译了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提供些什么》和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社会科学能为中国研究做些什么》两篇论文及崔瑞德(D.Twitchett)的讨论意见。详见耿淡如：《中国研究(汉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5期。
(72)例如，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1966年各期的书刊简介中，曾以摘编的形式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界所出版的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近代的命运》、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的《中国保守主义的堡垒——同治中兴》、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魏特夫(Karl August Witf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尼维森(David S.Nivison)和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编的《行动中的儒教》、张馨保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等汉学著作作了简要介绍。
(73)具体可参见吴原元：《试述1950-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74)阎纯德：《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列国汉学史书系》序二，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75)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7-10页。
(76)韩振华：《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第59页。
(77)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译后记”。
(78)拉铁摩尔：《历史上的边疆问题》，耿淡如摘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第1页。
(79)邵循正：“中译本序”，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80)陆峻嶺：“前言”，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年版。
(81)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译者前言”。
(82)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译者前记”。
(83)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3页。
(84)邵循正：“中译本序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85)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廙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出版说明”。
(86)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出版说明”。
(87)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译后记”。
(88)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译本序言”。
(89)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译者前言”。
(90)《夏鼐日记》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91)雷颐：《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305-306页。
(92)葛兆光：《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30页。
(93)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李磊、潘玮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总序”。
(94)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页。
(95)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4页。
(96)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