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天翻地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重大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大变局中的伟大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走向一个新时代。中国史学基于时代呼唤和文化选择，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
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培植了瞩目世界的中国史学。
中国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它又随着时代的赓续而发展，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如史学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甲骨文时代，至西汉鼎盛时期，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任务，即是时代变化使然。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梁启超倡导“进化史观”以救亡图存，发起“史界革命”，将史学发展与民族前途相关联。从其《新史学》中，不难感受到时代的脉动。
进入20世纪后，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神州大地上新的革命风暴正在涌起。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始革命性的变革。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如神权史观、天命史观、英雄史观、循环史观以及进化史观等，都属于唯心史观范畴。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性变革，并不是从整体上打烂传统史学，而是对其历史观进行根本改造，即旗帜鲜明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才能得到科学说明。也只有从这一认识出发，传统史学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形态
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是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成为传统史学的现代存在形态。这既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也清晰地说明其渊深的中国传统史学的根脉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而史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它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史学日趋脱离经学的桎梏，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其内容十分丰富，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民族、宗教、军事、法律、教育、科技、艺术，以及中外关系等内容都包括其中，有高度的社会价值。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无论是以史为镜，“述一代兴亡之由，明一代成败之迹”，还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都表现出史家对国家和民族倾注的深情。此外，秉笔直书、推崇良史、以“史德”为史家治史的主导等治史原则，以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丰富的撰史形式等，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宝贵遗产。
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史学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和发展的沃土。这是因为传统史学的“传统”不是静态的、停滞的或已经逝去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流变的。其历史阐释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实、直抵未来，永远不会消失。既然是“传统”史学，就一定会在社会组织和人的普遍心理中有直接或潜在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鲜活的民族历史记忆。否则，所谓传统史学的“传统”也就无从谈起。基于此，传统史学把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中锻造升华，成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机内容。历史认识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既是中国传统史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史学历史地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史学阶段，开始书写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与中国革命风雨同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孕育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洪流中。自其萌生起，即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伟业同呼吸共命运。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联系中国实际，热情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0年底，李大钊分析了赫尔德、赫胥黎、黑格尔等人的唯心史观后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与之区别就在于“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他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创造人民的新世界。
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步发展，其最初的重要成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工农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瞿秋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方式》，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周恩来《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李大钊《史学要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李达《现代社会学》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论战引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反围剿”。继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唯物史观的影响日渐扩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是为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五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五朵金花”）的深入讨论，对促进新中国史学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时代史学的新使命新征程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史学是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一部分。它在新时代的历史性使命，首先是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史学，要从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去认识自己的使命和担当。与其说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科，不如说它是一门关于“现实”的学科，或说它是一门“过去”“现实”“未来”三者辩证统一的学科。统筹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需要历史的智慧和历史的支持，作为唯物史观新增长点的“大历史观”呼之欲出。
近年，“大历史”在西方史坛盛行一时，西方史家的大历史（big history），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我们的大历史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领下，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有机结合中，去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有鉴于此，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历史观的中国史学的首要任务，一是历史学的学科整合，即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二是重视历史认识的辩证法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辩证法既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脱离历史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唯物史观。
让我们牢记新时代中国历史科学的新使命、新担当，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中，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