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通书》可谓经典，其散文名作《爱莲说》家喻户晓，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响彻文坛，而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却长期以来被严重遮蔽、忽视，除理学家诗选《濂洛风雅》及具有理学色彩的《宋诗别裁集》外，一般宋诗选本则鲜见其诗名、诗作。其实，周敦颐的诗歌创作颇丰，他的生前友人潘兴嗣所作《周敦颐墓志铭》载其“诗十卷，今藏于家”。即使从今人陈克明辑《周敦颐集》所录的31首诗来看，其诗体裁完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别是诗中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尤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与重新思考。
‘忧道而不忧贫
所谓“孔颜之乐”，指《论语》中所载儒家先圣孔子与其爱徒颜回对待个人生活和物质享受的一种恬淡态度。在北宋，被许为“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宋史·道学传序》)的周敦颐，为官清廉、乐善好施、生活俭朴而处之泰然，堪称当时文人重修为善涵咏、倡扬孔颜精神追求与精神境界的典型。周敦颐的《通书》多处表彰颜子，许为亚圣。颜子对于富贵“不爱不求，而乐乎贫”，在周敦颐看来，他是“见其大而忘其小”，追求的是最高层面上人的精神境界。唯其如此，周敦颐的诗自述心迹与行止，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将人格塑造、个体道德修养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多表现其安贫乐道、淡泊处世的思想与生活状况，表达对功名和利益诉求的鄙弃与不屑。《题瀼溪书堂》一诗实为周敦颐人格精神的诗意表达，其中“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两句，深得孔颜淡泊名利、忧道不忧贫的人格精髓，更是其处理物质享受与精神趋求关系的座右铭，是其“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通书·富贵》)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极好诠释，也是读者正确理解周敦颐精神世界的信息密码。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除了以重视外在事功的伊尹为榜样外，还强调要将重内在涵咏的颜回作为自己砥砺品格的楷模。他不仅自己在精神上积极追求孔颜之乐，认真践履，身体力行，还以此规范、教诲弟子与他人。他任永州通判期间，侄子仲章前来求情，希望谋取一官半职，周敦颐断然拒绝，并创作《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托其带回家乡，告诫其他亲朋故旧，“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虽然在本地做官，但依旧淡泊名利。由此可见，孔颜之乐的追求不仅完善了周敦颐的道德品格，还丰富了他的诗歌内容，深化了他的诗歌思想。
周敦颐的散文名作《爱莲说》所阐发的核心思想，历来有不同说法。笔者认为主要就是“寻孔颜乐处”，这在南宋就有人论及，只不过不为今人熟知。该文表达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有着特定的创作情境和历史语境。全文写莲只是手段，借莲明理，借莲咏怀，倡扬孔颜乐处的君子人格才是最终的目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有时被视作妖冶女子的象征，周敦颐将莲赞为在泥不染、濯清不妖的花中君子，让莲荷有了大丈夫的躯干，这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新变，而是划时代的革命。唯其如此，南宋柴与之《敬题濂溪先生书堂》其二曰：“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称颂《爱莲说》能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周敦颐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之一《养心亭说》阐扬《孟子》“养气”之说，提出贫而能乐的前提是“无欲”，积极倡导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他的孔颜之乐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是其“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生活化与具体实践，是他发圣人义理、澡雪人心的有效方式。
因此，周敦颐的人生态度或生活情调没有丝毫危苦味与酸笋气，始终保持孔颜之乐的人格魅力，赢得后人的仿效和追捧。周敦颐这一人格精神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在北宋文人所经历的由“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到追求“孔颜乐处”的君子人格之转变过程中，如果说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是宋初文人淑世精神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周敦颐及其诗文中所倡扬的孔颜之乐的君子人格与慎独意识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完成。如果说，因苏轼的推崇，陶渊明在宋人中的地位渐隆，那么，也正是因周敦颐的表彰，颜子在宋人心目中超过孟子，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成为涵咏情性、修身悟道的楷模。
不以得失为怀
与表达孔颜乐处相联系的是，周敦颐诗歌中透露出的自然林泉之趣。儒家的孔颜之乐与沂水之乐在周敦颐的诗歌中均有鲜明的表现。有学者说周敦颐置身官场，却一直期望归隐，从而导致他徘徊于仕与隐的矛盾纠葛之中，这实则是只知其表、不明就里的肤泛之论。积极入仕从政，身处污浊的环境而不随波逐流，保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是儒家传统对封建文人的基本要求，而追求孔子的沂水之乐与林泉雅趣，乐以逍遥，不以得失为怀，同样是儒家君子人格的体现，两者并不矛盾。其《经古寺》说：“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可见周敦颐对出仕与归隐有着清醒的认识。诗人秉持孔颜之乐，只求精神自适，何患之有？如果说周敦颐的《太极图》千年来第一次将老子提出的“太极”图像化，是一个创举，那么他将北宋文人普遍持有的君子人格诗化、生活化，表现出浓厚的自然林泉之趣，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周敦颐对山水的热爱不是一般文人简单的所谓逃避现实、排遣忧愤的行为，而是将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家的寻仙访胜与禅宗的超尘出世、归隐林泉熔于一炉，体现了他在思想上统合儒道释的汇通精神与创新意识。因此，周敦颐行政之余，多以山水游赏作为其探寻义理、澡雪人心的行为方式。他存世不多的三十余首诗中，探幽访胜，记游山水林泉之乐的诗竟占去大半。如：“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宿崇圣》)，“到官处处须寻胜，惟此合阳无胜寻。赤水有山仙甚古，跻攀聊足到官心”(《游赤水县龙多山书仙台观壁》)，这是将寻山与寻佛、寻仙结合；又：“云树岩泉景尽奇，登临深恨访寻迟。长栖未得于何记，犹有君能雅和诗”(《和费君乐游山之什》)，“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茂乐，不辞高远共跻攀”(《喜同费君长官游》)，这是将寻山与访友结合。可见在周敦颐看来，寻山与访友两不相误，只有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才能真正专心致志地去寻山访水，所以诗中感叹高岩可攀，而知心游侣难觅。周敦颐有些诗在表达泉石之乐时，还淡淡地表露出一些企慕隐逸的思想情感。他在《同石守游》一诗中，厌恶“争名逐利”，向往“度水登山”，与野鸟、白云结伴而游，表现出“恋林居”的山水林泉之趣。诗中看似有出处两难的矛盾，实际上是在借尘世与自然比照，传达其游赏山水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物我一体、生命自由的快乐。
丰富诗歌创作
周敦颐亲近自然、走近自然，观山水之美，得泉石之乐，其性情、义理消溶于山巅水涯，在临水登山、赏音吟诗中不经意地传达出对人生的感悟，对宇宙自然的思考。也就是说，他诗中的自然林泉之趣实际上是其哲学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投射与反映。其足迹所至，往往临水登山、游目骋观，这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情调，又是诗人仰怀先贤、涵咏性情的主要方式，堪称继庄子、陶渊明之后又一位将生活与思想高度统一，将生活诗化的哲人与诗人。苏轼的性情和好尚与程、朱等道学家迥乎不同，他特别不喜欢程颐，却称赏周敦颐。这除了周敦颐的高尚人格，还与他的山水自然之趣和诗文写作水平有关。周敦颐这种恬静安闲、豁达宽容，近乎完美的品格受到了当时及后世文人的一致赞誉与称赏，这在宋代的作家中非常少见。
周敦颐及其诗中呈现出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丰富了北宋诗歌创作的题材与内容，参与了宋诗风格与特点乃至缺点的建构，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宋诗发展走向。自此以后，北宋诗中除了写庙堂之忧、黎民之念外，又多了表达诗人仰怀先贤、涵咏性情的内容。这在苏门文人特别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诚然，在当时，周敦颐的确还只是以诗人的面貌出现，他交游的人、称扬他的人，以诗人居多，而鲜有理学家。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周敦颐在北宋应该还只是一位有着独特创作风格的诗人，他的“理学开山”的宗主地位是南宋后湖湘学派的开创人胡宏，特别是朱熹，还有《宋史》中的《周敦颐传》，一步步把他扶上去的。全面评价、充分肯定周敦颐的诗歌创作成就，还他北宋诗史一席之地，对我们厘清北宋诗歌发展走势，认识北宋诗歌创作特点十分必要。
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