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日韩重启“穿梭外交”、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加速回归的大背景下，美日韩三方合作以戴维营会晤为标志，呈现出首脑会晤机制化、防务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不断扩展以及意识形态加强联结等特点，东北亚地区阵营化意味明显，地区军备竞赛抬头，地区国家间经贸合作遭到破坏，区域内的安全规范遭到挑战。但要看到，日韩两国实现深度和解仍面临难以克服的阻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存在着“朝核问题”还是“中国威胁”优先的认知差异，奉行经济安全的战略成本考验着美日韩合作，冷战思维也并不被区域内国家所接受。另外，近期中美关系氛围改善，对中日、中韩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我们应理性正确看待美日韩三边合作，保持与美日韩三国沟通对话，发挥元首会晤引领作用，推进民间交流，推动东北亚地区形成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价值规范，推动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美日韩三边合作；东北亚安全；防务合作

东北亚地区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北锚所在，地区权力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美国霸权的稳定。美日和美韩同盟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两大支柱，但由于日韩并非盟友且纠葛较多，成为美日韩三边合作的“短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韩国文在寅政府对日强硬政策等因素影响下，美日韩三边合作并不顺畅。自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重新审视盟友力量，再次重视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并着手推动日韩关系和解，致力于将东北亚打造成“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后，韩国“亲美倚美”态势明显，开始逐步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并直接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美国印太地区“二三四五”的联盟伙伴阵型。美日韩三边协作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驱动美日韩加强合作的动因是什么？又会对东北亚地区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既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也对我国稳定周边地区有现实意义。

一、美日韩三边合作新特点

拜登政府要推进服务于地区霸权的“印太战略”，就需要发挥日韩两个盟友的“力量倍增器”作用，重振美国联盟体系。在日本岸田文雄和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后，日韩关系的和解直接推动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具体表现在首脑频繁会晤、深化防务合作、构建排外经济体系以及强调价值观联结四个方面。

（一）三方首脑频繁会晤，构筑地区盟伴圈子

美日韩三边关系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三边关系，而日韩相互敌对不仅不利于美国发展美日韩三边关系，甚至会导致美日、美韩两组联盟的运作效果大打折扣。随着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执政，日韩关系快速解冻，成为本轮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直接推动力。三国领导人在2022年6月底的北约峰会、2022年11月中旬的东盟峰会、2023年5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2023年6月底的北约峰会间隙均进行了首脑会晤。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更是在美国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举行了正式领导人峰会，达成《戴维营原则》和《戴维营精神》两份政治性文件以及“加强三边磋商机制、强化安全协作、深化地区合作、加深经济技术合作”四个共识，戴维营会议被称为“开启三边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也成为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在戴维营被接待的外国领导人。美日韩三国也在戴维营峰会后共同承诺要将首脑峰会机制化，每年定期举行会议。尽管三国均否认正在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形成，但事实上已具有同盟的部分实质性关系，正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克里斯托弗·B.约翰斯通和杰弗里·W.霍农表示，如果美日韩在后续行动中落实《戴维营精神》，那么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两个最重要之联盟的一体化将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

（二）以防务合作为主导，塑造地区威慑战略

美日韩强化三边关系的首要关切是防务合作，主要方向是朝核问题、三边军事演习机制化以及应对所谓的印太地区共同安全挑战。2022年11月13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东盟峰会首次会晤后，签署《关于印太韩美日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强调将合作加强对朝延伸威慑力。除对朝威慑外，2023年2月13日，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直接表示将“共同抵制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地区和国际秩序的行为”。3月，日韩正式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可以说打破了美日韩情报共享的主要障碍。4月，美日韩在东海和日本海分别举行了两场军演，就反潜、搜救、反导等实战性较强的科目加强演练，推动防务合作能力的提升。6月3日，美日韩三国防长会议达成《美日韩三国部长会议联合声明》，为三国实现通过安全关系升级带动全面关系的升级规划了路径。在戴维营会议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也表示愿意在反导技术、高超音速武器拦截、网络安全等极为敏感的领域进行合作，增加三边安全合作的深度。同时，在传统海陆防务合作之外，10月22日美日韩首次举行三边空中演习，此举不仅是美国对朝“延伸威慑”战略的一部分，也被日本部分人士称为三国安全关系开启“新时代”的标志。

（三）以经济安全为借口，构建排外经济体系

除防务合作外，本轮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另一个方向是经济安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报告》就提到要“通过三边的方式加强供应链合作”，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自2021年以来，美国白宫、国防部、能源部等8个部门已相继发布8份供应链报告，并以中国为主要遏制目标提出了具体的供应链安全和竞争举措。拜登政府实质上仍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路。同时，日本通过在国家安全保障局设立经济组、新设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职位以及制定《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来呼应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韩国尹锡悦政府也在2022年6月成立经济安全特别工作组，并在10月发布韩国经济安全报告，与美日步调一致。在三边经济安全合作方面，日韩经贸关系改善后，2023年3月1日，美日韩高级官员在美国举行了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强调要提高三国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弹性。7月19日，三国再次举办经济安全对话会议，又着重讨论了包括半导体、电池、关键矿产以及量子和空间技术等在内的重要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并明确讨论了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反应。通过三边协商，美日韩以加强供应链安全为目的，推进经济安全战略，同中国开展“竞合”，实际上仍在构建以美国为首、日韩为主的地区排外经济体系。

（四）以意识形态为粉饰，强调共同价值联结

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的构建应从权力和理念两方面入手。美日韩加强三边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地区霸权，这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为美日韩三边合作披上道德薄纱。在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就决意以价值观为标尺对中美关系本质做出再定义，不仅渲染“中国挑战”的紧迫感，还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抢占国际体系的道义、发力和信仰制高点，以此来避免“关乎美国和全球体系未来的故事被中国改写”。在行动策略上，美国通过双边或者多边手段谋求在更宏大的地区和全球层面构建价值观联盟，并将其称为“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日本和韩国也以“价值观外交”来构筑盟友和伙伴关系，韩国更是提出韩版“印太战略”，以自由、和平、繁荣为三大原则，推动韩国加强与美国、日本的战略对接。以共有价值观为基础，美日韩均强调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原则处理对华关系，并以此为理由加强彼此间共同利益的沟通合作，进一步将民主涵盖到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韩“基于民主价值观和促进印太地区繁荣的共同愿景”来推动构建“民主国家科技同盟”“民主国家供应链联盟”以及“芯片四方联盟”等小圈子，韩国尹锡悦政府更是宣布将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

二、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动因

拜登就职总统后的首次亚洲行就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其目的除巩固东北亚两大传统同盟关系外，还包括促使日韩尽快和解，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随着韩国尹锡悦政府的上台，日韩关系迅速恢复，美日韩三边合作也日益强化。

（一）日韩关系改善直接推动美日韩加强三边合作

尹锡悦在本轮韩日和解中采取了颇为主动的重要举措，成为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在奥巴马、朴槿惠以及安倍晋三时期，美日韩在信息共享和防务合作方面已取得不少突破性进展，但文在寅以及特朗普执政导致三边合作停滞，尤其是日韩关系的恶化加大了美国管理盟友关系的难度。韩国尹锡悦总统执政成为日韩关系改善乃至美日韩强化合作的关键，其在执政前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亲美倚美”姿态。2023年3月1日，尹锡悦在“三一节”纪念讲话中对日本进行了重新定位，认为日本是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而不是军国主义的侵略者。在此番正式表态后，3月16日尹锡悦访问日本，成为12年来首位正式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随后的5月7—8日，岸田文雄访问韩国，也是平昌冬奥会后首位访韩的日本首相，两国“穿梭外交”重启，为美日韩领导人频繁会晤、高层密切联系创造条件。

可以看到，日韩关系的和解与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相伴而生，以往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短板，在日韩和解后得以快速补齐。曾在小布什任内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更是认为，在戴维营会议之后，美国一直期望的“与日本、韩国建立起强有力的三边安全合作”这一长期目标得以实现。同时，戴维营会议也通过两大政治性文件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可以对冲未来因日韩关系变化而出现的潜在风险。

（二）美国大国竞争战略要求美日韩加强协作

拜登政府将未来十年定义为“大国竞争最为关键的十年”，将“印太”地区视为“21世纪地缘政治中心”，通过“印太战略”来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并企图在地区内构建“二三四五”的盟伴阵型，其中完善美日韩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重要内容。无论是拜登在首次亚洲行中“先日后韩”的安排，还是在各大国际场合间隙召开美日韩首脑会晤，都体现了美国想要改善日韩关系、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意图。在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和10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均提到了要加强美日韩合作，而这些政策表述和外交活动在日韩关系改善前就已十分明显，美国在日韩关系改善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见一斑。

同时，美国拜登政府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来推动日韩向美靠拢，尤其是在地区安全领域，不断鼓吹“中国不断提高军费开支以加强区域拒止能力”，认为“中国将对南海等地区发动军事进攻”，破坏地区安全现状，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不断推动日韩提高军费开支，并在军事指挥权、武器装备和情报共享等一系列关乎作战安排的事务中，增加日韩对美国的依赖。显然，美日和美韩同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资产，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发展已超越“对朝威慑”的层次，直接服务于美国发动的对华战略竞争。

（三）日韩保守势力上台促使亲美倚美的政策转变

国内政治变迁深刻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战略议程重设和策略调整固然是驱动美日韩合作的主要动力，但近年来日韩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和两国新政府上台后的政策调整也给三边合作趋向发生转变创造了重要契机。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对待盟友的态度与特朗普政府明显不同，给日本和韩国向美国靠拢提供了机会。保守派出身的岸田文雄较前几任首相更为偏向美国，在其施政演说中也提到要发展美日同盟关系至新高度。在对韩关系上也明显有加强与韩国关系的意愿。日本学界早就认识到“抑制中国的大国扩张需要将美国、韩国拉入其中”。韩国方面，同样出自保守阵营的尹锡悦向美靠拢意愿十分强烈，其在就职前就明确表示要与美国建立全面的战略联盟，认为“韩美日合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从日韩党派来看，保守派政治领导人更为亲美，对加强与美同盟关系更为强烈。在本轮美日韩合作进程中，国内政治变化导致三国外交战略出现重要调整是主要的内部因素。

除此之外，日韩保守势力的上台离不开国内社会氛围的变化。日本和韩国受新冠肺炎大流行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整体的社会氛围转向保守，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呈上升趋势。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日本对华负面情绪达到历史新高，有92%的日本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2022年底的民调表明，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3.9%。社会氛围向保守转变以及对华负面情绪的提高，成为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关键内因。

（四）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推动美日韩三边积极靠拢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对于主权和边界的敏感性有所下降，国家主权相对论得到一定的发展。但随着全球化的退潮，地缘政治有重回国际社会的势头，而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霸权的负面效应导致，并又被美国加强。本轮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三国都认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回归。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地缘政治议题再次活跃在战略界和学术界中。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次爆发，更是加剧了各国的安全匮乏感。在东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以美国为主导的传统地区秩序合法性有所降低。不断遭受美西方制裁的朝鲜在美朝关系、朝韩关系陷入僵局后仍然不断试验核武器。从美日韩的角度看，朝鲜大力发展核武器，将对美日韩尤其是韩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高度关注朝鲜这一地缘政治挑战。可以说，应对朝鲜这一地缘政治威胁，是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重要因素，更是给三国加强防务合作提供了直接理由。

除传统地缘政治竞争外，地缘科技竞争、地缘经济竞争在东北亚地区表现得也非常明显。科技一直是美日韩三国物质性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经济安全也是三国的共识，且均认为“中国正在科技领域进行不公平竞争”，并以降低敏感性和脆弱性为由，转移在华海外利益。然而，无论是地缘技术竞争还是地缘经济竞争，究其实质仍是地缘政治竞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各种表现也是以威慑朝鲜、遏制中国为逻辑起点。

三、美日韩三边合作对东北亚安全的挑战

在戴维营会议之后，美日韩三方虽然没有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在《戴维营原则》和《戴维营精神》中也没有写入“共同威胁”“共同义务”等带有同盟意味的内容，但实质上美日韩合作在制度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在法理层面进一步推进了“印太北约化”的进程。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也给东北亚地区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全感，进一步破坏了地区安全架构，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不利。

（一）地区阵营化趋势显著，加大集团对抗风险

尽管日韩并非盟友关系，但美日韩三边合作正向三边同盟方向发展。《戴维营精神》明确提到要“加强美日、美韩同盟战略协作，推动三边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具体来看，美日韩已形成了固定的合作机制。例如，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领导人、外长、防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三边会议，还将举行首次三边财政部长会议，启动年度三边“印太对话”，等等。以“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为目标，美日韩三国呈现出“全政府”合作模式，以阵营模式来加强自身安全的特点十分显著。

在美日韩不断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背景下，朝鲜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与日俱增，通过试射导弹等方式进行反击，向美日韩展现“决心”的同时，抓紧向俄罗斯靠拢，缓解外部安全压力。2023年9月13日，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讨论国际局势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并达成向俄罗斯提供朝鲜武器的协议。朝鲜在美日韩的“延伸威慑”战略下密切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在访俄期间向半岛以东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显示了朝鲜在军备计划授权水平、管控核武器“技术装备”等方面的能力。随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于2023年10月访问朝鲜，协调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后续措施，金正恩在会见拉夫罗夫时再次表达了“履行俄朝之间协议的决心”。

随着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强化，被视为“主要威胁”的朝鲜和俄罗斯也正加紧军事合作，拉夫罗夫访问朝鲜被视为进一步巩固平壤与莫斯科关系的“重要时刻”。俄朝关系向阵营化迈进的趋势十分明显。美日韩三边合作与俄朝双边合作共同作用于当前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直接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地区安全问题愈发复杂化，地区安全治理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二）加速地区军备竞赛，塑造地区紧张局势

美日韩在以阵营形式强化合作的过程中，加速了地区军备竞赛的步伐。美日韩三国基于所谓的地区威胁同意建立三边多领域演习机制，并启动针对朝鲜射导的数据共享和实时导弹预警数据交换机制。同时，美国不断提高国防预算，其2023财年国防经费达到创纪录的8 579亿美元，继续向“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115亿美元，并授权美国从2023—2027年向台提供100亿美元军事财政援助以及高达10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而2024年美国国防预算申请更是达到了8 420亿美元，并将预算大幅提升的首要原因归于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可以看到，美国的国防预算开支呈不断增长态势，用于美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资金正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在朝鲜进行核武试验的背景下，韩国的国防预算逐年上升。未来5年，韩国政府国防预算将花费约合2 688亿美元，每年增加约6.8%。除此之外，韩国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协同。尹锡悦在2023年4月访美后收获《华盛顿宣言》这一成果，实现了“美国定期向韩国部署美国核潜艇，并让韩国参与其核规划”的目的，实际上打破了核不扩散原则，在朝鲜半岛地区加速“核竞赛”。2023年11月13日，美韩两国签署旨在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战略文件《定制型威慑战略》（TDS）修订版，提出了“运用包括美国核能力在内的美韩同盟所有能力予以应对的方案”。可以看到，美国为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其底线正变得愈发模糊和可突破。

同样，近年来，日本以应对钓鱼岛和台湾地区安全危机等为借口，不断增加军事支出，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由1%升至2%，并试图借助欧亚大陆的地区政治冲突实现军事政策的全方位变革。日本正通过落实《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来扩大军费支出，增加进攻性军事能力，实现军事大国企图，如购买美国大量F-35战机、“战斧”巡航导弹等，提高与美共同作战的协同度。

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要求美日韩拿出相匹配的战略资源。三国在军费开支上的提升以及军事上的协作，将对地区内其他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感，三国扩张性的军事政策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也会迫使地区其他国家加大对军事能力的投入，导致地区安全风险呈现螺旋上升态势。

（三）对华经济竞争明显，难以发挥经贸合作的外部性

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到中美战略竞争全面拉开，美对华战略竞争已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科技、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本轮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除防务合作之外，同样将重点置于经济安全之上，以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为由，合力构建排华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除两次三方经济安全会议外，戴维营会议再次强调了加强供应链弹性合作的必要性，合作范围不仅包括半导体、电池、清洁能源、关键矿产、量子计算、制药等领域，还将经济合作机制化，如建立短期预警系统试点，加强全球供应链可能中断的政策协调，加强出口管制方面的合作，加强联合和协作的科技创新等。在区域经济合作层面，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部分成员国生效。但RCEP生效不足半年，拜登就在2022年5月23日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韩同样积极参与其中。2023年6月2日，RCEP对所有成员国生效，但美国又在之前宣布完成了IPEF“提高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协议谈判，并明确表示要在关键供应链层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对冲RCEP的态势十分明显。均虽然参与了RCEP，也参与了IPEF两个经济协定，但加强与美经济合作的动向表明两国想要配合美国对华“竞合”的意图，例如配合美国组建所谓的“芯片四方同盟”，在半导体等尖端科技领域排除与中国的合作，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维护既有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等等。

在美国诱逼下，日韩迎合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势必将加速东北亚地区经济冲突的出现。美国以经济安全化为由将美日、美韩军事同盟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同盟，既是对地区经贸关系的直接破坏，也将加剧地区安全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四）鼓吹意识形态竞争，挑战地区安全规范

所谓安全规范就是指相关行为体处理安全问题、推进安全治理的观念、规则和机制。美日韩以所谓“共有价值观”驱动强化三边合作，实质上仍是强权政治的体现和冷战思维的延续，所奉行的仍是以联盟政治和集团对抗为底色的安全规范。在强化三边合作的过程中，美日韩强调“伙伴关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宣称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坚持“民主与威权”的叙事，可谓对军事扩张行为最大程度的粉饰。可以看到，美日韩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罔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忽视他国合理的安全关切，强调安全领域“零和博弈”的同时，以牺牲他国安全利益为前提，以自身安全利益为优先，以对抗分裂为主要方法，增加了地区陷入对抗甚至冲突的可能性。

特别是美国有意针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理念进行打压，直接推动了国家间以价值观为纽带进行小范围的安全合作，间接推动了国际社会在大范围内的安全竞争和对抗。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竞争或冲突往往更难以调和，而安全规范与意识形态又紧密相联，对安全的极度敏感也加大了国家在安全规范层面上协调的难度。从逻辑行为上看，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实施战略打压和孤立的种种行为，同其在欧洲地区对俄采取的施压和对抗性策略一脉相承，这也是“印太战略”在实践理念上逐步向美国的北约政策靠拢，进而造成“印太北约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关键表征。在东北亚地区，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所奉行的安全规范显然得不到地区所有国家的认可，更是会刺激部分国家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反击，对东北亚地区内本就脆弱的政治互信、安全互动模式等形成冲击。

四、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的制约因素

美日韩强化三边合作推动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完善，也助推了“印太北约化”的发展。戴维营会议更是将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对日韩这一对不稳定关系进行了制约。然而，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持续和稳定仍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日韩两国实现深度和解面临难以克服的阻碍

美日韩得以强化三边关系的重要原因是日韩关系的和解。除本轮和解外，日韩在历史上已有三次和解，且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超越某些历史问题的对立，并且都是在日韩实力不对称结构下进行的。从历史上看，日韩关系虽有和解，但因有诸如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两国关系并不稳定，脆弱性格外明显。

在本轮日韩关系和解中，韩国国内的意见分歧尤大。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更是直接批评尹锡悦政府的对日外交，认为其是“迎合日本”的“屈辱外交”，称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峰会是对日外交史上“最屈辱的时刻”，称尹锡悦政府成为日本政府的“傀儡”。李在明还发起对尹锡悦政府的绝食抗议，要求尹政府“就破坏国民生计和民主道歉”“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海”“彻底改组内阁”。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对日外交以及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国内压力。

同时，尽管美国考虑到要通过机制化安排来稳定美日韩三边合作，尽量减少日韩关系紧张的负面效应，但是横亘于日韩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日韩目前也仅是将矛盾和争议“束之高阁”，美国更是无意推动日韩深层次矛盾的解决。在此背景下，随着日韩政治领导人、社会心理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尤其是韩国国内政治的变迁，本轮日韩和解存在再次夭折的可能性，这也势必会对美日韩三边合作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偏差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既有威慑朝鲜的作用，也有遏制中国的企图。但可以看到的是，在本轮三边合作中，美日韩的安全关切仍有明显不同。美国和日本虽然重视朝核问题，但对于“中国挑战”明显更为关注。美国将中国视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对手，认为中国是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唯一竞争对手。2022年底日本颁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同样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尽管朝核问题对美日安全来说极为重要，以往的美日韩三边合作多聚焦于此，但随着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以及日本对中国担忧的提升，朝核问题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优先度有所降低。美日有意通过将朝核问题与遏制中国挂钩的方式来拉拢韩国强化地区安全部署，增加对华竞争优势。

与美日不同，韩国对朝核问题的敏感度远高于两国，对朝鲜的威胁感知无疑更为清晰，也因半岛统一问题而将对朝关系摆于优先位置。韩国尹锡悦政府迎合了国内保守派的对朝强硬要求，一改前任文在寅政府对朝接触政策，再次将朝鲜定义为“敌人”，将朝鲜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对华认知上，尹锡悦政府虽然向美国快速靠拢，出台韩版“印太战略”，告别对华“战略模糊”，但其仍视中国为“印太战略”的合作对象之一，核心还是志在系统性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战略目标决定战术路径。目前，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均有处理“朝核问题”的共同目的，但美日明显将应对“中国挑战”视为更加长远的战略目标。固然美韩同盟在覆盖范围上主要针对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则涵盖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但是在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发展“准同盟关系”的当下，三方在安全关切上的不同将影响韩国参与三边合作的主动性。

（三）经济安全的战略成本考验美日韩合作

美日韩强化经济安全合作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下的“小多边主义”，对地区经贸合作无疑是沉重打击。从贸易数据来看，2023年1—10月，中美贸易额为5 507.7亿美元，同比下降13.2%。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4 150.3亿美元，下降15.4%；中国自美国进口1 357.4亿美元，下降5.8%。就中日贸易而言，日本仍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但2023年前10个月，双方贸易总值为2 627.90亿美元，下降6.5%。中国对日本出口1 312.48亿美元，下降2.9%；自日本进口1 315.41亿美元，下降9.8%。日本对华出口额连续11个月低于上年同期。韩国方面，作为支柱产业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出口情况仍不乐观，2023年10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对华出口额同比减少3.5%，虽然自2022年9月以来跌幅首次收窄至一位数，对华半导体出口额时隔16个月由负转正，但前9个月，韩国对华半导体贸易顺差为113亿美元，较2022年同期大幅下降103亿美元。

RECP签署生效后，日韩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会得到一定程度加强，RECP也有望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提供机会。但是，日韩奉行“经济安全”战略，配合美国对华经济竞争，对华经济认知日渐消极，导致中日和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有所倒退。2023年10月17日，拜登政府发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定，进一步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高端芯片，进一步阻止芯片通过其他国家运往中国，将出口限制覆盖面扩大到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与另外21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到，美国在对华经济竞争的同时，对于日韩两国的经济利益有所忽视，而过分严格的经贸保护规则，也将激起美日韩三国国内社会的不满，继而冲击美日韩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四）美日韩奉行的安全观念备受地区国家质疑

国家所奉行的价值观念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日韩在东北亚地区结为“价值观同盟”，奉行“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展现了以“去中国化”、随意制裁他国、加强军事威慑等为主要内容的“北约化”思维，单边主义和霸权倾向十分明显。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大背景下，美日韩在东北亚地区强化合作仍是以安全为第一要务，以同盟为主要方式，仍从“安全具有零和性质和稀缺性这两个基本特征”出发，所践行的安全观念仍植根于西方价值体系，十分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与之相对，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地区和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针对全球安全赤字，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安全局势注入稳定性能量，也是我国营造与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重要行为指南。可以看到，中国与美日韩所奉行的安全观念大有不同，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一直是地区冲突矛盾解决的斡旋者，中国奉行的安全观念也正被世界上其他国家广泛接受。

五、结语

东北亚向来是大国力量交汇、博弈的重要地区。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爆发，国际局势愈发动荡不安，美日韩三边合作的不断推进，导致地区“安全困境”不断升级，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格局、经济秩序以及区域价值观念正被再次重塑，尤其是自戴维营会议后，美日韩合作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三边关系虽未达到“同盟”的程度，但也有了“准同盟”的实质。

2023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应美国拜登总统邀请时隔6年再度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会前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与拜登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此外，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并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时隔四年多，中日韩外长会11月26日在韩国釜山再次举行。此次中日韩外长会期间，中日外长再次明确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转圜的迹象，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因为从历史上看，日本处理对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在与韩国外长朴振会晤时，王毅与朴振确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有学者指出，“从韩国方面来讲，看到中日和中美领导人都在旧金山进行了双边会晤，是感受到了压力的，并且有些被动”。中美关系在旧金山会晤后出现了缓和迹象，韩国也有些迫切地想利用主办这次中日韩外长会的机会来改善中韩关系，特别是希望推动两国元首会晤。中美关系氛围改善和合作面增加及其对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国产生带动或刺激作用，预计将对地区安全形势带来积极变化。

可以看到，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正愈加复杂，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入着正能量。面对美日韩三边合作的不断强化，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国内治理建设为基础，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继续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具体应对上，中国应继续保持与美日韩三国的沟通对话，发挥元首会晤的引领作用，推进民间交流，在国际场合表明中国“反霸不称霸”的立场，坚持对外开放和强化国际合作战略，对冲当前地区内“泛安全化”趋势，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来推动东北亚地区形成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价值规范，在实践和理念两个维度推动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