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研究在不同阶段所接受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背景进行梳理，概要分析了在"现代化论”支配与"逆现代化现象”影响之下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分析框架在中国历史研究本土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同时也论述了中国思想史日益边缘化的原因，以及正确吸收社会科学理论与克服中国史研究“常识化阙失”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中国史学 社会学化 逆现代化 人类学化 常识性阙失
一、中国史学“社会学化”现象的演变轨迹及其得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官方说法，中国历史研究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之下进行，“历史唯物论”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又被称为“唯物史观”，这更像是一个比较哲学化的抽象表述。实际上，中国史学方法大体遵从的是“社会学化”的叙述策略。因为在西方学界，马克思与韦伯、涂尔干并称社会学三大创始人，故不妨将“历史唯物论”当作社会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表达形式。比如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指导范式的“五种生产形态”理论就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结构阐释框架。其优点是让每个研究者都能简明扼要地了解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走势，便于以点带面地清晰展示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缺点是由于过度强调各个历史时期在整体递进结构中与上下历史时段之间的相互衔接性，研究者只需要描写构成连续性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并把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征加以强行定性，使之符合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需要。
其实中国历史是否能硬性地划分为这几个时段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比如把秦朝以后至晚清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形态，这种看法完全不顾大规模的“封建”历史在西周以后即已消失的事实。秦代以后，即使存在某种个别的“封建”现象，也不足以构成所谓的“社会形态”，更不用说“社会”一词的合用完全是一种近代产物，这已为概念史的研究所证明。又如奴隶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存在，史学界已多持否定看法，因为某个特定阶层拥有奴隶并不意味着整个历史阶段就有足够的证据以“奴隶社会”来命名。在以往有关社会形态的叙述脉络里，往往看不见“人”的存在，“人”仅仅是依附在历史叙事结构上的一种空洞符号，完全触摸不到任何温度。最为致命的缺陷是，在这个社会学式的结构性框架之内，只能看到“人”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动时的集体行动轨迹，比如在出现农民起义和“革命”风潮的“变态”局势下，“农民”和一些带着“革命者”标签的人物才会突然登场亮相，而在“常态”世俗生活中，普通民众不但是缺席的，而且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发不出任何自主的声音。社会学方法入史的另一个问题是，容易把中国历史的判断限定在以近代性为标准的评价尺度之内，强行按照西方近代化的发展路径裁量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历史的演变实际上有自己内在发展演变的逻辑，比如中国历史讲究的是“回向三代”，基本上是以向后看作为判断历史得失的一个尺度，这种演化逻辑根本不可能依靠社会学式的结构分析方法加以理解和把握。
在中国古人看来，历史演变是一种“文质互变”的过程。这种演化过程并非停滞和没有任何变化，更可能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样态。之所以被误解为静止和落后，乃是因为“文质互变”的理论不一定遵循现代西方进化论所遵循的单向直线发展的逻辑。可是社会学秉持的恰恰是西方单一进化这把唯一标尺，用它去评估任何一种历史演化道路的优劣，或者以此裁量其短长，而把“文质之辩”这种中国传统历史观统统简单粗暴地贬斥为“循环论”或“退化论”，这造成当代人在看待历史时极容易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种习惯，凡是不符合西方进化论标准的历史方法就一定是错误的，至少是落伍的。
以清史研究为例，本来清朝历史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和演化特性，却在当代历史学专门化组织框架里，以1840年为界，被硬性切割成“清代史”和“近代史”两个不同时段，在此之前的历史被认为是封闭落后的，是遭遇西方入侵前的一段封闭落后的历史，在此之后的清朝历史则是在西方浪潮的反复刺激之下才被迫步入近代变革道路的历史。这样就使清史研究长期以来经常遭遇如何厘定评价尺度的困惑，例如在衡量清朝前期历史特征时往往受晚清历史评价标准的影响，因为晚清的许多变革是在西方影响下才得以展开的，因此是否更深地卷入现代化浪潮就成为评判其得失优劣的唯一标尺，而清朝自身内部如何调整其政策，这种政策的调整是否具有合理性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依靠晚清变革以后的历史对之加以衡量。
清前期的许多政策因为不符合晚清变革的逻辑，于是就常常被斥为保守落后而遭到批判，对马戛尔尼使华到底是否延迟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争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马戛尔尼使华这一事件被聚焦于是否需要叩头的“礼仪之争”，并以此作为批评乾隆帝拒绝进入现代西方先进世界的一个借口，而完全没有顾及乾隆帝对待西方自有一套内在的运思逻辑，这套逻辑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不能仅仅从西方视角加以判断和把握。费正清曾经把中国历史分割成“旧社会”与“新世界”两个不同时段，并当作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史“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加以对待，秉承的就是与此相似的思维逻辑。
现代高校历史系教研体系在划分专业时也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为界，可以看出明显是受到了西方进化史观的支配性影响。如果深究其根源，就在于社会学研究框架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强烈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使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也基本延续了“五种生产形态”的导向性模式，比如把中国近代史按“大事件”的重要性划分为“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几个特殊形态，这就是以往人们所概括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当这种解释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形势时，“革命史”的逻辑又突然转向阐释“现代化”的必要性，只不过由于问题被翻转过来，历史现象又在颠倒的过程中被重述了一遍，原来属于负面评价的内容因为评价标准的变化而重新受到肯定，其核心论述仍遵循的是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框架。
二、“逆现代化现象”与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从“革命史叙事”向“现代化叙事”转型的趋向，以适应中国改革开放面向全球化的转变态势。有一段时间，历史的“现代化叙事”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所有领域，一度拥有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意义，但随着“现代化悖论”的出现，“现代化叙事”的有效性不断遭到质疑。
所谓“现代化悖论”，指的是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并没有同时带来传统习俗和思维方式的消亡，即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未连带促成传统世界的崩溃，没有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发生转变。对处于变革的中国社会而言，传统社会的崩解似乎仅仅发生在表层，在最深层的许多方面传统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往往深藏在现代化湍急浪潮的冲击之下。最突出的例子是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反而出现了高密度宗族组织的回归，出现了经济发展与传统复兴逆向而行的奇特现象。西方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完全无力解释此现象发生的确切原因。有鉴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学方法”开始全面介入渗透进中国历史研究之中，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蔚为大观，逐渐从边缘跃升至主流，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影响巨大。
“人类学化”的历史研究特别强调“人”在历史现场的具体情境、人生际遇与日常状况，同时消解掉了过于强调历史线性变化与整体社会动员之决定性意义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策略，其回归生活“常态”的最著名口号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引发了一系列的方法论变革，如对底层民众生活的细致入微研究和按照区域单位解剖历史现象都是历史学“人类学化”促成的直接结果。但历史的“人类学化”也遭到一些质疑，有些论者以为人类学方法过度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样态，而忽视国家层面的制度运作状况，极易使历史研究限于某种局部范围之内，从而造成整体性观察视野的缺失。为了避免区域分析或底层研究因为过度强调基层社会结构而导致“国家”缺席的批评，“历史人类学”试图以“缩影说”取代“整体结构论”，以使任何一个地区或单位呈现出的历史图景都不限于一种局部表现，而是国家制度在基层的转化形态。因此，我并不同意有人批评“区域研究”或眼光向下的方法缺乏整体视野或没有宏观意识。
实际上，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导意识的区域史研究一直强调国家的在场，并没有放弃对上层政治制度运行的关怀。关键问题是，在眼光向下的区域社会史大潮冲击下，上层政治史研究并没有取得问题意识的突破，进而为区域史研究提供足够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支持。在一些表面已经被深耕细耘过的研究领域如清代政治史，随着大量多语种档案文献的发现，其研究往往因为过度关注和罗列制度运行方面的各类资料，反而日趋琐细而趋于专门化了，这些专门化的探索固然对我们理解清代局部的某些变化有所助益，然而对于清代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特性及其整体性运作仍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即如康雍乾统治特性这类重大问题居然长期没有更深入的推进，最近总有人批评区域史或文化史研究日益步入碎片化的泥沼，其实政治史研究也同样面临碎片化的危险。大量研究局限于某个局部专门琐细的领域，而缺乏“思想史”意义的内在解释力量。
与之相关的是，上层研究的问题意识并未与底层研究实现有效衔接与沟通，以致造成了上下脱节无法实现有效对话的局面。即以清史研究而论，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具体成果，特别是多民族语言文字如满、蒙、藏等语种的史料开掘和利用有了明显进展，对于拓展清代历史的诸多层面具有积极作用，许多专题研究的质量不可谓不优秀，但我们对清代特性的整体理解仍然难以突破20世纪80年代的“汉化论”，这才导致美国“新清史”“长驱直入”。其提出的清代作为内亚“帝国”及其与以往王朝之差异的新命题对国内清史研究构成了巨大挑战，至今中国史学界尚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令人满意的成果出现。
三、“思想史”研究日益边缘化的原因
近40年来，“思想史”在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趋于边缘化，而普遍代以“学术史”研究取向，这大致可归结于两点原因。一是为了区别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分析，或者有意回避陷入以往过于刻板的历史阐释框架，大批史学论著日益强调研究的“实证化”，崇尚精细具体的专门治学风格，所以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出现“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争论。历史研究不但强调“实证”，回避“虚证”，同时也避谈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非客观性”事件，或者把它们列为应该反思的“迷信”，如对历朝君主迷恋谶纬和“天命”授受等“怪力乱神”的言行，并没有视为君主活动的“正常”状态予以审视，而是把其当作历史发展的意外现象，或者仅仅视其为日益人文化的历史进程的对立面因素而加以对待。其实这部分“迷信”活动恰恰是君主建立“正统性”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君主的某些举措在宋代以后的儒者看来的确是一种“反人文”的非正常举动，所以才有了宋明理学的“去魅化”思想运动。这些“去魅化”的活动在近代又遭遇了西方“科学主义”的冲击和洗礼，遂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古代君主具有“怪力乱神”色彩的这部分历史活动记载的清算。
最典型的例子是顾颉刚先生发起和参与的“古史辨”运动，这场运动基本建立在“科学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古史辨”运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辨析“史实”与“传说”之间的真伪问题上，而没有意识到，按照科学标准本应属于“伪”的这部分史实也许比属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更加重要。因为属于“怪力乱神”的“非客观性史实”的构造有可能是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更为强大的支配力。
只注重复原历史记载中的“客观”事实，使得学界对中国历史特性之理解经常陷于固化与刻板的境地，即习惯于按照单一的科学尺度衡量检验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观察历史过程大多以“实”代“虚”，最突出的例子是，误以为中国古代的历史特性只用“治理”这个技术概念即可以涵盖和解释，而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中的“统治”与“治理”之间存在很大区别。“统治”是一种类似“主导性虚构”的建立过程，釆取的多是祭天祭祖等承天受命的仪式和一种与上天和先人沟通的虚拟符号技术，其中包含着大量无法通过客观标准检验的象征性因素，与一般性的人事制度安排迥然有别，如果只关心某些王朝在实际技术层面的治理过程，而忽略这些“虚拟”象征的实践意义，就很难理解中国皇权体制的复杂特性。
对中国历史王朝的“统治”特性不能按照“治理”逻辑简单加以认识。比如有学者把乾隆帝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仅仅理解为出于一种功利心的政治“利用”，这就秉持的是一种实用的“治理”思路，而没有意识到，乾隆帝把藏传佛教视为建立有别于汉人传统的新型“正统论”思想资源。这不只是一种权宜的技术处置，故纠缠于乾隆帝到底是否真正信仰藏传佛教这类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过度注重历史实证的“客观性”，只“务实”而不“务虚”的结果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越来越“中国哲学史化”，即把原本与各种历史状态紧密关联的一些思想抽离出特定的语境，只做纯概念化的分析。现在许多打着“国学”旗号的论著往往与中国历史的具体演变过程相脱节，热衷探讨其抽象的语义和逻辑，两者之间完全建立不起基本的对应关系。
其实，有些思想观念往往只在与具体历史语境发生交集时才能产生作用，否则哪怕读破万卷对其意义何在仍有很大疑问。例如我们面前的书架上可能摆了一整套《皇清经解》，如果我们发誓都要通读一遍，以示自己的渊博好学，这只能是一种个人嗜好，因为现实中已经失去了阅读经书的历史环境。只是单凭一种热情，而完全不考虑阅读所需达到的目的，不把它置于具体的问题脉络中去体悟，想办法与我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意识之间建立关联，这些史料就是死的，因为其中的许多内容就是在当时也可能仅仅是一堆无法显现其现实意义的历史遗留物而已。随着史料的大量发掘，特别是由于资料电子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各种网络资料库大量涌现，查阅使用似乎越来越方便，但目前所谓“实证”研究却越来越有陷入自我陶醉式自说自话的“内卷化”危险。
二是目前泛泛而言的所谓“国学”讨论似乎很容易陷入一种“怀旧式”的情绪表达，以期通过美化过去的历史达到为现实立论的目的。传统变成了一种迷恋对象，甚至被美化为某种宗教式“信仰”，这类“情怀党”式的表述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令人担忧。
将对中国古代传统保持温情和敬意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当然值得嘉许,但如果把这种情感过多地带入历史研究则未必是恰当的，即如近20年流行的“道统”与“政统”关系的论述，某些学者就假设士大夫阶层一直持有“道统”，只不过这种“道统”被清代帝王收编进了“治道合一”的体系，其精神却不因这种收编而彻底流失。这种研究明显带有强烈的“宋学”立场，而且把“道统”当成了纯净无比的思想产物，似乎所有的“政统”都是源自“道统”的教化。这本来就是儒家制造出来的一种带有自我幻觉的理想化论述，而现代某些历史学家却有意把这种自我幻觉当成历史事实加以反复申说描述，好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从来就是奉行“以道抗势”的原则，对待王权素持毫不妥协的一贯立场，从而对“政统”权威形成了强大的批评压力。不能否认的是，在个别的历史时期或者某一特定的历史短暂瞬间，个别士大夫也许的确拥有以道抗势的勇气和力量，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且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从来就没有形成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对等均势。如果误将儒家理想作为判断士大夫阶层与帝王关系的真实依据，而忽略了士大夫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帝王统治的胁从者这一关键因素，那么就会大大偏离历史真相。
在我看来，中国思想在一般意义上大多具有非常实用的特性，只有在与治道和政事有了明显交集之后才会发生群体协同效应，在这种作用的促成下也许才能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共通历史情绪。换句话说，所谓对传统的信仰只有经过具体政治实践的检验才是有效的，并非一种自我宣称式的表态所能达致。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实际运行状态，就必须充分探究士大夫阶层与帝王统治的合作共谋关系，而不是出于一种理想情怀把双方当作一种相互对抗的二元对立关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士大夫是在皇权体制下发挥其影响力的，对皇权操控下的“帝王之学”的观察以及士大夫在这种体制下的基本生存状态才是历史学应该关注的重点课题，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忽视民众所起的历史作用，或者刻意强调皇权的专制特征。事实证明，目前“国学”研究采取的抽象思维模式无法真正在现实政治与思想观念之间寻找到合适的衔接点。
尼采曾经把历史认识划分为“纪念”、“怀古”和“批判”三种方式，我们的历史研究即使从“纪念式史学”中挣扎出来，也很容易滑落到“怀古”的语境中不能自拔。尼采这样描述这类研究：“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真正的精神需要，一种相当大的天分，降格为一种对一切古老东西的单纯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又说“只要怀古的历史太过强大，侵入了其他方法的领域，仍然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四、过度依赖社会科学概念的后果
中国史学研究在民国初年以后几乎全面笼罩在西学方法论的制约之下，过度崇尚“科学主义”，依赖社会科学方法的后果是，一部分中国史研究想极力摆脱西方思维的控制，例如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口号，其目的是建立拥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然而让人颇感吊诡的是，在中国历史学界，这个口号所倡导的所谓“本土化”实际上恰恰受制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运思逻辑，不自觉地仍以西方历史标准衡量中国历史的成败得失。因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命题无疑都源自西方人对自身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之相比，中国学术界只拥有自己的传统“人文”学问体系，一旦高举起所谓“本土化”的大旗，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尴尬局面，因为一切“本土”学问只具备传统的价值，与“社会科学”的任何方法毫无关系，而传统“人文”解释与西方的思维大多格格不入。那种希求把中国思想与西方治学体系拼接转化的种种尝试，几乎少有成功，其结局大多重新沦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注脚。仅举一例，近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著名命题是“早期近代中国”概念，“早期近代中国”的提出源起于对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反驳和修正，其目的是力图从中国内部发掘出类似西方的“现代性”。
这个假说的预设前提是，中国早在西方入侵之前即已产生出类似的近代性因素，一些美国的中国学家试图寻找相关的“历史证据”，由此推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是由西方推动的，而是源自中国内部的变化。这种推测与当年中国史学界寻找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论证中国古代早已出现过“科学”方法的努力十分相似，只不过这种论述更加依赖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
20世纪90年代一度流行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就是寻找“中国近代性”的一个努力，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基本依赖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一些学者假设中国具有类似近代西方的地方自治组织，并在西人进入中国以前已经渐渐发挥作用，如19世纪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组织中就蕴藏着近代性的成分。
问题在于，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模糊互动的状态，恰恰不像西方那样很容易泾渭分明地划分界限，而空间界线分明且内部包含着若干区别于上层统治的民间独立因素恰恰是真正“自治”发生的前提，故使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往往根本无从解释中国政治与社会为什么具有上下贯通循环流转的历史结构，也无法解释何以在中国近代出现了诸如没有公民权的法律体系，或者存在没有市民权利的公共空间等许多奇怪的悖论现象。（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74页。）
其实，问题似乎应该倒过来探究，即在西方现代因素不断渗入中国的情境下，中国传统到底还有哪些因素仍然在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与西式的“现代性”并无紧密关联。
五、中国史学界“常识性阙失”的若干表现
过度依赖社会科学方法的启迪和训导，也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以反思和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为由，不加分辨地极力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刻意回避其在历史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反传统”的激进西化路径迈向另一个极端，即无原则地把传统价值抽象粉饰成一种全球思想，以复归中国优秀传统为名，淡化和削弱“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义。我以为，历史研究的使命是，需要揭示具体历史过程中蕴含的经验教训，同时对传统正负两方面的价值均应进行揭示与反省，而不是简单采取一味批判或一味弘扬这两个极端对立的立场。
举个例子，孔子在《论语》中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般人会极力赞颂这句话所表露出的宽容态度，其实这个命题中仍残留某种负面的人生观，那就是没有彰扬己所之欲亦应勿施于人的道理。如很多人常常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假设成他人也必定喜欢，这就为强加于人的所谓“教化”寻找到了一个借口，许多人在少年时，他们的人生就已被父母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所规范和选择。学校教育提倡的所谓“趣味”培养，往往不过是父母心目中预期的“爱好”在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影，与孩子的自我兴趣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再如老庄哲学中的逍遥精神如果被无限放大弘扬，就会成为拒绝现代文明，甚至变成为偷奸耍滑的人生态度辩护的荒唐理由。这是不是中国人缺乏西方原创性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深思。
第二点感想是，如果仅仅依赖社会科学规则观察某些历史现象往往有失去从基本人性层面感知历史能力的危险。比如有些学者打着遵循最新社会科学方法的旗号，运用一些不太精确的统计数据证明“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促进了农村教育的普及，或者把“文革”的知识青年下乡解释成转移城市化带来的过剩人口，更有人把“文革”的大鸣大放所谓“群众运动”评价为中国式“大民主”的表现形式，认为“文革”中民众参与政治决策达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
这种观察视角从以“国家建设”为目标所进行的社会动员这个角度评价这场运动，而忽略了“文革”这场浩劫对人身心灵所造成的长期伤害。这种一味强调“国家威权”体制作用的宏观判断是一种缺乏基本人性体验的历史研究，也是缺乏基本常识的历史研究。
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渗透所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过度凸显“民众史”的地位，使得“帝王之学”的研究趋于边缘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之核心就是“帝王”，自从任公提倡“新史学”以来，出于塑造“国民”意识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对帝王作用的认识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对民众历史的关注度大幅度上升。这个变化确实大大扩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但也造成了一定的困境，那就是“民众史”研究在逐渐脱离了“革命史”背景之后，其方法论的意义并不明确，许多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处于生活“常态”之中的民众生活，或者给出的研究理由并没有太大说服力。
在“革命史”框架里，“民众”是“革命”的动力，是社会动员的对象，也是革命运动的主体，同时还是激发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因此，“民众”只有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才能凸显其历史身份和现实价值。但是目前的“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解释框架往往致力于描绘“民众”的日常生活，然而“民众”在这种常态状况下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似乎并不明确。那么，研究“民众”生活的意义也就显得暧昧不清，难道仅仅是为了展示普通人世俗生活中所包含的趣味性吗？难道仅仅是为了讲几段诡异猎奇的故事吗？或者仅仅是为了表明中国民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受到现代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如果只是为了描述日常生活的趣味性，那么似乎帝王的生活应该更加丰富多彩，至少其重要性并不应该弱于民众生活，因为一个真正有权威的帝王往往会比一个普通人更能左右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如果只是为了表现民众接受现代化的程度，我们的历史观恰恰就面临受到西方“现代化论”全面支配的危险。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摆脱这个悖论所带来的现实困境呢？
尼采对史学研究庸俗化所造成的后果看得非常清楚，他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触动庸众的每件东西都被称为'伟大’，且它们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历史力量’。但这不是十足的故意混淆质和量吗？如果粗俗的暴民们找到了某种观念，比如说，某种宗教观念，他们经过数世纪去艰苦地维护它，他们对这一观念感到满意，这时，也只有这时，他们才会发现，这种观念的创造者原来是一个伟人。”尼采认为，“所有历史中价值最小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将伟大的群众运动看作是过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将那些伟大人物只看作是这些运动最明显的表现——溪流上可见的泡沫”。（〔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80页。）
尼采的看法明显是反“民众史观”的，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认同，但尼采有一个观点却很有见地，那就是他提醒我们，不能完全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量，过度夸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忽略伟人和英雄对历史发挥的显著作用。如果历史的任务只是复原和叙述民众日常生活的世俗历史，那么，历史与文学的描述就完全无法划清界限。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可以花几页篇幅不厌其烦地去描写一座海湾的落日余晖、小舟荡漾和古堡建筑的奇崛，这是小说描写的需要，可如果一部历史著作到处充斥着的都是这些日常琐碎的细节，那么人们肯定有理由怀疑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尽管这些描述非常美妙动人。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北大史学》第2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