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于六月十九日走了，距今不足月余，就要写她，不免遽急。现如今，时间的流速加紧，记忆和忘却的周期变得短促，所以，趁余音未消之际，写下一些文字，或可延宕印象，让我们和她再相处一阵子。
就在今年春节，导演许鞍华专程来上海看她，回程登机的车路上，许导问道：你和小莲应同属“红色贵族”吧！我迟疑了，如何向一个香港人解释内地特有的社会划分？略作考虑，回答说：作为国家新政，“红色”大致无误，但以贵族论，我父母的级别不够高，小莲家倒是够了，但极早受到贬斥，所以，她大概也不能同意。
《他们的岁月》里，有一个细节，写到父亲彭柏山小说出版受阻，缘出沪上某新四军出身的作家筑坝，她母亲分析人事，大意为，新四军作家里，茹志鹃很正派，必不是她！看到此处，不由松一口气。这心情很复杂，不是说怀疑母亲做落井下石的事，然而，历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什么恒定的价值，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虚妄的生涯，谁保得住一向正确呢？从艰困世事走来，得这评价称得上知己了。日后我和小莲不论怄气还是吵闹，终没有崩掉，是因为此，又不完全是，人与人相处，彼此不背叛的基本原则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内容。
上辈的渊源，我知之不多，曾经见两个母亲私语，说些什么就不清楚了。八十年代初，彭小莲和同学陈凯歌来家里找母亲，想必带了她母亲的话。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彭小莲，之前听说传闻，在她家那片街区，似乎相当知名。恰巧，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的同事，与她住同一幢公寓楼，描述她和造反派叫板，“文革”后恢复高考，又以朗诵排名第一，高分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离开插队多年的江西农村。那一次来，便是就学期间，他们想改编我母亲新写的小说《草原上的小路》，还是别的什么，已经模糊了。彭小莲的形象则很清晰，她光彩照人，言语活泼，表情生动，相形之下，陈凯歌则是讷言和腼腆的。我没有加入谈话，时而进，时而出，或者远远坐在一边。他们偶尔看我一眼，也没有搭话的表示。年轻人都是骄傲的，尤其是我们，在那年代里，称得上天之骄子。父母，即便如彭柏山，压顶之绝境，竟也平反昭雪，子女们重见天日，脱离苦海。倒不定是衣食的苦楚，但世态炎凉，绝非普通家庭能够体会。
初次面晤这么过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吓人。几年以后，我从父母家搬出，住一条杂弄里，缩在公厕后的小单元房。一日下午，门敲响了，那时候，大多人没有电话，常是不告而至。打开门，面前站着彭小莲，我都不怎么认得她，更没有过照面说话。只见她满脸焦灼，眼睛里发出热病般的亮光。我们脸对脸站了片刻，她就从我身边挤进房间，说道：我一整晚没睡觉！我让她坐，她坚持要站，牛仔裤一高一低挽起在小腿上，仿佛经历了长途跋涉。我说什么事情嘛，有话好好说。她坐下了，迅疾又弹起，就在这不停的坐下弹起之间，总算搞明白了发生的事情。概括说来，她拍摄完成的电影《女人的故事》，没有通过审查。因为什么理由，是她没有重点说，还是我忽略了，也许，审查卡住从来是电影生产的常态，不值得细究。总之，没有通过的情节很快淹没在她言语的滔滔洪流中。彭小莲的叙事往往偏离主线，进入旁支，拉也拉不回来，而你很快放弃主动的企图，顺流而下，那里又是一番风景，天地重开。她沉浸在拍摄过程的追溯，如何选角，演员的出身来历，气质形貌；如何采景，地理位置，历史沿袭，文化隐喻；镜头的运转，机器的摆位和角度；后期的剪辑——剪辑也是了不得的，一格一格胶片看过去，看过来，分解，拼接，排列，组合——结果是，不通过，她又跳起来！远兜近绕，回到现实主义主题，意识形态批判，文艺体制革命，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讲述让她平静下来，逐渐坐定，暂时搁置这具体的遭际，面向更加浩瀚的——电影世界，她架起腿，开始上课。列举经典，介绍现代，向先进学习，与同代人携手，可是，困难啊！启动又一轮怒骂，但不在《女人的故事》，而是《盗马贼》，同学田壮壮执导，堪称传世之作，结果，不通过！倘有一日，内部放映，你必须看！时间倏忽过去，天已向晚。如她所说，一夜无眠，持续至此，又一个白昼没消停，却看不出倦意来，能量真是惊人。
隔日，她又出现了，这回是通过传呼电话，通知上影厂试映间放映《盗马贼》，要我去看。愤怨交集中的顺嘴一说，竟然记得。我一门心思写小说，她那些人和事与我很陌生，实话实说，还有些怕她。做电影的人有点“疯”，劲头上来，挡也挡不住，于是，好言拒绝。这一段就又结束了。
八十和九十年代，我们分外忙碌，各有各的奔头。天地人和，万物生长，历史做好各种准备，就看我们的造化。也经历坎坷，可年轻人都是鲁勇的，又被时代宠惯，忘乎所以，看不见隐患生成，正积累成因，从量变走向质变。仔细算起，我们再一轮往来，已经到两千年以后。她邀我看新片试映——《假装没感觉》。写过《他们的岁月》的人，难免背负“宏大叙事”的使命感，从故事主述人角度出发，也可归入彭小莲青春往事体系，“成长”是又一份现代性使命。可是，令人意外，故事表现的是市井人生家常伦理。不像小莲的气质——作家阿城称之“共和国气质”，倒是朝着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靠拢，比如《万家灯火》，比如《乌鸦与麻雀》，这样说也许有攀附的嫌疑，但小莲后来不是拍了《上海伦巴》，还有最后的《请你记住我》！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向前辈致敬，更可能是寻找中国电影发起的源流，那里有着一些本质性，但是被特有的社会历史绕过了的价值。演员孙海英和吕丽萍在之后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开一路气象，推算时间，是否可认作从这里起步？看完电影，她听我评价，移近机器，拍摄录像，立此存照，抑或作宣传的用途。虽然事先并没有预告节目，但我也没有抗拒。事情大约就从这里开头，演变成始料未及。
这时候，她筹拍《美丽上海》，让我看剧本，提些建议。在马可波罗面包房的咖啡座，主创团队到齐，可见出诚意和决心。过后，我即去台北文化局的驻市作家计划，临行前，小莲来电话，说《美丽上海》的制作方调派一辆车和司机，供我台湾期间使用。我很好奇，问：为什么制作方要给我这份福利？她说：因为你是我们的艺术顾问。我说：谁告诉过我做你们顾问？她说：我现在正告诉你。我说：谁又告诉你的？她勃然怒起：我好容易替你争取到身份，还有一份报酬！这实在太荒唐了，我再也按捺不住：谁让你去争取的，谁要你们的钱！电话两头都气得要死，我发狠道：你要是敢在卡司上落我的名字，就别来找我！结果是，她放过了我。我呢，继续和她讨论电影。我们曾经为电影起名，叫“上海相思”，我至今以为这名字不错，可投资方非要叫“美丽上海”也没办法。不知不觉中，电影行业改了规矩，谁出钱谁说了算，电影就是烧钱的艺术。我们再度邂逅谈论艺术，一不小心就扯到内幕消息、八卦新闻以及人事关系，景象其实已经凋敝。她在投资方那里吃饱气，撒到我头上：你看你，要是答应做顾问，就可以帮我说话！我明白她拉我入伙的用心，生出点歉意，可是，谁知道她们行当的青红皂白呢！我们写小说是个体劳动，由自己做主，完成以后交付出版社，也就是到生产终端，才与社会发生关系。即便退回，放在废纸堆里，损失不过是自己的劳动时间，在转化利润之前，一分钱不值。而他们，真金白银下去，收不回来，谁来买单？真有些胆战心惊。
彭小莲常说：还是你们写小说好。于是，她也写小说，在没有剧本没有投资的空隙里，这种空隙越来越多，让人惘然。对于做电影的人，小说太安静，因此也就沉闷了，它缺乏直观世界的辉煌灿烂，尤其在这样退让的处境里，怀着不得已的心情。在特质上，她和小说还有点隔阂，多少缺乏常情，也是遭际所致。没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分崩离析中自生自灭。彭小莲有一股蛮横的生命力，丛林生存原则，要不怎么能活下来？而小说却是世俗的性格，普遍性的人生，象形出发，到形而上。所以，我觉得凡虚构的写作，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归不大像，显得手足无措。但是，一旦进入纪实，便开闸放水，一泻千里。《他们的岁月》写得真好，和刘辉合作的《荒漠的旅程》也是好。现实中已然发生的人和事，潜在地规定了轨迹，就像河床收纳水流。出于同理，她的纪录片也好过故事片。我还喜欢她关于电影的文章，从实践出来的认识不同于单纯纸上谈兵，可窥见制作中的关节，由她写来，透露出迷人的乐趣，就知道她喜爱电影喜爱什么。那么，拍不了电影，嘴头上过过瘾也好。
《他们的岁月》中，有一处令人感触，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们家住进一个警察，担任监视的任务，朝夕相处，混熟了，老保姆还为小警察介绍婚姻。这是一个小说的题材，我说，她果然写成小说，但却不如原型的生动，她自己也觉得不能倾尽其意，于是，又写成电影剧本《童年往事》，最后的未完成，永远定格在文字里。
这一回，我答应了她，所谓艺术顾问，就是上一条船。我们心里都明白，计划实现的可能几等于零，题材是个问题，资金是永远的问题，受众是“人民名义”的问题。郑大圣的新作品《村戏》，在上影厂的一个纪念日活动放映，开场几分钟，身后几个女性观众便发怒声：什么东西，这么难看，《我的前半生》多么好看！她们可以不喜欢，可以声讨，可以离开，事实上，也果然离开了，奇怪的是，何苦那么生气？就好像受了侮辱。大众的精神生活有效地被娱乐驯化，很难介入一点点异质的成分。
就是这么一个无望实现的东西，我们却谈得最多。是不是有一种心情，即将化为乌有，就让它在词语里活一会儿。有时几个人一起，有时候我和她单挑。常去的华山路上的夏朵花园，下午茶的时间，中午饭未结束，再过些时，晚餐又开始上客。被安排在角落里背光的一张小桌，开一盏台灯，拼吃一盘松饼。台灯插座的接触有毛病，稍一震动就灭了，然后再亮起。小莲说话又激动，拍桌子跺脚的，那台灯一亮一灭，仿佛灵感的闪烁，很是好笑。这些琐细的场景还在眼面前，转瞬已成往事。
去年上半年，我们同在香港驻校。她在科技大学，我在中文大学。地图上的距离并不远，但是一个海角，一个山头，走动起来颇费时间和脚力。因签注事，她又频频回内地，原以为可以时常见面，最末只吃了一顿饭。餐桌上，刚开话题，我告诉她，飞机上看一个电影《老兽》，不错，还没来得及说哪里不错，她就迎头拦断：“老男人的春梦。”接着劈头盖脑一顿斥骂，再也插不进嘴。我吃她排揎不是一次，心里总有些气，也总说服自己，她小时候受太多苦，让让她算了！单凭“让”并不足以容忍，还是有更重要的地方在吸引我，最终没有与她拗断。
事情在这里加紧节奏，简直猝不及防。在香港的时候，替许鞍华导演做剧本，她们互相慕名，却没有见过面，居中作伐，说好要聚，却没有聚成。直到我们各自结束课业，返回上海，剧本也到细作的阶段，许导时不时飞来督工。第一次约，刚坐齐，小莲接到电话，起身去接，久不回来，终于回来，即宣布有急促的情况，必须赶赴。此时，菜也上了，就站在桌边搛几筷她点的“农家小炒”，匆匆离开。后来知道，电话是她的主治医生打来，报告检查结论，紧急出台治疗方案，刻不容缓。第二次约，她来了，哑着嗓子，一餐饭从头到尾都在咳。也是后来知道，这是她靶向治疗的头一天。第三次，是和张济顺碰头。张济顺的公婆，李明和天然，是父辈的新四军战友，建国初始便在上影厂演员剧团工作，等小莲电影学院毕业进厂，就做了新老同事。张济顺与我曾经同届全国政协委员，将旧时的发小重续上联系。这一回小莲又不来，说人在南京。还是后来倒推，正值化疗的高峰。最后，美国的朋友传来她的病状，如此转折迂回，叫人气急交加。《收获》的肖元敏，我们共同的责任编辑，相约去探望。问她为什么将事情瞒得铁紧，她说不愿意打扰朋友。我说，你知道吗？从别人口中得到实情，我是介意的！两人都掉了眼泪。自后，我们再没有停滞往来、阻隔消息，是我与她之间，接触最频密的日子。
这一段过得十分惶遽。处在逆境，彭小莲一如向来的鲁莽与勇进，和通常意义与疾病斗争有所不同，我觉得，身体对她仿佛是一个客体，供她驱策，使用，甚至奴役。有一次，我，她，还有北京的高力力，《大阅兵》的编剧，这两个人都是在事业上升时候去美国深造，学成回来，换了人间，先进已成后进，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我们三人在兴国宾馆院子里乱走，天黑下来了，几处灯光，几处楼阁，春风拂面。和彭小莲也有过和煦的时刻，可是，惊悚一幕又发生了。她向我们讲述手臂的疾患，医生为检验臂丛神经有无损害，竟然建议电击。不知这方法出自何典，有无先例，她呢，欣然接受。这一对医患算是一路货，一个敢做，一个敢当。
她的暴烈不足为奇，令我惊诧的是，在这疾风骤雨的形势之下，彭小莲保持着格外的清醒和冷静。她桩桩件件地处理身后的琐细，枝末到将她的香港交通卡“八达通”交到我手里，去港时好用。卡套里还有一张科技大学的游泳卡，照片上的人，活生生的，真是恍惚啊！所有的善后中，她顶重视的是公证，她托我做这件事，而我心里不情愿。我等待奇迹发生，奇迹也已经发生了。春节刚过，全脑放疗，她挺过来了；静脉化疗，也过来了；三月下旬，许导去看她，回来给我短信：“小莲很痛苦，但气势还在。”说得太准确了！可她执意要做，谁拗得过她？其时，因声带压迫，发音微弱，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那一日，她单独在公证室录音录像，久久不出来，我们在外面等得心焦，帮不上忙。某些事必须本人亲力亲为，比如签字，她手臂沉重，握笔困难，还要写繁体字。我说：好了好了，将就点吧！她说：习惯了，怎么办？因晚上有课，只得提前离开，肖元敏和她大姐继续等待。晚上，她来一条短信，告诉事情完成，说，幸亏你走了，否则，我就要大哭！可不是吗？两个女人在公证大厅相拥而泣，多少的狗血！这份公证，是为了遗赠帮助过她的人。我说她没常情，自觉有责任教她。有时带去些点心，叮嘱说要是不吃，就送给制片崔建华，她一日三餐在人家里吃，太叨扰了。这回，她很听话，“哦”的应一声。其实呢，她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人事懵懂，心里有数的，不是出于世故，而是感情。还有很多潜质等待我去了解，可是时间不够了。做完这些，自己和自己的较劲也到了尽头。彭小莲终年差一周六十六，无论怎样，长过她父亲彭柏山的五十八岁。
2019年7月13日 上海
