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与西方国家保持“同一步调”，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进行多次制裁。同时，日本又积极发展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并借机展开穿梭外交，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安全政策方面，日本试图借俄乌冲突推进强军扩武计划，持续挑战专守防卫底线，意图动摇一直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又渲染东亚紧张局势，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加强与西方的安保合作，拓展影响范围，扩大安全空间，试图以此赋予遏制中国的“正当性”。然而，日本对俄制裁必定对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日俄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博弈仍将持续，日本新的安全政策也将加剧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同时在国内将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和反战声音的限制。
【关键词】俄乌冲突 日本对外战略 日俄关系 日乌关系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岸田政府一改此前安倍政府的对俄友善政策，转而对俄采取强硬立场。在外交政策上主动与美西方国家对标，一方面跟随美西方多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另一方面与乌克兰发展伙伴关系，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同时，日本政府高层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试图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拉近与世界各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谋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同频共振”。此外，日本还趁俄乌冲突之势修改了代表本国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政策的“安保三文件”，试图推进强军扩武计划，增加对和平宪法解释的弹性，挑战专守防卫底线，甚至开始动摇长期坚守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对外战略的转变对周边国家和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安全秩序等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日本政府对俄乌冲突的基本立场
安倍在任期间采取对俄战略接近的对俄友善政策，积极发展与普京总统的个人友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方面要求安倍政府一同跟进制裁俄罗斯，然而安倍政府却表现得颇为敷衍。日本虽然出于盟友身份，追随美欧等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但均被视为较为温和的象征性措施。直到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美国、欧盟随之宣布对俄实施制裁，日本也紧随其后调整本国对外战略，与美欧等国迅速协调，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与之前安倍的对俄友善路线彻底决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后在2022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提到，“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表明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方面也试图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来表明自己对乌克兰的支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时任日本外相林芳正就分别于2023年3月和9月在危机后首次出访乌克兰，将双边关系升级为“特殊全球伙伴关系”，并开始协调缔结日本-乌克兰信息安全协定。日本新任外相上川阳子随后在2024年1月也出访乌克兰，宣布向乌提供无人机侦测系统等军事援助。2月19日，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在东京召开，双方在有关战后重建的七个领域签署了56份合作文件，而且日本在日乌联合公报中承诺，将“提供必要的长期援助以确保乌克兰经济稳定。”
日本有官方文件显示，岸田政府继承了安倍政府的外交遗产，一直在强调价值观外交，并与七国集团（G7）国家一道公开谴责并制裁俄罗斯。岸田政府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威胁到国际秩序的根基，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在长期努力和大量牺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应该隔岸观火”。同时也强烈要求，“无论在欧洲还是东亚，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凭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多次强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将军队撤回俄罗斯境内”。
同时，日本也与以G7为首的部分国家紧密合作，共同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制裁，并对乌克兰提供强力的支援。此外，为了解决由于俄乌冲突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如粮食和能源价格高涨等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持和强化日本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岸田政府也在积极参与包括安理会改革等强化联合国职能的全球治理议题，希望借此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
（一）对俄罗斯进行多方面制裁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日本对俄持续施压，对其实施了多轮制裁，日俄关系呈急转直下之势。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后，日本立即对上述两个“共和国”采取进出口管制措施，冻结24名相关人员的资产，禁止俄罗斯在日本发行债券。紧接着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日本外相林芳正立即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米哈伊尔·加卢津（Mikhail Galuzin），传达了对俄罗斯的强烈谴责，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并将军队撤回本国境内。
此后，日本与G7其他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对俄罗斯采取了多轮次、多方面的制裁措施，姿态强硬。在金融措施方面，日本针对俄罗斯政府相关人员、军队相关人员、国家杜马议员、金融领域相关人员等，实施资产冻结措施或相关金融措施，冻结了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在内的11家银行及其子公司的资产，限制与俄罗斯央行的交易，防止俄罗斯使用数字资产逃避制裁，同时禁止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和为俄罗斯提供信托、会计审计、管理咨询、建筑、工程等服务，并对俄罗斯石油交易设定价格上限。
在贸易措施方面，日本取消了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并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特定木材，同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基于国际协议的管制清单品种、半导体等通用产品、尖端产品、炼油设备、汽车等工业产品以及化武相关用品。在能源领域，日本也采取措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计划分阶段减少或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在人员往来方面，日本暂停了向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部分俄罗斯人员发放赴日签证。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针对日本的制裁采取了相对应的反制措施。在日本宣布制裁俄罗斯后，俄罗斯就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之一。之后，俄罗斯对等驱逐了8名日本外交官，并永久取消63名日本公民与384名日本国会众议员的入境资格，其中就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外相林芳正等政府高级官员以及部分大学教授与媒体从业人员。俄方还宣布中断与日本就二战后的和平条约问题进行的谈判，并退出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日本此前数届内阁的努力化为乌有，两国外交接触和沟通的后路被断绝，两国官方乃至非官方交流渠道都受到极大影响。
（二）对乌克兰提供多方面援助
日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了援助，并且承诺将坚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持续为其提供支持。
在财政援助方面，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两年时间内，日本对乌克兰援助金额累计已达121亿美元。实际上，岸田文雄在2022年2月15日就与泽连斯基通话，称日本方面将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之后日本更是多次增加援助金额，2022年4月19日决定从1亿美元增加到3亿美元，5月20日又决定直接将总额增加到6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应对战后重建的经济危机。此外，日本还在2023年1月16日同意了乌克兰延迟偿债（约7000万美元）的请求，减轻乌克兰债务负担。2023年1月23日，日本政府又通过为乌克兰向世界银行提供信用增级担保以实施5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贷款。2024年1月7日，在日本发生地震的情况下，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仍突访乌克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欧美各国出现“支援疲劳”的情况下，宣布将通过北约信托基金向乌克兰捐助3700万美元以帮助乌克兰建立无人机探测系统。
在人道援助方面，日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向乌克兰提供了庇护所、食物等援助。2022年3月至6月，日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维持人道主义安全通道，并制定了《乌克兰难民救援国际合作实施计划》，通过国际及日本的相关组织为乌克兰和接受乌难民的周边国家提供食物、日常生活与医药用品等。
在难民问题上，日本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意接收乌克兰避难人员入境日本，并设立了乌克兰难民志愿小组为入境的难民提供生活援助。但是，日本难民认定要求较高，难民认定率仅为1%，截至2024年2月仅接收了约2100人。此外，在战后复兴方面，作为2023年七国集团主席国的日本也与西方部分国家合作，承诺共同帮助乌克兰重建在战争中受毁的基建设施，包括住房、交通运输设施、能源供应设施、农工商业相关设施等，以及处理地雷、炸弹等危险爆炸物。
在提供军用装备方面，日本政府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条款中新增“特别条款”后，首次破例为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乌克兰提供了非杀伤性防卫装备。在农业与能源方面，日本向乌克兰提供种子与肥料，帮助乌克兰恢复农业生产，并且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大型变压器、移动电源车以及发电机等在内的总价值超过4.7亿美元的能源设备。
日本试图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对乌援助，向国际社会传达其“坚定不移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的立场，巩固自身“法律支配”的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彰显其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基本民主价值观，以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姿态，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
（三）加强与美国、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开展穿梭外交
日本在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G7及北约等西方组织的合作机制。G7在2022年举行了6次首脑会议和11次外长会议，此前并未有过如此频繁的会晤。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日本参与G7国家视频会议，共同以G7的名义发布首脑联合声明，指出俄乌冲突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认为以武力改变国际公认的边界是不合理的，并且谴责了俄罗斯的行为。在之后的多次会议上，日本始终与七国集团其他各国保持一致立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紧密沟通，紧随美国和欧洲国家多次加码制裁俄罗斯，并向乌克兰提供多轮次、多方面的援助，声称要“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岸田文雄继承了安倍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强调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呼吁阵营内部的进一步团结。他在G7的视频会议上强烈谴责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各地，并称：“乌克兰东部地区举行的所谓‘公投’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吞并’永远不会得到承认。”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文雄连续两年出席北约峰会，提出“欧洲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要“为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坚定不移地展开合作。”
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还展开了频繁的穿梭外交，积极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同频共振”。首先，日本竭力团结所谓价值观相近的欧美中小国家，与这些国家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协调行动或发表声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挪威、瑞士等国。其次，日本尝试拉拢部分战时中立国家共同制裁俄罗斯，或是至少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在立场上偏向俄罗斯。这些国家包括亚洲的东盟国家、部分非洲国家如南非、乌干达、埃塞俄比亚、部分中南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阿根廷等国。同时，日本还强化与中东产油国的合作，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岸田文雄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就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时提出，希望印度能与美西方保持“同一步调”，要求印度谴责俄罗斯、对俄制裁以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试图拉拢印度以分化印俄关系。然而，印度并没有同意日本的要求，在日印首脑联合声明中，仅强调应立刻停止战争，采取措施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必须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并没有加入任何批评俄罗斯的内容。
三、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对外安全政策的变化
（一）利用俄乌冲突，推动防卫战略调整
俄乌冲突的爆发成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一大契机。首先，日本在危机爆发后借机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日本此前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指出，“杀伤性军事装备仅限出口至参与联合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非杀伤性军事装备仅限出口搜救、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种类型”。然而，日本在2022年3月8日将其修改为“可以向遭受违反国际法侵略的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装备品，”意味着日本放宽出口条件，允许向乌克兰输送防弹背心和其他物资。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即“安保三文件”）。新通过的“安保三文件”被评价为战后日本安保防卫政策的巨大转变。
2023年1月，岸田文雄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声称：“此次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将在5年内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国防预算将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且决定导入长射程的‘反击能力’等，将成为日本战后防卫政策史无前例的分水岭。”从2024年日本政府的预算案来看，2024年防卫预算已提升至7.9496万亿日元（约合525.9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加了16.5%，创历史新高。日本将重点用于发展防区外防御能力、综合导弹防御能力、无人装备防御能力、针对太空和网络的跨领域作战能力等体系化防卫能力。日本新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却能从中看出日本未来安保政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希望加强与美国以外的欧洲及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合作；另一方面，着眼于建立日本独立的安全防卫体制，使自卫队拥有反击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此外，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以进一步扩大防卫装备品出口，也被明确列为“安保三文件”的目标。2023年3月，岸田文雄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时再次提出，将进一步推动修改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以“维护印太和平安定、创造日本理想的安保环境。”2023年4月，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成立了修改三原则与其实施方针的工作小组，就“向纷争当事国乌克兰提供扫雷、通信装备和防空导弹”、“弱化约束他国将共同研发的武器装备出口至第三国”、“扩大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对象范围”等进行讨论。2023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正式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进行了修改，允许日本将其生产并组装的成品武器出口到给予日本“生产许可”的授权国，标志着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岸田政府不断渲染俄乌冲突，实则是在为自身摆脱战后体制、放宽武器出口政策、谋求军事松绑寻找借口。岸田政府借俄乌冲突提升日本军事能力并扩大武器出口，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将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
（二）拥核问题在日本国内引发讨论，长期来看日本“拥核”风险增加
考虑到历史原因与现有法律的约束，在日本，“拥核”一直都是非常敏感又备受争议的话题。然而，在俄乌冲突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22年2月27日在电视节目当中声称，在安全形势恶化的当下，对于“拥核”问题的讨论不应该再有禁忌，日本应当就日美“核共享”问题进行讨论。时任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的高市早苗也在随后公开表示，当下“不引入核武器”原则在紧急情况下应当允许“例外”，即希望实现类似于北约机制的日美“核共享”。
此后，日本自民党内部也开始重新讨论核威慑的有效性，其主要观点是：尽管日本是核爆受害国，废除核武器仍然是日本应继续坚持的目标，但更应当先考虑现实问题。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如何应对复杂的周边局势，解决针对日本的核威慑问题，相较于遥远的无核化理想更加重要；甚至有更激进的声音提出，应放弃“不引进核武器”原则，另外，“不拥有”与“不制造”两条原则也应被置于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下。
然而，在核共享问题上，岸田政府仍然相对保守。岸田文雄曾表示，“无论是从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来看，还是从遵守如《原子能基本法》等国内法的立场来看，都不会在政府内部讨论‘核共享’的议题”，并且“无法允许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核武器并共同运用。”随后，在参议院选举期间有人问及日本是否应当拥有核潜艇时，岸田文雄也认为目前并不合适。总体来说，至少从目前来看，虽然部分右翼保守派试图动摇日本核政策的基本立场，但岸田政府总体上对拥核问题持谨慎态度。
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仍然存在“拥核”的风险。日本本身就是“核门槛”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技术能力。2018年相关报告显示，日本拥有超过47吨的钚材料储备，远远超过核电站的需求量，而这一数量足以支持制造6000多枚核弹。此外，日本在2022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就在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过去长期提及的“无核三原则”，并且大会最后也没有就实质性成果达成共识，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已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57%的日本民众认为“核共享”是应该被讨论的问题，表明日本国内的反核情绪已经有所衰退。在右翼的不断鼓动之下，日本社会可能会渐渐抛弃核禁忌传统，将拥有核武器视为“正常”国家的安全需要，最终顺理成章发展核武器。此前美国与北约国家“核共享”并部署核武器遭到许多国家谴责，而美日“核共享”如果成真，可能直接导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崩溃，并引发全球核军备竞赛。
（三）借俄乌冲突渲染“中国威胁”，赋予遏制中国的“正当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官方就多次借机渲染东亚紧张局势，宣扬“中国威胁论”。2022年2月24日，岸田文雄在G7首脑会议上表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行为应采取适当的应对举措，以免给他国留下错误的示范效应”。这里的“他国”显然暗指中国，试图借俄乌冲突重新炒作“中国威胁”。之后，岸田文雄又在国会施政演说时说：“基于乌克兰也许就是明天的东亚的强烈危机感，我反复强调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允许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在东海、南海等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骤然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断然维护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强化遏制力和应对能力是最优先的使命。”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在2022年3月的记者会上渲染“中国威胁”，指责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加，并声称：“绝不容许乌克兰事件在东亚发生，……日本必须采取毅然行动，从根本上维护国际秩序。”日本高官在公开发言中，不断地渲染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以及日本的周边安全问题，将矛盾点引向东亚邻国，实际上就是为了煽动日本国民的危机感，创造有利于达成自己企图的舆论环境，为改变日本安全战略赋予正当性，并在事实上对中国进行遏制。
日本官方文件中也多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加速日本安全战略转型，谋求遏制中国。日本2023年的《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都将中国定性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并将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定义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在新修改的“安保三文件”中，将对华定位从“担忧”提升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对华负面性认知不断强化。文件中还重点提到要发展“反击能力”，即只要日本判断即将遭受攻击，就可以在敌方发动进攻前先行发动攻击。此举明显会影响周边地区安全局势。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神保谦对新版本的“安保三文件”的界定是基于拒止战略的竞争战略。他认为，目前日本防卫战略的核心构想是在目前对华劣势的战略环境中，以不断重复实施中短期的拒止战略（如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强化太空、电子、网络等跨领域作战能力、强化与盟国安全保障合作等），实现作为长期目标的对华竞争战略。在以拒止战略对抗中国的过程中，削弱中国的安全竞争优势，并迫使中国花费资源加强在安全对抗中较为劣势领域的投资，使得日本能够在短期甚至是中长期的安全竞争中取得优势，最后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从近期日本外务省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发布的相关报告及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学界将中俄接近以及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绑定在一起，重提“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论调，并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对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已成为日本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元素。
（四）日本与西方国家安保合作加强
日本积极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俄乌冲突爆发后，G7的首脑会议、议长会议、外长会议、财长会议、能源部长会议以及日本与欧盟、日本与北约、“日美澳印”四国联盟首脑会议等多边会议相继召开，日本还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展一系列密集的双边首脑或外长会谈，协调各国相关政策以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增强了日本与欧洲各国的合作关系。
鉴于日本岸田政府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日本与欧洲各国的政治、安保合作显著增强，欧洲各国政府对岸田政府以及日本各界在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方面的行为给予高度肯定。2022年4月，日本外相林芳正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是分别于2022年6月和2023年7月连续两年参加北约首脑峰会。岸田在峰会上就曾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北约的伙伴关系，认为“欧洲的安全与亚洲安全紧密相连，”期待北约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随后，2023年7月，日本即与北约正式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以提升双方军事力量间的协同与相互适应，增加联合演习频次、强化情报信息交流与合作等。同时，日本以“民主”、“法治”等西方价值观为外交武器，大力谴责俄罗斯的战争行为，积极支持欧洲各国对俄制裁，强化价值观理念对日欧合作的促进作用，使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国际现状”的共识增强、范围扩大，欧洲各国对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更加支持。
日美安保合作迈上新台阶。俄乌冲突提高了日美联盟的紧密性，两国联盟合作的威慑能力、应对能力增强。日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紧密合作，两国首脑会谈、外长会谈、财长会谈等双边协调紧密开展。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2022年日美联合训练次数为108次，相较于2021年的86次有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海军和空军的实战演练、电子战、弹道导弹信息共享等多类型的军事演练。2023年度的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的规模也创下历史之最，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出动的士兵人数以及作战工具的规模几乎为2021年度联合实兵演习的两倍。可以看出日本试图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提高自卫队与美军互动的频率和深度，进一步提升日美军事协调。在2023年1月召开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2）会议上以及随后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双方就“建立一个更有能力、一体化和灵活的联盟”，并加强威慑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挑战，将同盟关系提升到新阶段，达成了一致。另有消息称，《美日安保条约》将大规模升级，美国政府决定加强驻日美军司令部（东京横田基地）的功能，赋予其在日美联合演习和训练计划拟定、同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协调，以及情报共享等方面的权限。美日将在2024年底设立一个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组织（名为“统合作战司令部”），以推进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在2024年5月召开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中，双方将商定细节。以俄乌冲突为契机，日本不断拓展与美国在诸多军事领域的联动，双方的军事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四、日本对外战略的前景展望
（一）制裁导致日俄两国互相伤害
尽管俄罗斯的情势不仅仅受到日本一国的影响，但作为实施重要制裁的国家之一，日本对俄罗斯的影响不可小觑。日本前外相林芳正指出，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也指出，日本的对俄制裁措施涉及俄罗斯国防部、情报机构以及国家武器出口企业等部门，对俄罗斯的核心战斗能力造成重大冲击。
制裁措施冲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中央银行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约为3000亿美元）被冻结至今。同时，由于被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等原因，卢布兑美元的汇率持续下跌，在2023年已贬值超过40%，甚至在2023年10月一度突破了100比1美元大关，为2022年4月以来最低点。日本政府也在冲突爆发后禁止日本企业对俄进行新的投资。而且，截至2024年2月，因为制裁，在俄罗斯活动的168家日本企业中有80家（占47.6％）已退出或暂停与俄罗斯市场相关的业务。这些企业的经营范围涵盖日用品、资源、建筑机械、餐饮、汽车、金融和IT等多个领域，对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日俄之间的经贸往来也随着制裁升级出现急剧下滑，2022年两国间贸易总额仍能保持与前几年相近的水平，而到了2023年，情况急转直下，日本对俄出口额比2022年下降了34.5%，日本自俄罗斯的进口额也下降了47.4%。整体来看，双方经贸往来十分低迷，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仍在进一步下降。另外，俄罗斯的整体经济状态也仍然处于低谷。俄罗斯GDP在2023年4月至6月间转为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向军工产业投入大量资金，创造了特定需求，对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尽管军需品的增产和个人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为刺激经济而投入大量资金导致俄罗斯财政状况越发窘迫。由于国家为减轻公民通胀压力提供支持，俄罗斯财政预算从2021年仍能盈余到2022年开始转变为赤字，赤字规模占GDP的2.2%，2023年赤字规模占GDP的1.9%，预计在2027年之前将持续处于赤字状态，直到2028年才有望再次实现盈余。
从日本方面来看，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俄罗斯的制裁日本自身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譬如，日本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供应受到直接冲击，油气价格急剧上升，电力供应出现紧张，石油储备急剧减少，不得不多次动用民间储备石油，甚至释放国家储备石油以抑制油价上涨。2022年5月31日，东京交易所的交易价上涨到每千升83600日元（约合553美元），创下了自2008年8月以来的最高交易价。同时，日元汇率也急剧下跌，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运营成本。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23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对多个与俄罗斯能源项目有关的制裁项目进行豁免，这些项目包括与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勘探、开采、存储、运输以及转运相关的建筑和工程服务，以及附带的运营，包括“萨哈林1号”项目、“萨哈林2号”项目和“北极2号”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一措施旨在减轻能源方面的影响。然而，由于日本取消了对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等措施，原油、原材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部分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农林渔业和运输业的经营成本以及一般国民的生活成本明显上升。日本全国电价、燃气价格已经连续多月持续上涨，2023年6月，电费涨幅甚至达到42%。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对电费和燃气费进行补贴，但依然难以完全抵消上涨带来的影响。
日俄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冲击。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次上任执政时，曾提出了对俄外交“新思路”，试图“以经促政”，希望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并缔结和平条约。日俄之间逐渐开展了定期首脑会谈以及建立了外交、安全2+2会谈机制，还开展了一系列经济合作活动，两国关系急速升温。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安倍晋三的下台，日本开始表现出鲜明的“挺乌反俄”立场，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日本将俄罗斯定义为“安全保障上的强烈关切”，而俄罗斯也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互相制裁对双方都影响巨大，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冲击，战略互信大大降低，解决两国间领土争端也希望渺茫。岸田文雄抛弃了安倍晋三留下的外交遗产，采取对俄极限施压策略，试图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缓和局势，然而双方关系反而不断恶化。除非两国都能够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否则短期来看日俄关系难以改善。
（二）日本对外政策对现行国际体系和结构的影响
日本目前施行的对外政策恐将助推国际秩序走向“新冷战”。俄乌冲突已经成为日俄关系的转折点，并且受到日美同盟等因素的影响，短期来看日俄关系难以改善。危机发生后，日俄两国原本的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已经暂停，“北方四岛”问题陷入僵局，日俄渔业协定谈判也停滞不前。在应对俄乌冲突方面，日本与美西方国家并没有起到促和劝谈的作用，而是采取积极的对俄制裁政策，目的是将俄罗斯降为地区大国。日本选择响应美国的对俄制裁要求，不断扩大制裁的范围和强度，甚至使用金融“武器”把俄罗斯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日本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积极对众多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试图拉拢他们加入西方阵营对俄进行制裁，至少确保他们不会在立场上偏向俄方。基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划线，日本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推动阵营对抗，无疑将国际秩序推向“新冷战”，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产生较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更新的安全政策将加剧地区安全冲突风险。首先，日本将日美同盟作为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核心。日本新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道，“在大力强化日本防卫力的同时，与美国深化安全合作，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以及“切实深化日美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对于维持和加强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至关重要。”日本已经通过构建美日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战术概念和武器系统等方式，加速推进两国的军事捆绑。配合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与战略优势，已经成为日本新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
此外，日本还试图引入欧洲和北约等外部军事力量介入亚太。岸田文雄出席2023年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显示出配合北约干涉亚太地区事务的倾向。日本与北约不仅统一步调发布了新的安全合作四年计划、深化日本与北约之间的防务合作，还讨论了在东京开设其在亚洲的首个联络处等问题，试图将日本建设成北约在亚太协调政策、共享情报的沟通枢纽，进一步推动“亚洲北约化”。
（三）日本对外战略的制约因素
日本在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制裁方面存在一定限度。从能力上看，日本在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确实有相对优势，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对俄制裁只能与美欧等大国进行联合行动，因此首先是受美欧等国影响较大。
如上文所述，制裁俄罗斯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重要挑战，日本国内物价、油价、粮食价格显著上升并呈持续扩散之势。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日本2023年平均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不含生鲜食品）比2022年上涨3.1%。这是41年来的最高增长率，与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下的3.1%的增幅相当。除生鲜食品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不包括新鲜农产品的食品价格上涨8.2%，为1975年的13.9%以来的最大涨幅。居民生活成本显著上升，导致岸田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国内饱受争议。根据2024年3月的最新民调，岸田政府的支持率仅为20.1%，创下其执政以来的新低。其中，有61.1%的人认为当前日本经济没有明显改善。岸田政府若不尽快出台有效经济对策，未来执政将举步维艰。
在日本国内经济方面，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61%的日本企业认为俄乌冲突对企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运输仓储业认为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比例达76.9%，制造业达62.3%，服务业也达到54%。日俄经贸合作长期低迷也降低了日本对俄制裁的效果，日俄间年贸易额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基本在2万亿日元（约合129亿美元）上下徘徊，最高时（2022年）约为25730亿日元（约合166.4亿美元），最低时（2023年）仅有14324亿日元（约合92.8亿美元）。俄罗斯在日本的贸易伙伴排名中也一直在15至20名之间。日俄两国或将在“制裁”与“反制裁”间不断调整政策，为实现自己国家的既定目标而努力。当前，日俄在俄乌冲突上的博弈仍将持续。
日本激进扩军的安全战略转型也受到多方面限制。日本国内仍然存在部分反战声音。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民调显示，有36%的民众反对在未来5年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31%的民众反对拥有打击对方基地的“反击能力”。《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以及《东京新闻》等媒体也对新的“安保三文件”激进扩军的路线提出质疑，而且扩军还受到日本国内财政状况的制约。日本深受俄乌冲突影响，最近一年多以来，每个月的通胀数据都超过央行2%的目标，经济不确定性仍非常高。而岸田政府却仍在讨论增加防卫预算，并且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填补资金缺口，引致不少民众与企业的不满。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民调显示，高达64%的日本民众反对增税。即使是执政联盟内部同意增加防卫预算的人（赞成人数约占43%）中，也有40%的人也反对增税。日本的强军扩武之路仍然受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制约。
五、结 语
俄乌冲突的爆发及其后续发展，为日本对外战略提供了重大调整的契机，日本政府借机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主动转向。这一系列调整，既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快速演变的响应，也是其试图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过程中强化自身角色与利益的体现。一方面，日本以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等方式彰显自身“国际秩序捍卫者”的姿态，推行其价值观外交以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并强化与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加速安全政策转型，深化与美国军事绑定，寻找遏制中国的理由，意图在亚太地区构建更有利于自身的安全体系。然而，这些调整并非一帆风顺，国内经济压力、民众反战情绪以及与邻国关系的复杂性，均对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构成了制约。日本如何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交织中寻求战略平衡，既有效维护其国家利益，又能避免过度激化地区矛盾，将是其对外战略调整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俄乌冲突的演变以及国际格局的持续动荡，日本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仍需密切关注。
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邱宇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2期，第96-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