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世界的认识变化非常值得注意。从公元前2世纪的《史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世界观念。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之后，这一观念才出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观念终于成为常识并进入教科书，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念。
19、20世纪之间，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不得不真的睁开眼睛，重新认识面前这个世界。20世纪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认识，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史意义上的世界认识，也就是世界是方的，还是圆的？是像传统中国人想象的“天圆地方，我在中央”，还是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说的“无处非中”？另一方面，则包含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是天下唯有中国最大，还是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是中国文明为世界最高，还是世界上多种文明并立？在中国之外，还有其他文明的民族和国家吗？20世纪中国新世界认识的形成，固然主要是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但并非没有来自传统的资源影响，特别应当强调的是，由于中国传统世界认识的影响，来自西方的新世界知识，会在这一背景的过滤和透镜的折射下，产生微妙的变形和修正。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古层”始终会影响历史的展开，执拗持续的“低音”始终会修饰甚至修正思想的主旋律。因此，在讨论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新世界认识时，我们不能不回过头重新看看传统中国的世界知识，尤其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形塑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
秦汉之前“九州”“四裔”与“五服”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到过多远。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1）“九州”以及周边，（2）中国与“四裔”，或者是（3）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
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献很重要第一篇是《尚书·禹贡》，根据它的记载，在中国之内有九州，在中国之外有岛夷、莱夷、淮夷、三苗等，周边以华夏为中心，他们都服从中国号令，都会给中国进贡土产。第二篇是《逸周书·王会篇》，它记载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传说当时四方来朝贺的属国包括了东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的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
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前，古文献中对于“中国”以及周边世界，缺乏具体而准确的记载。一直要到秦、汉（公元前3世纪之后）统一，大体奠定了“中国”，中国的历史著作才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史记》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
在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中，《史记》可能是第一部有意识地记载中国与周边的著作。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我者”即汉帝国之外，周边的“他者”当然有北方即最强大的匈奴，以及东方和南方，如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甚至身毒即印度），同时也特别通过《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方（即现在的中亚、西亚）诸国，这个世界已经大致包括了现在的亚洲大部。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已经很具有“世界意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三点：第一，传统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无法超越本国的立场，他们习惯于从本国立场向外眺望，主要依赖官方实际往来的资料，加上当时有限的视野、知识甚至传闻。所以，他们笔下的世界，仍然是以本国为圆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第二，尽管事实上，汉朝有彼此对等的敌国如匈奴，在政治上不能不与之对等交往，但在文化上总是有优越感，仍然视之为蛮夷，在历史记载中，也总是要凸显他们不够文明。第三，外面的世界主要只是“中国”的“四裔”，这些四裔都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证明华夏的文明，由于他们朝觐中央帝国，这会给帝国带来荣耀和自信。
“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这成为传统中国历史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史学世界认识变化三个契机
比起司马迁来，此后撰写纪传体正史的官方学者，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国本朝的历史中，对于外面世界的关注并没有太多增加，很多记载往往陈陈相因，辗转抄撮。不过，司马迁奠定的中国为主、四裔为辅的书写方式，已经成为典范和传统。《汉书》以下的历代史书，依然有着对于周边世界的记载，如《汉书》的《西域传》等、《三国志》的《东夷传》等，都有新的观察和资料。稍后刘宋时代成书的《后汉书》，则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和《乌桓鲜卑传》，大体上描述了那个时代人心目中的“世界”。
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历史叙述大致如此，虽然这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基本格局，两千年中都没有根本改变，但是，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与帝国疆域的移动，传统史学也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
第一，是中古时期世界视野的拓宽与佛教世界观的传入。
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最重要来源有二：一是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以及西部、北部异族进入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由于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对抗，由于大月氏的西迁与贵霜王朝的崛起，由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并立，由于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渐渐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这种交往视野的扩张，从汉代到唐代，即整个“中古时代”一直在延续。二是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世界知识的最重要的冲击来自佛教。由于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它给中国带来相当丰富的异域知识，也给中国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冲击。
这些变化前辈学者已经指出。1936年，贺昌群发表《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演进》，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对于玉门、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Samarkand）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达了条支，了解了大秦（罗马），而北面则直到丁零与坚昆（Kirghiz），到了贝加尔湖（Baikal），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岛发现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这一中国之外的世界由于佛教的进入而变得更加广大，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说，中国的世界视野拓展与佛教有关，他在题为《佛教东渐与佛教徒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功劳》的论文中，开列出近五十个经陆路和海路，以及由天竺、罽宾、月氏、安息、波斯、康居、于阗、高昌、师子国、扶南、交趾来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及法显、宋云、玄奘等若干由中国远赴西方的佛教信仰者。他指出，正是由于佛教东渐的缘故，中国不得不正面注视自己的周边，在佛教徒笔下，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他们撰写了不少类似《世界记》《外国传》之类的著作，其中如《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就记载，彦琮（557-610）曾根据达摩笈多的见闻和游历，编撰了《大隋西国传》十篇，更记载了这些国度的方物、时候、居处、国政、学教、礼仪、饮食、服章、宝货。
不过，在中古时期，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反而是佛教融入中国传统。因此，佛教的冲击，并没有改变“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学传统。
第二，是宋代（960-1279）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内”“外”之分的意识。
10世纪中叶建立的宋朝和唐朝比起来，变化太大了。它的疆域缩小了一大半，过去大唐帝国内部可以混融杂居的“胡汉”问题，逐渐变成了大宋帝国外部需要区分你我的“华夷”问题。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以及日本），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
正是在这个时代，“内”和“外”逐渐分化，历史学家开始明确地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区分开来：前者是明确的“外国”，是与中国相对的“他者”；而后者是“蛮夷”，是在中国之内的野蛮族群，虽然介于“我”与“他”之间，但毕竟是可以“以夏变夷”的内部。这一区分“外国”与“蛮夷”的思想，逐渐在士大夫那里形成共识，一直到元代撰修《宋史》，历史学家们在传统正史中第一次分别了《外国》与《蛮夷》。
在历史学领域，宋代出现了三个新现象：（1）人们改变了“四裔”微不足道的传统观念，倾向于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这使得宋代逐渐形成一种常识，也就是像宇宙有阴有阳一样，天下也同样有“中”有“外”。（2）人们改变了过去地理上以“九州”为最大空间，和天文上以“二十八宿”全部对应中国的方式，从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天地”意义上，承认中国之外的世界存在，也就是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很大的外国。（3）改变了对四裔漠视的态度，宋人对域外的知识逐渐增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亲身经历，留下大量有关外国的纪行文献；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一些有关域外的文献。
一般说来，宋代有关“外国”观念的形成，原本有可能推动主流历史论著中平等地理解和细致地记载中国以外的世界。可是，传统非常顽强，历史非常诡异，宋代这种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中生根，反而在此后由汉族重建的大明帝国逐渐消失，传统中国历史学家们仍然固守“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记叙方式。
第三，是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大帝国的蒙元时期，回回人带来了有关世界历史的新看法。
尽管宋代逐渐对“周边四裔”区分出了“内”与“外”，但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记述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中国历史学家看来，中国之外仍然是环绕中央王朝的蛮夷，尽管蒙元时代的官方非常聪明地把契丹、女真和汉族的三个政权给予平等地位，分别书写各自历史。但是，在宋元时期相当多汉族历史学家的观念世界中，汉唐时代奠定的那个疆域和族群，仍然是历史叙述的中心。短暂的蒙元时代结束之后，“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叙述方式还是没有变化。
不过，在蒙古人横扫欧亚的蒙元时代，确实出现过具有“全球意识”，并且试图全面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可能。而这种“全球知识”却可能是由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和从波斯等地外来的“回回”人带来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也就是蒙元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后不久，就把各个文职部门合并成秘书监，准备修撰帝国一统志和世界地图，所以，要“大集万方图志，以表皇元疆理，至大无外”，这个至大无外的“一统”，既包含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万方”。一个主持其事的回回学者叫作扎马鲁丁，曾经上书要求把“边远国土”的史料和地图都集中到大都，并且集中了“蛮子”“汉儿”秀才来编撰。扎马鲁丁在第二年（1286）主持编纂“会同志”（《至元大一统志》）时，曾经向皇帝报告我们的帝国很大，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仅要编帝国的历史书，而且要绘制一个有关蒙元帝国的总地图。现在，尽管这个总地图早已不存，但是，包含了整个非洲、阿拉伯、欧洲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亚洲的地图，我们还可以从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看到它的影响；只是他主持编撰，用来显示“六合同风”的“统同志”即《大元大一统志》，虽然于1294年最终编成755卷，此后1303年又增加至1300卷，但是，这部大书在明代却逐渐散逸，现在仅存数十卷，只有一篇《大一统志序》，还保留在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
遗憾的是，作为“新世界史开端”的蒙元时代，在中国仅仅持续不足一个世纪，这种笼罩欧亚、试图叙述“日头从东边出从西头落”的大世界的史学理想，也很快消退。从现在留存的历史资料看，就连蒙元大都的回回学者在编撰“一统志”过程中，似乎也只关注了新纳入元朝版图的云南、甘肃和辽阳等地，仍然局限在“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蒙古帝国征服的更广大的世界，包括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已经有所涉及的中亚、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以及欧洲，好像仍然没有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出现。
晚清变局把“世界”带入“中国”，把“中国”带进“世界”
尽管明代中后期西洋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知识，也带来新的世界地图，使得中国传统世界观念几乎出现“天崩地裂”，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天崩地裂的观念变化，却由于种种原因意外中止，并没有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中。而真正可以算得上具有“全球/世界”认识的历史学著作，则出现在清代的道光、咸丰、同治（1821-1874）之后。
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西潮东渐，中国在“坚船利炮”面前被迫打开国门，不得不了解世界的政治、历史、地理。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利后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八年（1858）被迫与英法联军订立《天津条约》，同一年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由于《瑷珲条约》割让给沙俄，两年之后（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又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图们江以东地区。这个时候，新疆等地也在俄国、英国等殖民帝国的虎视眈眈之下。因此，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得原来只关注汉族中国核心地区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大范围的周边世界。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传统，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因此，各种史书尤其是正史中的“四夷传”“蛮夷传”或者“外国传”都是附在史书之末，篇幅也不是很多。可是，在这个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19世纪中叶，随着大清帝国在西洋的坚船利炮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从林则徐根据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改编的《四洲志》（1839）以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9）、魏源的《海国图志》（1852）等涉及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尽管在此以前，中国也曾有过关于外部世界的零星记载（类似《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但应该说，到了这个被迫进入世界的危机时代，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不再是“以中土人谭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不再仅仅依赖中国自己的文献、情报和传闻，而是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
其次，随着帝国边疆出现的种种危机，道光、咸丰两朝之后，一些学者改变了过去的书斋习惯，正如顾颉刚所说“往日以千里为远行，知识范围不越中原；此时既于国际间发生本国边境之交涉，遂引起此方面之注意，欲知其经历则求诸史，欲知其现状则求诸地”。比如出现了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等，西北史地之学便日益兴盛；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群与历史渊源的时候，也开始重新重视蒙元历史，重修元史成为热点，比如魏源《元史新编》、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等。这也正如顾颉刚所说，“以元代境域横跨欧洲，可藉是史以研究西北地理及欧亚交通之史迹”。而西北史地之学和重修蒙元史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国，也不得不与域外资料发生接触，历史学的视野便逐渐扩大。
再次，是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和编写了不少有关世界或欧洲的历史书，从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1803-1853）的《万国史传》《古今万国鉴》，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外国史略》，都传达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念。1833年至1838年，广州和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考》中所载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6）《东西史记和合》，他在序文中就说，读书人要“视万国当一家”，又说“诸国之体如身之存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此后，这一类历史书开始在中国开明的知识人中普遍流行，1900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就说，“善学史者又不可限于其本国也，能知本国盛衰兴废之端倪，尤必当知他国理乱存亡之阶级”。所以，这一类有关世界的历史著作在晚清中国成为热门图书，其中，像广学会出版的，原本并不出色的历史书《泰西新史揽要》，就曾风靡一时，1895年初版卖了两万本，1998年第三版在两周内卖了四千本，它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也影响到李鸿章、张之洞等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家。
成为教材中国史学世界认识之最终变化
“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晚清民初恰恰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中国时空观念，也就是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从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的《新史学》，到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学界，一方面在翻译过来的日本中国史或世界史著作的影响下，开始对世界与中国有了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在“中国无史”的悲情刺激下，逐渐开始在世界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写作自己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在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开始讨论“中国史之范围”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又提出所谓“中国之中国”（上世史）、“亚洲之中国”（中世史）和“世界之中国”（近世史）的中国历史三段论。这说明，刚刚进入20世纪，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不具备世界意识了。
特别是，这种变化的历史观念，被官方用于学校教育，这就说明这种有关历史的世界观念，已经被普遍地接受。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规程中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而在1894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影响深远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生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并具体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不仅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得不开始被迫关注全球/世界。
应当说，当有关世界的历史知识成了“常识”和“教材”的时候，中国史学才开始初步形成有关历史的“世界认识”。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