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中国，如何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礼俗相适应、相结合是一种挑战。早期文献《牟子理惑论》说：“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弘明集》）对此，佛教徒不得不作自我辩护，自《牟子理惑论》始，《弘明集》中充斥着护教文字。如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弘明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由汉地佛教徒创作的“疑伪经”，宣扬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如《提谓波利经》讲五戒与五常、五行相通，《梵网经》提出“孝名为戒”，都是典型事例。概略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徒以儒释二家相比附，不外乎是为了给佛教谋求在汉地生存的空间，辩护的成分更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自然的融合，主要体现为佛教心识观与儒家心性说的结合、佛教佛性观与儒家性善论的结合、佛教二利观与儒家修齐治平说的结合。
心识观与心性说的结合
儒家强调心的作用，体现于对道德自觉的重视。古文《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以之为尧舜以来所传的圣人心法。自子思、孟子以来，倡言慎独。《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性”秉承自天，人人具有，将之发扬光大就是“道”，依照“道”历练就是“教”。人的内心世界深微而不可测，只有自己才能察觉，故而君子不能因为别人不知晓就放纵自己。《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佛教同样重视心意识的作用，在佛陀和部派佛教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以“识”为业报轮回的主体，为“十二因缘”核心的思想。到大乘佛教阶段，又明确提出了“心生万法”“三界唯心”的主张。大乘瑜伽行派继承发展了部派的心识说、种子说，提出“唯识无境”说。自禅宗起，佛教徒自觉地将儒释两家的心性与心识说相结合，提出“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以心传心”“明心见性”等著名的主张。如《坛经》云：“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这些主张又对宋明儒产生了影响，尽管它们是以被批判的方式得到的继承和发展。
佛性观与性善论的结合
尽管佛性说以《涅槃经》等大乘经典为理据，但道生之所以能“孤明先发”，在大本《涅槃经》传入前就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主张，固然有其对大乘佛教慈悲平等精神的领会，但也不能说没有受到儒家性善论的影响。《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明确指出了“性”的普遍性和内在性。上文提到《中庸》主张人人生而具有秉自天命之性，《孟子》则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性，人人生而具有，并不神秘，“亦为之而已矣”，只要去践行就可以实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按照尧舜的方式言行，就是尧舜；按照桀纣的方式言行，就是桀纣。这些都为众生皆内具佛性的思想奠定了文化土壤。故而在汉传佛教的传统中，一乘佛性说始终是主流，源自印度的“五性各别说”则难以获得接纳。
二利观与修齐治平说的结合
汉传佛教尤为强调出世与入世不二、自利与利他不二的思想，这也受到了儒家重视人伦日用、倡导修齐治平的影响。道生《注维摩诘经疏》说：“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远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为悟矣。苟在其事，而变其实为悟始者，岂非佛之萌芽，起于生死事哉？”这是将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与大乘佛教“生死即涅槃”的思想予以了结合。又儒家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强调利乐有情、觉悟人生。又儒家提倡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说“六度等行，以为自利；四摄等行，以为利他。……自他诸行，皆同一体，互相助成”，强调自利与利他相辅相成。上述思想经太虚法师予以提炼总结，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即“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佛教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近代以来，佛教徒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更表现出高度认同，对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了高度自觉。
一方面，他们宣扬儒佛同为东方文化之根本，以此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如唐大圆说：“东亚文化之根本二：一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之酝酿，而有生民未有之孔子出，以集其大成；一经婆罗门教胜论、数论等，奇伟超轶之思想，互相陶炼，彼此取舍，而有出类拔粹之释迦起，以成其正觉。两派并兴，辉映同时，一华一印，岂其偶然。”（《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化突出的亲亲尊尊、重视家庭和亲情的精神视为儒释二家共同的传统。如太虚说：“笃于内行，发为伦常之德。世界人类，近而家庭，远而社会、国家，应当为如此即如此，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尽其道。立身处世，先须保存德行，扩充理性，各安其分，各适其宜，人到恰好地位，使人类有人类之道德，异于禽兽，方有人生之真价值。故曰：孔子之道，为人生在世最正当之办法。”（《佛法与孔子之道》）
如果说太虚法师被公认为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的话，那么印光法师则在更普遍意义上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他在其著名的“净土廿四字箴言”中同样推崇“敦伦尽分”，其言曰“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念佛，求生西方”。
其中“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完全概括提炼自儒家，特别是《中庸》的思想。《尔雅·释诂》云：“敦，勉也。”《疏》云：“敦者，厚相勉也。”“伦”自然指五伦，“分”指本分。《中庸》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周易·乾·文言》曰：“闲存其诚。”孔颖达疏云：“闲邪存其诚者，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儒家重视“诚”，《尚书·太甲》云：“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对此，宋代的净源法师就有言，“夫儒典之述诚明，犹释教之谈寂照焉。彼以圣人自诚而明，类妙觉即寂而照矣；贤者自明而诚，比等觉即照而寂欤。斯皆为教不同，而同归乎善者也”。印光与净源可谓一脉相承。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语出《增一阿含经》，更因白居易和鸟窠禅师的对话而广为人知。按照印顺法师的考证，“此偈颂于诸戒本有说，是作为一切佛的教诫，所以称为‘七佛所说通戒偈’。依佛法的意趣来说，这些偈颂——一偈、三偈，或者多偈，是被传说为七佛所说的（佛佛道同）波罗提木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可见就狭义而言，这八个字可以理解为对佛教戒律精神的概括；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如上所言是儒家对个人操守和社会规范的总结。由此可见，印光自觉地将儒释二家的思想予以会通，以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结合儒释二家历史上展现出的这种高度融合的实例，我们或许能对五大特性的论断有更深的认识和领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并未因佛教的传入而发生断裂，正相反，她不但保持了连续性，还展现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极大的创新性，在合理地吸收以佛教为载体的外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同时，以其统一性使后者不断发生演变，最终成为了其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佛教作为和平使者，远传日、韩和东南亚如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交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人间佛教的海外传播研究”（23VRC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