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形势下，东亚地区正处于历史性的分界点，中日韩和美日韩两组三角分别构成地区形势的两个趋势——“共同体”和“新冷战”。中日韩关系决定着“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美日韩关系走向同盟化是传统冷战的产物，站在助推“新冷战”的最前线，正在分裂东亚地区。日韩重属于这两组关系，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东亚地区未来走向。当前美日韩合作仍呈现走强的态势，美国企图将其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同盟体制。中日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三国存在很多共同基础，具有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中日韩  美日韩 东亚共同体 新冷战 中美博弈

2023年美日韩首脑戴维营峰会就加强三边磋商机制、强化安全合作、深化地区合作、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达成共识。这意味着美日韩进一步加强安保合作，向实质性的地区同盟迈出重要一步。此次会晤具有历史性意义，美日韩三国关系形成了推动东亚地区“新冷战”格局的一轴。美日韩关系的强化助推俄朝走近。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国相关舆论进一步关注中国的动向，炒作中俄朝形成所谓新的“北三角”之势，称东亚地区出现了南方和北方两组三角形对峙的局面。

作为“东亚共同体”的基石，“中日韩”合作一度处于低迷状态。自2019年成都会晤以来，三国领导人会议一度中断。2024年5月，时隔四年，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首尔再度举行，意味着三国合作开启了新征程。迄今为止，中日韩合作之路并不平坦。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从东盟会议独立出来。15年来，往往因日韩右翼和美国挑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议而使热络起来的三国关系迅速冷却，中日韩首脑会晤只举行了八次。三国间的合作较脆弱，但中日韩的紧密合作亦具有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基础，符合东亚广大地区与三国人民的期待。2023年7月，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青岛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论坛并致辞，发出中日韩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明确信号。他指出，个别域外大国为了谋求地缘私利，大肆编织各种排他性小圈子，不仅严重干扰三国合作的顺利进行，还不断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对立。中日韩三国要培育战略自主意识，把本国和本地区的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如今，东亚地区正处于历史上的分界点。20 世纪90年代后，以东盟为基础推进的“东亚共同体”处于低迷状态，美国推动“新冷战”的态势正在分裂东亚地区。在此背景下，关注和探讨中日韩、美日韩这两组关系，考察东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共同体”和“新冷战”态势的现状和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东盟与中日韩“10+3”提出的目标。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初次提出“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美苏冷战结束后，欧洲建立欧盟，北美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增长迅猛的东亚地区也有必要增进经济合作。该构想主要是将东南亚地区和具有庞大经济实力的东北亚地区连接起来，形成区域合作体。因此，考虑在当时的东盟六国基础上，将中日韩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加进来，形成东亚地区合作体——“东亚经济集团”。为体现这一集团并非只是经济圈构想，1991年10月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该集团更名为“东亚经济合作体”（EAEC），并决定进行不定期首脑会晤。

美国对此颇为抵触，更对马哈蒂尔对欧美的批判性言论不满，为其贴上“亚洲主义者”的攻击性标签。为此，美国老布什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攻势，阻止日本和韩国参加EAEC。1991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出席在首尔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途经日本，在与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的会谈中强调，“EAEC必须在太平洋上划分界线，不要妄图打破日本和美国的构想”。美国对韩国的施压则更加露骨。同年11月13日，贝克在首尔与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会谈时强调，“40年前为韩国流血奋战的并非马来西亚人，而是美国人”，要求韩国不要支持马哈蒂尔的构想。对此，韩国表示并没有认同 EAEC 构想。贝克在回忆录中非常自豪地表示，为了打破马哈蒂尔构想竭尽了全力。当时，日本和韩国政府内部都有支持马哈蒂尔构想的声音，但在美国强大的外交压力下，两国不得不放弃参与。该构想尝试排除美国而形成区域合作机制，但在美国的反对下，初次以东亚为区域的合作机制受挫。

APEC 是 1989 年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倡议下创设的部长级别的组织。美国总统克林顿将之升格为首脑级别。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了第一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议题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由此，在亚洲出现东亚和亚太两个区域性竞争框架，其区别在于是否有美国参与。

此后，在东盟的努力下，因美国施压而一度消失的EAEC构想重新复活，东盟以各种方式开展外交。1997年12月，东盟举办了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邀请中日韩三国首脑出席。当时东盟只是考虑一次性邀请中日韩领导人参会，并未考虑将此机制固定化。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次会议变成共商东亚地区危机的对策会议。在金融危机加剧的情况下，1998 年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再度召开，从此该会议定期举办。此外，东盟与中日韩还举行外长会议、经贸部长会议，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过程中，提出“东亚共同体”目标。1998年，在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下，东亚地区成立了由知名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VG）。EAVG 由时任韩国外交部长韩升州担任组长，东盟与中日韩的民间代表参加。2000年，EAVG经过两年多的讨论提出研究报告——《走向东亚共同体》。该报告使用“东亚共同体”用语，这是该用语首次出现在正式公文当中。此研究报告经过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东亚研究小组讨论后，形成最终报告，于 2002 年提交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审议通过。该最终报告作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具体行动计划，提出了17个短期目标和9个中长期目标，其中提出将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逐步发展成东亚峰会。

（二） 东亚峰会的建立——从高峰走向停滞

按照设想，东亚峰会将成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步骤。但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在区域内所占比重急速增加，日本对此产生忧虑和警惕，区域内分歧增加。关于“东盟+哪些国家”的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中国和马来西亚希望维持“10+3”的现状，而日本由于担心中国影响力持续扩大，为了寻找平衡，要求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2005年，在日本力推下形成“10+3+3”框架，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入进来。东亚的区域框架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地理范畴，扩大到南亚和大洋洲。如图1所示，中国 2000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生产总值（GDP）于2010年超过日本，形成日中逆转的格局。这也是日本推动东亚区域框架扩大的背景。

图１ 主要经济体占世界GDP的比重 （1960—2020年）

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也加入东亚峰会，由此东亚峰会机制扩大至“10+8”。2005年 “10+3+3”的框架成立后，针对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始采取一些平衡措施。美国奥巴马政府此时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奥巴马政府提出双轮驱动策略，即在经济上力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交安全保障上重视东亚峰会，谋求在东亚地区建立牵制中国的框架。当初，成立东亚峰会的目的在于推进“东亚共同体”，但美国的加入使东亚峰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此后，在美国和日本的推动下，确立海洋秩序成为争论焦点，南海问题等成为重点议题，东亚峰会一定程度上成为牵制中国的场合。倡导美国加入东亚峰会的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曾透露，奥巴马总统亲自致电，要求将南海问题作为议题。2011年后，每年的东亚峰会首脑宣言中，除了发展、教育、传染病等传统议题外，海洋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议题都被纳入。在上述背景下，对立和争论超过合作，大大减弱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动力。尽管首脑会晤属于重要的外交活动，但媒体对东亚峰会的报道越来越少，关注度走低。

二、站在岔路口的东亚——“欧亚”与“印太”之间

最初围绕美国参与与否出现东亚和亚太两个区域概念，现在则成为由中国主导的欧亚和美日推进的“印太”两个对峙的局面。可以说，美日区域合作战略由亚太扩大到了“印太”。在欧亚和“印太”之间，东亚地区分裂和对立的局面浮出水面，构建“东亚共同体”事业站在岔路口。中国在关注东亚峰会和“东亚共同体”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构建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上。由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进入变革期，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盟财政危机爆发后，中国等国家开始探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该机制于 2009年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共同创建。2011年，南非加入。2015年，由金砖国家组织成员共同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欧美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开发银行互别苗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横跨欧亚大陆、欧洲及非洲等地区。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更加关注中美战略博弈的力量变化。

为遏制中国，美国支持日本提出的“印太”区域战略构想，提出“印太战略”。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曾经倡导美日印澳安全保障合作，提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构想。2016年8月，安倍出席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 战略构想。显然这体现了日本抗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当时，奥巴马政府并未大力支持安倍的提议。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正式采用“印太构想”，推行“印太战略”。同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正式决定以“印太”替代“亚太”。2018年5月，美国在夏威夷宣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此前，特朗普于2017年11月访日，日美同意作为“日美共同战略”的一部分共同实施FOIP。拜登政府执政后继承了“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也实现了制度化。2019年9月，美日印澳四国利用联合国大会举行外长会谈。2020年10月，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外长会议上确定该会议定期举行。2021年3月，四国首脑会晤以线上方式进行，四国进一步确定定期举行首脑会晤。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日美推动东亚地区阵营对立。在此背景下，2019年6月，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了 《东盟印太展望》（AOIP）报告。AOIP在印度尼西亚主导下提出，强调政治上保持独立和“多向结盟”，追求“通过非对立，以对话和协调构建印太”，“以东盟为中心，坚持包容性、互补性，依据国际法和规则推进秩序构建及经济合作”。具体来讲，就是利用东亚峰会等由东盟主导的框架进行对话和合作。美日认可AOIP，但东盟内部存在诸多矛盾，因此 AOIP现阶段尚无法扭转东亚地区的阵营对抗态势。韩国文在寅政府不顾美国施压，并没有正式参与美日力推的“印太战略”，独自实施“新南方政策”，尝试探索与东盟的合作。但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发表韩国版“印太战略”，韩国外交重点从“共同体”转向跟随美国助推“新冷战”。

三、中日韩合作的回顾与现状

中日韩三国在东亚政治、经济及人口等各领域，都占有压倒性比重。可以说，中日韩三国关系决定东亚地区合作的成败。三国关系向好，“东亚共同体”构想取得飞跃发展，但随着中日关系的矛盾加深，“东亚共同体”进程明显退步。“10+3”会议是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的舞台。曾经担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外交智囊的船桥洋一表示，在东盟会议上举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的设想是小渊惠三的智囊团提出的。早在桥本龙太郎执政时期，小渊作为外相对亚洲近邻外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98年7月担任首相后，他积极推动东亚国家间关系改善。同年10月，小渊首相与韩国金大中总统共同发表 《日韩伙伴关系宣言》，推进两国共同主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12月，小渊出席第二次“10+3”领导人会议时，分别向中韩领导人建议共同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999 年 11 月，在马尼拉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对此积极支持，中日韩三国峰会得以实现。尽管此次会晤采取“早餐会”形式进行，但第一次实现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具有重要意义。2000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再次举行首脑会晤，从此三国轮流主办，每年举行一次。在此次会议上，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合作议题，最终围绕环境、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签订了合作协议。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中日韩合作进入正轨。

2003年，韩国卢武铉政府上台后，中日韩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三国积极提出加强合作的政策。同年10月，三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五次领导人会议，首次发表共同文件《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该宣言由中国倡导提出。早在同年1月，中国就主导提出了加强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合作的方案，同时提出在安全保障领域三国也要共同应对挑战。可以说，这个方案颇具良好愿景。为了落实该共同宣言，中日韩三国设立由外长组成的三方委员会。2004年，卢武铉提议中日韩峰会脱离东盟会议框架，单独举办。当时，中日两国为促进与东盟的合作，并未公开积极表态。

此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两国强烈抗议，2005—2006年，中日韩三国并未举行领导人会议。历史问题是决定中日韩合作走向的关键点。2007年1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该会议得以恢复。同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就在东盟以外的场合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取得共识。当时，日本福田康夫政府重视亚洲外交，促进了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在此次会议上，福田也正式提议单独举办中日韩首脑会议。2008年12月，中日韩首脑会议在日本福冈县太宰府市举行。尽管中途经历曲折，但最终在东北亚地区首次出现了区域合作机制。

回顾历程，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作为东盟会议的一环，以“早餐会”的形式启动，2002 年确定为正式的领导人会议，2008 年发展成单独会议。2011年9月，在韩国总统李明博提议下，在首尔建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TCS），旨在促进三国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TCS由三国外交部门提名的人员构成，设秘书长一人，由三国外长会议在三方提名的三名官员中任命，轮流担任，任期两年。目前，秘书处主要在青少年交流、经济会议等方面开展活动。三国合作中，重点推动了2011年启动的“亚洲校园”项目。该项目参照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该计划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生交流项目，设有优厚的奖学金，促进学生、研究人员的交流，加强欧洲高校的联系，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中日韩借鉴该计划模式，通过相互认定学分和学位的方式，加强三国学生交流。

但是，中日韩合作更多地留于事务性合作，距离成为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引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中日韩合作的核心，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受到历史、领土问题干扰，一度处于中断状态。2008—2023 年的15年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八次，近乎两年召开一次。自2019年在成都举办以来，受到日韩关系恶化及新冠疫情等影响，该会议持续中断，直至2024年5月27日，时隔五年才在首尔再度召开。中日韩三国合作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钥匙，图2显示了世界各国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可以看出三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图２ 世界主要区域的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的变化

由图2可见，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高，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已达60%。与此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只有40%左右。这与“10+3”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几乎相近。东盟本身的区域内贸易仅有20%，加上中日韩才能达到40%。因此，中日韩三国的参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

四、美日韩——连接东亚传统冷战和“新冷战”的三角

如果说，中日韩三国关系是“东亚共同体”的基石，那么美日韩构筑的安全关系则是东亚传统冷战的产物，助推“新冷战”。日韩两国是两个三角形的重叠部分， 两国动向大大影响“共同体”和“新冷战”趋势。美日韩关系通常被描述为准同盟关系，日美之间、韩美之间分别签订同盟条约，且近年来美日韩三国正在加强安全保障合作。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都归属美国印太司令部管辖。有事时，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也由美军司令官掌握，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司令部也在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可以说，推动美日韩关系的“同盟化”是美国“新冷战”战略“亚洲版北约”构想的一个支柱。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伊始，美国便同欧洲一道针对亚洲建立集团安全保障体制。实际上，美国并不希望日韩正式结盟，其原因更多的是考虑安全保障体制的成本问题。面对世界性的美苏冷战，很多国家间签订双边同盟条约，而维持和管理同盟关系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负担。战后，亚洲政治、经济形势处于不稳定状态，日、韩经济状况不佳，需依赖美国援助。因此，日韩两国建立同盟关系势必增加美国的投入成本，美国希望围绕日本形成的多边关系能减轻而不是增加其负担。

事实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通过片面的对日媾和条约和重整日本防务，制定了“太平洋条约”构想。当时，美国政府考虑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连接起来，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卫体制。但是，此构想遭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两个国家关于遭受日本侵略的战争记忆依然清晰，强烈反对建立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体制。美国考虑的是日本的安全保障，而澳大利亚要求的是针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致使美国的“太平洋条约”构想受挫。1951年，美国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8月），与澳、新两国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1951年9月）。这两个条约与《美日安全条约》（1951年9月） 属于平行条约。由此，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几个地区双边同盟体制。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又追加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 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 年 12 月）。这种“辐轴型”区域体制持续至今。美国主导的这一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各个双边同盟 （辐条） 之间并不存在同盟关系。美国为了加强辐条之间的联系，努力实现双边同盟区域化，为此，美国加强推动构建“亚洲版北约”。美国施加外交压力促进改善日韩关系，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美国企图把美日韩合作扩大到安全保障领域，逐步实现区域同盟化。对此，韩国在美苏冷战结束后表现得颇为积极。为了与日韩两国共同应对朝核问题，美国克林顿政府于 1994 年推动签订美日韩三国协议，并在此后不定期举办三国首脑会晤。此外，美日韩又于 1999 年成立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作为经常性政策协议机制。该政策协议机制在奥巴马时期得到加强，进一步制度化。美日韩三国合作领域已从朝核问题扩大到区域和全球议题。随着中国迅速崛起，韩国李明博政府和日本民主党政府也逐步强化美日韩关系。原本不定期举办的美日韩外长会议从 2010 年起改为每年举办，并发表共同声明。2010 年 12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韩外长级会议上，三国共同声明提出，“美日和美韩同盟以及日韩伙伴关系对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会议还强调，美日韩关系是区域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柱。三国合作的议题也从朝鲜问题扩大到海洋安全保障等地区议题。2011年，美日韩外长会议就“设立三国合作事务局”达成共识。2012年，三国在华盛顿设立“实务层面的运营小组”。

然而，此后的特朗普政府倾向单边主义，对多国间合作机制不感兴趣，致使美日韩合作变得有名无实，没有再度召开首脑及外长级别的会谈。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新重视同盟关系，将美日韩同盟化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在美国推动下，东北亚呈现“新冷战”态势。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推动美日韩合作的政府人员，对推动拜登政府的美日韩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首脑举行戴维营峰会，发布了三份“成果文件”，分别是《戴维营精神》《戴维营原则》《协商约定》。根据白宫会后发布的文件，美日韩三国领导人通过此次会晤，就加强三边磋商机制、强化安全协作、深化地区合作、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等达成共识。具体要点可概括为以下两个关键词。

一是“扩大化”。美日韩宣布合作范围从“印太”地区扩大到“印太”以外地区，强调不仅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也要在台湾问题及南海问题上共同应对。三国计划举办第一次“印太”对话，明确提出开展战略性合作。过去不定期举行的三国联合军演将固定化，并加强导弹防御合作、军事信息共享等。

二是“制度化”。实现三国间战略协议的常设化。确定每年至少各举行一次首脑、外长、防长及安全保障负责人四个层次的会谈。虽正式文件中并未写明，但美方强调将合作固定化，即使各国政权有更替变化，也要持续加强合作。戴维营峰会将美日韩关系向东亚地区同盟体制发展。美国拜登政府除了推进美日韩同盟外，也在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机制、美日印以及美日菲等合作。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将“辐轴型”体制向“亚洲版北约”发展，继续加强各“轮毂”间合作。北约开始助推东亚“新冷战”格局，2022年后，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定性为北约的“亚洲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作为北约峰会的一环，举办四国的首脑会晤（AP4）。AP4不仅举办外长等高层次会议，将来还有可能成为“亚洲版北约”的顶梁柱。日本和韩国站在了美国推进的东亚“新冷战”格局的前沿。

关于美日韩的地区同盟化，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合作能否像美国期待的那样顺利进行还是未知。尽管美日韩戴维营首脑会晤强调固定化，但事实上难以阻止随着各国政权更替等国内形势变化，三国合作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特朗普一直强调北约、美韩等同盟体制无用论。如果特朗普重新上台，美日韩军事合作有可能面临困难。再加上，围绕推动牵制中国的“新冷战”，美日韩等国家的利害关系并非一致。日本和韩国同中国在经济上有着非常高的依存度，虽然两国与美国在安全保障领域保持战略一致，但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当时的安倍政府都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寻求一定平衡，如今的岸田政府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此外，尹锡悦政府出于争取保守派的支持等考量，采取着力向美日倾斜的政策，但围绕同日本的军事合作，韩国国内反应激烈，后续随着政权更替，政策也可能出现很大转变。

五、结语

“中日韩”和“美日韩”两组三角分别构成东亚地区的两个趋向——“共同体”和“新冷战”。中日韩关系决定“东亚共同体”未来，美日韩则站在助推“新冷战”的最前线。日韩重属于这两组关系，因此两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东亚地区的未来方向。近年来，这两组三角形中，美日韩动向进一步引人瞩目，使得东亚地区呈现更加向“新冷战”倾斜的态势。世界大约200个国家中，在安全保障领域，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同盟国或友好国家大约有60个，而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大约有100个。东亚地区一旦形成“新冷战”格局，将引发世界性难题。对于世界上大约1/3的国家来说，美国和中国同等重要。尤其因现实和地缘政治等原因，日韩在安全保障方面与美国关系密切，同时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着深厚关系。

目前，日韩两国政府都倾向于助推“新冷战”格局，而两国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大多数意见则担心“新冷战”态势的激化。两国依然期待东亚地区出现广域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日本和韩国对中日韩合作表现积极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尽管三国间依然存在历史和领土等各种问题，但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上，三国也存在很多共同基础，具有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巨大潜力，确有必要进一步重新审视三国合作的重要意义。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